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三讲 左翼反对派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较量·俄国左翼反对派·美国共产主义者只关心本国问题的狭隘思想·反托运动·第六次世界大会·坎农和斯佩克特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的“审判”与开除·向党呼吁·《战士报》的出版·派别的壮大
上次讲座谈到美国共产党的1927年。俄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键斗争已进行了四年。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一斗争也在进行着，只是我们对此还没有确切的认识。
俄国党内的这场重大斗争，起初仅限于极度复杂的俄国问题。我们美国人对俄国国内问题了解得很少，所以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全新而陌生的。我们难以理解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有着深刻的理论本质——毕竟，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接受过真正严肃的理论教育——而且我们又得不到全面的信息，这让我们难上加难。我们得不到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文件。他们的观点被压了下来，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得不到真相。相反，我们被塞给了一大堆充斥着有系统的歪曲、曲解和一面之词的文件。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打出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如今事情对这个运动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那你当初为什么理解不了它？”对于这个问题，我会为他们做一下解释。我的解释，是那些撇开党内生活机制、孤立地看待重大分歧的人从未想到过的。不用承担责任的人，比如一个普通学生，或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们用不着面对这些分歧，也就用不着谨慎或克制处事。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东西搞不明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而党的一个革命者却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主动承担起责任，号召工人参加自己的党的那些人来说，为了这个党的纲领，他们要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收入乃至生命，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党。他的良心使他在精心准备好一个新纲领之前，不会要求推翻旧的纲领。不满和疑惑不是纲领。你不能靠这些东西把人组织起来。1939年，当我们刚开始在俄国问题上产生分歧时，托洛茨基对沙赫特曼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之一，就是在他开始对我们的旧纲领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但心里又没有半点新纲领的明确思想时，就不负责任地通过党表达了他的怀疑。托洛茨基说，党不能停滞不前。你不能光靠怀疑就弄出一个纲领来。一个严肃且有责任感的革命者不能仅仅因为他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就去妨碍党。他必须等到自己已经做好了提出一个具体纲领、或是建立另外一个党的准备的时候，才能这么做。
这就是我在共产党内那些年里的看法。我个人是觉得很不高兴的。我从未热衷于俄国党内的斗争。我理解不了它。而且，随着斗争越来越激烈，针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拉科夫斯基[1]为代表的俄国左翼反对派的迫害愈演愈烈，我心里也越加不满和疑惑。在共产党内的无止尽的斗争中，这对我的立场，我们派别的立场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们仍试图在美国范围内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我觉得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第四国际已教导我们：在现代，你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单独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你必须以一个国际性的纲领为起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起国际运动的各国支部。
顺道说句题外话，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布兰德勒派[2]、伦敦局[3]、皮维尔[4]等人的重大分歧之一。他们提出：要先在各国建立起强大的党之后，才谈得上建立新的国际。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在各国建立起强大的群众性政党之后，才能把它们联合到一个国际组织内。托洛茨基做的恰好相反。在他于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而能放手去从事他的国际性工作时，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你们要从国际性的纲领开始，要根据这个国际纲领来把队伍组织起来，不管各国的队伍人数有多少；要逐步地建立起你们本国的支部。在这个争论上，历史已给出了它的裁决。那些以本国为起点而抛开国际组织问题的党，全部失败了。自限于本国的政党无法生根发芽，因为在这个国际性的时代，不再有狭隘的民族纲领的空间。只有根据国际纲领、从各国开始建立的第四国际存活了下来。
当我们还在早期的共产党内的时候，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原则。我们专心于美国的国内斗争。我们求助于共产国际给予我们国内问题的帮助。我们不想为其他支部的问题或整个共产国际的问题而烦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种只关心本国问题的狭隘思想将我们推进了派别斗争的死胡同。
事情开始变得对我们非常关键。没有一个派别想要分裂党或脱离党。他们都是忠诚的，狂热忠诚于共产国际，从未想过与其决裂。但党内形势令人沮丧，变得越来越糟糕，看上去已无可救药。显然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找出团结各个派别的办法，二是让某个派别占据统治权。有些聪明人（说得更明白点——奸诈的人）和在莫斯科消息最灵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想得到共产国际青睐，让共产国际给自己的派别撑腰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放肆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莫斯科对世界各国成员党的命令。继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在1927年被开除之后，莫斯科要求所有成员党立即选择自己的立场，并含蓄地威胁说，任何未能采取“正确”立场——即支持开除左翼反对派——的个人或团体将遭到莫斯科的打击报复。“教育”运动在进行。洛夫斯通派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锋。借此他们换取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享有这支持。他们组织了“教育”运动。全党召开了无数部门会议、支部会议、党员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到这些会上，让党员领悟开除红军的缔造者和共产国际主席的必要性。
福斯特派虽然没有洛夫斯通派那么灵敏和狡猾，但也不甘落于人后，他们奋起直追。实际上他们在跟洛夫斯通竞争谁是最厉害的反托分子。他们就这个题目争相发表演讲。
现在回头一看，我当年居然没有参加这些运动中的任何一个，真是很有意思，这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后来要发生的事。我是投票给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决议，这是很遗憾的，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演讲，或是写过一篇文章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那不是因为我是托派。我不想违抗俄国党的多数派和共产国际。我拒绝参加这些运动，只是因为我无法理解它们的议题。洛夫斯通的得力干将伯特伦·乌尔夫[5]是最厉害的托洛茨基迫害者之一。他动不动就会发表两小时之久的演讲，解释在俄国农业问题上托派分子是多么的错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理解这问题。他也不理解，但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大的障碍。洛夫斯通分子和福斯特分子发表这些演讲和进行这些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讨好莫斯科的当权派。
有人也许会问：“你当时干嘛不发言支持托洛茨基？当时我不能那么做，也是因为我那时还不理解他的纲领。那时候我脑子里充满了怀疑和不满。当然，如果一个人不用对党承担责任，如果他只是个观察者或评论者，那他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疑惑，然后就抛开不管了。在一个严肃的政党内，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什么也别说。最好的事是保持沉默。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2月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即著名的1928年二月全会，它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所有俄国反对派的领袖被开除后几个月召开的。一场动员全世界共产党支持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发动了。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为党内派别问题，政治形势的估计，工会问题，组织问题——我们为所有这些问题而激烈斗争——而斗争和争吵。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我们谈到了议程上的最后一点，俄国问题。伯特伦·乌尔夫，作为洛夫斯通多数派的报告人，用大约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那时问题是敞开讨论的。洛夫斯通派和福斯特派的每个成员依次上台发言，表示赞同乌尔夫的报告，然后再补上几句，表示自己理解开除反对派的必要性，并支持洛夫斯通派和福斯特派。
我没有发言。自然，因我的沉默，坎农派的其他成员感觉发言时有些不自在。他们不喜欢这情形，并组织了某种施压活动。至今我还记得，我坐在会堂的后面，心里很不高兴，觉得很痛苦、很困惑，我确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搞鬼，但又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比尔·邓恩[6]，这个邓恩家族的不肖子弟，那时的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和我最亲密的伙伴，与另外几个人来到后面。“吉姆，你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这是俄国问题。如果你不在这个报告上说话，他们会打垮我们的。站起来，说几句留个记录也好。”
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坚持要我这么做，但我很固执。“我不打算这么做。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在我看来，这不是“明智的政治作风”，尽管事后看来似乎是这样。这与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关。这完全是一种情绪，我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种顽固的个人感觉。我们得不到任何真实消息。我们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时，1927年，俄国党内的争论已开始牵涉到国际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现在几乎我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都能告诉你中国革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从那时起已经出版了大量材料。我们已用中国革命的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年轻同志。但在1927年，我们这些偏狭的美国人对此还是一无所知。中国在万里之外。我们从未见过俄国反对派的任何论点。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殖民地问题。我们不能理解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论问题和随之而来的争论，因此我们没法拿出真正的立场来。对我来说，英俄问题似乎稍清楚些。俄国反对派和斯大林派就英俄委员会的成立问题进行了重大的斗争，这个委员会是由英俄两国工会活动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它成了英国的独立的共产主义活动的替代品。在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关键时刻，这一政策压制了英国共产党的独立活动。那年春天，我偶然得到了俄国反对派关于这次争论的一份文件，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觉得，反对派的路线是正确的，至少是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他们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反革命分子。
1928年二月全会之后，我在全国各地游历了一番，这几乎成为我的定期活动了。我有个习惯，每一两年就要至少在东西两岸之间游历一次，以便真切把握美国的脉动，感受美国的走向。现在回头看看，你可以发现，党在纽约的某些领导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思想和错误，以及许多狭隘观念，根子都出在他们一辈子就生活在曼哈顿岛上，对这个巨大的、多样性的国家没有真实的感觉。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的资助下，我做了1928年的旅行，这次旅行长达四个月。我想远离令人窒息的永无止尽的派别斗争的气氛，在群众运动中放松一下。比起其他问题来，我对俄国问题是最迷惑不解的，我想找个机会来考虑这些问题。在我从太平洋海岸返回的途中，文森特·邓恩[7]不止一次提醒我这个问题，当我逗留在明尼阿波利斯时，除了其他的事情外，他和斯科格隆[8]同志还询问了我对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我回答他们：“我算什么人，轮得到我来批判俄国革命的领袖吗？”，借此向他们表明我不支持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几个月后斗争公开爆发时，他们记起了这件事。
1928年春末夏初，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像往常这种场合一样，我们派了一个包括所有派别的代表的大代表团去莫斯科；遗憾的是，我们去出席大会，不是为了专注于解决国际运动的问题——作为一个支部的代表，我们也许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出一份力；而我们所有人却都或多或少地只关注我们美国党内的小斗争；我们去出席世界大会，是去看看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每个人的看法。在前往大会的路上，我对俄国问题，反对派的争论的真正澄清不抱任何希望。那时，反对派似乎已被彻底摧毁。反对派的领袖们被开除。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潜在同情者都已被开除出党。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可能重新提出来。但它仍然继续困扰着我。而且它非常困扰我，以至我不能非常有效地投入到我们派别在莫斯科的斗争中去。
自然，当我们到达莫斯科时，我们继续进行派别斗争。我们立即组织我们的代表开小组会议，然后开始考虑我们能采取何种措施来击败其他派别，起草指责其他派别的文章，在大会委员会前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在这些事务上，我差不多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参与者。正好在那时，他们开始分派委员会。也就是说，每个代表团的领导成员被委派到大会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内，一些人在工会委员会中，一些人在政治委员会中，一些人在组织委员会。除此之外，还有纲领委员会。在六大上，共产国际第一次通过了完整的纲领。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然而直至九年后的1928年，它仍然没有一个完善的纲领。这并不是说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人们对纲领问题漠不关心，而仅仅意味着那些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纲领问题是多么严肃认真、起草纲领时是多么谨慎细致。在1919年，他们先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决议，在1920、1921、1922年他们又通过了另外一些决议。在第四次大会上，他们开始讨论纲领。第五次大会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在1928年的六大上，我们面前便摆上了一份纲领草案，它带有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创作印记。
我被分配在纲领委员会，部分因为其他派别的领袖对纲领不怎么感兴趣。“把那东西留给布哈林吧。我们不想为此而费心。我们要进入政治委员会，它将决定我们的派别斗争；或进入工会委员会；要么就进入其他的比较实际的委员会，它将决定一些烦扰我们的工会方面的小问题。”这就是美国代表团的普遍情绪。我被塞进纲领委员会里，这是给我的某种空洞的荣誉。而且老实说，我也对纲领不怎么感兴趣。
然而，把我塞进纲领委员会，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已让斯大林不止一次头痛，更不必说福斯特，洛夫斯通和其他人了。因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被开除出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正在向共产国际上诉。你们都知道，托洛茨基不只是站起来，绕开俄国党。被开除后，他趁着召开共产国际六大的机会回来了，他不止带来了上诉文件，还带来一篇批判布哈林和斯大林的纲领草案的文章，通过这个批判，他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托洛茨基的文件题名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9]。由于莫斯科机关（它们本来应当做到官僚式的天衣无缝的）的一些疏忽，托洛茨基的这份文件流入了共产国际的翻译室。它落入了备用文件存放处，在那里有十几个无事可做的翻译和速记员。他们拿起托洛茨基的文件，将它翻译出来，分发给各代表团的头儿和纲领委员会的成员[10]。看哪！就这样，它被放在我的膝盖上，翻译成了英语！莫里斯·斯佩克特[11]，一位加拿大党的代表，有几分与我相同的心情，他也在纲领委员会中，而且他得到了一个副本。我们抛开那些小组会议和大会会议，阅读研究起了这份文件。然后我和他就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边的是托洛茨基。我们在那达成了一个协议——斯佩克特和我——我们会回国，然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开展斗争。
尽管我们已经信服于托洛茨基，但我们并没有在莫斯科大会上开始战斗。从我阅读那份文件的那天起，我就自命为托洛茨基的一个门徒，此后都没有过动摇怀疑。因为我们没有在莫斯科发起战斗，一些局外的吹毛求疵者或许会质问：“为什么你不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为托洛茨基辩护？”我的回答是：如果这么做了，反而不能最好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你们在政治活动中也是要这么做的——手段必须服从于目的。共产国际已相当斯大林化。大会被斯大林派操纵着。对我们来说，在大会上表达自己的全部立场，很可能导致我们被关押在莫斯科，然后我们就会被击溃，在国内被孤立。洛夫斯通后来就是中了这个莫斯科的圈套（这里指的应该是1929年洛夫斯通的失宠——校注）。照我看来，我的职责和政治任务，是在我自己的党内组织起支持俄国反对派的基础。为此我首先必须回国。因此在斯大林化的大会上我保持沉默。朋友之间的坦诚是一种美德；在对待无耻的敌人时，这是愚蠢的标志。
无论我们怎样小心地隐瞒自己的观点，都不为过。特别是我，已经有人开始怀疑我在“拿托洛茨基主义玩火”了。吉特劳在他那本可怜的、为人代写的悔过书（指他的那本《我忏悔》I Confess—译注）中讲到格伯乌已核查了我在莫斯科的活动，报告给共产国际说“坎农在与俄国人的交谈中已泄露了他有着强烈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我受到了他们的怀疑，但他们不愿过于唐突地控诉我。他们认为自己可能还能把我“纠正”回去，这比公开爆发冲突而招致出丑要好得多。他们有充分理由来推测出：如果由此引发公开斗争，我是会让他们出丑的。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了国内（我记得是在九月），就美国党内的派别斗争问题，我们什么都没解决，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在莫斯科的斗争中，洛夫斯通派占到了一点点上风，但与此同时，斯大林已将一些限制性条件列入决议，为后来除掉洛夫斯通派打下了基础。我将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偷带出俄国，将它带回国。回国后，我立即着手执行自己规定的任务，开始组建一个支持托洛茨基的派别。
你们或许会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办到。可当时的形势却是这样的：此处用冒号而不用原来的句号，跟下文连接起来。托洛茨基被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党批判为反革命分子，共产国际六大再次重申了这一批判。没有一个党员公开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全党一致反对它。那时党已不再是一个你能在其中提出问题，获得公平讨论的民主组织。拥护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意味着给自己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不经任何讨论就会立即被开除。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任务是：在必然到来的决裂来临之前，秘密组建一个新派别，它的前景是：无论它的规模大小，它肯定会被开除出党，并势必同斯大林派斗争，同整个世界斗争，建立一个新的运动。
从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没有一丝怀疑。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存有任何幻想的话，那我们就会对结果感到失望，从而发生动摇。我先是悄悄地物色人选，暗地里跟他们谈话。罗丝·卡斯纳[12]是我的第一个坚定的追随者。从那时直至今日，她从未退缩过。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中和我共事的沙赫特曼和阿伯恩，都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但不是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我一起投身于这个全新的、伟大的事业。还有一些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干得还可以，在各处取得了一点进展，我们一直都很小心。一个关于坎农是托派分子的传闻流传了出来，但我从未公开说过这样的话；而对于这个传闻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此外，党内形势有些复杂，这同样对我们有利。如我谈到过的那样，党被分成三派，但福斯特派和坎农派合作，当时两派有一个联合党团。这使得福斯特派左右为难。如果他们没有揭发隐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并积极与之作战，他们就会失去斯大林的同情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对我们采取强硬手段，就会失去我们的支持，他们就不能指望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赢得大多数。他们被优柔寡断折磨着，而我们无情地利用了他们的矛盾性。
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我们有一份托洛茨基文件的副本，但没有任何方法来复制它；我们没有速记员；我们没有打字机；我们没有油印机；而且我们身无分文。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心挑选人选，让他们产生兴趣，然后劝说他们来到屋内阅读那份文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我们聚集了一些人，他们帮助我们将真理传播到更广的圈子中去。
最后，大约一个月之后，一位同志的轻率举动暴露了我们，在福斯特派—坎农派联合党团会议上，我们不得不过早面对这个问题。福斯特派以质询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所以他们要我们解释。很明显，他们非常担忧，仍犹豫不决。我们采取了攻势。我说道：“任何人对我提出的质询，我都会将其视为对我的侮辱。大家都清楚，我今天的地位，是为党打拼了十年才得来的，谁怀疑我的地位，我都要生气的。”我们又糊弄了他们一周，那一周里我们又在各地把一批人争取了过来。然后他们又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那时哈撒韦[13]从莫斯科回来了。在莫斯科他曾在所谓的列宁学校待过；实际上它是一所斯大林主义学校。他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得很努力，比本土的鞋匠[14]更清楚如何控诉“托洛茨基主义”。他说，应该这么办——提出一个提案：“本会议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然后观察各人对这个提案的态度。我们则提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早已解决，完全不必重提此事，以此为借口来反对这个提案；这是虚假的、形式的借口，但在对付一个有着警察思想的斯大林学校的毕业生时，这是必要的策略。我们说，我们拒绝参与任何这样的胡闹行为。
我们为此争论了四五个小时，而他们仍不知该拿我们怎么办。他们进退维谷：如果他们沾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污点，他们将失去莫斯科的同情；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与我们闹翻，就不可能赢得大多数支持。他们非常想要占据大多数，他们怀有这样的希望——哎呀，他们是多么希望——坎农这么精明的人，最后会恢复理智，而不会为了托洛茨基一条路走到黑，去徒劳地战斗。我们没有说得这么直接，我们对他们稍作让步，让他们以为这希望或许会实现。会议再次推迟做出决定。
在这件事上，我们获得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最后福斯特派内部做出判断，这个问题已经太过棘手了。他们正听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坎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把党员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一边的传闻。福斯特派害怕得要死——他们害怕洛夫斯通打听到这些事之后，指控他们是坎农派的同谋。他们惊恐万分地将我们驱逐出联合党团，将我们提到政治委员会面前控告我们。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受审。我们在早期发行的《战士报》上报导了那次审讯。自然，这是一个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西方法律术语，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私设公堂或不合法律规程和正常规范的审判—译注），但我们拥有充分的余地来发表很多演说，来盘问福斯特派的证人。这并不是因为党内民主。我们能得到这些“权利”，是因为在政治委员会里占多数的洛夫斯通派急于打击福斯特派。为此他们给了我们点余地，而我们充分利用了它。审判日复一日地艰难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党内领导和工作人员受邀参加——最后有大约一百人成了我们的听众。直到那时我们并未承认任何事。我们所做的只是反复诘问他们的证人、打击和揭露福斯特派，等等。最后我们厌倦了这一切，关于党内动向的报告传向全党之后，我们决定转入进攻。我向前来旁听的党内干部（他们一直保持安静，而且有点被吓到了）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自己在一切原则问题上百分之百地支持托洛茨基与俄国反对派，并决定要跟他们走，为他们的路线斗争到底。我们被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开除了。
就在第二天，我们的油印声明在党内传播。我们预料到了开除。我们为此作了准备，然后回击。大约一周后，我们出了第一期的《战士报》，这一击令他们大惊失色。当我们被拖入审讯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底稿，并同印刷商谈好了交易。我们于1928年10月27日被开除。就在第二周，《战士报》面世了，这第一期《战士报》是十一月号，是俄国革命周年纪念特辑，上面登出了我们的纲领等等。就这样，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公开斗争开始了。
一开始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光明前景。但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头几周就站稳了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投出了“炸弹”，把党内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的僵局炸个粉碎。当我们采纳了一个有原则的国际主义纲领，以此为立足点的时候，仅仅通过这一次爆炸，我们就从自己身上洗刷掉了美国党内各派过去的所有错误和过失。我们明白自己为何而战。所有的那些小小的组织上的阴谋诡计，在过去的争论中曾显得十分巨大，如今被我们像一件旧衣服一般抛弃了。我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由我们开始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重生了。
光看人数的话，这场斗争没有什么前途。我们三个签署声明的人（我、阿伯恩和沙赫特曼）在走向我家、去为组建一个要夺取美国政权的新党制订计划时，感到很孤独。当时我们三人都在为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工作。我们被开除出党后，立刻被赶出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还拖欠了我们的工资，一直都没付给我们。我们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来钱。当我们计划出版第一期《战士报》时，我们还没搞到经费。但我们和印刷商达成了协议，允许我们赊一期的账。我们给芝加哥的一些朋友写信，他们寄给了我们一些钱，这样我们才出版了报纸。我们自豪地宣布它将每月发行两次。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我们发现了一群匈牙利同志，他们因派别斗争中的种种原因，一两年前被党开除了。他们独立于我们而存在，不为我们所知，他们与一些在阿姆托格公司——苏联驻纽约的贸易代理商——工作的俄国反对派接触后，成了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我们眼中，他们简直就像一支百万大军。我们在纽约找到了一批意大利反对派，他们是波尔迪加[15]的追随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我们跟他们合作了一阵子。我们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斗争。我们强硬地回应了指控。我们开始通过《战士报》传播俄国反对派的新材料——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六大纲领草案的批判等。没过多久，人们就能看见，一个派别正在开始形成，它是有未来的，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纲领。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规模很小，但它是一个信仰坚定、热情高涨、行动果断的派别。全国各地都有人开始加入我们。我们的最重大的收获来自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地方不仅在卡车司机罢工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也对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我们在芝加哥也获得了支持者。
我们在许多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我们被开除之前，我们来不及与纽约之外的党员进行充分交流。共产党内大部分同志是在接到我们被开除的消息时，才知道我们的立场的。党的领导层的拙劣政策帮了我们大忙。他们的方法是在全国上上下下，在每个委员会和每个支部内都提出赞成开除坎农、沙赫特曼与阿伯恩的提案。任何想要问问题或想要得到更多消息的人都会指控为托派分子，然后立刻被开除。这帮了我们许多忙；他们把这些同志推向我们，使我们至少可以同他们谈话。在明尼苏达州，我们有些关系不错的朋友，我们曾同他们长期合作过。洛夫斯通派的代表去到那里，召集党员开会，要求他们立即投票赞成那个支持开除我们的提案。他们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听听这些同志说的话。”他们立即被开除了。他们与我们联系。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文件材料，《战士报》等。最后，那些因为不愿立刻支持开除我们的人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大多数人加入了我们。
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不仅仅是民主的问题。而是事关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问题。如果我们自满于利用人们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来拉拢人马，那我们也许能拉到更多的人。但这样的基础是不够充分的。不过我们先利用民主问题来争取听众的同情，然后立即坚决地向他们解释托洛茨基主义在一切政治问题上的正确性。
你们不难想象，对于全党来说，我们的立场和被开除是何等巨大的冲击啊。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被灌输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是因反革命而被开除的观点。一切全都被彻底颠倒了。迷惑不解的党员的头脑里充满了对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的偏见。然后，党的三位领导人站出来宣布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们被开除后，立即到处去找党员，告诉他们：“托洛茨基在一切原则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证明给你看。这就是许多同志遇到的情况。那些不愿立刻投票反对我们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不想离开党的。那时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一无所知，而且或多或少确信它是反革命的。但官僚开除他们的愚蠢行为给了我们一个能让我们与他们谈话、商量、并向他们提供刊物的机会。这为我们派别的初步巩固创造了基础。
那时候，每吸收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一个派别刚成立时只有四人，当你吸收到第五个人时，人数就增加了25%。相传，社会主义工人党[16]很久以前曾经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在德克萨斯州的得票翻了一番。实际情况是：他们得了两票，而不是平时的一票。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费城吸收到第一个新成员的那一天。在我们被开除之后不久，党内攻击我们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一天，有人来敲门，我开门一看，是费城的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他还很年轻，但在派别斗争中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坎农派分子”了。他说，“我们听说你们因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开除，但我们不相信。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你难以相信会遇上任何好事，除非它来自你自己的派别。我记得那天，我们走进里屋，从隐蔽处取出托洛茨基那份宝贵的文件，将它递给摩吉（摩根斯特恩的昵称-校注）。他坐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这篇很长的“批判”——它是一整本书——连头都不抬一下。读完后，他便下定决心跟我们走，我们便开始制订在费城建立一个小组的计划。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吸收了许多人。托洛茨基的思想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在《战士报》上连载这份“批判”。我们只有一份副本，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能将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因为它篇幅太大，我们无法油印。我们没有自己的油印机，没有打字员，没有钱。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失去了党内的职位，没有任何收入。我们忙于政治斗争，连去找份活计糊口的时间都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筹集政治运动资金的困难。我们连个办公室都租不起。直到一年之后，我们总算在第三大街租了一间危危欲坠的办公室，高架铁路就在窗边震耳欲聋。我们的运动诞生两年之后，我们搞到了第一台油印机，然后我们就开始扬帆远航。
注释：
[1]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校对者注
[2]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曾积极参加德国社民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和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在1917年至1923年的德国革命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1921年曾短暂担任德共主席。他在共产国际里支持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之后组织了德共（反对派），他是国际右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校对者注
[3] 伦敦局（London 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成立于1932年，是由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左”翼中派主义政党组成的，它的许多成员虽然同托洛茨基同志的国际左翼反对派比较接近，但并没有参加第四国际，因此被人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它的主要支部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等。——校对者注
[4]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校对者注
[5] 伯特伦·戴维·沃尔夫（Bertram David Wolfe，1896年1月19日——1977年2月21日），早年投身激进运动，活跃于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在党内追随洛夫斯通，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洛夫斯通的小组织，直到1940年因反对美国参加二战而退出。二战后投靠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6] 威廉·弗兰西斯·邓恩（William Francis Dunne，1887年10月15日——1953年9月23日），昵称“比尔”，1910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1929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46年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比尔·邓恩虽然曾与坎农密切合作，但在美国的左翼反对派被开除之后，他没有像自己的几个兄弟那样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是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美共之内，所以坎农这里说他是“不肖子弟”。——校对者注
[7] 文森特·邓恩（Vincent R Dunne）（1889-1970）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长期领导人。他是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 。1941年作为18个卡车司机和社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分子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他在明尼苏达的社工党内活动直至去世。——译注
[8] 卡尔·斯科格隆（Carl Skoglund）（1884-1960）瑞典裔美国革命者，生于瑞典达尔斯兰，1911年赴美，初期在IWW内，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党开除，帮助坎农创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0年代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运动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坎农等人一道因反对战争而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直至逝世，他一直处于美国政府的驱逐出境的威胁之下。
[9]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收录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192页。 ——校对者注
[10] 在罗伯特·亚历山大所著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书，谈到坎农是把澳大利亚的代表威尔金森灌醉后偷到这份文件带出俄国的。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们并不关注，事件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无须穷究，只须明白：坎农得到这份文件，并因为这份文件，他开始转向真理的一边，即托洛茨基的一边，毫不动摇地开始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个抉择在当时对坎农来说，意味着自己的党内地位和舒服的安乐椅的丧失，要付出的代价甚至是他的头颅，但如坎农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中所说的那样，这是“良心的逼迫”，即革命良心的逼迫。同样即使这种情况是真实的，我们也无需惊奇，坎农去世后，汉森（Joseph Hansen）在给他的悼词中说到“吉姆与其他一些同样拥有才能的，沿此路线（即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原则—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的框架内行事。”，仅此评价我们足以“谅解”坎农的这件“不光彩”的举动——译注
[11] 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1928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年迁居纽约，在那里领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报告，1939年脱党。——校对者注
[12] 罗丝·卡斯纳（Rose Karsner）（1890-1968）坎农的妻子与伴侣，出身于罗马尼亚，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她是美国托洛茨基的第一批领导者,与坎农一样，终其一生，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译注
[13] 克拉伦斯·阿尔伯特·哈撒韦（Clarence Albert Hathaway，1892年1月8日——1963年1月23日），出身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木匠家庭，当过机械工人。早年曾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党。在党内追随福斯特派，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1940年因酗酒被开除出党。四十年代后期又重新入党。——校对者注
[14] 鞋匠这个词（斯大林是鞋匠的儿子）这里可能是对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讽喻，哈撒韦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学习了三年，受到斯大林主义思想的充分灌输和训练，强于美国本土的这些二流的，未得鞋匠真传的斯大林主义者。——译注
[15]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校对者注
[16] 这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指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成立于1876年7月15日，原名美国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United States），2008年9月1日因财政困难关闭了全国办公室，此后停止了活动。——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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