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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受审
Trail of Stalinist Leaders
詹姆斯·坎农
1949年2月6日
赤心 补译 龚义哲 校
译注：1949年2月6日，坎农在纽约群众抗议集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刊于同年2月14日的《战士报》上。该演说的部分文字——从《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作用》到篇末——摘录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印象认为，在福莱广场联邦法庭被告席上的共产党领导人是罪犯，遭到审判是罪有应得。我本人赞同这种普遍的情绪。斯大林派领导人的确有罪，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但我们不赞同这次审判。这是一个确有其罪却控之以错误罪名的案例。而且他们不应该在这种法庭上受审。
像多布斯同志一样，在这些问题上我可以以专家证人的身份作证。因此，我愿意公开地为斯大林派的律师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在审判中为避免遭到错误的指控而进行辩护。我有资格作为这类专家，理由如下：
自共产党在1919年成立起直至1928年，这九年里我一直是它的积极党员。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而斯大林派由于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蒙冤。二十年来我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反对者。
最后，我熟悉美国宪法中关于自由言论的部分，它规定道：“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我上学时学过这些，之后在砂石监狱联邦大学的13个月里，我又有机会重读了它，并对此进行了思考。
三个主题
因此，有了这些资格，我就要在三个方面质疑针对斯大林党领导人的起诉书。
1、指控他们的罪名是他们“阴谋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合众国政府，而按照美国宪法，这根本构不成罪名。
2、斯大林派甚至根本没有犯这个构不成犯罪的罪。他们没有主张用武力暴力或其他方式推翻美国政府。
3、美国资本主义的联邦法庭根本无权审判他们，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不在于与这个法庭所代表的制度作对。斯大林派的领导人应在国际工人阶级的法庭面前受审，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对世界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些滔天大罪从歪曲马克思主义到阶级合作，以及在二战中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政府，也包括用伪造捏造诬名和谋杀来妨害工人运动的准则。
斯大林派犯下了这些罪行。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但纽约南区联邦法庭目前对他们的审判是在对他们进行栽赃陷害。他们没有犯下被指控的企图推翻美国资本主义政府的罪名。
斯大林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是在支持世界资本主义，而不是推翻它。二十五年前，斯大林主义就开始公开宣传它的基本理论“一国社会主义”，意思是在其他国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俄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表示它放弃了一切国际革命的前景；也意味着苏联官僚企图以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斯大林主义就是起源于这个理论的。
斯大林派的罪行
由这个理论产生的实践就是：开除、诬陷、集体屠杀数以万计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参与了革命，实即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国际革命；斯大林派在西班牙的表现，他们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以大规模屠杀西班牙革命者为代价；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人民阵线”政策；斯大林派借着苏德条约，与希特勒携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派用英苏美条约出卖了美国工人阶级，集体支持战争。
是的，记录清楚表明斯大林派有罪。但在这段人尽皆知的事实记录面前，在美国宪法的明确规定面前，甚至考虑到斯大林派曾经因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服务——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而受到其感激，资产阶级法庭根本没有资格去审判他们。
另外，尽管我们指控斯大林派记录在案的罪行，但在抗议这场起诉他们的特殊案例的行动中，我们和其他一切工人组织——他们有理由既不赞美也不感激斯大林派——有着切身利益。
这不是一场所谓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的刑事审判，而是一场政治审判。“鼓吹”任何主义（包括革命）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基础。这次审讯从根本上侵犯了所有工人组织的这些民主权利。
危险的先例
必须考虑到，针对斯大林派的起诉并不只是控告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一个行为。审讯的唯一依据就是他们图谋“鼓吹”推翻美国政府。这就是说，他们阴谋策划演讲和写作。
我之前提到的那则宪法条款，被用来阻止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人们有“鼓吹”任何主义的权利。但是这场根据史密斯法案的指控——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检举和定罪，也是依据的这个法案——就是针对演讲和写作的指控。现在，一旦有了先例，就有可能禁止一种演说或“主张”，就为进一步的禁止作了铺垫。禁止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行为就会合法化。
不幸的是，在明尼苏达开了这个先例：按照史密斯法案，我们遭到了审判，被判决有罪，然后坐了牢，最高法院拒绝重审该案。这起事件对我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造成严重打击。正在受审的斯大林派也吃了这个亏。
工人自己的利益
在将我们打入监狱的起诉中，斯大林派确实竭尽所能地运用了他们所知的任何肮脏手段，多布斯同志指出了这点，而且我想各位都明白。他们不惜一切让我们服满刑期才能出狱。这些恶棍甚至试图破坏并解散我们的保卫委员会，阻止它从其他同情组织那儿凑集资金以支付律师费，这是千真万确的。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我们也许就不能利用法律辩护书来做好法律记录。他们这种可耻的行为给自己埋下了祸根，按照同一条法案，他们现在也遭到了起诉。
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多布斯同志今晚对此做了生动的叙述。但这不能决定一个革命组织或任何工人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对于我们以及一切诚实的工人组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切身利益比报复情绪要重要的多。
我们的案件开了一个先例，要是斯大林派的案件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先例，并得到了公众舆论的认可，最后被当做一种惯例被接受的话，工人运动的文明进步所必须的自由传统，就会到处遭到新的侵犯。把美国转变为进行思想控制的警察国家的不祥趋势，就会大大加快。
在当前进行的对斯大林派的审讯中，这是最为严重的问题。我们深切关注这场审讯，并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尤其是那些在我们受审时支持过我们的组织，抗议这场对斯大林派的政治审讯，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在这起案件中的观点并非出于基督教的宽恕之心，或仁慈之心，更不是要与背信弃义的斯大林派进行政治调和，我认为我们对此已作出了充分澄清。我们的观点完全基于我们对工人阶级及其未来斗争的最切身利益的理念。
一个伟大的传统
过去工人运动中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无论各党各派各团体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只要工人运动中任何一方在阶级敌人的法庭遭到攻击，大家都会团结一致，共同协作。团结一致对抗迫害与诬陷的古老传统，已经被撇开了好久。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想方设法让它得到恢复。
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记载的是争取正义和言论自由的团结斗争。今日的工人运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过去多次斗争的产物，受益于这些为争取言论自由，正义以及组织自由的团结斗争。
1906年，因莫耶和海伍德而掀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使我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了兴趣）。他们因莫须有的谋杀罪名而被捕坐牢，但他们真正的过错在于组织工人运动，在于他们既斗争昂扬而又无法收买。他们竭尽所能为自己辩护，他们并非孤军奋战。他们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领袖，那时该联盟隶属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然而，整个工人运动都承认使栽赃陷害工人领袖合法化的企图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造成了威胁。
从美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一个规模巨大的抗议保卫组织以“莫耶-海伍德联合会”的形式建立了。代表工人运动的所有组成部分和一切观点的各种组织都派代表参与这些统一战线联合会。劳联和独立工会，世界产盟，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政府主义团体，自由派团体，好心人——都集结在“莫耶-海伍德联合会”中，开展了一场保卫受指控者的强大运动。他们的脚步连大地都为之颤抖。
那些试图夺走莫耶和海伍德生命的阴谋者们被迫后退。在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威胁下，这起栽赃陷害行为遭到挫败。伟大的比尔·海伍德拥有令人爱戴的记忆，在芝加哥举行的一场二十万人的群众大集会上，人们庆祝他从狱中释放，他说道：“我们的命是你们的团结救回来的。”
这同样的团结展现在了如下的行动中：1912年保卫劳伦斯罢工领袖埃特和乔瓦尼提；保卫穆尼和比林斯。在相当程度上，一战中世界产盟领袖的案例，以及德布斯案，和萨柯与范齐蒂案也体现了这种团结。一切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的本份，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阶级敌人的进攻。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作用
共产党自己就一度鼓吹过这个值得骄傲的相互支援的传统。1925年在共产党直接主持下成立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就专门致力于实现不分党派的劳工保卫原则，致力于保卫一切由于自己的活动或意见而遭到资产阶级法庭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我这段话是确凿可信的，因为我参加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筹划工作，而且，从它成立之日起到1928年我们被赶出共产党为止，我一直担任这个组织的全国书记。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确实“是在莫斯科诞生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它在工作方法和实践方面却完全是一个美国组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在同比尔·海伍德讨论的过程中诞生于莫斯科的。这位老战士在要判处他二十年徒刑的威胁下，被迫离开美国，他对美国工人遭受的迫害，深表关切。他希望给那些关在我国各处监狱里的几乎被遗忘的人们，做点事情。
当时，在美国有一百多个工人领袖、罢工领导人和激进分子被关在狱中，其中有世界产盟盟员，无政府主义者，穆尼和比林斯，萨柯和范齐蒂，麦克纳马拉和施密特，森特拉利亚被捕者等等。我们1925年在莫斯科讨论的时候，制订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计划，并且确定它是一个非党派的机构，致力于保卫一切在资产阶级法律下遭受迫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员，而不管他所持的观点和所属的党派如何。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和比尔·海伍德谈话的情景。当我们完成了后来成为现实的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计划的时候，当我向他保证我回到美国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当我向他保证我们真的要着手工作来援助那些在狱中被遗忘的人们的时候，他那双像雄狮般的眼睛——或者不如说是那一只眼睛——射出了光芒。他说：“我要是能回去参加这个工作，那该多好”。他是回不来了，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给美国工人阶级做了很多好事。他一直通过通信积极参加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一直到死为止。
非党派保卫组织
在莫斯科，我们在海伍德的房间里制订了把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当做一个非党派保卫组织来经管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头几年中付诸实施。当时在美国有一百零六名阶级战争的战俘——在加利福尼亚州、堪萨斯州、犹他州和其他州里，有几十名世界产盟盟员根据惩治工团主义刑事法被投入监狱。我们还查出，在罗得岛州的监狱中有两名不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群劳联矿工；在缅因州的托马斯顿有两名劳工组织者，此外还有上面提及的比较突出、比较著名的被捕者。当时，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总共有一百零六个人因为在劳工运动中从事活动而被关在牢里。他们根本不是罪犯，而是罢工的领导人、组织者、鼓动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在这一百零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但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却无例外地保卫他们，帮助他们。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采取的政策是宣传他们的案情，为他们募捐。我们募集到相当数量的基金，每个月可以给一百零六名阶级俘虏每人寄五元线。每逢圣诞节，我们还为他们的家属筹集一笔款项。在森特拉利亚事件中被捕的世界产盟盟员多年来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记得了，我们又叫人们想起他们，宣传他们的案情，努力帮助他们。我们对于那些已一半被人遗忘的老的案件，也是这样。国际劳工保卫组织是声援萨柯和范齐蒂的世界范围的巨大抗议运动的组织中心。这一切支援工作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不过这都是在共产党完全斯大林主义化和开除诚实的革命者以前的事。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由于执行了不分党派界限保卫劳工，不因政治观点而实行歧视的原则，所以才取得这样高的声望，才为战士们所如此热爱。这个原则也就是相互支援的原则。当你把这一切同斯大林派后来的行径比较一下的时候；当你想一想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就必须说，斯大林派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玷污了这一相互支援的传统。他们也比任何其他人更多地破坏了保卫劳工不受阶级敌人损害的团结事业。
在阶级敌人面前不团结的可怕腐败现象也渗入到工人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中。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斯大林派的时候，发表了很多假惺惺的道德说教，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好不了多少。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迫害斯大林派的事件表示抗议。产盟和劳联的劳工领袖也都袖手旁观，许多人甚至支持起诉。
他们认为，不必为史密斯法案担心；它是用来对付斯大林派的。在七年前我们受审的时候，斯大林派也是这样想——这一邪恶的、违宪的法律是专门用来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我在旧金山就听说，一位斯大林主义党的演说者在别人追问到对他们的审讯和对我们的审讯的关系时说：“整个这场审讯是一场误会和误解。史密斯法是用来对付托派分子的”。但是，斯大林派终于也受到了史密斯法案之害。别的人也是可以遇到同样遭遇的。
如果这一次给斯大林派定了罪，确立了又一先例，从而加强了我们案件所确立的先例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援用这同一个法律来迫害其他政治组织，迫害大学教授，甚至迫害和统治阶级意见相左而又敢于表示自己意见的传道师了。忽视这场审讯，拒绝表示抗议，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大家都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他们和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所有希望通过工人们的团结和相互支援来建立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的人，不管我们要想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者通过什么样的纲领和学说来达到这一目标。如果联邦检察官在这个案件中胜诉，在舆论支持下贯彻下去，我们大家就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在审讯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尽一切力量扭转目前的趋势，克服消极和漠不关心的态度。
加入抗议！
如果有人希望或者以为我们能够同斯大林派一道组成一个统一的运动，像过去那样忠实地合作，那当然是空想。斯大林派不会同任何人忠实地合作。我们过去向他们提出过统一战线的建议。他们拒绝了。甚至就在政治迫害、忠诚调查和清洗的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肯为詹姆斯·库特契尔说一句话。库特契尔是一个没有腿的退伍军人，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新泽西州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因为他具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解除了他的职务。
由于斯大林派的态度，也由于其他考虑，希望建立一个大门敞开的统一战线，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工会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组织应该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团结起来，对这一起诉提出抗议。我们愿意参加和支持这样的努力。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合作也好，还是分别工作也好，我们大家都应当对正在福莱广场进行的政治审讯，表示抗议。不是为了斯大林派，而是为了言论自由，为了工人运动化了很大代价才赢得的民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是劳工运动在增进工人的见闻，提高工人的觉悟，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斗争中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