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论合法与半合法工作
对《战士报》的压制[1]
坎农
1942年11月19日
鲁鹏 翻译、赤心 校对
这篇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中央支部发表的演讲摘于一部未出版的速记草稿，全文略有删减。
我这次谈话的直接原因是我们考虑过的无线电节目。你们知道，这件事在上次会议中宣布了，全国委员会也多次讨论。促使我们在这里将它列入讨论议程的直接原因是这项通过新媒介取得突破的建议所带来的问题、困难和机遇。当然，新的事件让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我想你们都读过本周的《战士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下午说过，我们在利用无线电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突破进展中遇到的新事件，给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工作添增了许多困难。例如，最初设想的计划是，我在电台上发言，并由代表广大工人利益的《战士报》赞助，同时我应该以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的身份发言。但经历最近发生的事情后，关于我的介绍就变得怪诞不经了。播音员说：“我们现在有请坎农同志，一个密谋推翻政府的罪人，一个被指控破毁火车的人。他在刚刚被压制的《战士报》的赞助下出席。坎农同志的观点不足以挂齿。”
如我所言，问题变得愈加的复杂和尖锐。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放弃利用这种可能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的决心。不管是在电台、出版物、公众会议中，还是在所有的活动、工会和事务中，我们真正遇到的基础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这些问题：在非法或部分非法的条件下，或通过审查制度，革命党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今晚我想讨论的问题。
从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非法的条件下运作。倘若研究了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定罪，以及尚未验证其合宪性的成文法，你们可以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由于这些规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因此随着邮局新出现的干预，我们现在的运作至少处在半合法的状态。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报纸能否邮寄，而邮局又提出新的问题，送到华盛顿之前不能寄任何报纸。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昨天在华盛顿采访这些人，他们强烈暗示不会批准我们报纸的任何一期。
目前来看，这些都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越来越多的革命工人团体在合法与半合法问题上拼尽全力。他们一派害怕自己，只在头脑想象中才具有革命性，正如害怕失去革命纯洁性的宗教团体那样，他们面对所有的困难都选择隐退到阴影下，选择沉默，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复存在。
另一派则不止一次地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使自身适应资产阶级法律的要求，而逐渐丧失革命性；或不再说任何严禁讨论的或当局不欢迎的话。实际上，这就是对革命运动的清算。在我们寻找一条前进道路越过这两个危险的派别时，只要我们不是从头开始，我们就具有莫大优势。我们不是空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理论来指导方向，使我们得以不顾形势的复杂，带着自信走向窘境，我们明白自己正在做正确和必要的事情，以在如此棘手的处境下仍有可能出现的迂回道路中推进自身事业。我们在基本原则上绝不作任何妥协，也绝不在任何基础的意义上适应资产阶级秩序。
我们依靠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是我党向来学习的模范党，也正如你们所知，布尔什维克党从1903建党开始直到1917年革命都以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沙皇式的非法地位存在。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公开露面。它曾一度享受着合法的存在。直到七月，随着迫害的加重，它被迫转到地下，紧接着又重新亮相发动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统治下处于绝对的不合法地位，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仍尝试在彼得格勒和俄国其他地区出版日报，并且开展一些伪装的合法工作。
在美国的我们拥有美国共产党在1920-1922年处于地下不合法地位的经验教训，在这期间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在不放弃共产主义纲领的前提下，设法利用对我们开放的部分合法性。美国的这次经验加上我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全国委员会做任何决定时所要依靠的基础。在面临审查制度下继续进行合法活动，是走这条路还是转向另一个方向。
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不要退缩或让步，而要按照我们纲领的精神，教育并紧密联系我们的新成员。我们纲领的另外一面也同样重要，我们不仅要保有现有成员，还要努力争取新成员，吸收新工人入党。
问题的正确解决与否的表现，在于我们在工作发展中是否同时实现了这个任务的两点要求。
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总结了战时十个月的工作。大会表明这十个月的半非法、迫害和审查的战时状态丝毫未动摇到我们的纲领。会议也一致通过了我们的运动赖以成立的基本原则立场。
另一方面，大会报告表明我们一直在取得进展：报纸发行量增加、受影响分子的数量也从审判时的八十七扩充到了今天的九十八。全国各地都有证据表明党正在继续活动。迄今而至，我们一切都很顺利。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我们绝不能低估本周《战士报》所报道的这些近期事件的重要性，即有两期《战士报》被扣留。一期已被邮局下令销毁，这一期正在华盛顿接受审查。我们对它获得邮寄资格不抱有乐观态度，况且我们的法律总顾问在那得到通知，审查机关正在向邮局提出正式申请，要求拒绝邮寄《战士报》。这一来，《战士报》就遭遇了扼杀。二等邮件的特权显然会剥夺，但与之而来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与快递公司达成一致，绝不递送任何不允许邮寄的报纸，我们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制。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的手段。他们甚至能从此入手起诉我们的编辑。我将自己限于“推翻政府、破坏火车”，所以他们把布雷特曼抓进了监狱，但总得有人做出牺牲。这样我们可以考虑《战士报》遭取缔的可能性。接着，我们必须找到其它的出路，但这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出版，亦不代表我们放弃了致力传播信息的工作。这仅仅表明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新形式、新中介。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最黑暗的反动年代里，工人运动的一切行动都受到了镇压。在这些日子里，党除了地下刊物外没有任何宣传媒介。
1907年以后，尤其到1912年，工人运动再次兴起，沙皇极大程度上放宽了原本严厉的镇压。沙皇政府试图通过允许各式各样的合法活动，引诱革命者公开自身。沙皇政府一度不承认工会，永远未曾赋予党合法地位。但他们承认伤病互助会，而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为了极为激进的“伤病互助者”。他们把自己和其他想得到抚恤金的工人混在一起，将这些工人组织当作阶级斗争的改良工具。
后来政府主动组织了某种工会，这些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诱革命工人公开自身，以至于沙皇的警察有机会发现他们。但这并未能阻止布尔什维克党人加入这些工会。
随着布尔什维克党被赋予了更多的合法性，他们在杜马议会的选举中，以劳工候选人的名义提出候选人。1914年战争爆发时，有六名反对战争赔款的杜马成员，被定罪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出版了数年的日报。每当报纸被查禁时，他们就改头换面……
不同于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出版的《战士报》，这些报纸并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出版的。正是你们所回想到的那样，《战士报》过去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珍珠港事件后，一些新法得到了实施，《战士报》只能以“一美元和其他有价对价”出售，同时也不再是党的机关报。党无须对《战士报》负责，即便《战士报》陷入困境，只要他们对此保持诚实与合法，他们就无法归咎于我们。
布尔什维克日报是用所谓的伊索式语言出版的。它并非作为社会主义报出版，它声称这个国家唯一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唯一要做的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他们自称为“一贯的民主派”。报纸没有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也没有提出党的全部纲领，它只是用暗示来做到这一点。它用寓言方式写作。它为了通过沙皇审查制度从而修改自身的语言。但他们十分娴熟地做到了这点，以至于围绕着报纸组建出布尔什维克党。这样，当时机到来之际，有更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可以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提前为他们在莫斯科先进工人中传播的基本思想营造出广泛的共鸣。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始终维持着地下党。他们不局限于受限制的伊索式守法宣传，这只是党的非法纲领的补充。在党的地下组织中，他们直言一切、阐明纲领，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保持对庞大的合法活动网络的掌控。
但这些状况造成了危险。孟什维克为了适应沙皇的非法性，实际上放弃了地下组织和纯正的纲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现存政权和解，从而摧毁了自己在革命工人中的真正权威。布尔什维克有时被认为在原则问题吹毛求疵，然而他却不受任何宗派的影响。他们并不害怕自己，在竭尽可能进行伪装或修饰合法工作上，也从不犹豫。
在美国我们在1920年和1921年做得并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既缺乏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具有的理论知识，也缺乏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在政府迫害下的挫折和党的非法性的情况下处处受阻，因为党内很大一部分人担心我们会以某种方式妥协我们的纲领。
在党内，我们普遍接受必须争取合法言论的任何可能。但是我们每次尝试具体去做时，都会遇到宗派的反对，担心我们犯下罪行。拉里·特雷纳给我们的宗派主义者一个完美描述：一个畏惧自己潜意识里的机会主义冲动的人，只要给自己一点自由，就会偏离纲领。
我们很清楚，有一个好的纲领和一个非法组织是一回事，但如果这个非法组织不去寻求与活生生的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死于停滞。我们一些人也清晰看到，我们以某种方式必须打破这个排外的圈子，尤其当政府迫害正在减轻，我们因此得出结论，必须想方设法开展半合法的活动，至少使我们大部分的消息能够传播到工人当中，至少要有我们能与他们取得联系的希望。在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前，必须经历些许派别的争斗分裂。我们越是能意识到必须找到合法言论的路径，宗派分子就越是反对。
首先，我们试图开展论坛。1921年，我们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为俄国饥荒的受害者筹集资金，在委员会的幌子下，我们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其实这个组织起初就是作为一个推广苏联与俄国革命原则的合法宣传媒介。
其次，我们在出版了合法的报纸后组建了一系列的俱乐部——劳工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会组织公开的论坛和讨论。但演讲讨论的趋势和要旨是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也从中暗示人们走向共产主义。我们后来决定联合这些俱乐部。我们召集了一个小会议，组建一个全国劳工俱乐部联合会，并宣布了我们将竞选公职。
接着，我们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侥幸逃脱了，下一步就是制定迂回的计划：在美国组建两个党，我们在这种处境中不可能有一支完全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有两个党。一个是纲领纯正的地下党，另一支是不发表任何错误言论的合法党，但是这支合法党在它的纲领中不涉及全部真相，它止步于实现共产主义纲领的必要陈述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平台使得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能够公开发言，并且能给出未被取缔的纲领，对于那些要受到法律起诉的问题也能保持沉默。这能使我们创造出一个半共产主义者的边界，共产党及其非法刊物能通过这个边缘渗透进去。
在实现这个计划前，我们在党内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派系斗争，甚至走向分裂——在我们坚定的决心推动这一计划时候出现了分裂，失去三四千名成员。因此这对拯救党而言是必要的。
我们一度在这个国家有两个党，并且有两个机关报——一每周出版的《工人周报》，它被邮局接纳，经过精心编辑以免与法律有太多冲突；另一个是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致力于讨论纲领理论问题，而不考虑审查制度。这是为了完成合法报刊和合法党开启的教育性工作。这样，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逐渐取得联系，后来合法地位逐渐恢复、控告结束时，整个党也就合法化了，并且这种合法化地位从那开始保持了许多年。
与我们相似。我们以1928年左翼反对派身份开始了完全合法的运作，直至1941年整整13年都没有任何政府的控告。但我们不能愚蠢地得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纲领是非法的——几乎每个律师都会根据成文法告诉你这点，但这些法规没有得到执行。既然有可能合法运作，我们何必躲在地底下？
1941年，政府宣判我们有罪，这一处决仍是上诉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政党，我们无需躲在地底下。尽管冒着被进一步控诉的风险，我们更愿意在公开场合尽我们所能地开展工作，而不愿意一遭受攻击就退出公共领域，使自身躲藏在地底下，并幻想其他工人能发现我们的行踪。
在我们接受审讯的那段时间，1941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全会确立了一条原则：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合法的权利。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是非法组织。即便在审判中被判罪，我们仍会坚持在下一阶段合法地运作。但我们无法保证在政府严厉打击之下还能维持这种状态。
然而，我们不仅要承担一直在讨论的罪名，同时也要面临着宣战。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我们党笼罩在阴影之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普遍现状也蒙上阴影。我们的罪名已定，战争也一触即发，这也自动重启了间谍法，我们的合法地位也随之动摇。不过，我们在此之后举行了大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将继续作为合法政党的路线。我们被迫将《战士报》移交给出版协会，《战士报》从此成了独立的报纸，党不再对它负责。就算他们发现党的领导人有非法言论，这也不会使《战士报》成为非法的报纸，因为除了部分领导人会专门为《战士报》写文章外，《战士报》与党并无关系。目前为止，事情是这样发展的，但现在情况有了一些转变。你们肯定注意到《战士报》不再是党的机关报后，稍微改变了它的口风。它开始发挥合法报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只鼓吹部分的共产主义纲领而不是全部。
但《战士报》毫无疑问是我们最重要的宣传手段，因为它将我们整个运动的外围团结在一起。所有倾向我们的工人或同情我们的工人都从《战士报》中看到了代表着我们纲领最普遍最重要成分的理论中心。尽管如此，《战士报》还是相当激进。也许它将法律及当局政策的合法阐释逼到了极限，但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出版而出版，而是为了在法律允许下尽可能多说，甚至超出一小部分法律允许的范围。这要靠自己摸索，法律根本不是绝对的量化。法律是明文规定的，但是法律的解释和实施会根据国内舆论和法官的态度很大幅度波动，因此人们无法具体言说什么是法律允许的，除非你以身试法。
如果你们想维持合法刊物的存在……我们假定《战士报》遭到查禁。面对公共报纸的缺失该如何做？两件事。我们可以站在尊严上说：“上帝啊，如果无法言说想说的，我们宁愿沉默。我们会惹怒你”。或者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能像《战士报》在十二月七号那样公开合法地说话，但我们能说到四分之三的程度，既然《战士报》被查禁，那么我们将努力组织三四个人创办一份新报纸。”这很可能会发生。或者假设，也许叫《真理》的第二份报纸也会遭查禁，并不是因为它未阐述全部真相，而是过分揭露了真相。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布尔什维克曾遭遇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再去发表《战士报》发表过的全部内容。具体地说，即其在十一月八号之后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内容就占了总内容的90%。但是无论如何，工人有资格获得关注工人问题的报刊，我们也将激起人们的兴趣创办名为《工人新闻》的报纸，报上甚至不再刊登任何社论。
实际上，在战争开始的前一年，1938年，我们与托洛茨基同志在墨西哥谈话时，我们都在期待战争的爆发并且讨论着我们能在其中做些什么、我们的技术会变成怎样。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了出版的问题。我们期待控告更加迅速、比先前更为严重，甚至党的领导人被逮捕、《战士报》被查禁，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好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即便情况变得十分严峻，我们依然认为吸引人们开办能在黑暗中告知工人消息的报刊是非常必要的，这也能将我们的运动团结起来。我们以确定的指导方针期待着形势的变化。即便会受到进一步的控告，我们也将尽可能公开我们的运动、展开公共活动、竭尽所有可能保持与工人和工人运动的公开的联系，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这些联系的对象。
这就是提议开展一种利用无线电作为新的宣传媒介的全部背景。我们理应利用无线电的想法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协调。（在新泽西州选举[2]中用过广播后，我们确信这也是现实的可能性）但我们在理解和利用这一点上表现得有点慢。在讨论无线电问题时，全国委员会的一名同志说：“上帝啊，这是对的。无线电是未来的新事物”。但有人回答：“不，它已经到来了”。无线电计划引起了热烈讨论，人们能一眼就能看出无线电提供接触新圈子的可能性，提供了让从未听闻我们消息的人们聆听我们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从始至终寻求的答案，因为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扩大队伍，让新人加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来。但这绝不是简单地通过无线电说，我代表主张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无线电的审查制度非常严格。
鉴于布莱特曼是参议院候选人，他被授予了更多的容忍度，当我们在选举结束后回到同一个电台，我们的同志说，我们想和您谈谈放一系列的节目，让坎农发言，他们马上冷静下来，问道，坎农想谈些什么？他说，“噢！就是那天的问题，比如税收”。“税收？你明知税法已经被国会通过了，不能再批评了。我们是美国的电台。不想与政府惹上麻烦。”
关键在于，无线电的审查可能比邮局目前为止的审查严密十倍，最重要的是，无线电的不稳定性和它的私人审查制度是在政府审查制度的基础上自我强加的。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这样一类的身份参加节目：如果不是罪犯，至少也是被定罪的，在邮政部门惹上麻烦，遭到怀疑的。我们在那里也不会得到很好的赞助。
现在问题就是，尽管如此，我们还应尝试采用无线电吗？很明显，无线电审查制度只有一条很细的裂缝，我们只能指望通过这道缝钻进去。我们远不能奢望能拥有自宣战以来的就被限制的《战士报》十分之一的自由。既然如此，我们还应该通过一系列在受过教育的共产主义者眼里太温和的演讲打破审查制度吗？我们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我们目前未能取得联系的人吗？这才是我们必须做，也要最大力度去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做的演讲极其受限且表面上显得温和。然而，我们却从不发表充满谎言或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演讲，仅将演讲的内容和批评建议局限在审查制度的要求之内，演讲的目的也不是讲述整个纲领，而只讲一小部分……
关键是，党内成员会理解并同意这一做法吗？如果我们不能表达真正的想法，必须将纲领的内容限制在如此狭窄的边缘上，甚至以一种不同于我们不受限制的宣传的直率口吻来呈现它，他们会因此而沮丧吗？这件事会令人失望吗？我们希望听到你们的态度。因为如果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不明白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着手实施它就是愚蠢的。
这其中也有风险。例如，我作为广播里的演讲者要用如此“文雅”的语言讲话——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并更多限制我们在公共演讲习惯做出的批判，这也可能会人们带来一种印象，即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变得温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具备革命性。但我们仍可能有收获。一方面，那些自从聪明的人会发现这些演讲难以满足他们革命信条的标准。另一方面，这些演讲也有可能吸引成百上千的从未听说过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含义的工人。
你们知道，七月事变之后，俄国开始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叫嚣声，列宁被指责为德国间谍，一场声势浩大的叫嚣说，要列宁出来受审，并声称他们证明了对列宁的指控。与之相反，列宁伪装起来躲藏在芬兰，因为他还没做好被逮捕的准备。他忍受着市侩们的攻击，也逃离了指控。但是法庭并不是诚实的法庭，因此，列宁无视市侩自命不凡的威信，判断为了运动的利益该做什么：远离他们的魔爪，并为革命做好必要准备。
我们将会也理应受这简单的标准支配：我们应该在有限的可能性去实行无线电计划来搏一把输赢，还是应该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十分乐意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如果最后决定在有限和狭窄的范围内不该利用这种媒介，我们就该把钱退还给那些认捐的同志。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尝试，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去电台的人那看看能做什么安排。我们或许不得不更改赞助了。
[1] 这份对纽约中央支部的报告最初应该是讨论由《战士报》发起的无线电广播节目计划。会议前不久，据悉，邮局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扣押了11月7日，14日二期的报纸。为争取《战士报》以邮件方式销售的权利——这是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基本要求，一场为期一年半的斗争开始了。1942年12月28日，司法部长比德尔写信给邮政总局局长，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为邮局撤消《战士报》的二等邮寄权的裁决提供司法部的支持。1943年1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邮局律师威廉·C.奥布莱恩声明，“这并非对错的问题。《战士报》所说的一切是否正确，无关紧要。”
3月3日，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他也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宣布取消《战士报》二等邮寄权。当时四期报纸被邮局销毁，其它几期扣留了很长时间。
随后一年，《战士报》以第三，第四等邮件邮寄，这种邮寄方式又慢又贵。邮局继续从报纸中挑出几期任意地耽误、破坏。报纸在工人运动中的支持者要求结束禁令。除了共产党公开支持压制，多数倾向和许多工会抗议政府的行为。1944年3月，《战士报》的二等邮寄权恢复，3月17日，邮局同意不再对报纸的发行进行其它方面的限制。
[2] 乔治·布雷特曼是1942年新泽西州选举中社工党的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竞选委员会在WPAT广播电台争取到了时间。10月17日和24日，布雷特曼在电台发表讲话，10月31日，坎农在电台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