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劳德的作用（1955年3月22日）

白劳德的作用

（1955年3月22日）

　　白劳德。我在3月17日的信中，在比这更早的一封信中(1954年8月4日）都相当详细地谈到了白劳德。这里要谈的是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我从来不曾听说过，也一点都记不起白劳德和其他的芝加哥领袖们曾经明白要求在1923年的党代表大会以后重新选举鲁登堡担任书记。就福斯特和我，大概还有毕特尔曼来说，我们丝毫不曾有过换掉鲁登堡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当时的最高纲领只不过是要结束佩帕尔的控制，改变委员会中的多数，使得力量对比和政策的控制权能够改变。我们当时仍然希望在最后能和鲁登堡互谅互让，并且在这种基础上与其他人分担党的责任。按照这个方针，我俩并没有换掉先前被任命为新创办的《工人日报》主编的英格达尔，而只是添了一个邓恩作副主编。我们对区一极的组织人作了一些更动，但更动得不多。
　　白劳德透露他和约翰斯顿曾经“劝说福斯特代替坎农担任主席”，这对我也同样是个新闻。福斯特一点也不曾对我说过这件事。建议作这个更动的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在工人党成立的时候当选为主席，当时合适的候选人的名单比较有限。鲁登堡在监狱里，福斯特刚在这以前不几个月才加入党，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
　　鲁登堡1923年春天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提出由他接任执行书记的建议。我在这以前和他谈过这件事，他说，他个人愿意在执行书记和报抵主编这两个职务中担任一个。鲁登堡威望很高，办事能力特别强，担任执行书记是个众望所归的人选。没有疑问，这是党内普遍的意见。
　　一旦福斯特的党员身份完全公开，我十分清楚，以他更大的名声和威望，他应当能担任主席。唯一的问题是福斯特是不是愿意公开他的党员身份。我相信这个更动是普遍赞同的，但是我同样也十分清楚，如果不由我自己来提出这个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办不了的。白劳德和这个决定毫不相干，他只是在福斯特和我事前就这一人事更动达成协议、把这件事提到党的会议上来正式批准的时侯投了一张赞成票。
　　白劳德和约翰斯顿也许以为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小支派”。但是我确信党内极少有人知道有这回事。我就不知道。在党的工作中，他们是福斯特的直接助手——白劳德是《劳工先驱》的常务主编，约翰斯顿是工会教育同盟的组织人。说他们两个人是不安心和有些牢骚的下极大概更正确一些，因为福斯特是个苛刻的工头，对他们的念头和意见是不太注意的。根据党所知道和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说，白劳德是福斯特—坎农派里的一个百分之百的成员，他在这一派里的地位与芝加哥的党组织人斯沃贝克、克隆本、阿勃恩以及其他一些人大致差不多，比威廉·邓恩要低一些，比毕特尔曼要低得多。约翰斯顿在这一派里的地位甚至比白劳德还要低。
　　白劳德说他和我当时也有些对立，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新群的事。从1918年他和我最初在堪萨斯市在俄国革命纲领、重新加入社会党的决定以及与左翼结成联盟的问题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一直到1925年福斯特—坎农派分裂为止，白劳德和我一直携手共事。他同我的关系大概比同其他任何人都亲密一些。一直到这一派在1925年代表大会上因为共产国际来的电报问题而分裂的时候为止，我记不起我们之间有过丝毫冲突。我们个人的友谊和我们政治上的合作到那时才突然结束，以后也一直没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