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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书记处的一封信[1]
詹姆斯·帕·坎农
1938年2月9日
关山梦 译、志愿者 校
本文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写给第四国际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国际书记处的信。该书信也是首次公之于众。
第四国际运动是成立于1938年9月的第四国际的前身（由于反动法的确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被迫于1940年12月脱离第四国际，尽管当时它仍然遵循第四国际的目标和纲领）农提笔落信时，正担任工人党的全国书记。
坎农生于1890年，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积极分子，后加入社会党左翼。十月革命后，他帮助创建了美国共产党，曾一度担任工人党（美国共产党旧称）全国主席。坎农还领导了国际劳工保护会（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该组织为释放萨科、万泽蒂以及其他被陷害的共产党成员作出了努力。
1928年，坎农成为第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美国托派共产党领导人。他一直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物，于1974年辞世。
以下是书信正文：
致国际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此时你们已收到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了，这将有助于你们更精确地检查大会工作。
在这里我想给出一些个人看法，你们可以将我的观点和其他同志的报告相结合，最终得出自己的总体意见。
1．代表：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我们有76名正式代表、37名候补代表和24名兄弟组织代表，共137人。此外，我估计与会者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和来自其他城市的共产党亲密支持者。与会代表来自17个州35个城市。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当清晰的结论，即我们的组织尽管规模相对较小，但正在向全国蔓延，而且业已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的良好框架。在这方面——我认为这对未来非常重要——我们的成就已经远超洛夫斯东派，他们仍然是一个以纽约为主战地的团体。不少与我们发生过冲突的团体派系，情况也大致如此，活动范围相当局限。在所有的激进组织中，唯有我们在发展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组织。
2．大会构成：很遗憾，与会代表的社会组成、年龄和背景并未得到精确统计。这本在计划之中，但因诸事匆忙而被搁置。尽管没有精确数据，但我可以说绝大多数代表都是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和工会积极分子。不仅如此，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和就工会问题的讨论表明，我们有一大批同志在群众工作方面经验丰富，堪挑大梁，能够全方位地对工会问题发表看法，包括其中最实际的问题。我认为，本次大会的构成和总体特征必定修正了你们此前对党员的印象。从游访者和写信人那里，我们能对美国运动有所了解，这也是有价值和必要的，但他们的看法并不能代表整个工人党和整个运动。一般来说，无产阶级活动分子是没有时间和手段进行广泛游访的，他们的通信只限于简短的报告。我们也可以从芝加哥和纽约的组织那里窥得工人党的一角，尽管这些组织有其优点，但在社会组成和工会活动方面却有严重的缺点。在代表大会上，有必要把整个党看作是一个整体，以清楚地了解它的构成。
3．国际局：这点在大会上没有引起太多讨论，各方意见相对统一。加入第四国际局的决定是全票通过的，同样，将一定比例的党费划拨给国际局也是普遍通过的。有趣的是，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工人党的老干部和“土著”社会党干部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共同的工作和讨论中基本消除。对“百分之百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与质疑大都来自老一辈，而非前社会党人。我并不寄希望于使党完全国际化。但从理论上讲，在联合组织中，国际化已成功达成。
4．方向：大会清楚地表明，始于法国政局转变时期的群众工作，其发展方向已相当一致。可以说，目前在这方面，普通党员比领导层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虽然总领导权隶属全国委员会，但代表们或多或少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在本次大会中，全国委员会又重新发挥了总体领导的作用。我们在社会党内开展工作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领导层局限于小派别建设，往往忽视了将内部派别的工作与更广范围阶级斗争中的实践活动协调起来。当然，这里说的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并未将其隐瞒于心，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整个领导层在这些工作上的缺失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我们全身心关注内部斗争的时期。
然而，地方组织和支部主动在各个地方发展工会活动，建立联系，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经验，扩大了联合面。在这方面，大会为我们揭示了一张富有前景的蓝图，这张蓝图描绘的并非既成工作，而是地方同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成果。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党具有更明确的整体性工作方向，并认真进行协调和集中指导，我们就有希望在下一阶段取得更满意的成果。大会之前的两个事件给了我们特别的鼓舞：其一是美国西海岸海运消防员工会的选举结果。毫无疑问，你们一定听说了，改革派候选人名单以3比2的多数横扫了斯大林派。其二是我们的一位同志重任克利夫兰汽车工人工会国际组织者。大约三周前，在汽车工人工会总执行委员会的反动攻势下，他被免职了，这引发了当地群众的不满，群情激昂，国家办公室收到无数的抗议，不堪压力恢复了被罢免者的职务。这一案例引人深思。因为这位被罢免的同志只有24岁，相当年轻，他自身的政治教育是从纽约运动[2]中获得的。加入工人党伊始，他在没有前期经验的情况下被派往外地，进行群众工作的考察，他的成绩大部分是由自己开创，和领导层关系不大。领导层给予他的不过是口头鼓励，尽管在这也值得肯定。
5．政治坚定：我党部分同志在政治立场上就像墙头草，对这些人来说，本次大会就争议性原则问题的讨论和表决必定让他们大开眼界。大会前的讨论中，就俄国问题引发了不少争论，所有团体和小组都提供了新观点。尽管全国委员会中有少数人提出反对，大会还是达成了压倒性的一致，即支持全国委员会的工作路线。在会议记录的第14页你们可以看见投票结果：多数派，66票；全委会少数派，3票；格利（Glee）反对派，2票；海斯勒（Heisler）特别立场，1票。在第19页，会议记录显示了以56票支持对4票弃权通过了西班牙问题决议[3]。
如果你们对俄国问题的清单进行研究，并逐一考察代表团们的坚实阵容，你们会发现这是很有趣的事。代表团们所做的并非常规投票而已。会议召开前，他们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自身立场十分清晰。第四国际的各支部恐怕从《内部公告》中已经得知，党内就俄国问题的分歧十分深刻，这些支部理应知悉大会的投票结果。
本次大会就争议性问题的决议，自然对党内生活产生了稳定影响，同时也全面叫停了争议。似乎大多数持反对立场的同志都倾向于暂时搁置争议性话题，翘首以盼另一段党的工作和经验能介入调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普通党员并不打算容忍对大会决定的任何侵犯。任何反对的苗头都会被迅速且毫不客气地处理掉。尽管大会上仍有零星的反对之声，但并不存在镇压或恐吓，每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充分的时间解释其立场，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少数派与大多数报告者享有相同的陈述时间。尽管我们坚持认为，对苏联失败主义的鼓吹与对第四国际运动的拥护并不相容，但鉴于大会的一致意见，我们最终认为在这方面可以不采取组织措施。因此，所有的反对派同志，即便是持失败主义观点的三、四人，都有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并进行自我调整，与党的坚定立场保持一致。
6．党内民主：大会在贝克特和莫斯特事件（the cases of Becket and Most）中对芝加哥城市委员会的否决和谴责值得关注。详见申诉委员会报告的第8、9、10页和第17页。针对本案的决议，乍看是纠正不公平现象，实则是对党纪案件中规则和形式的严格遵守。贝克特和莫斯特在大会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大会行动也因此更为顺利。我认为大会的决议非常重要，它为今后工作提供了指导。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纪律问题上我们不应鼓励任何的草率行动。代表们对此颇为“敏感”，且毫不犹豫地陈述了这一点，即使是我们在芝加哥城市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伙伴也卷入了本次案件，并受到了指责。
7．领导层：在选举新的全国委员会时，大会在领导层中进行了一些调整，几位担任了两年委员的同志被免职了，新鲜血液涌入了。在一两例情况中，全委会成员被降为候补委员，而其他情况则是政治委员会委员被选入全国委员会，而非仍旧是政治委员会委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层实现了新的变革。大会还作出新规定，要求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按季度开会。政治委员会须服从全国委员会每一次全体会议的调整。全国办事处增设一名全职工会书记，权力得到加强。
在我看来，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其中一些或许被认为过激，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或许这对党和个人来说都是有利的。一些倾向于从个人角度看待事物的同志们，在这一点上将大会的行动仅仅视作对全国委员会的洗牌。然而，它背后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我希望本次大会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将在如下口号中贯彻落实：领导层服从于普通党员。目前，至少有一部分国家领导层与党的基层组织隔离，虚荣之人或随波逐流者充斥其间，逐渐有发展成官员俱乐部的趋势。这些领导层中，成员之间彼此袒护，亦不接受党纪约束，这类现象正在党内生根发芽，成为引人担忧的恶行。
我认为要根除这种恶行，仅靠相关方礼貌点头、进行人事洗牌显然无济于事，必须对整个体制进行打击。这只能通过对现任同志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基于此，我发表了一份声明，希望能参与其中。但我确实鼓励，甚至可以说是‘煽动’无产阶级的代表们自己动手，按照贡献和活跃度重新选举领导。我倾向于认为，过失来自选举过程，而大会的整体流程却是正确而有益的。
只有领导层自身先进行转变，小范围宣传才能迈向大范围群众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该倡议没能被全国委员会通过，它必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达成，需要基层人员的努力。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我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的到来，期待着有更有力、更坚定的监督，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对领导层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我看来，领导层改革是最重要的问题。大会代表对此表现出了警觉，并准备迎难而上，这让我对我党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当党员和积极分子对领导层的监督日益变得公开透明——不仅针对整个领导层，也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要求他们保持活跃，并担负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终能选举出值得信赖的领导人。本次大会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党员中有许多可塑之才，我们正在培养强有力的第二梯队，他们知道如何保持警惕、批判地监督上层领导，并在必要时取而代之。
祝好！
你们的兄弟
詹姆斯·帕·坎农
全国书记
又及：我从今日邮件中得知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纽卡斯尔市的一个新支部的消息。同时，我们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East St. Louis, Ill.）也可能有一个新支部，该支部是从斯大林派手中争取来的。目前，我们正从斯大林派中招募新成员。
[1] 原文《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战士报》增刊），1978年1月13日出版。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并附在另一封信上，写给争取第四国际运动国际书记处，落款时间为1938年2月9日。这篇关于芝加哥大会的叙述当时没有发表，因为它比《新国际》上发表的正式报告含有更多的机密信息和个人意见。
[2] 这里说的的是伯特·科克伦（Bert Cochran）。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同革命马克思主义决裂前，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者。
[3] 这次大会的决议收录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1938-1939年的记录与决议》（探路者出版社，1982年出版），乔治·布雷特曼编。
感谢 闲汉 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