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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подсудимого Бухарина
N.I. Bukharin’s Last Plea
（1938年3月12日）
说明：本文收入1938年莫斯科出版的《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Судебный Отчет По Делу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о-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Москва: Юриздат НКЮ СССР, 1938〕的俄文版与这个译本所用的官方英译本有差异，官方英译本中的许多段落在俄文版中是被删去的。录入时，部分人名、文字做了修订。
来源：《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4—140页。
译者：杨彦君 译，译自《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莫斯科：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1938年英文版，第767—779页〔Report of Court Proceedings in the Case of th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s and Trotskyites, Moscow: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Justice of the U.S.S.R., 1938, pp. 767-779〕。
审判长公民和法官公民们，我完全同意检察长公民所说的关于这次审判的重要意义；这次审判揭露了我们的卑鄙罪行、“右派和托派联盟”所犯的罪行；我是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我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
这次审判是一系列审判中的最后一次，它揭露了一切罪行和叛国活动，它揭示了我们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斗争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和根源。
我被监禁己经一年多了，因此，我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根据我偶然了解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实际生活的片断，我看到、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被我们如此罪恶地背叛了的利益，正在进入一个宏伟发展的新阶段，现在正在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阶段的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被告们，坐在栏杆的另一边，这道栏杆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隔开来。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反革命的被告的行列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在审判刚刚开始的时候，审判长公民就曾问我是否服罪，我回答说我认罪。
审判长公民曾问我是否确认我的供词，我回答说，我完完全全确认。
在初步的调查已经结束时，我被召到国家检察长那里去进行讯问，他掌握了全部调查材料，他把材料概括如下（第5卷第114页，1937年12月1日）：
问题：你是不是右派反革命组织总部的一个成员？我回答说：是，我承认。
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承认，你作为其成员的反苏组织的总部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该总部的目的是要用暴力推翻党和政府的领导？我回答说：是，我承认。
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承认，该总部进行过恐怖活动，组织过富农暴动并且准备过白卫富农的暴动以便反对政治局的成员、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我回答说：这是真的。
第四个问题：你是否承认，你犯了进行叛国活动的罪，即曾准备搞一个以政变为目的的阴谋？我回答说：是，这也是真的。
在法庭上我承认了、而且现在仍然承认我所犯的罪，以及国家检察长公民在法庭调查结束之后根据他所掌握的调查材料控告我们所犯的罪。我在法庭上还声明过，现在我强调说一下而且重复说一下：我承认，我对于“右派和托派联盟”所犯的全部罪行在政治上负有责任。
我已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而且我赞同检察长公民的意见，他曾重复了几次说，我站在我的死亡时刻的门槛上。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利对（1）在印好的起诉书中，（2）在法庭的调查中，以及（3）在苏联检察长公民所作的起诉演说中提出的某些控告加以驳斥。
我认为必须说一下，在国家检察长公民对我进行讯问时，他曾十分郑重地声明说：作为被告之一的我，不应当承认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的东西，不应当发明没有发生过的事实；而且他曾要求把他的这一谈话载入记录。
我再次重复说，我承认我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弥天大罪，犯了组织富农暴动、准备搞恐怖行动以及参加一个地下的反苏组织的罪。我还承认，我犯了组织一个阴谋进行“宫廷政变”的罪。顺便说一下，这就证明国家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演说中所说的许多话——他硬说我摆出一副纯粹的理论家的姿态、哲学家的姿态等等——是不正确的。这都是一些确确实实的事情。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而不是一个齿轮的轮牙。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而且我的确不知道，不过这并不能减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右派和托派联盟”中失败主义 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
（1）我个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中重复对方的话；
（3）如果说李可夫第一次从我那里听到这话，那么，我再说一下，那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时重复对方的话。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关于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过这件事。有一次我曾明确地对格林科[1]讲过这个问题。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并不是很有利的方法。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检察长公民在起诉演说中解释说，一个匪帮的成员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抢劫，尽管如此，他们也应当互相负责。这话不错，但是要成为一个帮，则匪帮中的成员们应当互相认识，而且相互之间应保持多少比较密切的联系。可是我却是从起诉书上第一次知道沙兰戈维奇[2]这个名字，而且是在这个法庭上第一次见到他。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存在着马克西莫夫[3]其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特涅夫[4]，我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5]，我从来没有同拉科夫斯基[6]谈过反革命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同罗森霍尔茨[7]谈过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同泽连斯基[8]谈过这个问题，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同布拉诺夫[9]谈过话，如此等等。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些人，检察长甚至没有向我提过一个问题。
“右派和托派联盟”首先是右派和托派的联盟。一般说来，那么它又怎么能把譬如像列文[10]这样的人——他在这个法庭上说，迄今为止他还不知道孟什维克为何物——包括在内呢？它怎么能够把普列特涅夫、卡扎科夫等人包括在内呢？
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他们是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一个阴谋活动的同伴，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的集团。所有的被告同“右派和托派联盟”都有这种或那种联系，其中某些人与情报机关有联系，如此而已。但是，这并没有提供理由来证明这个集团是“右派和托派联盟”。
第二，的确存在过的、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消灭了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是历史地产生的。它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消灭以前，的的确确存在过。它是历史地产生的。我已供认，早在1928年，在当时由我主持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就第一次同加米涅夫谈过。
那么，怎么能够硬说这个联盟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关的指示建立的呢？为什么？那是1928年的事啊！而且，当时我差一点死于波兰“保卫局”的特务之手，这件事是当时接近党的领导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第三，我坚决否认：说我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说它们是我的主子，说我是按照它们的旨意行事。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起诉书以前，对于其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沙兰戈维奇的口供的记录曾被提交给我看过，从那份记录来看，似乎我实际地拟定了进行破坏的计划。
沙兰戈维奇：不要再撒谎了，至少在你一生中就这一次。现在甚至在法庭上你还在撒谎。
审判长：被告沙兰戈维奇，别打断他。
沙兰戈维奇：我控制不住自己。
布哈林：说一说伊万诺夫[11]。总起来，关于他的供词，我要说的话如下。过去与暗探局有联系的某些人供认说：由于害怕被揭露，他们就决定进行一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从而参加了右派这个以进行恐怖活动为宗旨的地下组织。但是，这哪有什么逻辑呢？真是绝妙的逻辑。由于害怕可能被揭露，他们就参加了一个恐怖组织，在那里他们要冒第二天就被逮捕的危险。这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我无法想象。但是，检察长公民却相信他们，尽管这一切都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霍贾耶夫[12]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联系，伊克拉莫夫[13]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肥肉。实际上，这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且我含含糊糊地支持过土耳其斯坦独立的想法。根本没有谈及任何坐探。国家检察长公民曾问我：你见过霍贾耶夫吗？见过。是在塔什干吗？是在塔什干。你跟他谈过政治吗？谈过政治。这就是说你谈过坐探。这样的结论曾被作出过好几次；当我对这样的结论提出抗议时，检察长公民就责备我不讲真话，企图为自己开脱，想掩盖事实真相等等；而且他还得到我的一些同案人的支持。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个案子中，真正的逻辑完全在我一边。国家检察长公民以这样一些材料为根据，宣称一切间谍联系都是通过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渠道进行的。况且检察长公民还说过，在这里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检察长公民的演说提到了两家日本报纸。但怎么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报道恰恰同我和右派有关呢？
不过，我承认，对于肢解苏联的卑鄙计划我是有罪的，因为当时托洛茨基正在就割让领土问题进行谈判，而我又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联盟。这是事实，我承认这个事实。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的活动。亚戈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决定而被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但是，检察长公民所谓的逻辑在这里帮了真实内容的忙。他问道：难道布哈林和李可夫能对这些谋杀袖手旁观吗？接着他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谋杀。可是没有袖手旁观和知道是同一回事。这就是基础逻辑学中所谓的同义反复，这就是把还有待于证明的东西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接受下来。那么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这样的：好呀，你这个坏蛋，你怎样解释这些事实呢？你能够否定在叶努基泽和亚戈达知悉的情况下某个分部作过某种决定吗？或者你连这一点也否定？法官公民们，我不能否定这一点。不过，如果说我不能否定它，那么同时我也不能肯定它，我只能作某种猜测。最后，你们必须记住这件事情的秘密性。总部没有举行过会议：有机会时就讨论一些问题，只要彼此之间有了秘密的联络方法，这样一些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马克西姆·彼什科夫。亚戈达自己说这次谋杀跟他个人有关。我没有权利闯进这个领域中去。这是亚戈达的供词，这个供词由于以下的基本事实而显得非常有力；他曾请求在审判员的密谈室里谈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可是克留奇科夫说，那是为了降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精力充沛的生活能力。[1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个辩护律师也采用了这个观点。但是，这是可以一眼看穿的。这个论据是同亚戈达本人的有力的供词相矛盾的，而他的供词被交法庭秘密讨论时被肯定了。
关于明仁斯基。布拉诺夫也已经在这里供认了个人的动机。当时明仁斯基已经病了，他根本不可能对“右派和托派联盟”造成任何损害。
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信以为真呢？
我想详细谈谈布拉诺夫的供词。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逝世是一件令人感到极其痛苦、极其可怕的事情。我提供了什么样的口供呢？我又是怎样提供和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呢？当时我被讯问说（显然，调查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我是否记得起任何事情能说明“右派和托派联盟”中的人对高尔基抱敌视态度。我记起了与托姆斯基的一次谈话，即我在这个法庭上提到过的和检察长讯问过我的那次谈话。那次谈话的要点是托姆斯基曾粗略地谈到托派正在准备采取反对斯大林分子高尔基的敌对行动。当时我决不认为他可能诉诸恐怖行动。我对此置若罔闻。在讯问时我想起了同托姆斯基的这次谈话。对于检察长公民的反复追问，我坚定地回答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恐怖行动。在这个法庭上，我曾答复检察长公民的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明白了，他要诉诸这个。”检察长公民由此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他说：“这个是什么？如果不是一种羞羞答答的承认的话？”羞羞答答地承认什么呢？什么东西被承认了呢？——如下的事实：我在法庭上了解到了一些我过去不知道的新事实，因此，回顾起来，对于我同托姆斯基的谈话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加以考虑。我认为，国家检察长公民的推论在这个场合下不能认为是恰当的。
再说一说1918年的事。国家检察长公民声称，1924年我是被迫承认在斯莫尔尼的某一次谈话。当时我不是被迫的；我绝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那样做；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暗示过这件事；当时我公布这个事例的目的，是为了在当时，1924—1924年，证明派别斗争的莫大危害，证明它会导致什么结果。所以，我首先要澄清这个误解。
国家检察长公民说：布哈林提不出任何东西来反驳五个证人的证词；他们曾出庭站在我们大家面前，站在审理本案的诸位法官公民的面前；他们断言我曾有过而且坚决鼓吹过一个计划、一种思想、一个想法——逮捕列宁并且在肉体上消灭他，除列宁之外还有党内另两位杰出人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说我提不出任何论据来进行辩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检察长公民可以认为论据不真实，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不能说我提不出任何东西来进行辩驳。我提出了大量的论据。
主要的证人是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15]。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说，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准备进行反对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阴谋活动，即逮捕他们以及被假定要加以杀害等等这一整个事件，——她在她的证词中，然后在对质时以及在审判中，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的时期发生的。我在对质时，在预审当中以及在法庭上都讲过，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曾打算用强迫手段实行政变，这是不真实的；其所以不真实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派和所谓的“左派”在中央委员会内占多数，在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进行表决的关键时刻，假使托洛茨基派不投降的话，托洛茨基派和“左派”就会在中央委员会内取得多数。既然如此，那么怎么能够设想，他们当时投降是为了诉诸阴谋手段呢？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在下届党代表大会上赢得党内的多数。既然如此，怎么会去谈论证人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现在所说的那些事呢？我还举了另一个例子。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断言，莫斯科区域局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中心，我曾斗胆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几个倍受尊敬的党员。我无非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揭穿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的论据。众所周知，一些优秀的人物，古比雪夫、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明仁斯基等，当时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者，都属于我的“左派”集团。这些人比曼采夫[16]们、斯土柯夫们以及其他人要重要得多；他们就其政治品格和政治活动来说比上述的那些人要强得多。总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前，在列宁格勒的核心集团包括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人。那么我要问，如果那些人在核心集团中占据关键的位置，怎么会有一个叛乱的计划呢？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不可能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反对我的主要证人，在这里把事情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后的莫斯科时期搅在一起了。
法官公民们，我请求诸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桩极其严重而又令人非常关切的事情，因为在审讯中对这个问题如此十分注意，所以我当时斗胆重复说过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可是国家检察长公民却断言我提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我在这个问题上无罪。
其他一些事情我不详细谈了，因为我不想占用诸位的时间。我承认，与卡列林[17]和卡姆科夫[18]谈过一次话；而关于逮捕列宁二十四小时以及随后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的建议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动提出的。但是在第一次谈话当中，以一种粗暴的形式给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至于后来通过皮达可夫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谈判，这一事实，正如检察长公民所说的那样——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可以被认为是要用强迫手段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我承认这一点；这是事实。对于在肉体上消灭的计划，我断然否认。国家检察长公民在这里所使用的逻辑，即强迫逮捕就意味着在肉体上消灭，至少是站不住脚的。立宪会议被逮捕了，但没有人在肉体上受到伤害。我们逮捕过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受到伤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过捷尔仁斯基，但他在肉体上没有受到伤害。而且我要说明——这一点在国家检察长的讲话中被略去了——：在这些罪恶的、卑怯的谈话中，曾特别规定，对有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不得损害。诸位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后的这个插曲，总的来说只占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不久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开始行动起来了。我们不得不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加以逮捕。我亲自参加了这一行动，我亲自参加了指挥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此后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毫不相干了。我出国去进行革命工作去了，接着回国，接着，我重复说一下，我被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炸伤了。我并不否认那个炸弹不是向我个人扔的，正像证人曼采夫所说的那样，但我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知道，当时我到莫斯科委员会大楼去做报告，暗杀的企图正是在那个时刻进行的，我受了轻伤。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被炸死了。众所周知，这个企图是切列帕诺夫[19]和他的妻子塔玛拉[20]所领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所谓的地下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实行的。
我提到了曼采夫，因为切列帕诺夫是被“左派共产主义者”曼采夫逮捕的，由此可见他不是切列帕诺夫的同盟者。说贝拉·库恩曾鼓励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不真实的。
我要说明的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有过罪恶的阴谋活动，后者在他们举行发动之后立即垮台了，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参加了对他们的镇压。
为了支持自己的演说，国家检察长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来为我一生中的一个时期——一个黑暗的时期奠定基础。
这里有一些错误。首先，我不曾是一个召回派，尽管国家检察长说我是。
国家检察长指控我曾与托洛茨基一起当过《新世界》杂志的编辑，而且我与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我否认这一点。
国家检察长指控我在1924年反对过斯大林同志。我不记得有任何这样的事。对于国家检察长在这次审判过程中对我提出的指控，我现在就要结束我的申辩了。我愿意回过头来再谈一下我的的确确犯过的罪行。这些罪行我已经列举过两次了。这些罪行是非常严重的。我想无需重复说这些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事情本身就够清楚的了。
我只想说一下：托派分部曾不止一次地单独行动，联盟中的一些个别成员如亚戈达等人很可能也曾单独行动，因为正如布拉诺夫所供认的那样，亚戈达认为李可夫和我是他的书记，而且他自己在这个法庭上曾把我称为一个多嘴的人，此人组织了无知的群众的暴动，而这就是一个政变的问题。我既然同“右派和托派联盟”有关系，那么，完完全全理所当然，我在政治上应对每一件事情绝对负责。
罪行的极端严重性是一清二楚的，政治上的责任是巨大的，法律上的责任就是理应受到最严厉的判决。其所以应当实行最严厉的判决，是因为此人由于这样的罪行该枪毙十次。我完全绝对地和丝毫没有任何犹疑地承认这一点。
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关于我的罪恶活动的事实以及我对于自己的罪过的忏悔。
当我在审讯时提供我的主要口供时，我就说过，驱使我们这些反革命阴谋家去进行被这次审判彻底揭露了的这种卑鄙的地下活动的，并不是斗争的赤裸裸的逻辑。除了斗争的赤裸裸的逻辑之外，还有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历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这种堕落的例子。只要提一下白里安、墨索里尼等人就够了。我们也堕落了，这就使我们掉进了一个营垒，这个营垒就其观点和特征来说，与富农的帮凶的法西斯主义极为相似。在阶级斗争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这个过程时时刻刻都在非常迅速地进行，而这种斗争、它的速度、它的存在，对于迅速进行的这个堕落过程就起了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发生这种堕落的过程，其条件与西欧一些国际劳工领导人的堕落过程的条件完全不同。我们的堕落过程是在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具有巨大的规模、任务、胜利、困难、英雄主义——中发生的……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坐在这个被告席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由于自己的心情具有一种特殊的两重性、由于对自己的反革命事业没有充分的信心而感到痛苦。我不是说我们搞反革命是不自觉的，而是说这种自觉性是不完全的。因此，这是一种意志的半麻痹状态，是一种反应迟钝。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些反应迟钝的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思想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的伟大。我们一方面迅速堕落，另一方面又反应迟钝，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说一个发展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一种双重的心理状况出现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里都认识到这一点，不过我不打算作深刻的心理分析了。
即使有时候我由于写了一些颂扬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而忘乎所以，可是第二天我就由于干了罪恶性的实际活动而把这些东西否定得一干二净。这里就产生了黑格尔哲学中所谓的最不愉快的心情。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同普通的不愉快的心情的区别，仅仅在于它又是一种罪恶的心情。
无产阶级国家的威力表现在，它不仅肃清了种种反革命匪帮，而且消灭了内部的敌人，瓦解了自己的敌人的意志。这种情况是任何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而且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不可能有的。
我认为，西欧和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开始对苏联进行的几次审判心存疑虑，这首先是由于这些人不了解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在我们国家里，敌对分子，敌人，同时具有一颗分裂的，双重的心。我想这是应该被理解的第一件事情。
我之所以斗胆来详细讲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与国外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科学家当中有过相当多的接触，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苏联的每一个少先队员都懂得的这个道理。
有人总以为我们之所以忏悔，是由于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和极为离奇古怪的东西，如西藏药粉之类。我必须讲一下我在狱中的情况。我被关押了一年多，我在狱中工作、学习，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就可以用事实驳斥一切无稽之谈和一些荒谬的反革命神话。
有人想到使用了催眠术。可是我还在法庭上从法律的观点为自己进行辩护，当场随机应变，同国家检察长争论；任何人，哪怕是对这门医学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也一定会承认，这种催眠术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人往往把这种忏悔归结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归结为灵魂的特性（所谓的“斯拉夫灵魂”）。只有关于像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之类的典型人物，《白痴》中的主人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其他人物，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准备站在大庭广众之中高呼：“打我吧，正统的基督教徒们，我是一个坏蛋！”
而我们这里的事情根本不是那样。“斯拉夫灵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的心理，在我国已经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已经是过去完成时态了。现在，在我国，这种典型人物已不存在，或者，如果说他们还存在的话，也许仅仅存在于边远省份的小城镇中。反之，这种心理在西欧倒是可以找到。
现在我要讲一下我自己，讲一下我忏悔的原因。当然，必须承认，揭露我有罪的证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如果说你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呢？”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不经忏悔就死去，那么他就是白白地死去。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一件积极的事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当你问自己：“假使你不至于死去，那很好；假使由于某种奇迹你仍然会活着，那么你又为什么而活着呢？你被同任何人隔绝开来，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处于非人的地位，被彻底同构成生活的本质的一切东西隔绝开来……”——那时候立即就出现了同样的回答。法官公民们，在这样的时刻，个人的任何东西，个人的一切身外之物，一切深仇积怨、毁誉荣辱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了。此外，当广泛的国际斗争的回响传到你的耳鼓时，这一切全都发生作用，而结果就是苏联对于屈膝投降的反对派的内在的道德上的彻底胜利。我偶然从监狱图书馆里弄到了福伊希特万格尔的一本书。他在那本书中谈到了对托派的几次审判。那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必须说，福伊希特万格尔并没有深入到事情的本质；他走到半路上停止了，没有搞清楚所有的事情，而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世界的历史就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世界的法庭：一批托派领导人破产了，被扔进了地狱。这是事实。但是对待托洛茨基你不能采取福伊希特万格尔的那种做法——特别是他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相提并论。在这里他的论据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全国都支持斯大林；斯大林是世界的希望；斯大林是一位造物主。拿破仑曾经说，命运就是政治。托洛茨基的命运就是反革命的政治。
我马上就要讲完了。也许一生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讲话。
我说明我是怎样认识到必须向调查当局和向你们诸位法官公民们投降的。我们曾以极其罪恶的斗争方法反对新生活的欢乐。我否认曾企图谋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的罪名，但是我所领导的我的反革命同伙妄图谋杀列宁的事业——由斯大林所进行的正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事业。这一斗争的逻辑就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了最黑暗的深渊。这就再一次证明，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立场就是意味着与政治上的反革命匪帮为伍。现在，反革命匪帮已被肃清，我们已被肃清，我们对自己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表示忏悔。
当然，问题不在于这种忏悔，或者，特别是我个人的忏悔。没有这种忏悔法庭也可以作出它的判决。被告是否认罪，这无关紧要。被告认罪，这是一条中世纪的法学原则。而且在我们这里，我们也已使反革命势力从内心里被摧毁了。只有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才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武器。
我觉得我有责任在此说明，在导致炮制出反革命策略的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中，托洛茨基是主要的原动力。而且那些最激烈的方法——恐怖主义、间谍活动、肢解苏联和进行破坏——首先都出自这个源泉。
我可以先验地推断：托洛茨基和我的其他同伙，以及第二国际——尤其是在我同尼古拉耶夫斯基讨论过这个问题之后会企图保卫我们，特别是保卫我。我拒绝这种保卫，因为我正在向祖国、向党、向全体人民屈膝投降。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也许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个严肃的教训，也许苏联的强大的力量会为一切人所知。让人人都清楚地看到吧，所谓的苏联的民族局限性的反革命论点，结果就像一块肮脏的破布一样悬挂在空中。每一个人都看到斯大林保证了对国家的英明领导。
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等待着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个人感情，而是苏联的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
[1] 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林科〔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Гринько, 1890—1938〕，乌克兰人，曾任苏联金融人民委员，大清洗中被枪决。1959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2] 瓦西里·福明·沙兰戈维奇〔Василий Фомич Шарангович, 1897—1938〕，曾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第一书记，1938年被枪决。1957年平反，1958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3] 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Вениамин Адамович Максимов-Диковский, 1900—1938〕，曾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38年被枪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4]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涅夫〔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летнёв, 1871/72—1941〕，心脏病专家，克里姆林宫医生，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被枪决。——录入者注
[5] 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卡扎科夫〔Игна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заков, 1891—1938〕，苏联医学家，1938年被枪决。1988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6]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科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 1873—1941〕，曾任苏联驻英国、法国大使。1938年被判处20年苦役。1941年被枪决。1988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7] 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Аркадий Павлович Розенгольц, 1889—1938〕，又称“罗森霍尔茨”，曾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枪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8] 伊萨克·阿布拉莫维奇·泽连斯基〔Исаак Абрамович Зеленский, 1890—1938〕，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枪决。195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9]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Буланов, 1895—1938〕，曾任苏联秘密警察部门领导人，1938年被枪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0]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列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н, 1870—1938），1896—1897年在柏林和巴黎当医生，1897年起在俄国行医，1920年4月起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内科主任。——译者注
[11]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 1893—1938〕，曾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38年被枪决。1959年平反。——录入者注
[12] 法伊祖拉·乌拜杜拉耶维奇·霍贾耶夫〔Файзулла Убайдуллаевич Ходжаев, 1896—1938〕，曾任乌兹别克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年被枪决。1966年平反。——录入者注
[13] 阿克马尔·伊克拉莫维奇·伊克拉莫夫〔Акмаль Икрамович Икрамов, 1898—1938〕，曾任乌兹别克领导人，1938年被枪决。195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14] 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儿子。克留奇科夫供称：他们谋害彼什科夫，是为了使高尔基由于失去爱子而悲痛得身心交困，“变成一个无害的老人”。——译者注
[15]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 1884—1941〕，曾任苏联金融人民委员。1938年被判处20年徒刑，1941年被枪决。1958年平反。——录入者注
[16]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曼采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нцев, 1889—1938〕，曾任乌克兰政治保卫局局长，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7]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 1891—1938〕，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产业人民委员，1938年被枪决。1993年恢复名誉。——录入者注
[18]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卡姆科夫〔Борис Давидович Камков, 1885—1938〕，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曾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1938年被执行死刑。1991年平反。——录入者注
[19] 多纳特·安德烈耶维奇·切列帕诺夫〔Донат Андреевич Черепанов, 1886—1920〕，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当年秋参加全俄民主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积极参与了1918年7月6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但事后未被捕。随后继续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活动，组织策划了1919年莫斯科市委爆炸案。1920年2月17日被捕，同年由于从事武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而被左派社会革命党开除党籍。后死于狱中。——录入者注
[20] 塔玛拉·加斯帕良·切列帕诺夫〔Тамара Гаспарьян Черепанов〕，多纳特·安德烈耶维奇·切列帕诺夫之妻，党内化名“戈卢别娃”〔Голубева〕，又被称为恐怖的塔玛拉·加斯帕良〔террористка Тамара Гаспарьян〕。——录入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