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克罢工（1955年6月9日）

巴塞克罢工

（1955年6月9日）

　　我还记得1925年12月的美共中央全会。我在这次全会上和鲁登堡派站在一边，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工会问题的辩论。虽然在这次全会的争执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这次全会大概成了反对迷信劳联的一个初步开端的标志。
　　根据我的记忆，在全会上提出了巴塞克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起源并不在全会。问题是韦斯波德以风暴般的活动硬加到党的头上来的，他自己到工人群众当中，实际开始了把没有组织的纺织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应当受责备的地方，倒不是我们对韦斯波德的组织工作给了有条件的支持，而是我们在支持的时候没有全力以赴，没有明确地把迷信劳联问题提出来。
　　在巴塞克组织工人的工作是由“统一战线委员会”主持的，而不是由当时的情况确实需要成立的一个新工会来主特，这是对党内当时一切以劳联为中心的政策的一种让步。不成问题，征集个人成员参加“统一战线委员会”歪曲了统一战线作为各种组织的联盟的概念，使统一战线走了样。但是在巴塞克的实际问题是把劳联所不理睬的无组织、不熟练和工资低的工人组织起来。
　　福斯特派反对征集个人成员参加“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后果，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暴露了他的极端劳联政策的破产。这只能使巴塞克纺织工人的组织工作因为害怕犯了“双重工会”罪——福斯特派对这一点确是有恐惧病的——而陷于瘫痪。巴塞克罢工是1926年春天我们还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六中全会的时候发动的。与这次罢工最直接有关的情况，我一点不知道，不然就是记不起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罢工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可以说，这次罢工是由于韦斯波德在当地组织纺织工人获得成功而摔到党身上来的。
　　吉特劳在《我坦白》这本歪曲和捏造的小册子里谈到他怎样为巴塞克的局面出主意定计划，那些话都是完全不能相信的。他所说的种种，就是在不是公然捏造的地方，也都故意夸大了他在党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而缩小了别人——在这件事情上是韦斯波德——的作用。
　　在巴塞克组织工人和给予罢工本身以强有力的领导，都是韦斯波德的突出劳绩。在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曾经有机会在当地看到这一点。我自己和巴塞克罢工毫无关系，但是我在那里呆了一个短时期，我得到很好的机会看到韦斯波德是怎样活动的。作为罢工领导人，他是第一流的，这一点决错不了。
　　的确，他是在芝加哥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所指定的设在纽约的一个党委员会的密切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委员会在远离现场的屋子里开会和在现场实际领导罢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件事情的全部功劳都属于韦斯波德。共产党六中全会的决定批准福斯特派——连同它的亲劳联政策——掌握党的工会工作领导权，但是它同时又在劳联以外在“统一战线委员会”的主持下领导巴塞克罢工，这两件事是有明显的矛盾的。这并不是由于派系的操纵。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生活闯进了党的内部事务。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韦斯波德——一个冒失、年轻、自我中心的刚从大学出来的小伙子，一般来说在近处看来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演说家，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精力充沛的人——把许多工人煽动起来了，把他们组织在“统一战线委员会”中了。他们在组织起来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敢于不等劳联工会的批准就举行罢工。这次罢工不久就和警方爆发了暴力冲突，成了各大城市报上的头条大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塞克罢工成了头条劳工新闻。
　　巴塞克的这个行动确实是违反了党实行了好几年并且在莫斯科再一次得到默认的福斯特派工会政策的文字和精神。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党掌握着一次大罢工这个事实。党也的确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次罢工所提供的机会。
　　巴塞克罢工确实使党登上了劳工舞台。我认为，仅仅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在党史上专辟一章来谈。这次罢工证明了共产党是激进劳工运动中的推动力，是劳联工会所不理睬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组织中心——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代替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巴塞克罢工组织得很好，领导得很巧妙，在一切通常的情况下本来应当得到辉煌的胜利。唯一的问题是纺织业老板太强大，财力太雄厚，决心太大，决不让一个激进的工会组织得到巩固。孤立在一个地方的罢工工人就那样耗尽了精力，饿得不成，还是一筹莫展。
　　在这种困境下能够争得的最好的出路是一个可怜的解决方案。这种经验后来继续重演了许多次，后来到三十年代，组织工会的活动才得到足够的声势和力量来打破资方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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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克罢工不可避免地要对党的工会政策发生影响，从长期来看，这比罢工本身要重要得多。不几年之后工会政策所作的急剧改变，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这次罢工。党企图向纺织业老板和劳联的骗子们的主要要求——撵走罢工领袖韦斯波德——让步，以便哄住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努力虽然得到了反应，但是为时已经很晚了。
　　当事情已很明显，罢工在垮下去，而资方又不肯和“统一战线委员会”谈判的时候，就同劳联纺织工会进行了谈判，请劳联接管这个组织，设法谈判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些圆滑的骗子手同意了——附有一个小条件，事实证明这个条件和资方的条件是一样的，那就是让共产党的罢工领导人自行滚蛋。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主张接受这个可恶的条件的。但是我脑子里还记得最清楚的是党领导机构中的两派都同意了这个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牺牲罢工领导人这个有害的决定是党的领导机构一致作出而最后由罢工委员会执行的。
　　对这种问题不能抽象地看。也许，只有亲身遇到过怎样使一次失败的罢工不致一败涂地毫无收获这种痛心的问题的人才有权对这一决定作出判断。别人是很难有资格判断的。在巴塞克的局面中主要的考虑是罢工已经越过了它的高潮。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已经根本谈不上了，一般的感觉是一个不好的解决方案总比没有好。过去也有过一些罢工甚至是以更加屈辱的条件解决的。工人们曾经一再地被迫“同意”牺牲他们队伍中最好的战士，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作为在取得一点点协议的情况下复工的条件。
　　但是在巴塞克罢工的结局中，今天回顾起来突出的一点——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也还令人痛心的一点——是，党的领导机构竟然那样快地同意了那个解决方案，一般人竟然还认为这是一着聪明的“策略”，实际上这样设想却是毫无根据的。
　　牺牲罢工领袖和解散“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决定，意味着承认当时劳联在纺织业中烂透了的、反动的而不中用的组织是这个行业中的“合法”工会，而“统一战线委员会”却只不过是劳联工会的一个支援和招募的机关。
　　所有这一切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统一战线委员会”本应当看作是成立一个独立的纺织工人工会的起点。为了这个目的，让这次罢工“失败”要比以屈辱的条件结束它好得多。展开独立的工会运动是在纺织业中进行工作的唯一办法，而且自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全盛时期以来一直是唯一的良方。在纺织业中，排除其他一切办法而单纯从劳联工会“内部突破”的政策，从来不曾有过现实的根据。
　　巴塞克罢工的解决方案和促成这个解决的动机使得福斯特的劳联迷信达到了荒谬的地步，党领导机构中所有其他人虽然一道同意这个方针，但是也多少感到不安。这就引起了一种反作用，使得党在工会问题上的政策两三年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在共产国际1928年准备好来一次疯狂的“向左转”而采取“红色工会”方针的时候，洛索夫斯基特别举出巴塞克的投降作为美国党“围着劳联跳四对舞”的政策的一个怕人的例子。于是党又走上了一条冒险的道路，跑到全面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工会的另一个极端。
　　这个以工会统一同盟为组织中心来建立单独的共产党劳工运动的试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对巴塞克事件上的罪过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