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克特的作用（1958年1月22日）

斯佩克特的作用

（1958年1月22日）

　　在你和斯佩克特会面以后，你就能把我以前向你提供的材料的漏洞弥补起来。根据我的回忆，斯佩克特关于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发展中的作用的叙述，在每一点上都是符合事实的。
　　关于你12月25日的来信，谨就下面标号的各节，简述如下：
　　（一）我的确听说过，早在1925年，斯佩克特就不愿意谴责托洛茨基。因此，他同情托洛茨基，或者至少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怀疑的公开表现，要比我早三年。但是，在1928年初我在纽约同他谈话以前，我和他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发展情况如何。
　　（二）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与1928年在纽约同斯佩克特会面，会面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确信，那是在2月间，在他以加拿大兄弟代表身份来参加当时的美国党的全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晚上，坦率地讨论了我们对俄国事态的怀疑和不满。但是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没有制定做任何事情的计划或决定。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1928年2月的这次会面中所互相倾吐的思想，为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莫斯科的接近，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早先在纽约同斯佩克特的会面，在我的脑海中，始终记忆犹新，我也曾多次提到它，所以，在我接到你的来信时，我竟以为我在先前给你的某一封信里已经作了充分报道。但是我把从乡下回来以后所写的信件检查了一下，发现我仅仅简短地提到这件事（在1956年2月3日）。我认为，你同斯佩克特会面，查明了有关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起源的这一重要细节，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也有助于历史的准确性。我很高兴你给我一个机会来弥补我的疏忽，证明斯佩克特的报告。看来，他的回忆和我的回忆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在纽约会面的时间，但是，会面本身则是没有疑问的。
　　（三）斯佩克特关于我们在莫斯科合作的报告，同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和写给你的那一封信或几封信中所报告的情况，是一致的。我不记得斯佩克特也从俄国带出一份托洛茨基的纲领批判，但是，我愿意相信他自己的说法，而不加怀疑。
　　（四）在我参加了六大回到国内以后，我把托洛茨基的纲领批判拿给沙赫特曼和阿勃恩看，并且把我的态度告诉他们。我不记得他们曾经“深为震惊”。托洛茨基的文件本身似乎就足以使他们相信这个文件是正确的。我告诉他们，我要在一切情况下维护托洛茨基，这大概也有助于他们下定决心，马上跟我一起干起来。据我记忆所及，经过很短一个时候，不到两三天，我们就达成了一项实心实意的协议，一道开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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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像，你要把1922—1945年的整个历史压缩到一卷书中，是有困难的。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三大段历史：二十年代的派别斗争，这一时期到洛夫斯东分子在1929年被开除时结束；其次是极端过左的“第三时期”，到1933年底结束；再其次是向“人民阵线”的大转变。当时，白劳德驾上像蘑菇一样的云朵，真以为他快要控制外层空间了。人们几乎可以说，三个不同的党代表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好啦，这是你的事儿了，除了同情以外，我没法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