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二部分 给同志们的信
致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
（1939年9月8日，纽约）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亲爱的同志：
在9月5日的信中，你收到了驻会的政治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准备我们的全体会议的议案。
我向你说明，这些议案是我本人提出的，是反对其他没有文件准备和没有足够时间事先向非驻会的同志提供必要的材料以供研究和考虑的情况下，立即召开全会的议案。你们收到的这些议案所代表的我的立场的要点如下：
1．对于组织上的实践事务，驻会委员会可以开展。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执行计划，这些计划或多或少都有明确的指示。
2．重新讨论俄国问题的建议必须与组织问题分开考虑。在事先拟定不同的立场并传达给非驻会成员供其研究和审议之前，不应匆忙召开全体会议提出俄国问题。
※ ※ ※
伯纳姆同志提交了一份文件，与这封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送达给你。我在这里只谈一下文件中题为“从战争的角度看俄国国家的性质”的第二节。
在伯纳姆同志口头提出这些意见的那次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我的立场是：自两个月前我们的党代会以来，除了签署了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外，斯大林官僚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新的变化。现在提出要在我们的队伍中重新讨论俄国问题的人，从逻辑上讲，只能以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签订为基础。
但是，这个条约只是在斯大林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旧政策——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政策——通过希特勒的同意而在外交上得到实现，仅在这一点上是新的。党和第四国际的立场，是在经过这样广泛的、全方位的讨论之后采取的，而且就我们党来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它根本不取决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在法西斯主义阵营和民主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摇摆。我们从苏联的经济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毫无例外地从基本阶级性质的角度评价每一个国家，得出我们的立场。
自我们两个月前的党代会以来，苏联的经济结构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据我对情况的了解，它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我而言，我不愿意修改我们党的会议所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除非有人能够证明，促使作出这些决定的考量因素在这期间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相信这也将是全会大多数人的意见。难道还能是其他的吗？党和第四国际的立场不是一时判断的结果。这个问题事先经过了充分的——远超过充分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所有方面的大量文件都已写好，并进行了研究和辩论。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以前所说的一切，只要提到和参考现有的文件就够了。
伯纳姆同志建议抛弃苏联。据我判断，他的推理与得出他的旧立场时所用的推理大致相同。只是现在他提议增加一个新细节：放弃保卫苏联。我不能在这一点上跟随他，也不能向俄国工人提出这种建议。如果说保卫苏联的思想正是在发生战争时才有实际应用的意义，那么我就不建议在战争敲门的那一刻就放弃这种思想。
※ ※ ※
然而，伯纳姆同志提出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对经过充分讨论后由党代会作出的党内决定的态度。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问题的另一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坚信，党的正确观念、党的正常运作、每个人都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是成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
自然，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党作为一个政党，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党的集体意见，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必须有优先权。
先考虑一下，我们在两个月前才结束第二次大会[1]。此前一年半，上一次大会[2]以接近一致的表决方式对俄国问题采取了立场。在最近7月的大会上——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没有一个同志提出动议或要求重新考虑党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现在，两个月以后，仅仅因为斯大林已经签署了他寻求了五年多的条约，而且这个条约在我们的队伍中很早以前就已经考虑到甚至预测到了，我们就突然面临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在俄国问题上的政策的要求。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小问题。这不就是有点像拿党开涮吗？这是不是有点像假设该党在如此坚定地、如此断然地、经过如此彻底地、全方位地讨论后采取俄国问题立场时，没有理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再加上《新国际》的编辑们竟然在九月号关于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社论中，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在俄国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党的既定立场相矛盾，这也是一个可耻的事实。
党的立场，在措辞上极度细致，把苏维埃官僚说成是寄生的社会阶层，而不是阶级。九月号的《新国际》不是在署名的讨论文章中，而是在可能规定党的政策的社论中，突然宣布官僚是剥削者，即统治阶级。这难道不相当于是对党的侮辱吗？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我希望不必指出，党代会所作出的决定，不能由全会改变，更不能由个别编辑随意改变。党员们有足够的耐心和长期的忍耐力，他们会奋起反抗任何这样的意图。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不经过讨论和召开新的大会，就不能改变立场。面对艰巨的实践任务，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奢望进行新的讨论呢？我对此表示怀疑。
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迫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突然改变。如果我们排除纠正政策的错误或使旧政策适应新环境的可能性，那是愚蠢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看来，那些人在最近结束的大会和大会前讨论中没有提出改变，现在却提出改变，他们有义务给出要求在根本性质出现新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新讨论的动机，而这些新情况在党代会时我们还不知道，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我们透露。
詹.帕.坎农
[1]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9年7月1日至5日在纽约召开。
[2]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于1937年12月31日至1938年1月3日在在芝加哥召开。大会上以69票赞成票，6票反对派的方式通过了《关于苏联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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