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8．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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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会^[1]

陈湘译、日土兀校

　　〔1940年〕4月5日至8日在纽约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特别大会，总结了自欧洲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发展中的内部讨论。大会的任务是决定该党是否应继续维持拥护第四国际纲领；也就是说，它是否应继续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存在，还是开始沿着与民主帝国主义和解的路线堕落。大会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任务。通过55票支持对31票反对的决定性投票，来自各支部的代表重申了他们对纲领的拥护，拒绝了反对派的修正主义即兴创作。

　　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胜利实际上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要更有决定性。反对派一半以上的代表来自纽约的分支机构，而这些分支机构的构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在捍卫纲领方面（反对派）代表们以一比三的比例落后于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但即使是这些数字也不能充分说明党内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对派的弱点。在党内真正的工人分子中，即那些与群众运动有关并直接参与阶级斗争的成员中，全国委员会多数派以不少于10：1的比例占上风。反对派开始时和结束时都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倾向，大肆宣扬，但在党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没有任何严肃的支持基础。

　　党的决定是在一次彻底的、民主的党内讨论结束时作出的，这次讨论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未澄清的问题。讨论在〔1939年〕10月初正式开始，不间断地持续了6个月。任何地方的党内讨论都没有像这次讨论这样广泛、完整和民主地进行过。在讨论期间，全国委员会出版了13份大型内部公报，在各派之间平均分配篇幅；除了在官方公报上发表的文件外，还不加限制地分发各派文件。此外，在党员会议上还有无数次的辩论和发言。这种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似乎是特殊的，即使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通过自由和民主讨论解决所有争议问题的民主组织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这次困扰我们成员的争议远远超过了关于实施纲领的最佳方法、通常的意见紛歧的范围，修正主义反对派攻击了纲领本身。

　　他们的立场从根本上与第四国际的纲领性概念、传统和方法决裂。因此，有必要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结果证明了为这一争论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是正确的。内部斗争是战争强加给党的。由于战争，或者说由于战争的临近，一部分领导人背弃了在多年的斗争中为准备战争而制定的纲领。一夜之间，他们忘记了他们与我们共同捍卫的原则，直到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签署的那一天。这些和平战士显然只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当作一套文学公式。他们没完没了地写，有时还很巧妙地写，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当这些公式受到生活的考验时——或者说受到这种考验的威胁时，因为美国还没有参战——文学的倡导者就悲惨地、可耻地崩溃了。且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即使革命党也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环境的压力。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的案例中，这种压力以其最赤裸裸的形式体现出来。斯大林与法帝国主义的强盗结盟，并有可能与美国结盟，这对民主舆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陷害审判、清洗以及他在西班牙的血腥工作被当作一个古怪的“民主人士”的小毛病而被忽略。在这段时间里，即法苏条约时期，所有反对派领导人都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即保卫苏联是每个工人组织的基本职责。当同一个斯大林通过与希特勒德国结盟而“背叛”了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时，他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眼中钉。我们英勇的伯纳姆，以及在他之后的沙赫特曼和其他人，立即像条件反射一样，不承认世界无产阶级保卫苏联的責任，认为它是一种“过时的”想法。这就是他们在党内挑起的争端的实质，也是其直接原因。他们其余的解释都是文学上的修饰。

　　幸运的是，党内的无产阶级激进分子更认真地对待纲领，并表明他们有能力不顾外部压力坚持下去。我们11年来为无产阶级政党所做的斗争——这也是我们在自己队伍中对异己倾向的不间断斗争——在我们六个月的讨论中得到了重述。大会在整个过程中找到了平衡，并结束了对党的路线的所有猜测。它记录了无产阶级多数派的坚定意志，即以多年来在国际合作中制定的同一纲领来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它清楚地表明，尽管有各种障碍和困难，党的组成已经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因此，它加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纲领。

　　我们大会的重要性不限于国內。第四国际作为一个整体，像劳工运动中的所有其他组织一样，受到了战争爆发的决定性考验。偶然的政治环境推迟了美帝国主义参战的时间。这为我们的党提供了一个比第四国际任何其他分部都更有利的机会，可以自由和民主地讨论战争危机所带来的问题。根据过去的经验和训练，我们的党也是最有能力在一切意义上、从所有方面进行这种讨论，并将其进行到底的。此外，第四国际其他几个重要分部的杰出代表也能够直接参与我们党内的书面讨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讨论实际上成了整个第四国际的讨论，所有分部的成员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所讨论的问题是国际性的，我们的决定将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的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会议，在形式上和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议，在政治上是名副其实的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战争导致许多分部成为非法的，在战争条件下，一场有代表参加的正式组织的世界大会无法举行。我们的会议不得不充当世界大会的临时代理者。在政治上，毫无疑问，它对所有其他分部都有这种意义。

　　在我们党内发起的讨论被转移到其他分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在争端中站队。每当我们能够在战争条件下建立沟通并直接了解其立场，这些分部都支持我们党的多数派。我们大会上的国际报告表明，加拿大、墨西哥、比利时、德国、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分部都明确宣布支持我党多数派的立场。沟通不畅或以前没有记录其立场的其他分部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势。在我们的大会之后，没有丝毫怀疑，第四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和分部仍然忠于他们的旗帜，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决定已经做出。伯纳姆等人的修正主义运动再也不能指望在我们的运动中获得成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第四国际在经历了战争的第一次考验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纲领性立场——全世界唯一的工人先锋队的革命组织。

　　自始至终，在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两派都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典型斗争中相互对抗着。这条分界线在两派的阶级构成和总体方向以及他们所捍卫的纲领中都是明确无误的。

　　尽管整个党对理论争论异常关注，但在多数派的倡议下，大会用整整两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的部分时间来讨论工会问题和一般的群众工作。在法雷尔·多布斯的知情和鼓舞人心的报告的引导下，代表们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表明：我们的党在许多地方和行业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工人的群众运动，它的整个取向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代表们的报告表明，即使在六个月的讨论中，当文艺界的恐慌贩子大肆叫嚣，他们除了发现弱点和失败之外，一无所获，而多数派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忙于许多分部的工会工作；深入到群众运动中去，在那里为党建立牢固的支持基础。大会上的反对派由于几乎放弃了参与这一广泛的讨论而信誉扫地。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在这里，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及其他们对群众工作缺乏真正的兴趣又一次公然地体现了出来。

　　关于工会问题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和讨论，给那些一直把自己的软弱、懦弱和徒劳归咎于运动的灾难嚎叫者、悲观主义者和放弃者以沉重打击。大会上响起了无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对党的信心。在决定性地重申无产阶级纲领之后，工会的报告和讨论产生了一种显著的热情。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党向群众工作的转变已经在顺利进行，大会的程序不可能不给它一个有力的加速。

　　如果有人带着对激烈的派别斗争和分裂前景的惯有的灰心情绪来参加大会，大会这里没有这样的迹象。在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阵营中，没有一丝悲观主义，或灰心丧气，或怀疑情绪，我们都相信党正朝着完成其历史目标前进，而我们当前的时期将是一个扩大和增长以及整合群众运动的时期。他们向下定决心并清晰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冷静确认了大会中的派别情况。当在大会上被击败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领导人抛出分裂的威胁时，人们心中一点也没有觉得焦虑。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要求“有权“出版他们自己的报刊，以反对党的报刊——也就是说，在虚伪的团结的幌子下进行分裂、以党的名义攻击党——被大会的多数派断然拒绝。少数派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规则接受多数派的决定，要么走自己的路，打出自己的旗号。

　　多数派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甚至做出了特别的让步，以促使少数派在为时过晚之前从他们的分裂路线上回头。他们作为少数派的党员权利得到了大会一项特别决议的保障。这项决议极力赞成在《内部通报》中继续讨论已决定的问题，并在《新国际》中讨论问题的理论方面。同时，大会决议规定，必须停止在支部中的讨论，党员的所有注意力和精力应集中在下一个时期的实际群众工作上。

　　少数派在全国委员会中获得了相应的代表权，并有一段时间来决定是否按照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继续留在党内。少数派领导人拒绝了大会的决定，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出版物，并开始公开攻击党和第四国际的纲领。因此，通过他们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他们离开了党和第四国际的队伍。他们的政治堕落是不可避免的；还没有人在第四国际之外找到一条革命道路。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与他们的讨论是完全充分的，现在已经结束。

　　我们正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的任务是在大会决定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渗透到工人的群众运动中去。这是我们为战争做准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第四国际绝大部分分部的支持。有了正确的纲领，有了国际合作和支持的保证，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

^[1] 1940年5月发表于《第四国际》的一篇总结性文章——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