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五讲 左翼反对派的艰难岁月
纲领与任务·洛夫斯东集团·俄国问题·工会问题·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艾伯特•韦斯伯德·斯大林主义“向左转” ·孤立·极端分子·党派之争·出版物·窘困·国际主义·“坚持！坚持！坚持！”
上次讲座讲到了1929年5月召开的左派反对派第一次全国会议。我们在头六个月的斗争中屹立不倒，留住了队伍，并招到了一些新人。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我们把队伍整合为全国组织，选出了领导层，并制定了更周密的纲领。我们的队伍稳固而坚定。我们资源贫乏且人员甚少，但我们坚信真理在握，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我们返回纽约，开始了为争取美国共产主义重生的第二阶段斗争。
每个政治团体诞生之初，都要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它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它能否发展壮大，还是会衰弱消亡。
第一个问题是采纳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但单靠这个不能确保胜利。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团体要恰当地决定自己活动的性质，以及应该为自己规定什么样的任务，这需要考虑到团体的大小和能力、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等因素。
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尤其是一个小的政治组织——的纲领是错误的，那它最终是无可救药的。虚张声势在政治运动中，就跟在战争中一样是不可行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在战争时期事物会立即暴露自己的一切弱点，正如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不断揭示出来的那样。这一无情的法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虚张声势是不起作用的。至多只能暂时欺骗群众，到头来，最大的受害者是吹牛者自己。你必须要有本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纲领以确保组织存续和服务于工人事业。
名声扫地的洛夫斯东集团，就是以轻佻浮夸的态度来对待纲领问题，从而招致致命后果的一个例子。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刚加入革命运动，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曾起过显著作用的派别，因为它已彻底销声匿迹。但那时候，洛夫斯东集团的人都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是被他们开除的，而半年后他们自己也被开除了。他们起初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人马和资源。在一开始，他们似乎声势浩大，咄咄逼人。但他们没有正确的纲领，也没有去尝试发展一个正确纲领。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稍稍欺骗一下历史；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在原则问题上走捷径，并通过在纲领问题上搞妥协来维持较强大的力量。他们这样做了一阵子。到头来，这个原本富有活力和能力、并且拥有一些相当能干的人的团体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垮了，可耻地瓦解了。据我所知，它的大多数领袖，如今都在搭上了帝国主义的战车，他们现在为之效力的目标，竟然与他们投身政治时的目标截然相反。纲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团体不能正确认识当时的环境所规定的任务，如果它不知道如何回答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即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有多少优点，都会在徒劳无功中耗尽精力，最后悲惨地失败。
因此，正如我开头说过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纲领问题的回答，以及我们分析当时任务的方法，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是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一股新生力量，我们的优点就在于：我们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这个优点保证了我们组织的前进、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那次会议并没有讨论由当时政局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它仅讨论了最重要的问题，即那些不得不首先回答的问题。而且这些首先回答的问题中的第一位是俄国问题，现存的革命的问题。我在先前讲座中说过，从1917年直至现在，已再三地证实了俄国问题是工人运动中的每个政治流派的试金石。那些在俄国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人迟早会离开革命道路的。
俄国问题已在文章中，小册子以及书籍中被阐明过无数次。但在每次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它又会浮现出来。直到1939和1940年，我们还不得不再次在俄国问题上与我们运动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如果要彻底掌握俄国问题的深刻性、尖锐性和迫切性，可以在第四国际的出版物中找到丰富的材料。因此，今晚我用不着详细阐述俄国问题，我只讲讲它最本质的地方，讲一下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尽管苏联的领导权已经落入了保守的官僚阶层之手，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支持苏维埃政权和苏联。当时有些人，自称和自以为是革命者，他们已同共产党决裂，或已被开除出党，他们想彻底抛弃苏联，抛弃这个俄国革命的剩余果实，成立一个反苏政党，“清清白白”地重新开始。我们拒绝了那样的纲领，回绝了所有怂恿我们这么做的人。当时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就能招来不少人。我们坚决支持苏联，主张通过党和共产国际的手段来设法改良它，而不是推翻它。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无论是出于急躁、无知或主观——不管是哪种原因——所有过早宣判俄国革命已死的那些人，实际上宣判了作为革命者的他们自己的死亡。这些团体和流派全都堕落了，彻底垮了，变得无足轻重，不少还投靠了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的革命活力之所以能持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是正确的，尽管那些控制着苏联政府的人犯下了包括迫害我们在内的种种罪行。
工会问题一如既往地非常重要。在当时尤为突出。共产国际和受它指挥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后，又突然急剧向左转，倒向极左主义，这是斯大林派的官僚中派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从极右跳到极左，也能从极左跳到极右，这种趋势就是他们的特性。在苏联，长期实行右派政策，向富农和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妥协，把苏联，以及寄生在苏联身上的官僚阶层，都折腾到了濒临灾难的地步。在国际层面上，相似的政策带来了相似的结果。为了弥补这些政策造成的后果，以及在左翼反对派的严厉批判下，官僚阶层在所有领域施行了极左主义的过犹不及的纠正措施。在工会问题上，他们又捡起了脱离包括美国劳工联盟在内的现有工会的立场，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发起了建立对共产党俯首帖耳的新工会的运动。这种建立“红色工会”的疯狂政策成了当时的重头戏。
我们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就坚决反对这个政策，并声明赞成在现有的工人运动当中开展活动，将独立工会主义局限于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领域。这种通过人为手段来创造新的“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的理论，包藏的是改头换面的宗派主义，对此我们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依据这个立场，依据我们的正确的工会政策，我们确信当我们有机会深入群众运动的时候，我们能找到最便捷的道路。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采纳的工会政策，后来一直被我们坚持下去，以后的事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政党，还是仍将自己视为现有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我们再次被自以为是激进分子的人包围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对共产党彻底失望的前党员，他们想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有的是反对共产党的工团主义者和极左派分子，他们愿意跟任何人一起成立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党。此外，我们自己的队伍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对我们遭受的官僚式的开除、诽谤、暴力及孤立行为十分反感。他们也想抛弃共产党，成立一个新党。这条路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我们抵挡了它的诱惑，拒绝这种想法。那些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的人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已被党开除了，怎么能成为它的一个派别呢？”
我们解释道：问题在于正确地估量共产党的党员群众，找出接近普通党员的正确方法。如果整个共产党上上下下都已堕落得无可救药，如果存在着更为进步的工人团体（无论它确实是进步工人团体，或是由于它的前进方向，使它有可能成为进步工人团体），能让我们以它为基础，建立起全新的、更好的政党，那么支持建立新党的论点就是正确的。可我们到处都找不到这样的团体。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个体和流派当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实际的进步性、任何战斗性、任何实际的政治觉悟。他们几乎都是置身事外的批评家和宗派主义者。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成千上万工人，组成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他们仍然忠于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他们并不是有意投身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逐步蜕变的过程。他们还不理解导致了这种蜕变的理论问题。除非身处党内，尽力去改良党，要求党恢复民主权利，而不是去摧毁党，否则你就连倾听这些工人的意见都做不到。
我们通过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以示我们不是新党而仅是老党的一个反对派组织。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我们仍是共产党的拥护者，我们反对上层官僚领导但正确评价那时的普通党员，我们寻求与他们联系，凭借着这些，我们继续从共产主义工人的队伍中获得新成员。在我们运动的头五年当中，绝大多数的成员来自共产党。所以我们才能为重生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至于那些反苏、反党的人，他们除了搅乱人们的思想之外，什么都没干成。
当时，除了决定成立一个派别组织，而不是一个新党的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从1928年到1933年，我们的运动为这个问题争论与斗争了长达五年之久。这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团体，由分散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的100名成员组成，对于这样一个团体，应该给它安排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党，那我们就必须直接向工人阶级求助，抛弃堕落了的共产党，并在群众运动当中发起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成立独立政党，而是成立一个派别组织，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呼吁和活动，就要以共产党内外的已经组织起来的阶级先进分子为主要对象，而不是四千万美国工人群众。你们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领域内——不只是在政治领域内——你一旦说“A”就必须接着说“B”。我们不得不要么面向共产党，要么离开共产党，走向水平不高、尚未被组织起来及不曾受过教育的群众。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
问题在于要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当然，为了成立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党，你必须找到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但与群众结合的道路要通过先锋队，而不能越过它。有些人不理解这个问题。他们觉得能够绕开共产主义工人，直接到群众运动中去，在那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理论最高级的团体——即先锋队之先锋的左翼反对派——的最佳候选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急躁和找不出正确办法的产物。与之相反，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而不是鼓动。
我们说过，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先进分子了解左翼反对派的原则。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以为可以立即走到未受教育的广大群众当中去。这批先进分子当中，有数万名共产党员及同情者，我们必须尽量争取这些人，从中锻造出合格的干部，以便改造党；退一步来说，假如经过一番认真的努力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只有在失败已是无可挽救的局面时——我们可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招募来的力量，组建一个新党。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可能重建真正意义上的党。
当时有个人横空出世，也许你们大都没听说过他，但他当时可是名噪一时。艾伯特·韦斯伯德（Albert Weisbord）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在1929年，不知是因为批评党还是什么缘故，他被开除了。在被开除后，他决定做一番研究。你们也知道的，当人们遭受重挫之后，往往会去寻找原因，这是常事。韦斯伯德很快从他的研究中走出来，宣布自己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是像我们这样的50%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百分之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的人生使命就是要将我们引上正路。
他的告诫是：托洛茨基分子不应该是一个宣传小组，而应该直接进行“群众工作”。这个想法自然而然地让他提倡起成立新党，但没有人追随他，自然建不起什么党。他便把这个策略先用在先锋分子——也就是我们身上。拉拢了一些朋党之后，他便发起了一个猛烈的“从内部瓦解”的运动，并从外部不断打击我们当时在纽约市建立的一个拥有25至30人的小组。正当我们力主必须对共产党员及同情者进行宣传、以此作为与群众运动保持联系的纽带时，韦斯伯德提出了一个群众活动的纲领，他的群众活动，有99%不是针对群众，甚至不是针对共产党的，而是针对我们的托派小组织的。他在每件事上都与我们意见不一致，并指责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伪代表。我们说是，他就说绝对是。我们说75，他就喊出更大的数。我们叫“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就给自己的小组织取名“共产主义斗争同盟”，以显得更强大。我们的活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本质，这是在与韦斯伯德的斗争中的核心问题。他迫不及待地越过共产党，跳进群众工作。我们拒绝他的纲领，然后他在一份又一份的厚厚的油印公报上谴责我们。
你们当中可能有人想成为研究我们运动的历史学家，或至少是学习我们运动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进一步研究那些最重大的问题及我们运动史上的转折点时，可以把我这些不太正式的演讲用作路标。文献是不缺的。如果你们有心去找的话，就能找到大捆大捆专门对我们的运动——出于某种原因，特别针对我——批评谩骂的油印公报。这是常有的事，我早就学会了对此泰然处之。每当任何人在我们运动中失去理智，他就开始扯着嗓门谴责我，而我根本没有挑衅他。因此，韦斯伯德谴责我们，特别是我，但我们斗争到底，坚持了我们的道路。
我们队伍里有些急性子的人，他们认为，窘困的小团体要想迅速发家致富的话，韦斯伯德的办法值得一试。这些人深受孤立，聚在斗室里面，除非他们能保持分寸和理智，并对现实有清醒的理解，否则他们很容易接受最激进的提议。我们有些同志对缓慢的发展觉得失望，那种认为我们只需要一个群众工作的纲领、以便走出去争取群众的想法，诱惑了他们。这种情绪不断增长，以至于韦斯伯德能在我们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小派别。我们不得不宣布召开一场公开讨论会。韦斯伯德不是我们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我们还是允许他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们竭尽全力辩论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孤立了韦斯伯德。在他的纽约团体内，他招到的人从未多于13人。这个小团体经历了一系列的开除和分裂，最终销声匿迹。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辩论和斗争。我们当时不但要跟韦斯伯德斗争，还要被自己队伍里的急躁分子纠缠不休。当时身上的担子十分沉重。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们似乎都是寸步难行。有人开始气馁了，也有人随之要求某种能让运动更快发展的秘方，某种万应灵丹。我们驳倒、击败了这种要求，让自己的组织维持了正确的路线，使它始终面向着能让它健康成长的源泉——仍然受着共产党影响的共产主义工人队伍。
斯大林派的“向左转”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这次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设计来打乱左翼反对派阵脚的，它使得斯大林派显得甚至比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更激进。他们将洛夫斯东派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将党的领导权交给福斯特及其同伙，宣布实行左倾政策。通过这种伎俩，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打击。党内的不满分子，曾倾向我们的，曾反对洛夫斯东集团的机会主义的，现在与党重归于好。他们经常说：“你瞧，你们错了。斯大林正在纠正一切。他正在俄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全面采取激进立场。”在俄国斯大林官僚向富农宣战。左翼反对派在全世界的阵脚都被打乱。俄国党内的反对派接连投降。拉狄克等人以斯大林采纳了左派反对派的政策为借口放弃了斗争。在斯大林派突然倒向极左的这个时期，以前曾倾向我们，而当时又产生了同样感觉，从而回到斯大林主义那里去的共产党员，依我看，大概有几百人。
这是左翼反对派的真正艰难岁月。开头半年里我们取得了相当稳固的进展，并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怀着很大的希望建立了全国组织。接着，从共产党员中招收成员的工作戛然而止。在洛夫斯东派被开除后，共产党内泛起了一波幻想。与斯大林主义和解成了一股风气。我们陷入了困境。然后斯大林派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起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点燃了共产党员的激情，而五年计划正是左翼反对派所提出和要求的。美国的经济恐慌和大萧条，激起了一波对资本主义感到幻灭的巨浪。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似乎成了美国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党开始壮大，队伍膨胀，并吸引了大批同情者。
由于我们对斯大林派的批判，以及我们的理论阐述，在所有人眼中，我们成了一帮不可能派，成了一帮对琐碎小事斤斤计较的人。我们四处奔走，想让人们明白，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将危及革命；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澄清这个理论问题。而他们却迷恋于五年计划的初步胜利，他们常常看着我们说：“他们疯了，他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当成千上万的新人望向苏联，看见苏联正在通过五年计划前进时，当资本主义似乎就要完蛋时，这些托派却夹着文件，要求你们读书、学习、讨论等等。没人愿意听我们的。
在运动的艰难岁月里，我们被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情者，没有围绕着我们运动的外围群众。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参与群众运动。每当我们设法渗入一个工人组织，我们就会被当作托派反革命而被开除。我们试图派代表参加失业者的集会。我们的入场凭证会当场被拒，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我们彻底陷于孤立，被迫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组织吸收的人员几乎降为零。我们简直完全无法渗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群众。
然后，就像每个新生的政治运动那样，我们开始从那些不太健康的源头那里招募成员。如果你们的人数再次少到屈指可数，就像阶级斗争发生突变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碰到的情况那样；如果事态再次恶化，而你们不得不从头再来的话，那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一些可能会让你们头疼的事情。每个新运动，都会引来一类人，极端分子也许是这类人的正确称呼。老是想寻找最极端的激进主义的怪人、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夸夸其谈的人、被好几个组织开除过的顽固反对派——在我们被孤立的时候，这些人开始来找我们，对我们喊：“同志们，你们好！”我总是反对接收这类人，但这逆流实在太强大了。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纽约支部里，我发动了一场激烈斗争，反对接收一个人为成员，唯一的理由是他的外表和衣着。
他们问道：“你为什么反对他？”
我说道，“他上下穿着一件格林威治村式的灯芯绒套装，留着一嘴漂亮的胡子和一头长发。这家伙不对头。”
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我说，这类型的人不适合接近普通美国工人。他们会把我们的组织变成畸形的、不正常的、另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与美国工人的正常生活脱节。一般而言，我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上述例子里。我们的穿灯芯绒套装的家伙在组织里制造了各种麻烦之后，最终成为一名奥尔勒分子[1]。
来找我们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之所以反感共产党，不是反感它不好的一面，而是反感它好的一面：即党的纪律，在当前工作中，个人要服从党的决定。有许多带着半吊子的小资思想的人，他们无法忍受任何纪律，他们要么主动脱离了共产党，要么是被开除出了共产党，他们想要——倒不如说他们以为自己想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加入了纽约支部，并把同样的对纪律的偏见带进了我们的组织里。许多新人盲目崇拜民主。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让他们极其生厌，所以他们想要一个没有任何纪律、没有任何权威、没有集中的组织。
那段时间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纽约支部变成了无休止的讨论会。这些人个个能说会道。我曾想找出一个不那么能说会道的人，但一个都没找到。他们就会空谈——他们不仅能侃，还十分愿意侃；他们可以就每一个问题永远地空谈下去。他们是叛逆者，不肯接受任何权威，不肯接受任何我们运动史上的任何决定。每件事、每个人都必须一再从头被证明。
共产党把我们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隔绝开来，我们接触不到活生生的工人群众运动，只能依靠自己，并忍受着极端分子的侵害。无路可逃。我们不得不忍受这段漫长的、充满了烦闷和争论的时期。我不得不听他们争论，所以我才添了这么多白发。我从不是宗派主义者，不是性格孤僻的怪人。对于那些错把夸夸其谈当成政治领导的优点的人，我向来没有耐心。但人们不能离开这个遭到剧烈围攻的团体。这个脆弱的小团体，会成为未来的革命党的核心，因此必须维持它的团结。它不得不经历这么一个时期。它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生存下来。为了未来的利益，人们不得不有耐心，所以我们才会耐着性子听他们夸夸其谈。这不是一件易事。我多次想过，如果他们说的那些关于未来的话当中，真的有什么东西的话——尽管我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我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某些我不得不听的东西。
这是最艰难的时候。然后，运动就理所当然地陷入了一段困难重重、充满摩擦和冲突的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常常为一些琐事进行激烈的争吵。这是有原因的。孤立的小运动都会遭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孤立的小团体，只能依靠自己，承受着全世界压在它身上的重担，接触不到工人群众运动，无法从群众运动中得到认真的纠正，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也必须度过一段困难时期。许多新成员素质良莠不齐，加剧了我们的困难。说句公道话，许多加入纽约支部的人实际上不该来这里。他们终究不是能够建立革命运动的一类人，他们是业余的革命票友，散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之后是运动的持久窘困。当时我们想出版报纸，想发行一系列小册子，但却没有必需的资源。我们弄到的一分钱，都会立刻被报纸吞掉。我们连一分钱周转资金都没有。那是一段充满了现实压力的日子，被孤立、穷困、内部困难弄得焦头烂额的艰苦日子。那段时期持续了不止几周、几个月，而是好几年。在那持续数年的恶劣条件下，每个人的一切弱点都被暴露出来；一切卑劣、自私和背叛都被暴露了出来。在形势尚好时我就对某些人有所了解。现在我彻头彻尾地看穿了他们。而且在那可怕的日子里，我同样学会了解本·韦伯斯特（Ben Webster）[2]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汉子们。他们从未辜负过我，总是支持我，在艰难时期为我雪中送炭。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运动，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纲领、拥有最长远的历史眼光的运动，被琐碎的麻烦、猜忌、小圈子内斗的海洋淹没了。最糟糕的是，成员未能充分理解这些派别斗争，因为包含于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当时尚未暴露出来。尽管人们常常以为这些派别斗争不过是个人意气之争，但现在，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斗争正是1939-40年之间，我们运动中间的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所进行的重大的、关键的斗争的提前预演。
在我投身工人运动的整整三十年里，从1929年芝加哥会议到1933年的这段时间，是最艰难的时期——忍受着可怕的彻底孤立，承受着随着而来的种种困难。孤立是宗派主义者的天然温床，但对于一个对群众运动有着直觉的人来说，这是最残酷的惩罚。
那是苦难的日子，但我们不顾一切进行宣传，总的来说，我们做得很好。在芝加哥会议上我们已决定打算不惜代价出版俄国反对派的全部信息。那时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遭禁的累积文件以及当时的托洛茨基著作。我们决定：自己能做的最革命的事情，不是走到联合广场上大喊革命，不是去贸然跑到尚未了解我们的千百万工人面前，不是要跃过自己的头顶。
我们的任务和革命义务，是要印出字来，是要按照“宣传”这个词的最狭义的意义来工作，也就是出版和传播理论著作。为此，我们耗尽全部资金，买了一台二手排字机，成立了自己的印刷所。考虑到我们可用的手段，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史上所有的商业计划中最好的。如果我们对革命不感兴趣的话，就凭这个企业，我们准能当上最优秀的商业专家。我们当然做了很多切角加工，保持工作的运转。我们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操作这台机器，他刚从排字机学校毕业。那时他不是一流的技工；而现在他不仅是一名好的技工而且也是党的一名领导，纽约社会科学院的一名讲师。在那些日子里，党的宣传工作的重任，全都要寄托这个操作排字机的同志身上。有个故事——我不知是真是假——他并不太会用这台机器。这台机器已经老态龙钟，故障连连，被奸商卖给了我们。这老家伙老是会像头累坏了的骡子一样趴窝不干，此时查理就会给它调整一下，不起作用的话，他就会拿起锤子敲它两下，让它开开窍。然后它就会老实干活，印出新一期《战士报》。
后来，我们有了业余印刷工人。纽约支部大约一半的成员经常于不同时候在印刷所工作——油漆匠，砖瓦工，制衣工人，簿记员——他们所有人都当过一回业余印刷排字工人。在一间效率非常低下、人员冗余的作坊里，我们用无报酬的劳动力挤出了一定成果。这就是托派分子的印刷厂的全部秘密。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效率很低，但是，埃及法老以来的所有奴隶主，都知道一个秘密——有了奴隶，你就不用花太多钱，正是这个秘密让它维持下去。我们没有奴隶但有热情且乐于奉献的干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既要编报，还要负责各种技术性事务，却几乎一分钱也不拿。我们太缺钱了。所有的账单都不能按时支付，老是被债主追着屁股催债。刚接到报纸的账单，就得交房租——不交就得滚蛋。然后马上又要交煤气费——没有煤气，排字机就动不起来。电费也要付，因为没有能量和光，作坊无法运转。不管我们有没有钱，所有的账单必须要偿付。我们最大的奢望莫过于交完房租、报纸费用、排字机的分期付款和修理费、煤气费和电费。我们几乎没有钱付给那些“雇来的帮手”——这些人不光是在在作坊里工作的同志，也包括那些在办公室里的同志，即我们运动的领袖。
基层的同志总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没有领袖做出的牺牲大。所以我们运动的领袖才能时刻拥有强大的道德权威。我们党的领导总能要求普通党员作出牺牲，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做出了牺牲，成了大家的榜样。
我们绞尽脑汁维持报纸的出版。小册子一份接一份地印刷出来。各个小组的同志纷纷慷慨解囊，印发了托洛茨基的新小册子，出钱维持着报纸的出版。在我们的那个老旧的印刷所里，印出了一本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书。想了解东方问题的同志，都要读一读这本在不利条件下、于纽约东第十大街84号出版的书。
我们不顾一切困难——前面我已经举出了不少——艰难地前进了几步。我们破天荒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教给了这个运动。我们培养了一批干部，他们注定要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我们淘汰了一些不称职的人，逐个吸收了一些优秀人员；我们在各处都招募到了新人；我们开始建立起新的联系。
我们设法举行公开会议。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时没人愿意听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员全体组织散发传单，在这间屋子里举行群众集会。连同我们自己的成员在内，来了59人，整个组织为之一振。我们四处奔走相告：“那晚的演讲来了59个人。我们开始壮大了。”
纽约之外的人，比如明尼阿波利斯人，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后来获得了工人领袖美名的同志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当上工人领袖的。当时他们干的是最苦的体力活，每天要在煤场里，运上十到十二小时的煤。他们往往每周从工资里挤出五到十块钱，然后马上发到纽约，确保《战士报》能出版。有好多次，我们没钱印报纸了，就拍电报给明尼阿波利斯，然后他们就会电汇给我们25块钱左右。芝加哥等地的同志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全靠全国各地同志的努力和牺牲，我们才能坚持下来，维持报纸的出版。
也有偶然的意外之财。偶尔会有同情者捐给我们25块钱。这时我们办公室里简直就跟过节一样高兴。我们有一份“租费周转基金”，陷入财政绝境时，它就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靠它可以蒙混一阵子。比方说，本月第十五天要交三十或四十块租金时，交租金的同志会在第十天把这笔钱借给我们，用来偿还紧迫的账单或其他款项。五天之内，我们得让另一位同志把房租借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及时把钱还给第一位同志，让他去交房租。接下来，第二位同志又得去向房东求情，给他几天时间凑钱，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去找另外一笔交易，从其他人那里借钱，还给第二位同志。这招我们一直在用。全靠了它，我们才能弄到一些流动资金来解燃眉之急。
我们挺过了这段艰难困苦的时期，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纲领，因为我们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及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帮助。在第三次流亡中，托洛茨基同志开始了他伟大的工作。他的著作和书信鼓舞了我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与政治知识的世界。国际书记处的干预，为解决我们的困境，提供了关键的帮助。我们请国际书记处提供一些建议，当建议传来时，我们明智地接受了。在这个时代，没有国际合作——这正是“国际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任何政治团体都不可能在革命道路上生存和壮大。这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坚持了下来，存活了下来，将组织团结一致，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下一讲，我会告诉你们，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已准备就绪。当孤立与停滞之墙出现第一道裂缝时，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的宗派小圈子，跨过这堵墙。我们开始在政治和劳工运动中发挥作用。当俄国反对派接连投降，当世界各地的工人群众接连受挫时，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进步，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明确的纲领，保持着坚定的信心。先锋队的先锋队突然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许多人开始质疑。该怎么办？能做什么？任其自然不是更好吗？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文章，“坚持！坚持！坚持！”这就是他对在拉狄克等人投降后的沮丧浪潮的回应。坚持下去奋斗到底是革命者必须学会的，无论他们的组织多么小，无论他们可能多么孤立。坚持下去，奋战到底，直至转机来临，然后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33年，然后我们终于看见了曙光。随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在下次讲座中，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事。
[1] 这些内容涉及到本书的第十一章：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形成了合众国工人党。1937年整一年里，合众国工人党在“打入”这个策略上展开激烈争论，最终，由坎农，沙赫特曼和伯纳姆领导的多数派取胜，工人党决定打入美国社会党；由胡戈·奥尔勒（Hugo Oehler）为首的少数派拒绝这个结果，分裂了出去，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支持奥尔勒的人被称为奥尔勒分子。奥尔勒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该组织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解散，而奥尔勒也渐渐湮没无闻。——译注
[2] 本·韦伯斯特（Ben Webster）即阿恩·斯瓦贝克Arne Swabeck (1890-1986)，丹麦移民，他是坎农的长期亲密合作者，曾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60年代成为毛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毛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违反纪律于1967年被社工党开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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