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帕尔的领导（1954年5月27日）

佩帕尔的领导

（1954年5月27日）

　　问题3B （续）——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领导的改组。
　　借用经济周期的术语来说，如果1920—1921年是美国共产主义的萧条时期，而1922年是上升的开始的话，那么，1923年就是繁荣的年份。这次繁荣部分是真实的，但是大部分是投机的、短命的，而且注定要走向破产。这就是佩帕尔时代。
　　党在那个时期的倒霉的冒险都有公开发表的史料为证，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些史料。同样，这些冒险行为所依据的政策也是如此。对于美国现实的异想天开的看法，和针对这种现实如何去做的异想天开的理论，都永久地记载在佩帕尔当时发表的大量著作里。而且，我们决不能弄错了，以为佩帕尔当时的著作只不过是一些个人的古怪玩意，对于党并没有约束力。
　　在那些发高烧的日子里，佩帕尔用铁腕操纵着党；他写的东西就是党的政策；他说什么算什么。他把党弄得“政治化”到比地域还糟的地步，他能够左右反对者差不多像左右拥护者一样。佩帕尔是政策的主要制订人。这一政策导致了“联合农工党”名闻遐迩的大失败——但是别的人也都跟着走。
　　这位初来的人，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当他还在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位沙皇兼政委，控制了多少有些惶惑的党。他并没有局限于做新闻工作和制定党的对外政策的工作。他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对党内事务的控制也是绝对的，他在这方面的政策的疯狂程度也不比在对外政策方面稍差。
　　可是，无论如何，佩帕尔的内部“政权”，像他的对外政治活动一样，在现实形势中缺乏巩固的基础，同样注定要遭遇爆炸性的灾难。他的个人独裁——那确实是一种独裁，而且还不是仁慈的独裁——是注定长不了的。但是，1923年这个恶梦般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佩帕尔掌握大权，“统一调度”他的古怪政权下的一切事情和（差不多）一切人物的时候起，到福斯特一坎农反对派出现时为止——的确是一个有声有色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党发展中的另外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把这个时期的真相揭露出来，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把佩帕尔扮演的角色加以掩盖。这不是真实的历史。佩帕尔是1923年的中心的和有决定性的人物。
　　这件事的真相比虚构的小说还要奇特得多。他是一个刚刚来的外国人，带着一张伪造的护照，不得不在伪装下工作并且不得不学习那里的语言。只要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佩帕尔的表现的确非常惊人。在容许我追述往事的有限篇幅中，至少，我觉得对于恶魔也应当公平地指出他的才干。我用这个譬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认为，他的工作总的说来是祸害。他是一个骗子，但是却不失为我所认识的一个最为才气横溢的骗子。他像一粒阿堪萨斯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从1923年起，党的历史就开始具有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光是研究记录和文件是无法完全明白的。这是“领导危机”的真正开始，这个危机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注定要在经过一场拖得很久的斗争之后，归结为三方面的分裂。如果说，在左翼运动开始到1921年底成立工人党和一年以后党取得合法地位为止这段时期中，论点的冲突压倒了个人之间的冲突，并且使个人冲突服从论点冲突的需要的话，那么在1923到1929年的时期中，就很难说情况也是一样，至少不能说在程度上是一样的。
　　到了1923年，晏花一现的领导人物，经过了早些年翻来滚去的搏斗都倒了运，有的被甩到了一边，有的下降为次要角色。只有少数几个人崭露头角而被公认为当时运动的真正领袖。但是，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得到其他领袖的承认，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凭他个人的权威充当最高折衷人。后来官方的说法把“奠基人”和“出众的领袖”的角色摊派给鲁登堡，但是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官方的诡计而已。鲁登堡只是几个人中的一个。他们全都是一个原始的运动的某一个方面的产物，他们彼此互相需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互相补充；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就搞不好。他们相处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麻烦。而佩帕尔插进来，就使问题更加恶化和复杂了。
　　下面就是1923年的冲突：
　　鲁登堡，从监狱里回来后被广泛地公认为党的出色的人物，担任了全国书记，地位很稳固。
　　福斯特，作为一次伟大的钢铁业罢工的领袖，具有辉煌的威信，双脚一齐跃进党内，以工会工作的当然领导人的身份开始他的事业。
　　两个人都有四十多岁了，他们已经完全定型，并且已经处于权势最盛的高峰。
　　佩帕尔也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事实上，他还左右着时势。他也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完全成熟了，有丰富的欧洲经验和政治世故，加上欧洲教养——这就使他在美国制靴工人当中显得出类拔萃。
　　洛夫斯东，从市立学校一毕业没有走什么弯路就直接进入党的领导机关，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正发展着他的恶毒才能，早熟得惊人。
　　我自己刚过三十岁，正咀嚼和消化着群众运动和党的丰富经验。我懂的并不多，但是别人可一点儿也吓唬不住我。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后来六年中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关系——互相依赖而又互相敌对，互相合作而又互相冲突的关系——把党向前推进而又拉回，把党团结起来而又把它拆散，像一部凑合着工作的不协调的机器一样。
　　也有许多别的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年轻的党在那些日子里拥有许多热心的天才和人物——但是，我认为我提到的中心人物在整个这段历史中是最最重要和最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当中有三个人——福斯特、洛夫斯东和佩帕尔——每人都值得我们给他写一本书。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本行中都是异常出众的，并且在任何环境里都肯定能够制造巨大的骚乱而轰动一时。我，过去和他们打过很多交道，他们并无恩于我，可是我却最不愿意贬低他们的优异才能。
　　尽管他们给我找过很多麻烦，我总是愿意客观地看待他们。由于这个缘故，我对他们的印象和评价，我对他们的优点和弱点的估计，我对他们的基本动机的看法，都和别人有所不同。等我处理完了几个别的问题以后，我愿意把我对这些人的印象用素描的方式写下来。
　　在1923年中期开始并且前后持续了整整六年的新的派别营垒和派别斗争中，领导机关中个人的冲突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必须承认。可是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因为领导人的争吵是在并非由他们所创造，也非他们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人别有用心地把那个时期的党的历史说成是一场持续之久史无前例的匪帮斗争，所有人都怀着争夺个人权力和名位的动机，派别、诡计成了公认的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说法也许包含了些许的真理。但是也仅仅包含了些许的真理而已。
　　参加派系斗争的人并不是离开国内的外在条件独立活动的。他们是客观局势的俘虏，这一局势决定和限制了他们所做的和想要做的一切事情。个人，一点不假，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也仅仅只是在这个框框以内起作用而已。
　　在经过1921年经济危机之后，到1923年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恢复元气，正大踏步地进入二十年代长期繁荣的第一阶段。那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领导人——一个例外也没有——都是革命者。他们，想要迅速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这是他们所有的人的目标。但是这种努力碰上了这些不利的客观情况。上升中的繁荣对工会运动和对美国一般工人群众所产生的保守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命定要使党陷于实际上的孤立状态。
　　共产国际的基本论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而瓦解和崩溃的开始。这个论点是一个为一切党的领袖所共同承认的论点。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靠牺牲旧世界而在新世界获利，并且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当旧世界哀落的时候疯狂地进行扩张。后来，当美国资本主义在危机时期的这种有利因素得到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又错误地把它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这就促使领导机构走向保守主义和默默地放弃了在这个国家里闹革命的打算。接着，这又为斯大林主义征服美国党准备了条件。斯大林主义征服美国党是靠了它那一套“云中天堂”的理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国是俄国，也就是说不是美国。
　　但是，在1923年，淮也无法预见，甚至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类的事情。

※　　　　　※　　　　　※

　　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而且想要彻底而又客观地加以研究的史学家无疑是给自己定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除开你显然已经从事的巨大的研究工作之外，你还有一项更困难的任务，那就是选择史料，把重要的和次要的分开，把公开宣告的争论和背后的个人冲突区别开来，并且同时又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不用说，还要断定这个小小的、但是却充满活力的政治组织在二十年代欣欣向荣、满怀自信的资本主义美国究竟占什么地位，并且估计这个党以及它的内部发展对于我国的未来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是，这是你的问题了。我对你是真正同情的，即使并没有任何人强迫你而是你自愿干的也罢。你的任务虽然艰巨得可怕，我却认为是重要的。我毫不怀疑，将来会有许多史学家来深入研究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运动的记录，并且从这些想要建立一个未来的革命党的最初的彷徨不定的尝试中去探索许多伟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论述这个问题的现有著作大部分都是虚假的和别有用心的。你自己的研究会使你相信这一点。你作为第一个严肃从事这项工作的史学家，不管你的观点如何，有机会也有责任树立一个客观和忠实的榜样。你正在探索其早期历史的这个年轻的党配得上你这样去研究它，也不怕你这样去研究它。
　　不管怎样，这个年轻的党对工人，对这个国家和对世界都抱着满腔热情。即使事实真相能伤害它，它也不怕你去报道事实真相。它配得上，也不怕一位忠实的史学家对它作忠实的叙述。忠实的史学家所遵从的是奥赛罗的命令：“事实真相掩饰不了，也恶意歪曲不了。”
　　从你提出的许多关于福斯特的问题中，我注意到，就他而言，你快要弄清事情的底蕴了。我认识福斯特——当面认识——正是在他决定从工会领袖转变为党内政治家，并且为了正式屈从莫斯科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那个时期。
　　三十年以前，我认为我连福斯特的骨头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现在也仍然这样想。他后来的演变——这种演变叫那些过去把他当作叛逆者看待并且尊敬的人作呕——在任何阶段上都从来没有使我感到意外。他当时所作出的基本决定使他不能不一步步退化。但是，如果他的性格不具有这种倾向，他也就不可能作出那样的决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