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选举以后（1955年3月22日）

1924年的选举以后

（1955年3月22日）

　　这封信要对你12月21日和2月28日来信中的一些事实问题谈一些简短的看法，我在3月17日的长信中没有专门谈到这些问题。就我记忆所及，在1924年总统选举以后，鲁登堡派（这一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听从佩帕尔从莫斯科提出的主意）还想继续执行过去的劳工党政策，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我们认为劳工党暂时已经不中用了，任何政策，只要会导致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控制而在工会中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不像样子的劳工党，我们都是反对的。
　　在1924年11月选举后党展开公开讨论。当时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曾经说：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劳工党，但是我们支持劳工党口号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工会群众中要有拥护劳工党的情绪。但是，毫无疑问，在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确是没有手下留情，我们开始表现了一种肯定的宗派主义倾向。我认为可以说，在这种局面中，毕特尔曼所起的作用比他在其他任何时候起的作用都大些。
　　福斯特自己首先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放弃劳工党口号，理由是这种运动没有生命力，企图建立一个实质上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再版的影子的劳工党是浪费时间和力气。我再说一遍，首先主张这样改变政策的是福斯特，但是我们大家都马上同意了他的主张。在我们这一派的全部主要人物之间，这个改变没有什么困难就完成了。就我记忆所及，齐美尔曼（现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副主席）等洛尔分子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
　　同样也是福斯特首先建议撤销1924年6月圣保罗代表大会提出的农工党候选人，而用我们自已党的候选人来代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遵从了福斯特的意见，鲁登堡派也依从了这个意见而没有表示反对。
　　总的来说，从福斯特参加共产国际1924年4月至5月全会回来的时候起到这一派内部在1925年代表大会上因共产国际的电报而发生冲突的时候止，在决定我们这一派的政策方面，主要都是由福斯特首先提出的。我一般都是同意他的。但是，当时，毕特尔曼和白劳德想要赋予这一政策以宗派主义的色彩，那却没有我的份，我在进行讨论期间写的文章中有意强调指出：我们在那个时候反对劳工党是由于群众中没有拥护劳工党的情绪，而不是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
　　我相信福斯特曾经稍稍倾向于毕特尔曼的那种偏向，但是这大概更多地是由于对派系斗争过于热心，而不是由于实际信念。福斯特并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1925年初期福斯特和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主持党的事务的是毕特尔曼和白劳德，我记得我们两人对于他们当时所表现的宗派主义倾向都十分不满意。
　　共产国际的决定赞成继续执行劳工党政策，这个决定我接受起来大概要比福斯特容易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共产国际的这项决定是肯定错误的，就像它后来关于美国问题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错误的一样。在俄国党的内部斗争爆发之后，美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其他一切支部一样，变成了莫斯科赌博的工具，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问题的决定不再是客观的了。不过这是事后聪明。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国际派”，我后来费了三年功夫才把事情看清。
　　我不知道在共产国际中，事情实际是怎样进行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甚至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美国问题上有任何分歧。也许佩帕尔实际上真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也许季诺维也夫是为了避免在一个不便当的问题上摊牌才在拉弗勒特问题上对托洛茨基让步的。托洛茨基后来展开论战，反对季诺维也夫派在所调“农民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反对通过与农民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周旋来建立共产党的全盘做法，这才暴露出在这一点上有过一场大争论。
　　一直到我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在美国出版时，书名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为止，我都没有其正懂得这场争执。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说过，我当时一心全放在“我们自己的”美国问题上了，我不曾知道，甚至不曾怀疑过，我们党的命运同俄国党内的斗争有着这样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