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澳大利亚版引言
戴夫·霍姆斯（Dave Holmes）
陈湘 译、赤心 校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震动了全世界。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突如其来的、未经宣布的协议，使与莫斯科结盟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危机。
随后发生的事件加剧了这一影响。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9月17日，红军占领波兰东部。接着，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这些事件导致了西方国家反苏宣传的巨大浪潮。这使得对苏联的支持——无论在什么基础上——都极不受欢迎。
在资产阶级宣传运动的巨大压力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受到了影响。纳粹-苏联条约签订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党的中央领导人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马丁·阿本领导着党内相当大的少数派，他们希望放弃社工党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在与帝国主义的任何斗争中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立场，亦即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
社工党的多数派在全国书记詹姆斯·帕·坎农的领导下，与流亡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为维护党的传统立场而斗争。争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4月沙赫特曼-伯纳姆集团从党内分裂出来。这场斗争在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和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两本书中都有记载[1]。
托洛茨基的著作涉及斗争中提出的政治问题乃至哲学问题；坎农书中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党的组织问题，而少数派从根本上挑战革命党的组织。但是，坎农的《关于俄国问题的演讲》在此转载，讨论的是其中涉及的主要政治问题。
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清晰地展现了斗争的全貌。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文写于争论接近尾声之时。它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员。把它放在本卷的开头，是为了使读者能清楚地了解整个事件，更加容易理解其他材料。
《给同志们的信》一节说明了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它们还表明，这场斗争是由坎农和托洛茨基有意识地领导的。坎农在195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派别斗争是对领导能力的考验”。“派别斗争是建设群众革命党过程的一部分；不是斗争的全部，而是斗争的一部分”。
有些同志（他接着说），特别是群众工作者，他们想一直忙于他们的建设性工作，他们被争论、争吵和派别斗争弄得心烦意乱，烦躁不安，他们必须学会，除非他们为党内和平而斗争，否则党内就不会有和平。派别斗争是获得和平的一种方式。
你们知道，从1940年到1951年这整个时期，党内享有内部和平和团结……11年的和平和正常的内部生活……这种内部和平和团结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不是被“赐予”给我们的。我们是通过在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的8个月中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派别斗争来争取和确保它的。
每一场严肃的派别斗争，在一个有意识的领导力的正确指导下，都是按渐进的阶段发展的；它有开始、有中间、有结束；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领导力都要受到考验。没有自觉的领导，派系主义就会吞噬和毁灭一个党。无头无尾的派系主义，有时哪怕是最小的争吵，也会把党撕成碎片。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一切都取决于领导人，取决于他们的意识。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开始派别斗争，如何进行派别斗争，以及如何以及何时结束派别斗争[2]。
坎农的信件恰恰表明了这种有意识地领导与少数派的斗争。它也是极其民主的，有大量的书面和口头讨论，少数派也有大量的机会在党员面前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卷第三部分《斗争文件》中的党的决议，显示了党是如何应对少数派的挑战的，特别是在最后，沙赫特曼和伯纳姆显然打算无视1940年4月的大会决定，从党内分裂出去。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是一本列宁主义组织手册。它说明了列宁的思想如何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党的组织有关。
托洛茨基给予坎农对运动的贡献很高的评价。对于构成本书第一节的小册子，托洛茨基评价道：“这是真正的工人领袖的作品。哪怕这次讨论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什么都没产生的话，那也是值得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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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三位领导人后来的发展很具有启发意义。
1940年4月离开社工党后，沙赫特曼和他的追随者成立了工人党。它创办了一份报纸《工人行动》（Labor Action），并发行了从社工党那里掠夺来的《新国际》杂志。
战后，工人党和社工党进行了多次统一讨论，但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冷战期间，沙赫特曼更加右倾；他从对苏联的“官僚集体主义”、“第三阵营”的看法，转向直接支持帝国主义。
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联盟（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1958年，国际社会主义联盟（ISL）加入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在那里，沙赫特曼集团形成了在民主党内工作的观点。（以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为首的思潮反对这一方向，他们脱离了这一组织，并最终形成了国际社会主义（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在社会党中，沙赫特曼是右派的一部分；他的反共主义使他支持1961年对古巴的入侵的猪湾事件（又称吉隆滩事件）和美国对越南的干预。
离开社工党后，伯纳姆只在刚成立的工人党中呆了几个星期，继续迅速演变为狂热的反苏主义。他写了著名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1941年），其中心论点是：一个新的“经理人”阶级已经接管了苏联，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他的其他一些著作的标题表明了他的政治观。《为世界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1947）, 《共产主义即将被打败》（The Coming Defeat of Communism）（1950）, 《颠覆之网》（The Web of Subversion）（1954）以及《西方的自杀》 （The Suicide of the West）（1964）。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顾问；他在美国陆军学院（the US War College）做反共讲座；在50年代末司法部的听证会上，他作证说沙赫特曼的组织是“颠覆性的”。从1955年到1977年，他是极右翼《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部成员；在该杂志中，他指责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讨好莫斯科和北京；他还呼吁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积极的重新评估。
在三位反对派领导人中，只有马丁·阿本仍然忠于他激进的过去。他留在工人党内，但在1940年代后期变得相当不活跃。在1949年英年早逝之前，他正考虑重新加入社工党，就像他以前的一些追随者所做的那样。
[1] 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2] 坎农：《派别斗争与党的领导》，《“美国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抵抗书局（Resistance Books）：奇彭代尔（Chippendale），2000年），第205-206页。
[3] 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4月16日）《保卫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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