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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美国问题”
（1954年5月10日）
我作为美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正待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在1922年6月1日到达了莫斯科。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次年一月间。除了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和代表大会以尽到我的责任之外，我还有机会到各处观光，对这个已进入革命后的第五年的国家获得一些印象。
在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在全国作了为期五个月的旅行，发表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五年”的演讲。这篇演讲当时曾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后来并由前锋出版社以《俄国革命》为题，加上另一篇演讲重印出版。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我是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出席的，并且还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主席团是一个较小的工作机构，就像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全国委员会的较小的政治局一样，它经常开会并且处理共产国际的一切日常政治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国际怎样进行工作，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伟大的政治领袖们怎样在工作中对世界运动的尚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别人的发言和试图学习一些东西，我感到相当满意。我确实认为，我从这宝贵的经验中学习到许多东西。
各个国家党的问题在主席团的会议上都要逐一进行检查。我记得，当时的大问题是法国党内连续不断的危机和统一战线策略的一般应用问题。所有重要的党在莫斯科都派有常驻代表。他俩就本国的新发展定期提出报告并且参加讨论。指派到共产国际从事常务工作的俄国代表团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其中有季诺维也夫，拉迪克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是主席。作为主席团的一个成员，当我呆在莫斯科的整个期间，我看到过这些领袖们如何进行工作，平均每周要听他们作一次报告。俄国代表们所起的领导作用是一点也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这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是，其所以如此，是完全公正和自然的。
他们都是有理论修养的久经缎炼的老战士，他们通过自己在流放年代里的研究和亲身的经验了解世界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的欧洲部分。而且，他们享有一个胜利的革命的领导人理应享有的高度道义上的权威。其他党的代表们，像我自己，主要不过是年轻一代的学徒而已。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能到这种举世无双的学校里来学习是很荣幸的，同时，我们都设法利用这个机会来得到一些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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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赤色职工国际的执行机构中工作。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国家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人，并且和他们相当熟悉。我特别记得洛索夫斯基，宁恩和布兰德勒。赤色职工国际的委员会当时在国际工会运动的一切实际事务中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可是，涉及到政治方针的问题却要与共产国际主席团取得一致，并且最后要由主席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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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我自己特有的目的——争取共产国际支持我们在美国的政策——我同季诺维也夫，拉迪克，布哈林和库西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进行了个别交谈。毕特尔曼1922年夏天负着特别使命到达了莫斯科——我想是来汇报美国犹太运动的情况的。毕特尔曼和我在莫斯科一道密切地进行工作。我们合作准备有关美国情况的书面报告，一起和不同的领导人谈话。
我注意到，所有的领导人，就像他们预先作了决定一般，在一切有关美国政策的讨论中一直都不表示明确的意见和态度。他们极为友好和耐心。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而他们的时间在当时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出对这个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发表过任何意见。第一轮的会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实际结果只不过是一项非正式的决定，就是要等待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其他派别的代表到来，任何决议都要推延到那个时候再说。
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来直接表示一种确定的立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得到的印象是，俄国领导人倾向于把我当作他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中在俄国党内所遇到的那种“取消派”。这些俄国的“取消派”曾经企图放弃非法的党组织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活动适应沙皇的法律。布尔什维克一向都反对这种投降派的取消主义；我感到，俄国领导人在1922年所持的保留态度至少部分地受到了他们记忆犹新的原来那一场斗争的影响。
我也注意到，共产国际机构的一位技术工作人具，一位说英语的女同志告诉我，她是被派来帮助我研究过去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经验的。她把我带到一个图书馆里去，替我翻译了列宁在那个时期约一些论战的文章。我是赞同这些文章的，但是我却想，在沙皇的俄国和哈定的美国之间是有区别的。
在1922年的整个夏天，我都有着不安的感觉，因为我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支持我们的政策，但是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俄国领导人的保留态度可能是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就派了一个代表——瓦列茨基，一个波兰人——到美国去，而他们在等待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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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共产国际的全盛时期，当时它的道义权威是再高没有的，它对各国年轻的党提出的忠告的英明，得到大家的公认和重视。对于俄国领袖们之间的冲突和敌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把俄国领导看作是一个整体，列宁和托洛茨基站在最上面，与其他人多少有些不同。
托洛茨基在那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六月全会上和几个月以后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领导了关于法国问题的辩论。托洛茨基在主席团的会议上也出现过几次，但是每次都是为了某个特殊的目的。我只有一次见过列宁并且听到他讲话，他那次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小时的演讲。当然，我知道他正病着，但各方面对他的康复都抱着自信的乐观。正如我所说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有的日常工作都是由派到那个机构工作的俄国代表团——季诺维也夫，拉迪克和布哈林——来领导的。我记不清当时我是否见到过或听说过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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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国内，取消派和过左派之间的派别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更多的代表开始陆续从美国到达。这是一个大代表团，全算上大约有二十来个人，代表了所有各种倾向。马克斯·贝达特和阿纳·斯沃贝克代表了取消派，勒·伊·卡特菲尔德、罗斯·柏斯特·斯托克斯和其他的人代表了地下派。还有一个以马丁·阿勃恩为首的青年代表团。有一些人是工会的代表，我记得的有杰克·约翰斯顿、罗斯·沃尔蒂斯和其他的人。青年和工会的代表都支持取消派。还有一个黑人代表，姓名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似乎是支持过左派的。特拉腾堡代表工人理事会派，这个派别还没有参加共产党。过左派分子（统一劳苦大众党）的分裂派也派来了两个代表，他们是被邀请来提出他们的申诉的。
此外，有些人以个人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在这些人当中有马克斯·伊斯特曼、黑人诗人克劳德·麦克凯和艾伯特·里斯·威廉斯。在克劳德·麦克凯的一本自传《远离祖国》 中，有一部分就是写他在俄国的旅行和代表大会的情况的。季诺维也夫和其他的俄国领袖们对他大捧特捧。他们要他同他们和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人照了一些团体相，为的是在殖民地世界中进行宣传。麦克凯在那本书的第十六章中谈到了代表大会和他参加的美洲局。这是一个艺术家独立的印象，你会发现它写得很有意思。
在代表团全体团员都巳经来到以后，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开始把会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拖延下去，美国问题上的初步斗争就真正开始了。最初的小冲突发生在共产国际主管英语国家事务的特别部门中。最近被黜免的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头目拉科西，当时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英语说的很流利，我同他也很熟悉。他是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到莫斯科去的匈牙利青年领导人员之一。
当时拉科西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僵硬的形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他并不隐讳他怀疑我们是“取消派”。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看得太认真，所以我们并不十分在意。但是，他可能反映了官方领袖们的观点，这却使我们感到十分不舒服。我不能不说，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这样，而且这也反映在共产国际机构中的其他技术工作人员的态度上。
他们开始不让我过好日子了。在代表大会前夕，他们把我从勒克斯饭店的受优待的房间里移到一个设备简陋和塞满了代表的集体宿舍里。我是流浪工人出身，的确并不十分在乎，但是人们认为这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朋友们嘲笑我从勒克斯饭店被放逐出来。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 中把我当时的身份称为一种“贱民”，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阿帕拉其克”（apparachiks）*是真正的晴雨表，我从来不欢喜这种人，不论是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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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将结束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会见了托洛茨基。这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一切，这次决定性会见一点也不能归功于我们，因为，就我记忆所及，当时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要求作这次会见。这次会见是由马克斯·伊斯特曼亲自主动安排的。托洛茨基是一个办事最认真的人，他给会见规定了时间。他有严格要求人们遵守时间的令人生畏的习惯，同俄国人在时间问题上那种典型的漫不经心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已成了传奇，没有人敢叫他等。伊斯特曼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布置这次会见，只差一点就无法把我们找齐。当我们过俄国蒸气浴愉快地回来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到这种惊人的浴室中去洗澡——他在最后一分钟找到了我们，用汽车慌慌张张把我们按照约定时间一分不差地送到了托洛茨基的办公室。
我记得，参加这次会见的有马克斯·贝达特、马克斯·伊斯特曼和我自己。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美国代表参加的话，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了。托洛茨基办事极其认真精确，没有在礼节客套上浪费一点时间。他要求我们马上就谈自己的情况，并且提醒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他的态度和方法同季诺维也夫的大不相同，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者给我的印象是不拘礼节，随随便便，甚至还有些懒洋洋的。他总好像有充分的时间，要举行一个会议总是推迟两三小时才开始。尽管如此，他仍然做了很多的工作。这只是他的工作方法不同而已。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伟大是在于他们的天才的伟大。季诺维也夫在他们面前就显得渺小多了，但是如果要求低一些，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我对季诺维也夫总有一种温情，我对他的深情关切从来没有改变。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写一点东西，好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
同托洛茨基会谈的时候，作主要发言的是我，贝达特作了一些补充。我还记得，我的论点有四点：（l）美国工人缺乏阶级觉悟，结果，共产党就有进行基本宣传的任务。（2）这个国家里的实际政治气候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合法的党。（3）我们建议支持成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4）有必要使党美国化，有必要摆脱外国语言分部的控制，并且保证由在美国出生的人担任全国性的领导职务。
托洛茨基对美国的实际政治形势只提了很少几个问题，如有关法律等等的问题。他对所谓地下组织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一说表示愕然，甚至觉得好笑。他说，外国语言分部派“控制”美国党的企图既不现实，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诙谐地表示，他们如果坚持这样做，俄国党会把他们请回俄国去。
（可以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奥尔推奇、斯托克里茨基、阿什克努则以及俄罗斯分部的其他强有力和狂热的领导人后来都回俄国去了。可以税，这件事确实帮助了党的“控制”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
对劳工党问题，如果托洛茨基说过什么的话，那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在讨论结束的时候（讨论时间大概没有超过托洛茨基规定的一个钟头），他毫不含糊地说他会支持我们，他并且还相信列宁和其他俄国领导人也会这样做。他说，如果列宁不同意，他将设法让我们直接同他会见。他还说，他要把这次会谈的情况向俄国中央委员会报告，这样美洲局很快就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讨论结束时，他要求我们把我们的立场筒单扼要地写下来，写在“一页纸上，——不能再长了”，然后交给他以便转给俄国领导机构。
在经过整整一年无休止的争辩之后，要求我们把要说的一切话只写在一页纸上，这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时不免使我吓了一跳。可是，由于有了伊斯特曼的帮助，我们当天就写出来并且交了上去。今天，如果能够得到这份写“在一页纸上”的文件的原稿，我愿意出很大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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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托洛茨基的会见在争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合法化的长期斗争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运动在一开头本来就决不应该接受一个非法的地位。不久以后，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美洲局的正式会议开始了。俄国人给美洲局派来一个人马齐全的代表团——季诺维也夫、拉迪克和布哈林——表现出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明白无疑的兴趣。
事情不慌不忙地进行着。在安静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充分的公正的辩论。除了美国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感到过激动。卡特菲尔德和我每人都得到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阐明对立的各派别间互相冲突的立场。罗斯·柏斯特·斯托克斯、贝达特和其他的人都被请出来对双方的主要报告人的发言作补充。一个地下过左派分子分裂集团的代表也发了言。
然后，重要人物开始发言。首先是季诺维也夫，接着是拉迪克，然后是布哈林。在以前的个别谈话中使我们感到不安的那种暧昧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们对问题是熟悉的，证明他们曾经彻底地在他们之间加以讨论。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有力地和无条件地支持取消派的立场。他们的发言对合法与非法组织的整个问题作了真正光辉的阐释，并且还从俄国运动的经验中引用了很多例证。他们尤其说明了地下过左派分子的中心论点，郎党作为原则问题必须保持它的地下组织的论点，是错误的。他们解释说，这纯粹是一个实际问题——一定的政治条件下的实际情况和可能性的问题。
他们特别指责了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经验机械地硬搬到美国去的倾向，因为在俄国，法律上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派，而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却仍然完好无损，而且工人党巳经在不受法律干涉的情况下令人满意地进行着共产主义宣传。季诺维也夫说，非法的地下工作是在某些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事情，人们不应该还对它盲目崇拜，并且当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存在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只依靠代价大而又麻烦的地下活动。他讲了 一个可笑的故事说，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人员甚至在布尔什维克已经接管政权之后还坚持随身带着她过去的假身份证。
美洲局讨论的结果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1）使党合法化；（2）建议党倡导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并且为此而进行工作，（3）呼吁退党的过左派分子重新回到党里来，保证他们在党的队伍里受到欢迎和取得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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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一次，共产国际决定性地、明确地解决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所不能解决的一个巨大问题而使运动深受其惠。后来的一切组织都证明了这个决定的绝对正确性。如果在这个关头得不到共产国际的帮助，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会怎样，想起来，不觉令人毛骨悚然。两种派别在力量上是势均力敌的，过左派分子是如此狂热地相信，他们正保卫着一个神圣的原则，以致很难设想取消派能取得明确的胜利而又不破坏运动的团结。
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共产党人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消耗在内部斗争中，以致放弃了公开宣传和吸收生力军的工作。前途则是，宗派斗争没完没了，运动分崩离析，最后精疲力竭，而这个伟大的国家却继续自愿自走下去，对它毫不理睬。托洛茨基、俄国党、共产国际先后的干预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不致面临这种前途。
这一决定表明共产国际在它最好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英明领导人和调解人。它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幼年时期的严酷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现实的，符合当时国家的政治条件和政治需要的。而且，为美国共产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献的俄国领导人表明他们本身对一切人都是客观、公平和友好的，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非常果决和主动。
我常常带着深厚的感激心情回忆起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友好的帮助。或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对反对他们的运动以及几年以后把他们最后驱逐出党的作法我怎么也不甘心。我绝不相信他们会变成“革命的敌人”，而在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就更加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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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18日）
1922年共产国际派驻美国党的代表瓦列茨基是波兰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当他参加布里奇曼代表大会后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遇见了他，并且还听了他在美洲局中所作的几次报告。他并不完全支持取消派，我曾为此同他发生过几次龃龉。他回到莫斯科以后的立场十分清楚地表明，在他去美国的时候，共产国际并没有事先决定支持合法化。或者毋宁说，情况倒是恰恰相反。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改变态度和最后作出那个决定是我们在那里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根据瓦列茨基的建议。在辩论过程中，他的态度才开始转变，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做到这一点。他曾经尝试要我们同意某种折衷办法，以便使决定不起太大的作用，可是我们拒绝了。我记得，当我们对季诺维也夫抱怨瓦列茨基的立场的时候，他私下对我们说，“他正在改变，但是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
显然，瓦列茨基是一个有学识和十分能干的人。我想，他原来是一个教授，但是，他显然在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工作了很长一个时期。波兰党内有过各种各样的派别斗事。根据他的经验，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一个年轻的、经验较少而又因为派别斗争陷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党里去，他是够格的。
旁观的批评家常常嘲笑派别活动和派别斗争是这种或那种反常现象，是激进运动的一种特有的病症。但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人没有经过派系斗争的训练而能变成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固然，我也知道有一些搞派别斗争的人——还不算少——只会搞派别斗争，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也还有一些人在派别活动中弄得心劳神疲，以致忘记了当初是为什么事业而斗争的。但是，我猜想，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 这是一个俄语词，意思是机关人员，引伸为官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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