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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linists and the United Front
Speech at Chicago SWP Conference
斯大林派与联合阵线
在芝加哥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
詹姆斯·坎农
1940年9月29日
志愿者 译、赤心 校
〔说明〕以下是坎农于1940年9月27至29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社工党全会上的讲话速记，该讲话是对他的主要报告《无产阶级军事政策》（The Military Policy of the Proletariat）的补充，后来经坎农本人改订后发布在1940年10月19日的《社会主义呼声报》（Socialist Appeal）上。
同志们，关于军事政策的讨论似乎谈得差不多了，小的分歧点我会在总结发言中回答。现在我们来聊聊次要问题——斯大林派和我们的工会策略。
一直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存在仍然是美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斯大林派在许多工会中位高权重，他们的新动向使得事情更加混乱，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有人预测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协议会导致共产党的灭亡，但这并没有完全实现。与德国结盟的新路线让官僚领导层再次戴上了伪激进主义面具[1]，这比旧政策更能吸引党内的工人激进分子。可以肯定，背信弃义的苏德交易让一大批斯大林派工人感到厌恶，但包括党员和同情者在内的大部分损失，都由共产党近年迎合的小资产阶级承担。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比起斯大林政权，他们更倾向于罗斯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另一方面，斯大林派工人大都留在党内，在大量镇压与迫害中奋起反抗。在我们制定工会策略方针时，必须以这些既成事实为出发点。
几个月来，我们意识到在斯大林派工人身上下的功夫收效甚微，共产党是革命工人前进道路上必须清除的障碍，仅靠正面进攻无法办到，必须设计出侧翼进攻的路线，以补充我们对背信弃义的斯大林派进行不妥协、不间断的直接进攻。在我们上次拜访托洛茨基同志，谈及共产党问题时，这一想法就萌生了。托洛茨基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共产党的政策过于消极，侧翼运动的战术不够灵活，无法将部分斯大林派工人争取过来。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选举运动的问题，并给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他说，共产党领导层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上高谈阔论，我们知道他们是骗子，只会说谎，在斯大林的外交游戏里惟命是从，今天还在反战，明日就会背叛。我们知道共产党的真面目，但成千上万被误导的工人还蒙在鼓里。他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工人们保持现状，保持当前心态，如果共产党坚持反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就提出联合阵线，甚至可以在选举中给予他们的候选人批判性支持。”
访问代表团都不同意老头子的这一激进建议，我们与他进行了长期的、甚至是激烈的讨论。我们认为，在选举活动中骤然倒戈，需要太多的解释，且会遭逢难以应对的巨大误解和混乱的风险。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长期战略中，能争取到几百名斯大林派工人，但我认为，这一做法得不偿失。
我们以此为基础，和托洛茨基同志来回争论了好几天，最后他提出了折中方案。他说，归根到底，新军事政策（即长期战略路线）才是重中之重，而目前选举运动中针对共产党的战术只是短期小问题。他说如果我们把他的提议作为一种可能的策略，并制定出某种能够真正打入斯大林派队伍中的联合阵线的方法，他就妥协。我们考虑了好几天。离开科约阿坎前，我和他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重申了我对在选举运动中批判性支持共产党的激进提议所带来的潜在危机的担忧。他说，他认为这件事还不够重要，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不想引起党内争论，因为这有可能会转移大家对至关重要的新军事政策的注意力。但他认为我们应该对他的建议予以认真考虑，并建立有效的联合阵线，向斯大林派官僚发起进攻。
联合阵线策略由列宁设计并完善，代表着对工人运动中的敌对组织的绝不调和。联合阵线旨在按现在的样子动员群众，在当前的具体问题上对阶级敌人采取共同行动。同时，它也用于抵御异己势力、反抗背信弃义的领导人。联合阵线并非长期策略，也非日常策略，它只应用于特定场合。联合阵线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的主要策略。但列宁知道何时启用，何时置之。在第二国际分裂、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没人提到联合阵线。正如俄国谚语：“菜蔬各当季，万物自有时。”而在战时与战后，即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成立后，正面进攻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时机来临了。联合阵线的实施，正是为了弥合残酷战争带来的裂痕，以革命的共产党取代改良主义的党。
这场直接的正面进攻始于1917年，经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持续到1921年秋天。届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列宁与托洛茨基——找到了平衡点。列宁指出，我们的战略相当成功，以至于在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具有相当实力的独立共产党。但社会民主党仍控制着一些大型工人组织，这些工人还不相信共产主义。下一阶段，我们必须提出联合阵线的建议，对抗改良主义领导人，接近被他们影响的基层党员。
在建设第四国际、反抗斯大林的过程中，你们也能看到联合阵线的工作模式。我们一直在进行长期正面进攻。在斗争中挑选并招徕第四国际的中坚干部加入我们的阵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其力量远大于我们。在它的队伍里有许多被误导但仍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目前我们必须采取联合阵线策略接近他们。
我们的政治委员会中，所有人都反对在选举活动中给予斯大林派批判性支持。这与托洛茨基意见相左，我认为我们是对的。但我也意识到，必须对共产党制定更灵活的策略，只要他们走的还是半激进路线，我们就该找准时机，通过联合阵线，打入他们的队伍中。此处须声明，我们并不想走极端——既不对共产党不闻不问，也不天天念叨联合阵线。我们应仔细辨别，选择正确的场合与事件接近共产党的基层，渗透进他们的组织和领导层，建立有范围的、具体的联合阵线。在这点上我们已达成共识，我认为全会应当认可它作为一项总政策。
我重申一遍，联合阵线的实施应当极为谨慎，且注重鉴别。我们在纽约已进行了慎重试验。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反对崩得分子和反库格林主义[2]的斗争。我们给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写信，向他们提出建立反对“考夫林-邦德”（Coughlin-Bund bands）团伙的联合阵线。尽管最终没能落实，我们仅仅是写了这样一封信，公之于众。但仅仅是简单的事实，我们在纽约市与法西斯分子作战，我们呼吁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加入我们，就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我们在共产党里的熟人告诉我们，我们在他们的队伍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给官僚们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斯大林派的许多普通成员认可我们的联合阵线，希望加入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这次在纽约的经历，我们争取到了相当多的斯大林派普通成员。
如果我所知不错，加州目前也出了状况，奥尔森州长向州立法机构提议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取消共产党的选票资格。我们的洛杉矶地方组织立即着手处理此事，提议向共产党和其他组织发出呼吁，建立联合阵线，打击这种取缔共产党的企图。政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洛杉矶同志们的倡议。据我所知，他们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动落实这个行动。
必须反复重申，联合阵线是一种斗争方法，它绝不代表友谊或和解，只是通过接触工人运动中的对手组织的官方领导，与他们的基层人员接触，为当前共同目标进行联合斗争。若实施得当，联合阵线就能创造可能，使我们打入到迄今为止对我们封锁的组织的队伍去。正是在这点上，也只有在这点上，我们才向斯大林派提议在下一阶段建立联合阵线。而从本质来讲，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的顽强宿敌。
老头子对此相当乐观。他说，假设你着手去做，并在适当的场合反复实验，如果最终为你们党争取了超过200名斯大林派工人，那就算成效颇丰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工人运动中，许多诚实的工人对斯大林派怀有巨大的仇恨，这种仇恨尽管时常与反动偏见混淆，但都发自肺腑、饱含正义感。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得冒犯这些反斯大林派工人们的情感，他们的态度是激进的，有部分阶级意识，但不能让他们的情感左右我们的政治工作。
当我们提出要对斯大林派采取联合阵线策略，我们在工会的所有党团都反对，高呼着要慢慢来。那些工会成员知道斯大林派多么遭人痛恨。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再小心，如果放任自己与斯大林派同流合污，我们与工会基层以及反斯大林派之间的联系就会断裂。在我看来，这些同志是比斯大林派基层更为重要的力量，是革命的源泉。
在这点上，我们与托洛茨基同志存在分歧。他倾向于否定整个“进步”运动，认为它完全由爱国分子和骗子组成。他就当时的矿工工会主席约翰·路易斯（Lewis），以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Browder ）与我们进行了一番辩论。他说：“路易斯和布劳德有什么不同?白劳德比路易斯更可恶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都是无赖，只是类型不同。”当时一位同志提出，斯大林派对我们非常敌视。鉴于正好是“5·24枪击案”发生后不久，托洛茨基说：“是的，我知道，有时他们会向我们开枪。你认为路易斯或威廉·格林（Green）（当时的美国劳联主席）不会向你们开枪吗？没到时候罢了，就这么简单。”
我们必须把斯大林派和反动的、所谓“进步的”爱国劳工骗子归为工人阶级的两种敌人，采取不同策略，因为这两方势力的基础不同。这也为我们的工会运动带来了一项复杂的问题。日常工作中，我们一贯的策略是联合“进步”人士甚至保守劳工骗子，反抗斯大林派。虽然保守的传统劳工骗子与斯大林派半斤八两，长远来看也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背叛者，但他们存在的基础不同。因此，对他们采取不同策略是正确的。
斯大林派的基础是苏联官僚。他们非常愿意为了捍卫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而破坏工会。传统的劳工骗子在俄国没有根基，在俄国强大的官僚制度中也没有任何支持。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是工会，如果工会被取缔，他们作为工会领导层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工会的忠诚度比斯大林派略高上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纯粹的工会事务中与他们联合以反抗斯大林派是正确的。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的工会工作主要围绕日常问题，缺乏总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视野。这往往使我们与纯粹的工会会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少情况下，他们似乎与我们是一体的，好比晴天好朋友相聚一处，其乐融融。这种虚假的和乐被战争引发的重大问题打破了，恶人的真面目水落石出，一些同志对此已经有了不少启发性的经验。
一部分人起初与我们携手并进，支持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工会改进方案，同我们一道从雇主那儿争取更符合工人利益的合同。然而战争爆发，爱国主义、全国选举问题的涌现，撕碎了工会和平齐心的假面，这些平时似乎踊跃正直的工会会员，摇身一变成了爱国分子和罗斯福主义者。现在我们要与之合作，基础要窄得多。针对这种新局面，我们一部分同志建议，应该与这些爱国工会分子和所谓的“进步”骗子断绝一切联系。这种立场过于极端，我们不能认同。
我们制定的联合阵线策略，无论在工会中还是在一般情况下实施，都要精准。联合阵线并不意味着政治合作，而是保留政治分歧，在具体问题上联合行动。联合阵线线以日常问题为基础，并非永久合作，而是简单的日常协议。在双方达成一致或基本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联合行动，在双方有分歧的地方，各自独行。政治上我们与劳工“进步”人士并无合作基础，随战争不断深化，合作只会越来越少。
我们工会中的不少同志一直只与那些激进的工会成员携手前行，在“正常”时期他们相处融洽，但他们很快就会经历这样的不愉快：曾经是同事、酒友与知音的人，现在却成了反工会运动的敌人和告密者。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只有一样东西能把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在伟大原则上达成一致。什么“好朋友”、“好兄弟”，都是假的，不可靠的。要是看不清这点，那只有经过痛苦才能幡然醒悟了。
那些认为我们在工会运动中人微言轻或举足轻重的同志，应该在下一阶段睁大眼，看看我们拥有的到底是什么。你们会发现，我们拥有的是我们的党团和他们周边的同情者，这就是我们所能依赖的东西。有些人或许在原则上与我们团结一致，却因个人弱点而动摇，但这些都是例外。也有人没有广泛的政治概念，却因个人素质优越，在紧要关头证明对我们的忠诚，这些也是例外。一般情况是，普通工会活动分子、非政治活动家、潜在的爱国派，这些人会在关键时刻背叛我们。当考验来临，我们在工会的根基是由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组成的坚固的党团。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阐述的军事政策将是我们未来工作的主线。我们将与史密斯或琼斯以及布朗一起，建立联合阵线。我们将认可其中一人的主张，决定对雇主的要求，确定改善工会内部情况的提议。但我们不受他们约束，他们也不受我们约束，我们将每时每刻与工会中的斯大林派破坏分子作斗争。同时，我们将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建立联合阵线，与斯大林派接触，比如反对将少数派政党从加利福尼亚州选票上除名。
也许我们的“进步”朋友会说：“你们在做什么？应该与我们合作，而不是突然站出来反对将共产党从选票上除名。”我们完全有理由回应，我们会说：“你们一年364天都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但有天你突然想破例了，想把票投给你们的老板罗斯福，如果你要享受这个特权，就也得给我们破例的机会，我们必须和你们一样享有独立性。”这是给民主党人上的一堂真正的民主课。
最后一点，我们的工会中，许多同志已经与“进步”民主党交融，一旦涉及要触犯民主党利益的局面，他们就退缩了。由此观之，我党在这方面并非那样勇敢。我们怕得罪人，怕与愚蠢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起冲突。这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恩到最后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托洛茨基同志——其共通点就是：对公众舆论全然漠不关心。他们不在乎世界上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根据自己的科学理念，针对每一种情况制定政策路线，勇敢实施，并承担后果。他们奉行但丁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总而言之，共产党问题或许是对我们的一项考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谨慎地、同样勇敢地处理——将平庸者的声音摒除在外——我们就会朝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迈出一步，遵循自己的路线，让世界尽其所能。
[1] 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条约。此前，斯大林觉得苏美可能结成同盟反对德国，在此期间，美国共产党用沙文主义的态度对待美国参与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条约签订后，美共急剧左转，采取反战、反美帝国主义的路线。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美共再次改变路线，狂热地支持战争。──校订者按。
[2] 崩得分子：即德美崩得（the German-American Bund）成立，与库格林分子的组织都是当时美国最初的法西斯组织。崩得派追随的是希特勒，库格林组织追随的是库格林神父。库格林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主张法西斯主义的美国本土化。──译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