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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政治迫害——如何与其斗争？
﹝美﹞詹姆斯·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
（1950年2月）
关山梦 译 五叶 校
1950年2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下由坎农起草的决议。原载《第四国际》，第十一卷第二期，1950年3-4月，第56页
自争取“四种自由”的斗争结束以来，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这些打击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是事实存在的。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特权、权力和利润而不顾大众对于和平、社会安全以及平等自由的强烈不满——大企业的代表们正在被驱使去剥夺人民来之不易的权利、破坏民主制度并把美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这些由资本主义引起的对公民权利的攻击直接威胁到美国民主与工人运动的存续。这一切每天都在向美国人民证明，除非他们用自己的工农政府取代金权的独裁统治，否则便永远无法保有、享受或提高他们的自由。
这场政治迫害是由资产阶级政权的最高机关策划和发动的。它与冷战密切相关，以消灭作为外国势力代理人的斯大林主义者为借口。这项诡计得以推行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是如此广泛地遭受质疑与不信任，甚至被视为反革命的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的辩护者和工具以至于招致憎恨。
然而随后的事态发展清楚的表明，对共产党的抨击不过是对全体美国人民基本权利全面进攻的掩护与前奏。现在，华盛顿的思想控制系统几乎深入到美国生活的所有重要部门，影响到了各种各类的公民的生活与自由。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人、教师和学生、科学家和作家、牧师和律师、失业或海外出生的人们，他们都已经被卷入到不断扩大的政治迫害之中。
极权主义的手段
迫害者们诉诸于各种各样的反动和极权主义手段：他们已经实行了舆论清洗、政治黑名单和诬陷审判；他们已经抛弃了诉诸法律程序的传统保障手段：引入了在没有听证或审判的情况下定罪的做法，采取了“连坐”原则、有罪推定原则，处罚辩护律师；他们已经把联邦调查局发展成了一个爪牙广部的、依靠密探和受薪线人的秘密政治警察部门。
他们已经成功迫使政府的一切部门来为其服务：行政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盗取不符合宪法的的权力来进行清洗；国会通过如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Law）之类的危害工人利益的法案，并资助如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等可憎的调查机构；法院对矿工等劳工组织处以罚款并颁布禁令；装作“法律与秩序”维护者的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毫不犹豫地通过窃听、伪证等手段藐视法律。
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loyalty program）和史密斯法案（Smith “Gag” Act）是进行政治迫害的两种主要武器。前者仅仅以某个组织的观点为根据就能对其进行封禁，并可以通过任意的行政裁定惩罚他们的成员和支持者。组织在没有通知、听证或指控说明的情况下就能被置于总检察长的黑名单上。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从极权国家的“思想控制”武库中借来的官方政治黑名单的做法。
政府按“颠覆组织”黑名单进行清洗的做法，为整个压迫公民权利的运动提供了灵感、模式和制裁手段的示范。
而首次被援引于1941年以囚禁18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史密斯法案，现在则被用来进行一场政治审判，并宣判了11名共产党领导人有罪。高等法院对斯大林主义者有罪的赞同，将极大地有利于政府实现压制和取缔所有比它更左的少数派政党的目标。
目的：战争与法西斯主义
所有这些措施都为采取更加严酷的压迫美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合法或非法行动铺平了道路。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目前正在故意地造成一种双面的结果。
首先，他们正在完善在战争中实行极权军事独裁的计划。美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追求和对苏联的备战，需要对美国工人阶级进行严格管制、国家的军事化、以及压制对帝国主义政策和行为的批判。
第二，迫害者们激起了对“红色”和工人的集体歇斯底里，以创造一种政治和心理的氛围，使得最邪恶的极端反动的理念、力量和活动可以不受惩罚地运作。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政治迫害产生的氛围鼓励并煽动了暴徒对黑名单中的人士、黑人、犹太人和工会领袖的暴力攻击。其中最惊人的是发生在皮克斯基尔（Peekskill）附近举办的两场罗伯逊（Robeson）音乐会上的袭击，当地媒体、警察和官员与流氓和退伍军人协会成员合作，殴打了数百名和平行使集会权利的人。
整个北方都目睹了对一名邀请黑人工会成员到他家中的芝加哥白人工会组织者的袭击；南方则在弗罗里达的格罗夫兰（Groveland）见识到了恐怖统治：整个黑人社区遭到驱逐，为了保全性命而被迫离开。
这种氛围同时也导致了对工会领袖的谋杀企图的复燃，包括对维克多·鲁瑟(Victor Reuther)的枪击，底特律联合汽车工会（UAW）总部的炸药袭击，在纽约发生的对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ILGWU）组织者威廉·鲁耶（William Lurye）的暗杀等等。
站在政治迫害背后的资本家力量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对独裁统治的有组织的反抗。这意味着，首要的是削弱和摧毁强大的工人组织。《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的反工会条款与反共产主义条款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如果不寻求法西斯主义的帮助，就不能彻底地摧毁工会。 《塔夫特-哈特利法案》、“赤色迫害（red-baiting）”、政治黑名单、思想控制、煽动和保护暴民暴力、种族仇恨是典型的前法西斯现象。这些行径是一种警告：目前的政治迫害正在为美国彻底的法西斯运动翻土播种。
工会官僚扮演的角色
只有在此情况下，才有可能评估工会最高领导的真正角色和他们对民主权利事业的种种背叛。有组织的劳工与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民众联合起来，可以积聚绰绰有余的力量和压力，用以阻止反动的冲击。但是在强大的抗议运动中，工会的官员们不想，也不能动员这些力量。
工会官僚并未对抗人权的敌人，因为他们支持导致了政治迫害的主要国内外政策及其首倡者——杜鲁门政府。此外，他们自己也成为这种政治迫害机关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通常情况下，工会领袖或热情地支持根据史密斯法案起诉共产党员，或对此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尽管他们在台面上反对杜鲁门清洗政府雇员，但他们对这一行动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反抗。他们甚至没有发起原则性的斗争，反对清洗机关通过政治黑名单、限制和解雇工厂中的工会成员等方式对私人企业进行渗透。
因为服从国务院的政策、容忍杜鲁门的清洗，他们不得不向那些迫害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让步。事实上，他们的抵抗已经减弱为偶尔对最广为人知、最令人发指的人权侵害发出无效的、心不在焉的抱怨。
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和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官僚们，不但没有领导反抗迫害者的群众运动，反而正忙着在工会内部清洗对手。这时，工会官僚机构的自保需求，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政治执行者的“冷战”计划相吻合了。工会领导用“赤色迫害”的狂欢来掩盖自己反对劳工敌人的斗争精神的缺乏，以及自己用来改善工人条件的政策的失败，（他们）不仅迫害斯大林主义者，也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他们希望通过疯狂地谴责“共匪”，通过惩罚、恐吓和驱逐工会成员及其发言人，来预防和压制队伍中的一切批评。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层早已以“赤色迫害”而臭名昭著。新的情况是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加入，其领导层无限制地参与了这场反共“圣战”。这在1949年产业工会联合会全国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会上，穆雷机械（Murray machine）通过投票赋予自己高于所有产联分支机构的前所未有的集中权利；通过从产联全国办公室禁止“共产主义者”来为完全会员权利的享有设下了歧视性政治条件；驱逐了电气工人联合会（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并继续驱逐其他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的工会。
还有一些组织和个人，他们不同意穆雷机械（Murray machine）或是不赞成与“产联全国政策”有关的那些反民主行为，起先针对斯大林主义者的清洗也渐渐波及到他们身上。对这种清洗最粗暴的应用发生在全国海员工会（ National Maritime Union），在那里，柯伦机械（Curran’s machine）已经建立了忠诚宣誓体制，采取了大规模的驱逐，践踏了成员的基本权利，甚至喊来警察来镇压纽约的大型抗议活动。类似的清洗和违宪驱逐事件在劳工联合会下的海员工会（AFL maritime unions）、西海岸的太平洋海员联盟(SUP)和东海岸的国际海员工会(SIU）相继发生。
官僚们滥用他们对工会机关、职业介绍所、会员制工厂（closed-shop）的绝对控制权，不仅要剥夺有意见的工会成员的民主权利，还要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
因此，在工会内部反对官僚主义、维护民主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在国家层面上反对迫害者的斗争。
斯大林主义领导者的背叛
尽管身为反共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也同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和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官僚一样在民权方面采取了背信弃义的政策。1941年，共产党为18位托洛斯基主义者因《史密斯法案》而受审叫好，但该事件也为他们自己在1949年受审获罪提供了先例。而这又反过来为工会官僚提供了背弃受政治迫害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看似合理的借口。当斯大林主义者向外界寻求支持时，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在民权方面的劣迹带来的恶果，尤其是他们拒绝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者。
克里姆林宫的极权统治和累累罪行的辩护者发现，无论在外事或工会领域中，自己均难以挺身充当民主典范。斯大林主义者控制下的工会因缺乏民主、官僚作风和压制言论自由而臭名昭著。
即便现在面对严厉的镇压，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仍选择继续他们的犯罪行为，尽管这损害了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并在公众舆论面前极大地败坏了他们的声誉。他们试图破坏对詹姆斯·库彻（James Kutcher）的援助，反对总统特赦和恢复18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公民权利。他们甚至在1949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全国人权会议上表示，宁愿使一个有前途的联合阵线抵抗运动流产也不愿意支持他们的政治对手对于公民权利的任何要求。
克林姆林宫在美国的代理人们充分表明，他们根本不在意阶级团结这一基本职责和反对政治迫害的联合行动，就像听从于美国国务院指挥的工会领导者一样。他们如出一辙的“不支持政治对手”的政策相互加强，帮助了压迫的力量并削弱了整个反压迫的斗争。
愈加激烈的对政治迫害的反抗
美国人民对民主原则有着牢固的历史感情，也有为民主奋斗的光荣传统。在过去的一年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们对政治迫害心生愤懑，对侵犯公民权利行径的抵抗也在不断增强。
与科普朗审判（Coplon trial）有关的披露信息——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秘密政治警察正在运营一个由密探和受薪线人构成的庞大网络，并进行大范围窃听，这违反了法律并侵犯了许多公民的私人生活——引起了公众人物、报业，甚至是美国参议员的抗议。
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学术和职业团体批评了由于忠诚测试、“红色迫害”和统一意识形态导致的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加州、伊利诺斯州、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大学校长和教职工们在面对（政府）用忠诚测试来给他们的机构施加压力的企图时积极地为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仗义执言。这些反对使得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Committee）焚烧教科书的计划不得不终止。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强烈反对了作为种族和政治歧视工具的政治迫害。今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公民权利动员大会因未能颁布民权法案而招致黑人群体的不信任与不耐烦。
最令人鼓舞的抗拒“忠诚清洗”的表现之一是（民众）对詹姆斯·库彻案的广泛支持。包括数百个国家级、州级和地级工会组织在内，几乎全美每个受到思想控制人员威胁的部分的杰出代表均站出来支持他的抗争。
抗议的声音已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杜鲁门的许多自由派支持者都非常震惊，使得他也不得不发表一些令人宽慰的虚伪保证，说他的政府制造的“歇斯底里”将很快消失。
“关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在自由主义者中可以看到对待政治迫害的两种不同态度。在右边，深受“新领袖”哲学启发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的杜鲁门主义者已经积极参与了反共运动，尽管他们不时还会批评自己某些过分狂热的执行者的“出格行为”。这部分人目前倾向于将清洗限制在仅仅针对斯大林主义者上。
然而，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的直接代理人并不理会这种保留意见，而是利用“红色恐惧”和“冷战”宣传，来打压所有反对其政策的人。他们甚至利用希斯判决（Hiss verdict）来诽谤政治迫害机器自身中的高层人物是受“赤匪”蛊惑或为其服务的人。
站在这些政治迫害者与其同党对立面的是另一群更激进、更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华莱士运动（Wallace movement，Herry Wallace）有关，这些人真诚地为警察国家的趋向而担忧，并已证明他们愿意捍卫所有受压迫者的权利，而无论这些人的政治观点或立场如何。正是这些非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华莱士主义者同社会工人党（SWP）在国家人权会议和其他地方的代表一道，为所有人捍卫公民权利的原则与立场。
此外，许多共产党成员、它的工会成员和同情者已经拒绝接受这种可耻的、自杀式的斯大林主义路线。
所有这些抵制强加于美国的思想控制的力量的崛起，均为建立一个致力于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的强大的联合阵线群众运动提供了基础。
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民主
大企业的宣传人员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声称社会主义便意味着奴隶制，维护所谓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是美国自由的唯一保障。在这里他们事实上撒了两个谎。首先，正在进行政治迫害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才是今天美国公民自由和劳工权利的主要敌人。
其次，斯大林主义不仅是反民主的，更是完全反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源于苏联官僚体系及其代理人同社会主义的纲领与主张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
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许多同一性。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民主的毁灭——无论是以资本家的政治迫害还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警察国家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特权群体对权力和利益的延续需求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能够如此频繁地、容易地联合起来反对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一个捍卫人民的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二心的运动，没有理由害怕群众，也没有理由害怕让群众自己对事情作出判断和决定。从资本主义统治和一切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在人民群众拥有最大自由的条件下是最容易和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承认资本主义统治和阶级社会的自由固有的局限性的同时，革命社会主义者总是要求尽可能广泛的民主，并且在所有保卫和扩展人民的自由的斗争中都处于最前线。
今天，针对公民权利和工会自由运作的越发强烈的反动攻势，使反对资本主义政治迫害的斗争成为每个工人和每一个关心美国社会进步的个体的紧迫任务。
无条件为所有受害者辩护
这场斗争的基本原则必须是无条件地保护所有反动压迫的受害者，并联合反对对民主权利的每一项限制。“一损俱损。”容忍或支持对任何团体或个人的权利的侵犯，都相当于对政治迫害的支持，并为进一步攻击他人开辟了道路。
斯大林主义者在违反工人阶级民主和阶级团结的原则所带来的危险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必须警醒的教训。他们从破坏政治对手的会议开始，然后拒绝在迫害面前为他们的对手辩护，以及最后，要求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资本主义当局对他们的对手采取行动。这些可耻的行为不仅对他们不利，并且由于他们拒绝统一行动并给工会官僚们提供了采取类似行径的借口，而对整个劳工自卫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尽管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的运动和劳工的利益均犯下了种种罪行，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始终支持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压迫受害者，并呼吁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也这样做。我们遵循这一政策，并非因为与斯大林主义者达成协议，也不是由于宽恕他们的罪行，而是因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阶级团结的原则。
社工党拥护团结政策
在美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这项政策的旗手和杰出的践行者。无论国内国外，我们都一贯支持所有受到反动侵害的人。我们曾为拒服兵役者、耶和华见证会、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外国出生的工人、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牧师、教师、科学家、受审查制度威胁的作家和杂志、公务员和其他许多人辩护。我们曾发起和参与过许多保护少数族裔如黑人、墨西哥人和犹太人免遭迫害的重要行动：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丰塔纳、在芝加哥为希克曼辩护、在纽约州的弗里波特、在明尼阿波利斯、在洛杉矶以及在其他的许多地方，我们带头动员劳工及同盟者 ，以保护他们自己免遭杰拉尔德·L·K·史密斯(Gerald L.K. Smith)的法西斯暴力威胁。
在底特律和其他工业中心，我们的成员和同情者帮助发起了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浩大的工会抗议示威活动。在工会内部，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坚定地反对对内部民主和成员权利的任何限制，不论这些限制是来自官方的官僚机构还是斯大林主义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审判和库彻案（the Kutcher case）中，我们参与并支持了强有力的全国运动，抗议《史密斯法案》（the Smith Gag Act）和杜鲁门的忠诚清洗。
这一令人自豪的成就吸引了许多激进分子加入我们的党，并为它赢得了作为民主权利真诚而有原则的捍卫者越来越响亮的名声。
自由主义者、工会官僚和斯大林主义者经常呼吁政府及其机构采取行动打击极端反动分子。例如，犹太团体要求邮政部门禁止反犹太文学通过邮件传播。在战争期间，斯大林主义者亦诽谤托洛茨基主义者为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并要求镇压《战士报（The Militant）》，等等。
不能依赖资本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必须坚决反对一切侵犯他们的公民和宪法权利的行为——无论它们来自哪个地方，利用法律所提供的一切保障。但他们不能把保护自己自由的工作交给资产阶级政权，也不能指望当权者阻止或根除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首先，政府如今正带头损害人民的权利：总统下令进行忠诚清洗；国会通过反劳工的法案；法院对工会征收罚款并颁布禁令。第二，资本主义政党与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北方的与工人为敌的大商业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他们是政治迫害的幕后黑手。
第三，本有时间解决问题的当局再次用自己作为和不作为证明他们没有兴趣处罚或清除针对黑人、工会和人民自由的暴力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对南方的私刑者定罪。在调查谋杀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威廉·鲁耶(William Lurye)、鲁瑟(Reuthers)和其他劳工领袖的凶手这件事上，官员们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忱。
政府对法西斯分子的庇护
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法西斯势力提供庇护，并与他们紧密合作。在皮克斯基尔（Peekskill），地方当局和警察纵容歹徒和暴徒的袭击；杜威州长的调查人员粉饰了他们的角色；而整个被收买的媒体界都试图将暴力事件的责任推卸给“红色势力”。
即使在压力之下，政府官员也仅是假装对暴徒和三K党采取行动，他们只会用夸张的姿态来平息公众的愤怒，而不会真正惩罚真正的罪犯。资产阶级政府施加给右翼的每一点轻微的敲打，都会伴随给左派百倍重击。这已由《史密斯法案》展示给我们。在战争期间被控告的30名法西斯分子被无罪释放，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却被判有罪并处以长期监禁。
在忠诚清洗中也遵循同样的程序。虽然总检察长的黑名单包括一些法西斯组织，但实际上它几乎完全用于镇压左翼组织的成员。美国国防部将三K党、银衣社和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从服役人员适用的颠覆组织黑名单中删除，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托洛茨基曾写道:“在资本主义政权之下，所有对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削减，不管它们最初针对的是谁，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工人阶级——尤其是它最先进的部分——来承担全部后果。”
如何同法西斯主义斗争
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不应落入要求侵犯任何人——包括法西斯分子——公民权利的陷阱。同时他们应当看清真实情况，并力争使别人也能看得明白。法西斯分子的公民权利没有受到威胁；当局与他们沆瀣一气。他们并没有受到迫害也不需要自卫。他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当前镇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非来自他们的宣传，而是来自他们的强盗行为，来自于他们对先进工人、黑人和劳工组织的暴力攻击。在当局的默许下，法西斯分子充当了压迫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的组织和自由的法外代理人。因此，真实情况是：工人组织和少数族裔必须采取自卫行动，抵抗反动暴力。
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决定性地证明了，依靠资本主义政府、它的警察或其政党对抗法西斯主义是愚蠢和徒劳的。人民群众只有通过在最有力的统一而独立的反抗种族主义者、反犹分子、工会破坏者和暴徒的行动中，动员自己全部的力量，才能保护他们的权利、生命和组织。
组织起来的工人有能力，也有责任在这场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工会不仅是民主的主要堡垒，也是无产阶级力量的中心；同样地也是以破坏工人运动为最终目的而发起政治迫害的资产阶级的主要目标。反工人的政治运动和“红色”歇斯底里是垄断资本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警察国家的计划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捍卫公民自由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在工会内部不能实现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工会便不能有效地履行保卫工人福利、领导抗击反动势力的斗争的任务。因此，争取工会民主的斗争与争取公民自由的普遍斗争是直接相关的。
计划与展望
我们党的目标是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抵抗运动，由所有受到压迫的力量共同参与，致力于捍卫所有受到反动侵害的人。这样一种运动将在更高层次上恢复阶级团结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特点。
在针对具体问题和案件的共同防卫行动中，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联合广泛的力量是可行且必要的，正如库彻案（Kutcher case）和反对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的示威所表明的那样。激进分子应该准备好随时发起这样的联合阵线运动，以所有可用的资源参与其中，引导它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并尽全力影响它。
杜鲁门政府及其自由派发言人散布了一种错觉：目前的镇压浪潮是一种暂时性歇斯底里的结果，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很快就会走完过程，自动消退。工人们不应被这个刻意的谎言所欺骗。
思想控制和警察国家的趋势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统治者最深刻和最迫切的需要所产生的。华盛顿已经组织并以最有计划和系统的方式进行了忠诚清洗和相关的起诉。如果能逃脱惩罚，迫害者们就不会放松他们的迫害，只会加强和扩大迫害。
这些压迫手段并非偶然的阶段或暂时的现象，而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永久特征。阻止政治迫害者和他们的攻击的唯一途径便是发动强大的群众反抗运动，将反抗资产阶级反动的斗争发展到它的逻辑结论——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