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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者

(1959年2月6日)



  你在谈到1923年农工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提到了安东·约翰森。这使我清清楚楚地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的美国激进运动来。在那些日子里,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运动中一个公认的而且受尊敬的部分。约翰森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行动看得比理论更重要。他从龚柏斯到海伍德每个人都认识。各个圈子的人都友好地接待他。我想起了赫琴斯·哈普古德给约翰森写的传记《劳工的精神》。这本书有趣地再现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芝加哥运动的情景。
  约翰森在旧时代的激进派圈子里是一个有名和得人心的人物。作为一个实际的组织者,他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圈子里是有地位的,他也是国际木工联合会的一个领薪金的代表,但是他还是同各式各样的激进分子保持了友好的甚至是亲密的接触。1915年前后,他在堪萨斯城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争取人们声援施密特和卡普兰,并且募集保卫基金。施密特和卡普兰是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且都是约翰森个人的朋友,他们受麦克那马拉案件的牵连而被告发和被捕(他们被判了罪并在圣昆丁监狱中长期服刑)。
  由于他有美国劳工联合会授予的正式证明言和一副动人的仪表,他可以自由进出堪萨斯城中央工会及其属下的所有工会,他从这些工会募集了不少的保卫基金。另外,他的一切空闲和社交时间都是和我们各种色彩、各种派别的激进分子在一起消磨的。白劳德和我同他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为了施密特和卡普兰的案件在许多活动中同他合作。
  约翰森也参加了1925年芝加哥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要求把吉姆·麦克纳马拉和马特·施密特(卡普兰已被释放)也包括到值得这个新组织支援的阶级战争俘虏名单里去,他的建议为全体所一致接受。他为我们写了一篇关于马特·施密特的文章,刊载在1926年7月的《劳工保卫者》上边。这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月刊。
  有人可以写一本关于这些人的极其有趣的书。我到圣昆丁监狱去看过马特·施密特好几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勇敢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吉姆·麦克纳马拉也是一位男子汉,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 一个没有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注:下面这封写给密拉·坦纳·魏斯的信,似乎可以放在这里,作为关于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补充材料。)


(1955年7月29日)


亲爱的密拉:
  你6月9日的来信收到了。我把我那本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小册子的手稿寄给你,在我来说,的确是有点故弄狡狯。我知道,我那本小册子会使你想起这个组织的往事来。莫莱忽为我寄这本小册子给你是承认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如果他反对这样一个字眼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无政府主义在组织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名辞矛盾,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话,我们就不会需要组织的纪律了。革命政党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就一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是各个个人的叛逆本能和一种理智上的认识的融合。这种认识就是:他们的反叛只有在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打击力量时才会是有效的,而只有一个有纪律的组织才能够提供这种力量。
  在我年轻的时侯,我对无政府主义者非常友好,并且我自己在天性上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非常珍爱“自由”这个字眼,它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词汇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字眼。但是,我并没有服从我的冲动,跟他们一路跑,因为我认识到,只有改造了社会,才可以使自由成为可能,但是,离开了组织也就无法改造社会。而且组织就意味着纪律和个人服从多数。当时,我很希望能够二者兼得——事实上,我现在都还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到现在还想不出到底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在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人不知道,也不能真正体会在那个时期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什么样子。当时,它在理论上的假定还没有受到决定性的考验。当时,无政府主义被认为是最极端的一种激进主义。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一些极其优秀的人物;他们具有秣市烈士的传统,他们在所有的激进分子圈中都非常受敬重。当恩玛·戈尔德曼和亚历山大·白克曼在演说旅行途中来到堪萨斯城的时候,我们这些“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的盟员总是精神抖擞,把帮助他们的集会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来做。
  恩玛·戈尔德曼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演说家之一,白克曼却是一个有着高洁气质的英雄人物。在汤姆·蒙尼被判罪以后就要送上绞刑台的时侯,别的人都变得胆小怕事,一声也不敢吭,正是他,组织了保卫汤姆·蒙尼的第一个保卫委员会和运动,我还记得他到堪萨斯城来的情景。当时他还在作全国旅行,安排建立第一批蒙尼保卫委员会的组织网。我高兴而又自豪地想起了我当时已是白克曼组织起来的这第一个委员会的积极成员。(我和白劳德!)
  初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冲动是美好的,但是他们的理论是有缺点的,它没有能通过战争和革命的考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时期竟然变成资产阶级的内阁部长,这是可耻的;而纽约旧日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他们的残余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竟然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也同样是可耻的。错误理论为害是再大不过了。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兴致,我将要写一点东西,谈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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