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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工联主义者和革命派
詹姆斯·P·坎农
译者：和风
（1953年5月11日）
伟大的战后劳工运动浪潮在1947年初戛然而止，冷战的政治迫害（witch-hunt）真切地开始了。
1947年6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方案》（Taft-Hartley Act，劳资关系法）。这部反动的法律规定所有工会领导都必须书面保证，称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政府也开始一个个地把工会里的激进分子和好战分子赶出去并使他们失业。
受害者大部分是共产党的成员。由于斯大林派在工会中的孤立地位，因而受到的冲击最明显。首先右翼不会帮他们，嫌他们跟苏联的官僚集团走得太近，其次左翼也不会帮助他们，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背叛了工会，保证不罢工，并和雇主们签订了最廉价的劳动契约，甚至还去破坏罢工活动。
尽管斯大林派首当其冲，但美国政府针对的是所有激进分子，也包括社工党（SWP，简称“社工党”）的成员。到1950年社工党的成员实际上已经被全部赶离了所有工会的领导岗位。恐怖的气氛充斥着所有工会。政府、雇主和工会官僚给人乱扣“赤色分子”的帽子，实际上就是在保守的工人中鼓动一种凌迟暴民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社工党领导的一部分工会分子在Bert Cochran的带领下为免遭打击选择了这样的保护措施：隐藏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党员身份。他们认为社工党应当减少公共活动，不要再组织选举活动，甚至也不要再吸收新会员了。
Cochran派的历史表明，即使是经过长期阶级斗争考验具备革命意识的工人们，在劳工运动的低潮期也很有可能会屈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反马克思主义压力。
在此背景下，1952-53年社工党内爆发了一场尖锐的内部斗争，最终坎农领导的多数派成功地战胜了Cochran少数派，捍卫了社工党的革命立场。
下面的内容是1953年5月11日坎农在社工党多数派纽约支部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最早发表在《第四国际》1954年春季刊上。
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就党内冲突两派的观点进行争论。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应该把这场争论向前推进一步了，推进到探讨这场斗争基本原因的层面。这让我们回想起托洛茨基在1939-40年和伯纳姆(James Burnham)、沙赫曼(Max Shachtman)的论争。那时两派的观点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大家该说的、没说的、怎么做的都已经清楚了，斗争的氛围也有了。这些情况都被托洛茨基写在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A Petty-Bourgeois Opposition in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一文里。
托洛茨基认为伯纳姆-沙赫曼派已经在阶级斗争的战火中露出了真面目，局势表明我们已经不能像平时对待内部一两点不同意见那样通过讨论和辩论来对待他们了。伯纳姆及其支持者（以及被他们蒙蔽的人）是发自内心深处地要与我们党的主义和传统相决裂。他们象小资产阶级那样极其敌视我们的党。他们已经根本不关心争论了，托洛茨基对这一派别和暴怒个性的社会基础做了大量的研究解释工作。现在也该我们来做同样的事情了。
当前党内的社会构成已经完全不同于1940年了。在托洛茨基那场斗争中，只是一小撮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代表着党内尤其是纽约、芝加哥等地的小资产阶级反对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今天我们党的社会构成已经远远好于那时了，滋生机会主义的土壤已经少很多了。自从伯纳姆派分裂出去和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工作上以来，党在其社会构成上已经高度无产阶级化了，尤其是在纽约以外的地区。尽管这样党的社会构成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它仍然反映出这些年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些变化。最突出的证明就是在我们的派系斗争中党内的工联主义者的站队。他们中大多数站在革命这一边，少部分人则站在保守的一边，这种站队选择几乎都是本能和自动的。
自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简称“美国产联”）成立以来已经经过了长达13年的战争与战后繁荣期，美国工人阶级逐渐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这种分化现象在美国产联的工会里面突出地表现出来，而我们的党由于根基于这些工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出这种现象了。在长期的经济繁荣里，美国出现了不少从中受惠的工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象小资产阶级那样生活和思考。他们这样进入社工党，随时都可能成为机会主义派别的成员。
在我们党1952年的决议里，我们有两个章节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劳工保守主义的成因和新激进化的前提”（The Causes of Labour Conservatism and the Premises for a New Radicalisation），“新激进化的前景”（Perspectives of a New Radicalisation）。我认为这是1952年决议的“核心内容”，我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章节展开的。
但鉴于党内冲突的现状和真实原因，我认为这两个有关阶级分析的章节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扩充，我们要更准确地去解释工人阶级阶层分化的原因（原文几乎没有提到），以及这种阶层分化现象对工会或潜在的工会乃至我们党所产生的影响。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党内的无产阶级派别（尽管人数很少）竟然会支持党外的机会主义派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领导？
以往的经验
这次明显的党内冲突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分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马克思、恩格斯那时起在我们的国际运动当中，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分化现象一直都存在。无产阶级左翼从来也没能拥有过全部工人的支持，而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从来也不是没有什么工人的支持，拥有较高技术能力的工资劳动者是其主要的支持者。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也往往与工会中的机会主义者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右翼力量。目前美国的社工党就像一战前的第二国际那样，分成阵线明确的左右两派。
在一次拜访中，托洛茨基告诉我们（好像他也在什么文章里写过）：俄国社会民主党从最初分成两派到分成两个独立的政党，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化。他说孟什维克几乎吸收了所有的知识分子，而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站在列宁一边，其中大部分还都是经过党长期训练的工人知识分子。可以说知识分子（我指的是象伯纳姆那样来自大学和专业岗位的职业知识分子）很少会站在列宁一边的，他们往往都会支持孟什维克。
另外孟什维克也吸引了大部分的技术工人，他们通常也是有特权的工人。比如印刷业工会即使是在革命期间也仍然支持孟什维克。至于铁路工人工会，工会官僚们一直都在阻止革命。只是在借助军事力量和少数工人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才得以顺利阻止孟什维克工人官僚利用其战略职位阻挠革命。
托洛茨基还说，孟什维克也赢得了大部分年长工人的支持。因为老年人通常是保守的。（这只是通常的情况，并不完全正确；也有例外的情况。衡量年龄，我们有两种方法，一般情况时我们说的是时间上的年龄，但在革命时期，我们看重的是其思想、意志和精神状态。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尽相同。）
总结来看，年长工人、技术工人和特权工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非技术工人和年轻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也就是说他们被政治化了。他们被分成这两派，不只是由于观点和纲领的不同，它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的潜在推动，即小资产阶级是一方，无产阶级是另一方，这决定了他们的归属。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在一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鼎盛时期，其内部就有一个强有力的机会主义集团，其主要人士就是议会斗争论者和所谓的马克思学专家（Marxologists），他们断章取义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来证明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的支持者中不光有很多的小业主和工会官僚，也有数量庞大的特权工人贵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些工会机会主义者甚至都没有读过伯恩斯坦的著作就坚持支持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因为他们不用去读就能凭着感觉做出选择。关于这方面的有趣情况我们可以阅读Peter Gay关于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运动的著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尽管从一战前到战争期间和战后，我们一直在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但从1923-1933年的情况来看，技术工人和特权工人一直都是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坚定支持者。而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代表的一直反对法西斯的共产主义革命派，其支持者也一直都是年轻人、失业工人、非技术工人和特权较少的工人。
如果我们忘记了，那么可以再读一读列宁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堕落乃至一战时的背叛已经有了清晰的解释，机会主义的根源就是党的保守化趋势和工人官僚、工人贵族的需求。
尽管美国并没有出现欧洲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美国工人阶级也不象欧洲工人那样高的政治组织程度，但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截止到三十年代，美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一直局限在那些工人贵族（Debs 和 De Leon通常都这么说）和技术工人群体，他们往往比普通工人拿更多的工资，有更好的岗位和“劳动保险”等等。这时期保守的特权工会的代表人物就是冈帕斯（Gompers）。
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底层无产阶级，他们包括无技术的工人、低技术的工人、大机器生产线上的工人、外国劳工和无业青年。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特权，被社会遗弃。他们毫无疑问会比别人更激进，除了革命者和激进人士以外没有人会关注他们。只有Haywood、St. John、Debs领导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和一些左翼社会主义者会为他们鸣不平，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并进行一定的罢工活动。而一旦有官方的工人官僚介入这种自发的组织的罢工活动，他们通常能够成功破坏罢工和出卖工人。
技术工人工会的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三十年代无组织的工人罢工浪潮，但那时候他们没有去阻止。当这种自发的罢工开始走向组织化时，他们便不再沉默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简称“美国劳联”）指派大量“组织人才”奔赴各个工业（钢铁制造业、橡胶业和汽车制造业等）。然而这些人的任务并不是来帮工人进行斗争，而是要控制工人，阻止他们建立自主的工会。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汽车行业工人在大会上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而改用美国劳联“临时”任命的人。他们在橡胶行业及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同样取得了成功。
这些新兴的工会在赢得完全独立之前必须要和美国劳联的冒牌工人领袖相决裂。1934-1937年间随着工人们的痛苦越来越沉重，他们对虐待、工作节奏加速和不安全感的反抗不断增加，贱民扭转贱民地位的斗争加强了。
在这一工会官僚无法控制的转变中，冲在前面的就是年轻的产业工人和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青年好战分子。他们成为美国产联的真正缔造者。这场斗争的高潮就是1937年的静坐罢工。工人们在这些战斗中的胜利确立了美国产联的地位，他们通过制订一些资历条款（the seniority clause）来确保新工会的稳定性。
持续的影响
资历条款已经保障美国产联自成立至今长达16年的稳定。美国也经历了13年不间断的战争与战后经济繁荣，当初那些造就美国产联的非特权工人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变。
当初制定的资历条款，就像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一样，也显示出其自我矛盾的一面。比如保障工会会员的工作权，使其免遭雇主的歧视和解雇，这对于保护工会的稳定性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该条款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它也以一种长期而稳定的雇佣关系的形式，为那些工会成员造成一种特殊利益。这是它消极的一面。
最终由于资深权重且晋升到好岗位，这些最早的工会好战分子们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在这16年里，他们即使是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够或多或少地享受到稳定的工作。按照规矩，他们被解雇时排在最后，重新录用时则排在最前。通常情况下，他们要比其他新的工人能得到更好的职位。所有这些变化以及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在美国产联的元老们已经比1937年的时候大了16岁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远非当年静坐罢工时饥寒交迫的样子所能比了，他们很多人也比以前温和与保守16倍了。这些左翼以前的骨干已经成为工会里的特权阶层，他们成为今天保守的卢瑟（Reuther）官僚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虽然没有卢瑟那样的聪明和煽动力，但卢瑟却能很好地把握他们的保守心态与思维方式。
虽然他们只是美国产联的一部分成员，但我认为我们的大会决议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和充分的应对方案。在那些大规模生产的企业里，还是有很多真正的奴隶和苦工的，还是有很多年轻工人根本没有从我们工会规定的权利中享受到任何特权和利益。他们才是新激进主义的主力军。放眼未来，我们的革命政党理应将注意力转向他们。
如果我们指望这些16年前的运动领导者们更进一步推进劳工运动的话，前景一定很暗淡。他们的激扬斗志已经不再，他们再也不想充当一场新激进运动的领头羊了。我认为，如果我们还坚持为未来的美国革命做准备，就不要满足于通过整顿官僚作风取得少许虚假的“进步”，我们应该寻找新的力量，把目光投向那些年轻、贫困、严重不满现实生活的群体。
目前新工会里面的阶层分化是我们党不能再忽视的问题，这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了。许多汽车行业工会的党员就属于有特权的上层。这是我们必须要先予以承认的。我们党内一些当初立场坚定的同志，已经被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所影响。但在他们眼中，其他那些曾经一起奋斗过的老同志似乎成长得更慢，更安于现状，更加保守。他们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和那些非干部的工人混为一谈，并受他们的熏陶。他们从这些老同志的身上学习到了一种消极的世界观和同样的保守心态，以致于都不认识自己了。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内部斗争中他们表现出很自然的保守、悲观情绪。我也希望这是我的误解，那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了。但恐怕我是对的。Cochran的谬论根本就不能丝毫撼动马克思主义，如果你接受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被他们误导。
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保守的工会会员已经不再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了。就像其他“自诩为激进分子的人”那样，他们甚至开始认为“美国革命论纲”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试图和他们争论“老托派”基本原则时，他们表现出粗暴狂躁的派别性了。由于大家都认识Cochran，所以并不是完全追随他，而只是认可他的投降失败论调和把战斗转向宣传领域的倒退纲领，Cochran成为他们妥协退让心态的发言人。
就像在德国，年长的、拥有更高技术水平和特权的工会会员支持右派反对左派，在俄国其同行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一样，在我们的党内斗争中，“职业化的工会会员”支持的是Cochran主义。原因也是一样的。
作为我个人，我必须承认在斗争的初期，我还没有这样总体而明确的认识。我当初以为只是有一些消极悲观的人想寻找某些理性化的措施来平息或避免党内斗争，不会支持党内出现的任何反对派。因为以往都是这样的。我并没有预料到这群保守的工人阶层是党内机会主义派别有组织的力量和社会基础。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在党内高人一等的组织竟然要求还给予特别对待，因为他们是“工会会员”。凭什么？全国虽然现在有1500万工会会员，但革命者的数量却不多。但那些依靠和指望我们的人，未来就是革命者。
党内信仰淡化
革命运动即使是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发生，也依然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斗争，也依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过去说过许多遍的话绝不是耸人听闻：“革命是一场吃人的运动。”（The revolution is a devourer of men.）而要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保守的国家进行革命，将可能耗费更多的人力。
一个人在革命斗争中坚持不懈、年复一年地坚持斗争，不达胜利决不罢休，这确实很难做到，即使是在像当前这样我们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的时候也一样很难。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理论上坚定不移，在历史观上保持积极乐观，同时要与党内其他同志保持团结。
一个人失去战斗信念的标准就是他已经屈服于周围的环境，他只看到事物现在的样子，而看不到它正在改变以及必须进行改变的一面；他只看到事物在他眼前的样子，并把它们想象成将是永久不会改变的。这就是那些要把自己与革命政党分隔开来的工联主义者的荒谬逻辑。通常情况下，工会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培育机会主义的营养液，所有满足于当前小小的成就的工联主义者，根本就看不到更大视野的问题，也不愿意为他们自己而战（如果没有政党的话）。
革命政党可以犯错，并且已经犯了些错，但它在这一点上永远不会错：面对那些由于自身弱点、身心消极、视野狭小和有意退出革命投降屈服的人，只要他们敢攻击我党，我党就要坚决反击。只要是党在为自己正名，它就没有错。
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个个的个人和一个群体的言行。当一个人感觉累了想退出，他通常会告诉大家说他累了，不想干了，或者啥也不说就走了。这在我们看来很正常。国际革命运动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当同样类型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决定脱离一个政党时，他们就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派别标志和一番“政治”借口。他们可以给出任何的“政治”理由，但通常都是虚伪的解释。这种情况在过去100多年历史里也是经常出现的。当前Cochran派工联主义者就是这样。朗朗乾坤，我们竟然听到一些“职业化的工联主义者”突然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反斯大林派”（Stalinophobes），而他们则正拼命向斯大林主义靠拢。这可是我听到的最大的废话了！他们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些想法的，他们到底怎么了？斯大林派已经在劳工运动中被孤立起来了，和他们接触是很危险的，他们岂不是也要把自己从劳工运动中孤立出去了？不过这些党内“工联主义者”确实也没想这么做。
那些要求我们转向斯大林主义的密歇根人自己却根本不想转向斯大林主义。当然他们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不能否认或许像Clarke, Bartell和Frankel这些人已经预见或看见了斯大林主义将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下次再讨论他们的这种幻觉），但我确信Cochran派工联主义者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和预期。最令我们惊讶的就是他们支持斯大林派的不真诚性。他们完全是出于派别斗争的狭隘目的而制造出来假面具，假装转向斯大林主义。
我们还听到了些什么呢？他们满腹牢骚地抱怨党内“专制”。当我听到这些抱怨时，我总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些人以前就没有抱怨过呢？当我看到这些人说在党内受到专制对待而起来反对党时（实际上我们的党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公平、最民主和最容易相处的团体），我总是提醒自己多想想J. Pierpont Morgan的话：“任何人做事都会至少有两种理由，一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是真正的理由。”现在他们已经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一步我就想知道真正的理由。
当然真正的理由绝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们党反对斯大林主义，因为Cochran派工联主义者也是拒斯大林派于千里之外，即使你在后面拿着刺刀、给在他衣服后面绑上鞭炮，他也不会亲近斯大林派的。
也不可能是由于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the Third World Congress）的原因，一提到它他们就立即吹泡泡。这些密歇根州的同志们虽然过去也显示出很多优秀品质，但他们绝不是党内最热心国际主义的人，至少目前是这样。他们是党内最不热衷于思考理论问题的一部分人。不客气地说，底特律支部在培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最玩忽职守，它也正在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个支部没有开设一个培训班，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历史以及关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他们都没有开过一个培训班。所以当他们突然提出要把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钉在党的门面上时，我说这又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个虚假的借口。
真正的理由就是他们毫无理由地肆意攻击党。对于年轻的好战分子而言，党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党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象任何其他的一流革命者一样，他们不牵挂自己的职业，无所畏惧，只要是党的需要，他们随时乐意放弃自己的工作到党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党在他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
对于那些成为革命者的青年工联主义者来说，党就是最高的奖励，是最珍贵的宝贝。但对于那些转变成工联主义者的革命者（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来说，党一点都不珍贵。而极少数的工联主义者，他们整天想的是“联合整治”和“权力集团”等词语，想的是通过少数骗子的阴谋诡计，随时随地追求个人的利益。对于他们而言，我为什么要参加一个革命政党呢？党就是挂在他脖子上的磨盘，阻碍他成为一名“实践的”工联主义政治家。在美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加入我们党随时随地都是危险的。
党内大多数工联主义者都象我们一样明白这一点。Cochran派的庸俗“工联主义”言论只会使他们不高兴，因为他们首先是把自己当成革命者，其次才是工联主义者。换句话说，就像所有革命者一样，他们都是党员。
我认为这次经验对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干部和党的领导层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成功地把Cochran派孤立起来了。我们更欣慰的是，在这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党的大多数人能够顶住各种压力坚守立场。在未来的争论中，我们将继续严厉打击和去除这样或那样的少数派。我们并不希望任何我们可以帮助的人离开我们的队伍。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拯救个人的灵魂，而是避免党的堕落，对个人的拯救只能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我们不是基督教的救世军。对我们而言，党是第一位的，任何人都不能来破坏它。
这一斗争至关重要，它关乎我们党的前途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我们懂得眼前既有巨大的机遇，又有种种危险和困难，正因此，我们应当在最猛烈的打击到来之前保持党的备战状态。
党的路线、党的前途和党的领导人，这些问题将会在这场斗争中予以长久地解决。这样在低潮时期，以及机会来到时，我们就不会让任何同志在心里还对党的路线和党领袖们抱有丝毫怀疑。这些问题将在这场斗争中予以解决。
根据其纲领和成就，社工党有能力争取到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托洛茨基的看法。Cochran派在其一份文件里曾嘲讽社工党1946年的大会决议以及大会通过的《美国革命论纲》：“我们要是命运的孩子就好了，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想啊。”这种嘲讽的语言里就已经蕴含了Cochran派的悲观屈服思想。
1929年斯大林主义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他当时可以说是孤身一人。而在苏联之外，全世界也只有大约200个人支持他，但其中约一半人是来自我们美国的有组织力量。当时托洛茨基给我们写信称赞我们在美国的成就，还说我们的工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归根到底，这一时代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将在美国领土上解决。他说他不知道美国的革命是否会比其他地区来得早些，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为未来的革命组建好党的领导核心。
这是我们一直践行的革命路线，也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宗旨。当我看到Cochran派的文件上说要放弃我们愤世嫉俗的革命热情时，我回想起我在13年前给芝加哥青年同志的一次演讲。那是在一次工人积极分子会议（Active Workers Conference）上，时间恰恰是我们尊敬的托洛茨基逝世一个月左右，当时所有人都陷入悲痛之中，包括现场的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想，没有了托洛茨基，我们的运动还能否继续下去。
在会议的最后我发表了一个演讲，我对年轻的积极分子们说：“你们注定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你们代表着未来。”在1946年的大会上我再次说了同样的话。
这一直就是我们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干部们应有的立场。一个加利福尼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年轻同志曾指着Cochran派的文件轻蔑地对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认为我们党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一生和我的一切交给党呢？”任何贬低我们党和否认党的未来的人，你们应该首先问自己在党内都做过什么事情？难道你只是一个游客吗？
党有很多的需求，但只有你认为党是值得的你才愿意付出很多和甘冒一切风险。党是值得你付出的，因为这是一个未来的党。就像在1939-40年那样，这个未来的党再次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能够在战斗的前夕通过公开的讨论避免了一场根本性的冲突。
在二战之前我们党就曾遇到过一个派别对党的纲领乃至存在价值的挑战。在问题解决前，我们并没有立即加入战斗。在我们的欧洲同行还处在地下状态或还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公开活动。于是我们能够在美国花了七个月的时间主持了一场世界性的公开讨论会。
同样的事情现在再次发生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一次历史机遇并加以充分利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并深入进行讨论。我再次重复Dobbs同志的话，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分裂党，而是为了消除分裂拯救党。以后我们还要继续通过政治斗争打击反对派避免党的分裂，如果不能阻止分裂，我们也要把分裂的伤害降至最小程度。
同时我们也要全方位地开展党的工作，我们绝不允许党的工作被破坏。如果有人企图破坏，我们将与之进行全面的斗争。我们决不允许党的工作被破坏活动干扰，或被分裂所误导，就像我们在1940年做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一个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直至我们真正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政党。
国际主义和社工党
1952-53年间社工党内的少数派——Cochran派，其大部分成员都曾是党的工会积极分子，但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冷战的政治迫害，他们变得保守了。
不过这一少数派还有另外一些人，主要集中在纽约，他们的代表人是George Clark和Mike Bartel。他们的观点非常接近时任第四国际秘书的Michel Pablo。
第四国际的组建，是基于这样一个预期：伴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世界将迎来一波强大的革命浪潮，人数较少的托派将可以取代斯大林派共产党的位置赢得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这个预期只对了一半，斯大林主义官僚主导的苏联成功打败了纳粹德国，使得斯大林主义在激进群众中的威望大为增强。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东欧和中国建立起来；在法国和意大利，斯大林主义政党在人数和影响力上也迅速增强，但由于他们参与组建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很快就平息了战后的革命浪潮。
斯大林官僚集团在苏联的持久性及其在东欧与中国的扩展，使Pablo推论到：在未来苏联集团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克里姆林宫为了保护自己，必将命令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者们举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左转将会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学生与工人群众激进起来。
既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Cochran派的一些人就预测战争将在1953年爆发，因为届时美国将已经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我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组建一个能够独立领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要让所有的托派组织都加入到斯大林派政党或受斯大林派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左翼”里面。
但这次“加入行动”与以往不同，以前是托派加入到一些改革党派里面，迅速地与其内部左翼势力融合然后再与这些党派决裂组建一个更大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次不同，这次“加入”将是无限期性的。因此这一策略被称作是独特的“加入主义”（entryism）。当这一预期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Pablo又重新为自己辩护，认为在那些社会民主党或斯大林派政党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家，托派进行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进入这些政党，静候这些党内左翼势力的发展，时刻准备着带走其党内的大部分力量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Pablo的纽约支持者们则赞同托派加入美国共产党，因为它不像法国或意大利共产党那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Cochran派（以底特律和芝加哥为核心的工联主义者）的真实目的就是想使自己免受冷战的政治迫害，而并不想加入美国共产党或其他外围性质的党派。因此出于派别的目的，他们选择和Clarke-Bartell派融合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否认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以及美国革命的前景。Cochran派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妥协论调，声称自己的行为是有“国际运动”的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