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一讲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时期
托洛茨基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传承·社会党·俄国革命的影响·左翼的形成·外国语言联盟·派别斗争·两个共产主义政党·被迫转入地下·极左主义·统一的共产党·争取合法性·工人党
同志们，在这劳工会堂里，给大家开个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的系列讲座，看来是最合适不过了。1928年，当我们的历史性斗争开始时，我就是在这里作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为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辩护。那次演讲遇到了点困难，因为斯大林派企图以武力来破坏会议。但我们还是设法讲完了。13年前，差不多14年前，我们以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身份进行的公众演讲活动实际上是在这里，在这个劳工会堂开始的。
在我国，你们阅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著作时，肯定经常会看到我们一再重申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启示：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新的运动、教条，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恢复与重生，这种恢复和重生在俄国革命和早期的共产国际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和实践。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在1914—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正是这种背叛的登峰造极之作,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恢复与重生。我在这个讲座里会讲到一段特殊的时期——过去的十三年，或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其他任何时期时，你们研究这段时期都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不间断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从不缺乏它真正的代表。尽管所有的歪曲和背叛使得运动时不时就迷失了方向，总是会产生出新的力量、新的分子来把它引上正确道路，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深深地扎根于过去。我们把自己的运动叫做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它的具体形式，它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不毛之地冒出来的。它直接脱胎于美国共产党。共产党自身又是产生于之前的运动，即社会党，以及部分来自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它出自战前和战后时期的美国革命工人运动。
1919年建立组织的共产党，起初是社会党的左翼。共产党人的大军，正是出自社会党。事实上，党正式创立于1919年9月，社会党内旷日持久的斗争达到顶点时，它便以组织的形式诞生了。
社会党内的左翼制订出了纲领，锻造了它最初的骨干。这场内部斗争最终导致了社会党的分裂，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共产党。
在共产主义运动草创的初期——你们可能会说，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直至两年后在我国组织了共产党，而且甚至在这之后的一两年里——主要的工作是从事派别斗争，反对那时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情况几乎总是如此：当工人政治组织蜕变时，与之相伴的是革命分子的形成。为巩固党内力量而进行的争取多数派的斗争，几乎总是将新运动的最初活动限制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党内斗争中，这种党内斗争并不随着正式的分裂而结束。
新党继续在旧党内寻找改宗者。新党需要花时间去学会怎样能稳固地自力更生。因此，甚至在1919年发生的正式分裂之后，因惯性的力量和习惯使然，也因为斗争没有完全结束，派别斗争仍在进行。留在社会党内的人，有的犹豫不决，有的很有可能成为新党的人选。共产党在成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其活动集中于为阐明原则而斗争和把更多的队伍从社会党那边争取过来。这一派别斗争的阶段，最终让位于阶级斗争中的直接行动，让位于召集新力量以及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发展新组织，在这么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总是一再出现的。
后来发展为共产党的社会党左翼直接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舞。在那之前，美国的激进分子很少有机会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党的领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相当不足，且几乎只局限于经济方面。社会党是个纷乱复杂的组织；它的政治活动，它的鼓动和宣传教义混杂有种种激进的、革命的及改良的思想，乱得不得了。在一战之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年轻的激进分子参加了这个党，他们历尽艰辛，想找到明确的纲领指导。他们不可能从党的官方领导那得到它，这些领导缺乏关于这类事情的严肃知识。社会党的杰出领导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美国翻版，只是他们在理论上更无知，更傲慢。因此，尽管美国运动的年轻激进分子有革命的闯劲和精神，但大部分的年轻激进分子只能学到很少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话，就不可能有可靠的革命运动。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一切。无产阶级通过行动，让人们看见了夺取政权是怎么一回事。如所有其它的国家一样，这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撼动了我们美国运动的基础。仅仅是这次了不起的行动所带来的鼓舞，就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革命一翼的力量，给予了工人新的希望，并让人们对这些革命理论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我们不久就发现俄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只是实干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领域里，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领袖那里，我们第一次接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活动的严肃阐述。我们学习了他们多年来为恢复国际工人运动中未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而从事斗争。现在，由于他们在俄国赢得了胜利，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威信和声望，这终于使他们在所有国家中都能找到愿意倾听他们的话的人。所有真正的战士集结在他们周围，以前所未有的兴趣和渴望，学习着他们的著作。他们阐释的学说具有十倍的权威，因为它已被实践所证实。而且，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动用了一切力量来扼杀他们，他们却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展示出了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能力，他们创建了红军，坚持了下去，并赢得了胜利。自然而然，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的工人政治运动——也包括我们自己这里——的革命派的圈子里，成为了权威学说。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党内的左翼。它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它拥有组织者，演讲者和作家。在1919年的春天——也就是在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四五个月前——我们在纽约举行了左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事实上已经在社会党内形成了党的雏形，为后来的决裂做好了铺垫。左翼的正式出版物叫做《革命时代》。它是第一份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说的真谛介绍给美国工人的刊物。它的编辑是在我国阐释和普及布尔什维克领袖学说的第一人。因此，他应该在历史上被公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这位编辑是一个叫做路易斯·弗莱纳[1]的人。他虽有敏锐的头脑，却没有坚韧的心。他在斗争中被打垮了，后来投靠了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民主”。但那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他早年的贡献依然完全有效，他和别人都无法抹煞这些贡献。
在那些时日里，运动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约翰·里德[2]。他不是领导，不是政治家。但他的道德影响是巨大的。约翰·里德是美国社会主义记者，他前往俄国，参与了革命，如实地报导了它，而且还写了一本关于它的重要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
社会党左翼的早期成员大多数是移民。在那时，二十多年前，美国底层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是移民。在战前，因移民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积累巨大劳动力储备的需要，所以移民之门大开。这些来到美国的移民中，许多都带有来自他们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外国语社会主义运动飞速成长。这些外裔移民组织成语言联盟，这些联盟实际上是隶属于社会党的自治机构。俄语联盟有八九千人，波兰语联盟有五六千人，乌克兰语联盟有三四千人，芬兰语联盟大概有一万两千人，等等——党内有大量的外国移民成员。这大批的党员被俄国革命的口号吸引了过来，在同社会党决裂后，组成了早期共产党党员的大多数。
这些联盟的领导渴求控制新党，而且在事实上他们控制着党。凭借着他们所代表的这些外国语工人的集团，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他们能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这是好的，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帮助传授布尔什维主义的学说。
但在其它方面，他们的支配就相当糟糕。他们实际上想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他们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种不自然的组织形式，从一开始就以外来的宗派主义给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党的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处于支配地位，即就他们拥有实权而言，因为有一堆人支持他们——完全不了解美国经济和政治局势。他们不理解美国工人的心理状态，没有给予他们过多的关心。结果，早期的运动深受不切实际之害，甚至还染上了一种浪漫主义，使党的许多活动和思想脱离了美国阶级斗争的实际。说来也怪，这些外语联盟的领导中的大多数确信他们负有救世主式的使命。他们决心控制运动以便使它保持纯洁的信念。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其诞生之时起，先在社会党左翼内，后来在共产党内，饱受可怕的派别斗争之苦，这些斗争被称作“为控制权而斗争”。移民领导的支配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形势。你们知道，一般在像这样的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生活中，外国语移民工人处于国家少数的地位，他们不得不进行争取平等的斗争，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他们从来没能争取得到完全的平等和权利。但在社会党的左翼内以及在早期的共产党内，这种关系却颠倒过来了。各种斯拉夫语族裔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俄语，立陶宛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芬兰语等的代表都是大多数。他们是压倒性的大多数，而我们本土美国人，而我们本土美国人——对运动的方向有自己见解的人却是少数。从一开始，我们这些受排挤的少数派就一直进行着斗争。在早期我们收获甚微。
在社会党左翼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里，我所属的派别都要求运动要有一个美国式的领导层，要走美国式的道路。我们确信，如果没有一个跟本土的美国工人运动紧密相连的领导层来控制的话，运动是不可能在我国建立起来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中有不少人同样确信，美国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他们需要我们而且赞赏我们——作为他们的“英语传声筒”—— 但他们认为，为了不让运动堕入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他们不得不把运动抓在手里。多年以来，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解决与外语领导人的争端上，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从长远来看，运动不得不寻找它本土的领导，否则它就不可能存活。
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以关于组织形式的斗争的面目出现了。由说外语的移民组成的各个小组，应该按照自治的联合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呢？还是应该把他们组织进没有全国性的体制、或没有自治权的地方支部里面？我们党应该是集中制的还是联邦制的？自然，集中的党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党如果是集中制的，各个外语小组就要被打散，要动员他们的力量，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党如果是联邦制的，在党的大会上，各个语言联合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以本语种移民党员的支持为坚实后盾，同党对抗。
这种斗争中断了1919年在纽约举行的左翼大会。1919年9月的芝加哥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左翼同社会党决裂之时，它自己也已经分裂了。当共产主义者与社会党决裂时，他们未能组织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统一的党。几天后，他们向世界宣布他们已组织了不止一个共产党，而是两个。一个是拥有绝大多数成员的合众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nited States），由外语联盟领导控制；另外一个是代表少数派的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就是我所提及的本土成员和美国化的外国人占较大比例的党。自然，这其中有种种变动，有个人的摇摆，但它是划分这两个党的主线。
这就是独立共产主义运动的不祥开端——两个有着同样纲领的党，激烈地相互斗争。更糟糕的是我们分裂的队伍面临着可怕的迫害。1919年那年，是我国大反动的一年，即战后反动时期。统治者在打完了“保卫世界民主”之战以后，又决定补上一仗，好让美国的老板们能够抵挡工会的进攻。他们以狂热的爱国劲头向所有的工人组织发动了进攻。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捕。年轻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这次攻击当中首当其冲。全国各地的每个地方组织几乎都遭到搜捕；实际上，运动的每个领导，全国的或地方的，都遭到逮捕，被控以这样或那样的罪行。大量外裔战士被驱逐出境。迫害猖獗一时，运动被迫转入地下。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都认为党不可能再继续公开且合法的活动了。因此，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年中，我们不仅有耻辱和丑闻，还有两个彼此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几个月之后它们都只能以地下小组和支部的形式来活动，这两个党彼此之间相互攻讦，在组织上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从1919年到1922年初，运动保持地下状态。在迫害的第一轮打击过去之后，团体和支部习惯了地下活动，运动同公众生活及我国的工人组织完全隔绝开来，因此滋长了领导层内的脱离实际的倾向。
两党之间的派别冲突继续耗费大量的时间；很多人以钻牛角尖的和吹毛求疵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成了他们的一种消遣。那时，就我而言，我第一次意识到极左主义病症的整个肿瘤。这似乎是一个独特的规则：党离活生生的工人运动越远，它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就越少，要想通过群众运动的影响来纠正它的错误也就变得更难，它的构想与纲领也就越发激进。任何一个想要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应该读一下党在那段时期发表的文献。你们都懂的，故作激进姿态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没人会来看一眼。我们没有举行公开集会；我们不必去跟工人交谈，或是去观察他们对我们的口号做何反应。在关着门进行的会议上，谁唱的调子最高，谁就能控制运动的领导层。“激进主义”的空谈大行其道。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早期被极左主义给害苦了。
在1920年总统大选期间，运动处于地下，找不出办法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尤金·德布斯[3]是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我们正与社会党进行着激烈的派别斗争，便错误地认为我们不应该支持他。因此运动采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纲领：它发布了一道斩钉截铁的宣言，号召工人抵制选举！你们也许会想到我们刚刚说过的话，“我们没有候选人；关于选举的任何事我们都无力去做。”1940年的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技术，财政和组织上的困难，我们不能登台竞选。我们发现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好不去管它了。然而，当时的共产党，从不放过任何事，对任何事都要发布一道声明。如果我经常表现出对声明漠不关心，那是因为在共产党的早期，我看过太多的声明了。我对每个场合必须发表一个声明已完全失去兴趣。比较好的做法是发布较少的声明；在更重要的场合发布这些声明。那么它们就变得更有分量了。是的，在1920年，我们发表了一份传单来号召抵制选举，但毫无结果。
运动中滋生了一种对选举失去兴趣的强烈的反议会倾向，这种倾向需要很多年才能克服。与此同时，我们阅读了列宁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每个人都从理论上认识到参与选举的必要性，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进行相关工作，几年后党才开始进行认真的选举活动。
在早期的地下共产主义运动中，另一种极左观点占了主流：这个观点认为保持地下状态是一种革命原则。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享受到合法活动的优势。实际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所有同志都认识到除了合法党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存在形式。他们当中很可能滋生了合法主义倾向。在党遭到迫害的时期，这些同志会遭到沉重打击，因为无论统治阶级的态度如何，党必须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一个革命党有必要了解即使在地下状态中该怎样活动。但地下活动只有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才能进行，而不能自己选择躲入地下。
在一个人经历了地下组织和公开组织后，他就能很容易说服自己：最合算、最有利的是公开组织。它是最简单的接触工人的方法，最简单的吸收转变者的方法。 因此，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最剧烈的迫害时期，总是力图抓住和利用各种可能性来公开活动。如果他不能把自己想公开说出的话全部讲出来，那么能讲多少就就讲多少——并通过其他的合法宣传方式来帮他讲出不能公开说出的那些话。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在我们正确地学习掌握了俄国革命领袖的著作和学说以前，曾产生了一种把地下党当成原则的倾向。随着时间推移和反动浪潮的退去，出现了合法活动的可能。但是在党向合法化的方向迈出小小的第一步之前，都必须进行激烈的派别斗争。党如果不是处于非法状态，它就不是革命的──这种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居然在1921年和1922年初被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工会问题上，“激进主义”也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极左主义是一种可怕的毒害。它在孤立的运动中繁殖最盛。你们会发现，在同群众隔离、因而无法从群众当中得到纠正的运动里面，这种毒害就会恶化到最严重的地步。你们可以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当中分裂出去的人——这些人是我们自己的“极端疯狂分子”——身上看到这个毒害。听他们说话的人越少，他们的言辞对人类活动的过程就影响越小，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就变得越极端、越不理智、越歇斯底里。
工会问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地下代表大会中提上议事日程的，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一次分裂和一次统一。一个由鲁登堡领导的派别从外语集团控制的共产党内分裂出去。1920年5月，在密歇根州的布里奇曼，鲁登堡派与共产主义工人党联合召开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叫统一共产党。（不要把这次大会同1922年8月在布里奇曼召开的另一次大会混淆，那次大会被警方的搜捕所破坏。）统一共产党获得了优势，而且在一年后与原来共产党的另一半合并。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920年的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根据你们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学到的东西，这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抵制”美国劳工联合会。该决议指出，一个“由于工作需要”而隶属于劳联的党员，应该像在资产阶级议会里的共产党人那样开展活动——不是为了加强它，而是为了从内部破坏它。后来这种胡说八道和许多事情一起得到了纠正，许多犯过这类蠢行的人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俄国革命之后，起来反抗社民党的机会主义背叛行为的年轻一代，采取了过于激进的立场。在1921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右翼”——他们明确地称呼他们的倾向。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是针对德国极左派而写的，其中讨论了议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等问题。在清除共产国际早期的极左倾向的过程当中，这本小册子和大会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完全不想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草创阶段描写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置身事外的市侩才会这么写。无论如何，它都不是那样的。运动中有积极的方面，而且积极的方面占了主流。它是由成千上万勇敢、忠诚、愿为运动赴汤蹈火的革命者组成的。尽管他们犯过种种错误，他们还是建立起了一个我国从未有过的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纲领为基础、拥有一个职业的领导层和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的党。那些经历过地下党时期的人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并学会了工作的方法，在运动的后面的时期，这些方法将发挥重大作用。我们党就是在这些基础上成立的。
他们学会了严肃地对待纲领。他们学会了永远抛弃这样的想法：只把社会主义当成业余爱好的人能够领导旨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过去的社会党的领导的典型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或者是一个从事讲道的牧师，或者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拥有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人，这些人屈尊降贵地来到党内，然后偶尔做一场演讲。全职工作人员仅是惟命是从之人，他们干苦活，在党内没有实际影响。社会党的基层是拥有革命干劲和渴望的工人，而顶层则是小资产阶级业余革命爱好者，双方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早期的共产党摆脱了这一切，而且能够轻易地做到，因为没有一个旧式的领导会全心全意地过来支持十月革命。党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当中推出新的领导人，而且从最开始就制订了原则：这些领导必须是党的全职工作人员，他们的全部时间和整个生活都必须服从党的安排。如果谁还记得党的目的是在夺取政权的实际斗争当中领导工人，那他就不会去考虑其他类型的领导层。
教育工作和学习掌握俄国领袖的著作的工作在地下状态中继续进行。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开始接受一种与衰老的、懒散的社会党完全不同的精神——非常严肃对待思想和纲领的革命者的精神的教育。运动的内部生活是紧张的，这完全是因为它是孤立的，而且它也自甘于孤立。派别斗争是激烈而又漫长的。
运动开始停滞于地下的死胡同里。在领导层中我们少数几个人开始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一种通过合法手段接触美国工人的方法。这些努力遭到猛烈的反抗。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在这个派别的领导层里，洛夫斯通[4]与我密切合作。1922年春天鲁登堡[5]获释后，他也加入了我们。
这场斗争——争取运动的合法化的斗争——进行了一年半到两年，毫无减弱的势头。我们这一方进行了坚决而积极的斗争；而对方也进行了同样坚决的反抗，他们深信合法化就意味着某种背叛。最终在1921年12月，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拥有了微弱的多数，我们开始行动，朝向合法化迈出了谨慎的一步。
我们不能就这样使党合法化，党员队伍中的抵抗仍然过于强烈，但我们组织了一些合法的团体来举办演讲。接下来我们召集了一次大会来将这些团体结成一个中枢组织，叫做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Labor Alliance），我们将它转变成一个宣传组织。于是在1921年12月，我们采取组织工人党（Workers Party）的策略，将它作为辅助地下的共产党的公开合法组织。我们不可能放弃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放弃地下党不可能得到多数赞成，但凭借着保留地下的党，我们可以达成妥协，我们成立了工人党，把它作为一个合法的外围组织。两三千名顽固的地下分子起而反抗这种走向合法性的权宜之计，他们分裂了出去，然后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们继续通过两个党——一个合法的和一个非法的——来开展活动。工人党的纲领有许多局限性，但它成了一个媒介，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开展公开合法的活动。控制权在地下共产党那里。工人党没有遭遇到迫害。反动浪潮已过去；在华盛顿和国家的其他地区，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盛行。我们能够举行公开会议和演讲，出版 报纸，参加选举运动等。于是问题出现了，我们需要这两个党的累赘吗？我们想要取消地下组织，将我们的所有活动集中于合法党，然后冒着进一步迫害的危险碰碰运气。我们遇到了再次兴起的反对。
斗争不断进行，最后我们诉诸于1922年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我是“取消派”的代表，我们就是这样被人称呼的。这一称谓来源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后，部分孟什维克曾提出，取消俄国党的地下党组织，并将所有活动局限于沙皇“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列宁与这一建议和它的支持者展开决绝的斗争。因为这种建议是放弃革命工作和组织的一种表现。列宁谴责他们是“取消派”。因此，当我们提出取消美国党的地下党组织时，左派硬套俄国经验，照搬列宁的说法，骂我们是“取消派”。
因此我们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面前战斗到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设法得到来自俄国领导个人的支持。1922年夏天和秋天，我在俄国呆了几个月。在很长时间里，我有点像一个贱民，因为关于“取消派”的运动已临到我们头上，而且俄国人不想和取消派扯上任何关系。他们不了解美国的情况，对我们怀有偏见。他们认为党已实际上被宣布为非法；而且当问题放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随口就说：“如果你们不能合法开展工作，那就要进行非法活动，反正你们得进行活动。”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的政治局势使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争论之处，后来的一切经验已证明了这点。最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会面，用了大约一小时阐明了我们的观点。他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在结束时，他说：“这就足够了。我会支持‘取消派’，而且我会跟列宁谈谈。我相信他会支持你们的。所有的俄国人都会支持你们。这只是一个理解政治局势的问题。当这件地下的紧身衣已经不合身时，就不用再穿着它。这点毋庸置疑。”
我们问他，能不能帮个忙，安排我们同列宁会见。他告诉我们说，列宁正在生病，但如果有必要，如果列宁不同意他的话，他会为我们安排会面的。几天后，绳结开始松开。设立了一个关于美国问题的大会委员会，然后我们在委员会面前展开辩论。托洛茨基和列宁赞成“取消派”的话已流传出来，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们。
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我们聆听了季诺维也夫利用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丰富经验做的一个关于合法和非法工作的杰出演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演说。我确信， 迄今它留下的记忆对我们党仍大有裨益。而且在将来也是如此。拉狄克和布哈林本着同样的精神作了演说。这三位同志是当时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内的代表。其他党的代表经过完全而彻底的讨论之后，完全支持使美国共产党合法化的主张。
有了共产国际的权威来给这一决定撑腰，美国党内的异议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作为共产党的合法外围组织而于1921年成立的工人党举行了另一次大会，通过了更加明确的纲领，并彻底取代了地下组织。自1923年以来的所有经验都证明了这一决定的明智。这里的政治局势证明了合法组织的正确性。
当地下状态不再是必要时，再保持地下状态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和损耗，会削弱革命活动。革命者要有冒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的勇气，这很重要。但我认为，要有足够的谨慎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也同样重要。主要的事是尽可能在最经济和最高效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一个小组织依然不服从党的合法化。他们不管我们而打算保留地下状态。他们不准备背叛共产主义。他们的总部在波士顿，在克利夫兰有一个支部。这些年来，我们偶尔会听到这个地下小组就某事发表声明。
七年后，在我们被共产党开除，且组织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后，我们听说波士顿的这个组织有点同情托派的观点。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我们急需能找到的任何支持者。
我有一次去波士顿时，当地的同志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会谈。他们非常老谋深算，在会场用原来的地下方法来对待我们。一个正式的委员会与我会面。在寒暄之后，委员会的领导说道，“库克同志，现在请告诉我们你有何提议？”“库克”同志是他所知的我在地下党时的化名。在秘密会议中，他不打算轻率地提起我的真名。我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被开除，我们的纲领等等。他们说他们愿意讨论托派的纲领并以之作为作为统一成一个新党的基础。但他们要求首先在一点上达成一致：我们打算组织的党必须是一个地下的组织。所以我和他们开了几句玩笑，然后就返回纽约了。我想他们现在仍然处在地下。
同志们，以上这一切是我们托派运动的一些背景，是对我们托派运动历史的一个介绍。下星期我要讲的是，当我们被开除出党、并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重建运动以前，早期的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路易斯·C·弗莱纳（Louis C.Fraina，1892年10月7日——1953年9月15日），本名路易吉·卡尔洛·弗莱纳（Luigi Carlo Fraina），出生于意大利，幼年时随家人移居美国。190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很快退党，后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该党的中文译名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党），1914年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十月革命后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二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放弃马克思主义，倒向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2] 约翰·塞拉斯·“杰克”·里德（John Silas “Jack Reed，1887年10月22日——1920年10月17日），出身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06年考入哈佛大学，1910年毕业后开始当记者，逐步倾向工人运动，1913年曾采访墨西哥革命，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赴东线采访。1917年8月赴俄国采访革命。1918年回国后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出版了记述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同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党（里德参与组建的是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19年12月重返俄国考察。1920年因感染斑疹伤寒，不幸英年早逝。——校对者注
[3]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17岁时开始当铁路工人，1875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从此投身工人运动。1884年当选为民主党的印第安纳州议员。1893年辞去兄弟会秘书长的职务，组织起了美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1894年在著名的普尔曼公司罢工中号召铁路工人抵制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罢工失败后被监禁。在狱中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此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获释后于1897年公开宣称接受社会主义，同年6月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 of America），该党后来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部分合并为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德布斯作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1904年、1908年、1912年和1920年的总统大选。1905年他发起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1918年因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捕，同年11月被判处10年徒刑。1921年12月，美国政府迫于巨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德布斯。1926年因心脏病逝世。——校对者注
[4] 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校对者注
[5] 查尔斯·艾米尔·鲁登堡（Charles Emil Ruthenberg，1882年7月9日——1927年3月1日），出身于德国移民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党，在社会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中十分活跃。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做了大量工作。后因急性腹膜炎逝世。——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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