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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背叛
坎农
the Loser译
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James P. Cannon
以下文章发表在1947年5月24日的《战士报》上。在本文中，坎农指责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与资本主义妥协而且很快转变为极右翼分子。但他也强调了那些坚持投身革命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革命知识分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发生？这些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思考者和问题解决者，曾经在那个难忘的三十年代和资本主义正面对决，而且已经准备好用出鞘的钢笔设置最坚固的街垒——究竟因为什么而转变？
回想以前，一部分聚集在纽约的美国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要效仿那些著名的西欧和旧沙俄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勇敢地反抗衰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精神的不景气，带着厌恶和蔑视抛弃了自己本来从属的阶级，建立和推广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他们自己放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最前线。
唉，轰轰烈烈的艰巨事业所激起的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希望最终被证明是夸大的，他们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他们（美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同欧洲、沙俄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后者投入并组织起了工人运动，用理念的武器支持它，并启发它向伟大的目标而斗争。
但是在美国，激进的知识分子——除了非常少的一些例外——放弃了他们的使命，这些使命是他们在工人阶级因为一无所有的生活处境而被激发，并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的勇敢地从事于正面反抗最强权垄断的组织的时候被他们承担起来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而更剧烈的也即将展开，他们正在快步前进，但在知识分子的阵线上所有斗争都被平息了。帝国主义者不费一枪一弹就“平定”了这一防线。
美国知识分子并不是简单地退出而修养生息，像一个疲惫的战士在一场艰难的战斗后护理自己的创伤，他们是在战斗正式开始前退出的。他们临阵脱逃。他们擅离职守并且叛变。他们一向标榜的“反抗资本主义”最终却以“不要暴力，最多也只应该抱怨”收场。
一些有学问的教授，比如胡克[1]、伯纳姆[2]，作家，比如伊斯特曼[3]和科里[4]，还有很多记者，名字太多就不说了，在许诺领导工人而又背弃他们，许诺给以正确教导却又食言之后，他们并不是单单滑落到独立的中立立场，而是直接投靠了敌人，无条件地而且自始至终地，把所有家当和所有他们拥有的全都带了去，帮助他们蛊惑年轻人参战。
他们毫不耽搁地做了这些，甚至匆忙到顾不得体面，也顾不得像样地思考。他们随即开始冷静下来，转而去代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轻松地就像一个人换一件衬衫。如果你从赫斯特出版社[5]到纽约时报之间画一条线，你就能很容易发现我们那些叛逃的知识分子现在的政策立场。甚至亨利·华莱士[6]那样的民粹和平主义的废话，整天喋喋不休的“普通民众”和“理解带来和平”，都显得太激进了，太接近“左翼”了。这些新招安的仆从满怀热情，叫的比他们那边的任何人都响。就像在晚年皈依基督教的人比任何坚定的信徒都更真诚地祈祷。
西德尼·胡克教授，曾经阐述了阶级斗争，呼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宣称工人国际可以独自带领世界走向和平和社会主义。而他最近则在纽约时报上却声称当前阶段的基本斗争是“民主”和“集权”的斗争。
詹姆斯·伯纳姆曾经庄严地面对我们并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理想”。而今天，他以一种对法西斯力量的崇拜和不负责任的心态像白痴一样地在一个拥挤的电影院里大声叫喊“着火了”。他煽动痴迷于力量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用丢原子弹来对世界展示他们的仁慈。
一些作家比如刘易斯·科里，他曾经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反对资本主义，而现在则写一些完全相反意义的书籍替资本主义辩护和赞扬。马克斯·伊斯特曼，是托洛茨基和它理论的最早的支持者，现在写一些像赫伯特·胡佛的东西，唯一的区别只是风格更好。
一个数量适当的记者群体，他们曾有一段时间服务于或者向往于服务劳工运动和国际主义事业，现在已经舒舒服服地回到了保守甚至反动的报纸和杂志那里，写一些现写现付的评论，并受雇写“偏向性”的报道来混淆公众的视听。相当数量的更有知识或者更久经世故的激进分子，“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泛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把自己幻想成赛马——打个比喻说——还是最纯的品种，现在却作为一匹拉着破烂的运货马车的马在亨利卢斯[7]——那个造就“美国世纪”的人——《时代》《财富》和《生活》杂志的编辑部马厩里满足地嚼着燕麦。
所有从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人，认为已故的托马斯·沃尔夫（美国著名作家）的“你们已经不可能回家了”的论断太离谱了，他们用实际的证据驳斥了他“我们能而且我们做到了”。对任何重视并且尊重人的尊严的人，他们都向其展示了最乏味的图景。当他们花时间从鼓吹“杜鲁门主义”到传播和详述有关“独立”的小颂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几近可耻，像所有道貌岸然却败絮其中的骗子那样。
现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斗争的结果决定着人类的命运。没有任何人或者阶级可以在这场斗争中成为“独立派”和中立者。所有人都必须选择一方，并且服务于或者跟随于这两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摇摆在夹缝中的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中立的政策，只能在两个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总是被斗争中表现出更强大力量的一方吸引。
纽约的那些并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准确地验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律，因为他们现在已然摇摆到了力量更强大的一方，和他们所属的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一样。近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似乎无敌的力量，这就是现在小资产阶级摇摆到垄断资产阶级一方反对工人的决定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社会关系的图景是多少有些欺骗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无敌”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并且是一定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打破的，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倾向于分析、深入思考和深谋远虑。
没有人能在这两个阶级的斗争中保持“独立”。但是在这个词更有限的意义上，个体的独立——使一个人能够（甚至是要求自己）做出出于自己意志的自由的选择而不受制于外部环境和压力，并能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能看到未来的曙光并且不顾一切地跟随它——这个品质基本上区分了一个革命者和普通职员、谄媚者。但纽约的那些瑟瑟发抖的知识分子连这种独立都望尘莫及。他们随着现在天气和气压的变化也改变了自己的思想。
在30年代早期，当美国资本主义还在全面危机的泥潭中挣扎之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却似乎正在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前进——并且在肉体上消灭了托派反对派——这使得现在最专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实际上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是斯大林主义“反战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发起者和“福特艺术家和作家委员会”的组织者。
后来，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开始好转，而与此同时一些污点开始在苏联耀眼的光芒中显现，我们勇敢的同路人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从斯大林和白劳德去往罗斯福和杜鲁门，其中有一些人绕了路并且在半路上向托洛茨基示好。
这些“独立的思想家”一点也不知道为独立思想而斗争并和任何可能性做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和需要什么。他们仅仅知道如何为一个力量服务，而不是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这些专业的“道德学者”实际上一点也不烦恼于忠诚和做事时的小心翼翼。
在他们为了美国“民主”的辩护宣传中，他们有计划地把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扔在一个麻袋里并把他们贴上“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标签——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两个绝对敌对的思想间的基本区别。
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者恶意的仇视和斯大林主义的有着相同的深刻的精神基础。他们痛恨我们的理由和斯大林主义者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是他们的背叛的证人。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斗争就是对他们最不利的证据，而且是他们的耻辱。他们的叛逃当然并不是阶级斗争消退的表现——他们认识到阶级斗争很晚而忘得倒快——而是斗争变得更尖锐和剧烈的信号。这个过程把它的压力施加到每个角落并逼迫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美国的工人阶级正在从容地应对这些背叛，逐步建立起强大的组织，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地展望美好的未来。现在的情势对大多数人们并不好，而这情势能并且将会变的更好，因为工人阶级有力量来改变需要改变的和做需要做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锤炼就是最好的保证。
纽约的教授、作家、记者和思想家没有停下来做任何思考，而只是受惊一般的溃退，这无疑是滑稽的——若不是对于新一代学生的希望的落空和背叛——这些学生被这些有知识的头羊引向了悲观主义和放任主义昏暗的小巷——这些大学里的年轻人被现状暂时地迷惑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他们中不乏一些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但却因为幻想的破灭和内心的痛苦回到了他们的学业中。而所谓现状，就是那些他们寻求教导和指引的“思想家”在成熟之前变得堕落了，就像早早就打了霜的苹果。
工人也一样需要一个力量来教导和促进，而这个力量可以并且曾经被一些知识阶层的个体提供过，这种力量在欧洲和沙俄尤为明显。在美国也终会发生。我们可以确信未来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会激发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为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只有这种斗争才能将人类从深渊中拯救出来，当这种反抗带领知识分子加入到工人运动的力量中时，这种反抗就有了伟大的意义。
这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联合和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将开启一个对未来美国革命领导地位的宏伟前景的展望，但是这个前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完全而且仅仅取决于正在接近成熟的新一代。
无论如何，工人阶级总会进行解放自己的革命，但如果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及时地巩固革命的领导，这个任务就会容易很多。因此，工人们必须向前看，不要回头，那些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无耻的叛徒已经在精神上死亡了，而且也绝不会再回来了。越过他们，不要与他们纠缠，向新生的投以希望，让那些死去的为自己掘墓吧。
英文版：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James P. Cannon)
（以下注释参考自英文维基百科）
[1] Sidney Hook（1902年12月20日 - 1989年7月12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青年时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而指责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同为“集权主义”，冷战时是一个突出的反共份子。组织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2] James Burnham（1905年11月22日- 1987年7月28日）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激进活动家和托派的领导人。后因为对苏联的问题脱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保守主义。著有《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管理革命）
[3] Max Forrester Eastman（1883年1月4日- 1969年3月25日）美国文学、哲学、社会学作家和诗人、著名政治活动家。曾经筹钱给约翰·里德去苏联，从而写就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在苏共十六大后离开苏联，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与托洛茨基交往，翻译了《俄国革命史》三卷。大萧条之后，逐渐放弃社会主义观念，与哈耶克交往，批评共产主义是“暴政”，参加了胡克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
[4] Louis C. Fraina (1892–1953) 1919年美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后反对斯大林主义集权统治，1940年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多次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并背负多项指控。
[5] 赫斯特公司是美国的媒体集团，总部设在曼哈顿的赫斯特大厦，
[6]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农业部长、美国副总统和美国商务部长。
[7] Henry Robinson Luce，1898年4月3日－1967年2月28日），原名亨利·鲁滨逊·卢斯，一位著名的美国出版商，创办了《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被称为“时代之父”。 1941年，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一篇著名文章《美国世纪》，分析20世纪剩余部分美国外交政策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