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
序言
乔治·布雷特曼[1]
1985年5月
1983年4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旧金山湾区总支部（由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的支部组成）在圣何塞召开了党员大会。大会听取了关于一系列开除中的最近三次的报告，开除的决定是由以杰克·巴恩斯[2]为首的社工党“中央领导层”做出的。在讨论阶段，一位来自旧金山的老党员阿舍·哈勒[3]，对最近公布的“组织条例”提出了一些意见，该条例禁止社工党党员与本支部之外其他支部的党员联络，违者将予以开除处分。哈勒认为，假如社工党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帕·坎农还健在的话，也会被开除出党。坎农经常与其他支部的成员就各种问题进行直接交流，哈勒还说，他保存有一些坎农的信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全国监察委员会委员、前全国委员会委员、前总统候选人克里夫顿·德伯里[4]，对哈勒的发言做了答复。他说：“坎农的信若是在今天写的话，他无疑会被开除。”德伯里补充道，社工党比起坎农时代来已经变得“更有纪律性”了。一些支持新条例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但都没对德伯里的话提出异议。
德伯里的发言，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以书面形式发表出来，但这确实暴露了一些内情。一年多以来，社工党领导层一直在指责全国委员会中的反对派，说他们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即“条例”），而领导层一直在声称自己必须尽力维持与捍卫这个原则。现在德伯里脱口说出了实情：即使是党的创始人，假如他能活到1983年，并且试图按照盛行于他那个时代（从1938年建党直到1974年他去世为止）的组织原则活动的话，也会因为“无纪律”而被赶走。既然这些条例在坎农时代没有改变过，在坎农过世后也没改变过，那么违反党纪的就不是反对派，而是这个领导层，他们重新解释了条例，并且未经正式讨论，也没有对条例进行正式的修改，就把新内容塞进了条例。
次年，社工党领导层开除了所有已知的或者疑似的反对派、异议者和批评者。他们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在领导层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转向卡斯特罗主义时，他们对此产生了政治异议或怀疑；而领导层不敢当着全党的面就路线转换问题同他们进行辩论。领导层明面上给出的理由是：被开除的党员以各种形式违反了党的传统的组织原则，特别是1965年通过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性质》这个决议。
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坎农在1966年和1967年间的三封信和一次讲话，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社工党当权派对1965年决议的解释根本不会得到坎农的认同。社工党民主集中制的真正传统与当权派体现出来的所谓“传统”大相径庭。坎农就像托洛茨基一样，是不利于巴恩斯集团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修正主义政策的证人。
在1965年，坎农已经75岁，他虽然还担任着党的全国主席，但已不再主持党的日常工作，而由位于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纽约的政治委员会与全国书记法雷尔·多布斯[5]负责日常工作。当政治委员会决定向1965年代表大会提交关于组织原则的决议时，它任命了一个由多布斯、乔治·诺瓦克[6]和坎农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决议。多布斯写出了初稿，诺瓦克进行了修改。坎农收到了草案的一份副本，然后未作任何评论就寄了回去。他认为草稿写得很糟并且在某些要点上含糊其辞，但他并没有对其加以修改或重写。他后来也没有参加1965年的代表大会，那次大会以51票对8票通过了这个决议。
1968年，坎农中断了与纽约党中央的直接联系。但在此之前，他在1966和1967年的一些言论表明，他不同意政治委员会将1965年的决议解释为“加强”党或使党“集中化”的信号，他认为这些措施只会损害党，也许会摧毁党。
1．不要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
这封信是坎农在1966年2月8日写的，其背景如下：过去七年里，党的创始人之一及全国委员会委员阿恩·斯瓦贝克[7]一直在试图让党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转向毛主义。尽管他在1959、1961、1963、196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与大会期间都在竭力活动，但他的小集团在党员中进展不大。他和他的小集团开始越来越无视党内讨论的正常渠道，而是通过邮件直接与他们看好的党员交流思想。这导致了来自波士顿的全国委员会委员拉里·特雷纳[8]要求党对斯瓦贝克及其在全国委员会中的盟友理查德·弗雷泽[9]采取纪律处分。汤姆·克里[10]在一封给政治委员会的通告中宣布全国委员会将在二月底的全体会议上对此事进行讨论。
坎农的信是写给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者的（即不包括斯瓦贝克、弗雷泽—克拉拉·凯伊[11]派的支持者）。坎农试图让多数派相信，应该用政治讨论和教育，而不是纪律处分，来答复少数派。“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或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他说，“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中遇到各种麻烦。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就太糟糕了，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黑体字为编者所加）
这段话写于1965年决议被通过的五个月后。它表明，对于巴恩斯领导层在八十年代援引该条例，作为“党规党纪或前例”，来给自己做出的纪律处分辩护的做法，坎农是绝不会认同的。
1966年二月召开的全国委员会会议认为，坎农的观点是合理的。他们不想在党的历史上开“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的先例，所以在坎农逝世之前，这个问题都被搁置起来了。
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生存之道及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现生机的原因
这是坎农在1966年9月6日的演讲，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说过这次演讲“可以说是我退隐之前最后几次演讲”中的一次。这次演讲发表于一次在旧金山附近野营地举办的劳动节周末教育会议上，它的听众显然以社工党与青社盟[12]的成员为主，而不是普通群众。演讲用讨论社工党和第四国际历史的形式进行，坎农借此来表达他自己对社工党在1966年面临的问题、它的长处与短处、它感受到的压力以及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对现在与未来的教益等方面的思考。尽管演讲主要着眼于历史论述，但有经验的听者会懂得坎农其实是在说：“我认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最好找到解决的方法。”社工党领导层从未印发这次演讲的文稿，本书中收录的这篇演说，是在发表十八年之后，才由伊芙琳·赛尔（Evelyn Sell）——在她因反对巴恩斯集团而被开除出党之后——根据录音整理编辑，刊登在1984年12月的第14期《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上的。
坎农主要担忧的是，对于“新左派”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有害影响，社工党和青社盟的一些领导人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抵制和反对。他直白地说，“年轻一代的同志”让他觉得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化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他那些强调社工党是“革命的后继者”的话，不仅是直接针对新左派而发的，也是针对那些无视这个因素或认为它不值一提的社工党与青社盟的成员而发的。他要求同这些对立派别开展论战（“革命政党的标志”），这源自他的判断：他认为在社工党与青社盟成员中间，存在着一种不愿公开解释自己与新左派之间的差异的倾向。与这篇演讲的大部分内容相似——这不仅仅是对新左派的批评，也是对那些他认为在同新左派的思想进行的理论斗争与教育斗争中碌碌无为的社工党党员和青社盟盟员的批评。
但是坎农并没忘掉提出党内民主的问题，两年多以来，这个问题始终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他首先提及使党能够在历史上存续下去的“灵活的民主”：“我们从不用强力来解决分歧。自由的讨论——不一定一周七天都进行，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定期进行，而且少数派的权利能得到全面的保障——是我们这种组织能够保持健康有力的必要前提。”他从来没有补充说，这些概念已经被1965年的决议取代了。
接着，他提到派别斗争会失控或丧失原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说，“如果一个政党多年来一直没有派别斗争的困扰，这似乎也不算是健康的征兆；相反，这应该是这个党懈怠的表现；这样的一个政党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富有生机的政党。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党里头，会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在某件事的评价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才是富有生气的兆头。”现在社工党的领导人很少会说这样的话；即使他们说了，他们所表达的意思也和坎农的原意大相径庭。
3．一个错误的趋势
1966年，一些社工党党员提出，在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党章的修正案的形式，将1965年决议的一部分正式纳入党章。一个由政治委员会任命的党章委员会（由瑞芭·汉森[13]、哈里·林[14]、珍·西蒙[15]等人组成）在与全国组织书记艾德·肖[16]磋商后，开始考虑为党章提出修改建议，包括改变全国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和运作方式。
在他的回复里（重印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8期，1984年6月），坎农对这个提议感到相当不安，这主要因为他将其视为一个危险趋势：“党章之前一直对党起着良好的作用，但是，我发现那些意在‘加强’集中的折腾党章的提议提案，在目前代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党（还有青社盟）已经够‘加强’了，再这样搞下去，会有扼杀党的危险。”
如果监察委员会继续保持着原来的地位，即由全国代表大会全体选举产生的“独立的”或“单独的”机构，这要比把它变成全国委员会下辖的一个委员会更好，坎农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这样会更好。必须“践行我们所宣扬的”现行党章条款，这样“在全国委员会的权力可能遭到滥用的时候，这项条款就能明确清晰地维护每个党员的权利” 。他的立场十分鲜明：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考虑到党的成分正在改变，必须灵活地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至少得把90%的强调都放在民主这一边，而不是那些为了使党‘更高效’、让党变得敌视疑问、压制批评与讨论的馊主意上。在党展现出它如何能够吸引新一代人、发展青年党员之前，这些馊主意就会扼杀了党”。
坎农显然并不会认为，“集中的”巴恩斯领导层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1965年决议的名义而做出的不民主的改变，是能够用1965年决议来加以正当化的，或是得到了1965年决议授权的。坎农的信很有效——他所警告的提议中没有一个被党章委员会所推荐或者在1967年大会上通过。
4．社工党的伟大传统
1967年，在社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阿恩·斯瓦贝克事件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时，斯瓦贝克已经对社工党和第四国际不抱任何希望。他并没有再次去尝试说服党员们，而是给英国的一个对立政治团体（希利派[17]）写了一封信，公开攻击了社工党的政策。由于他蓄意违反纪律，政治委员会要求全国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暂停他的党员资格。
无论是斯瓦贝克的政见还是他的组织行为，坎农都不支持，但他认为，用暂停一位对党的立场和行动做出有力批评的党员的资格的方式，来开启全国代表大会与世界代表大会的预备讨论的序幕，是很“难堪”的。因此他呼吁为了解决斯瓦贝克的挑衅，应当将斯瓦贝克的信和一篇全面的政治答复一道发表。这种“纪律手段服从于更重大的政治教育的目的”的做法——他将其称为党的伟大传统的延续——在过去一直对党起着良好的作用，并且在斯瓦贝克事件中比起暂停党员资格的提议，也会“对党的新一代的教育，党的意见的联合统一起到更好的作用。”
全国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同意坎农。他们认为斯瓦贝克公然违反纪律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而且以前也已经一再对斯瓦贝克做了政治答复，所以这个纪律处分并不代表着悖离社工党的伟大传统。全国委员会暂停了斯瓦贝克的党员资格，可他继续公开攻击社工党，不久之后他便被开除党籍。这个事件中全国委员会多数派和坎农的分歧是在策略层面上的，我们可以在他们各自的角度上看清他们各自的逻辑和随之带来的好处。但也许坎农比大多数全国委员会委员看得更远些。
坎农告诉政治委员会，既然斯瓦贝克已让自己名声扫地，无论他是否被暂停党员资格，短期上，党对他的新挑衅的反应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这对党的政治教育，对党为了应对以新形式出现的老问题所做的准备，会产生十分巨大的长期影响。”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比起斯瓦贝克的命运，坎农所关心的是更重大的事情；他担心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失误，将会给党，给党的政治教育，给党执行革命任务的能力带来长期的破坏性影响。
斯瓦贝克事件很快就被遗忘了，可是现在，社工党领导层粗暴地破坏了党的传统——先进行政治讨论与阐明，再考虑动用纪律手段——把所有被怀疑持有异议的党员（不管他们是否公开表达了异议）统统开除或以其他方式赶走，这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坎农曾经担忧过的那种危险。社工党领导层指控那些被开除的人“跟斯瓦贝克一样”，都是捣乱分子和分裂分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对党不忠才被开除出党的，以此来将自己的清洗“正当化”。但社工党里所有人都知道，大多数被驱逐的人并没有像斯瓦贝克那么做，而是竭力留在党内，还在为恢复党籍而斗争。大多数第四国际的成员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1985年2月的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他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社工党恢复被开除的党员的党籍。捍卫社工党传统的斗争仍在继续，但社工党的领导层却站到了这个传统的对立面上。
1983年5月，在哈勒与德伯里在圣何塞交换意见之后的下一个月里，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了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派针对巴恩斯集团的立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坎农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立场。巴恩斯最后陈词说道：“看上去我们得用把托洛茨基从宗派主义者当中拯救出来的方式，把坎农从这些人当中救出来。”巴恩斯在1982年12月31日的青社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他们的托洛茨基与我们的托洛茨基》的讲话（《新国际》，1983年秋季号），把托洛茨基给“救”了出来。巴恩斯在讲话中，企图把托洛茨基贬低为一个有害的宗派主义者，污蔑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和有害的，这种拯救真可谓独一无二。与此类似，对坎农的”拯救“意味着对他的工作、他在社工党和第四国际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彻底翻案。就在巴恩斯做出这个承诺——或者说威胁——的时候，各种材料将会被炮制出来，“证明”坎农在三四十年代曾是“斯大林恐惧症患者”或其他类似的玩意。无论这种材料是否会被发表，可以预见到的是，随着巴恩斯集团与坎农及坎农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渐行渐远，他们将会把自身和坎农及坎农主义愈加区分开来。对抗这种倾向的方法包括客观地阅读坎农的著作——幸好其中有不少都以书面形式保存了下来。
注释
[1] 乔治·布雷特曼（George Breitman，1916年2月28日——1986年4月19日），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父亲是一位卖冰人。高中毕业后曾在平民保育团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1935年参加青年斯巴达克同盟（Youth Spartacus League），同年参加合众国工人党，后随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并参与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立。1939年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马克斯·沙赫特曼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布雷特曼担任了《战士报》的编辑，此后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的新闻出版工作。1981年因反对巴恩斯集团倒向卡斯特罗主义，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建立了反对派组织，1984年因此被开除出党，此后在病危中领导创建第四国际倾向（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1986年逝世。——校对者注
[2] 杰克·惠蒂尔·巴恩斯（Jack Whittier Barnes，1940——），六十年代在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求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很快成为青年组织的领袖。1972年法雷尔·多布斯退休后，巴恩斯当选为全国书记。八十年代初，巴恩斯公开宣布抛弃托洛茨基主义，并将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全部开除。——校对者注
[3] 阿舍·哈勒（Asher Harer，1912年8月14日——2004年2月16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利西哥（Calexico）镇，三十年代在旧金山打工，曾当过旅馆服务员，后来在码头上工作，参加了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 and Warehousemens Union），从此参加工会运动。1938年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此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奉献了毕生的精力，2004年逝世。——校对者注
[4] 克里夫顿·德伯里（Clifton DeBerry，1924？月？日—2006年4月29日），生于密西西比州霍利泉（Holly Springs）镇，四十年代参加农机工会（Farm Equipment Workers Union），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后因对共产党不满而退党，1953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于1964年和1980年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总统大选。——校对者注
[5] 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1907年7月25日——1983年10月31日），生于密苏里州王后市（Queen City），193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匹茨堡煤矿公司工作时参加了卡车司机工会，并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因反对战争，于1944年至1945年被监禁。获释后任《战士报》编辑。曾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1948、1952、1956、1960年总统大选。1953年至1972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校对者注
[6] 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1905年8月5日——1992年7月30日），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26年获学士学位，1927年获硕士学位。曾在出版业中青云直上，但大萧条令他的思想急剧激进化。1933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40年至1973年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7年至1940年曾任“美国保卫列夫·托洛茨基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Leon Trotsky）书记。——校对者注
[7] 阿恩·斯瓦贝克（Arne Swabeck，1890—1986），生于丹麦，后移民美国。曾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来与坎农等人一起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五十年代末开始转向毛泽东主义，1967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校对者注
[8] 拉里·特雷纳（Larry Trainor，1905年4月20日——1975年7月22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波士顿一带的主要领袖，在党内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校对者注
[9] 理查德·S·弗雷泽（Richard S. Fraser，1913年6月30日——1988年11月27日），1934年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50年代末因为在黑人问题上主张“革命的融合主义”（revolutionary integrationism），与主张黑人民族主义的党中央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弗雷泽在1966年与妻子克拉拉·凯伊一起率领西雅图支部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另建自由社会党（Freedom Socialist Party），与妻子离婚后，又脱离了自由社会党。——校对者注
[10] 托马斯·克里（Thomas Kerry，1901年6月27日——1983年1月8日），生于波士顿，一战期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一战结束后曾脱离政治活动，大萧条后重新激进化，并于三十年代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二战期间曾与坎农等人一起被监禁。多布斯当选全国书记后，克里是他最密切的合作者之一。——校对者注
[11] 克拉拉·凯伊（Clara Kaye，婚后随夫姓弗雷泽，1923年3月12日——1998年2月24日），生于洛杉矶，中学时曾参加社会党的青年组织。1945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同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1946年协助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西雅图支部。后来与理查德·弗雷泽结婚。因在黑人解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与社工党中央产生分歧，于1966年与丈夫一起率领西雅图支部脱离社工党，另建自由社会党。——校对者注
[12] 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组织，1960年4月在费城成立，此后发展迅速，1971年盟员人数达到了最大值（1434人），此后逐步衰落，1992年因盟员人数过少而正式解散。——校对者注
[13] 瑞芭·汉森（Reba Hansen）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老战士，她是社会主义工人党重要领导人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的妻子。——校对者注
[14] 哈里·林（Harry Ring，1918年？月？日——2007年4月18日），1936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38年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954年至1981年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校对者注
[15] 珍·雅特洛夫斯基·西蒙（Jean Yatrovsky Simon，婚后随夫姓塔西[Tussey],1918年3月9日——2010年12月3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老党员。——校对者注
[16] 爱德华·肖（Edward Shaw，1923年7月13日——1995年10月？日），生于伊利诺伊州锡安镇，少年时叛离严守基督教教规的家庭，四处打工为生。1943年随商船抵达摩尔曼斯克，从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1944年10月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1964年与克里夫顿·德伯里一起参加总统大选。1965年至1968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组织书记。1982年退休。——校对者注
[17] 即由格里·希利（Gerry Healy）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为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前身“俱乐部”（the Club）参加了国际委员会，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委员会内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的几个党与国际书记处和解，双方合并为统一书记处，但希利等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反对和解，依然留在国际委员会内。——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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