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相关链接：伊萨克·多伊彻
Trotsky or Deutscher?
On the New Revisionism and Its Theoretical Source
托洛茨基还是多伊彻？——论新修正主义及其理论渊源
詹姆斯 ·P· 坎农（James P. Cannon）
1954年冬
张劲松 译、coward 校
摘自泰姆门特微胶档案馆（Tamiment Library microfilm archives）收藏的《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954年，第15卷第1期，第9-16页。
由安德鲁·波拉克（Andrew Pollack）转译并上传至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之《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annon/works/1954/tord.htm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有一些非官方的、伪批判的斯大林主义辩护士，虽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天职，但已经开始改变他们的立场。昨天，他们还在称斯大林主义为未来世界的潮流，今天却称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应早日结束，并且应该轻快、平和地结束。事实上，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提到了托洛茨基，并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托洛茨基的权威来支持他们的新“天启”。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在它的应用范围之内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斯大林逝世以后在苏联和其它卫星国所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这一点。东德和其它卫星国的工人起义，也无疑证明了苏联工人们的这种情绪。这一切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通过官僚结构应对新情况的举措反映出来。妥协与镇压的疯狂交替、民主改革的热切希望，以及新的血腥清洗，是一个处于致命危机中的政权的典型反应。有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目睹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但是，这种终结将如何实现呢？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支柱，是保守和反革命力量的卓越代表，它能否会因为自身的负重而消亡？它会在一个主动的自我改革中逐渐消亡吗？还是会被苏联和东欧各国工人的革命起义推翻？
对当今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来说，这必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答案，必然意味着不同的政治行动路线。正是因为我们听到了有关这些问题的矛盾答案，目前第四国际的派系斗争才公然爆发，并且不可调和。这场斗争的焦点在于要不要修正托洛茨基的理论——虽然没有公开宣称，但它一直是我们政治行动的战术与策略的指导方针。
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列宁在他的一本叫做《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里谈及“复兴马克思国家学说的真正教导”时指出：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以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列宁
他的名字被斯大林主义者“神圣化”了，然而他的真正的学说却被污名化了
列宁的警告并没有阻止斯大林主义者在他死后对他的学说进行篡改。列宁的名字被“神圣化”了，然而他的真正的学说却被污名化了。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历史和政治斗争，即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复兴”“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斗争。处境艰难的苏联左翼反对派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口号下进行斗争：“回到列宁！”
今天，随着时间的流逝，托洛茨基本人真正的学说已经修正主义者们篡改了，革命的斗争再一次采取了维护正统原则的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一百年的历史中，企图修正它的革命本质，与此同时又宣称尊重它的外在形式，这样的事情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了。
正如社会民主党人割裂了马克思的学说一样，斯大林主义者也割裂了列宁的学说。新的修正主义者在试着割裂托洛茨基的学说的同时，却还在假装遵从他的权威。在苏联，托洛茨基的理论是继列宁之后所有革命主义者之中唯一有地位的理论。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由此便证实了修正主义者的虚伪。提及其它任何“权威”是毫无用处的。一个权威也没有。
新的修正主义包含很多方面，这里我只想探讨它的核心：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斯大林主义以及苏联观点的修正。这是中心问题，原因很简单，它对我们所有领域的运动政策都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自从成立以来，第四国际就一直把斯大林主义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也即世界工人解放运动的主要障碍。托洛茨基这样告诉我们，所有经验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其它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第四国际都是以托洛茨基的这一基本理论为指导制定政策的。
制定政策不能脱离理论分析；修订理论不能不对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关于现发展阶段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前景、以及我们的运动对它的态度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的两方人，是无法就一些政策问题，比如第四国际的历史功能和存在权利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的。对前者的不同答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后者的不同意见。讨论马上就要变成一场斗争。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起源
现代修正主义的开创者，是一个叫做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前波兰共产主义者，在这场阴暗的游戏中，他成为了伯恩施坦和斯大林的继任者。他经历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余波，最终成为了大英帝国的公民。
英国资产阶级正在广泛宣传他的著作。毫无疑问地说，他们对待马林科夫（Malenkov）政权的战略态度（与对待华盛顿的态度略有不同）正是受到了这些著作的部分影响。英国资产阶级比他们的美国同伴更感到绝望，更能认清新世界形势的状况，并且他们意识到需要一种比麦卡锡的和杜勒斯的更加精妙的理论。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家很早就放弃了重返昔日辉煌的希望，更不用说奢望比昔日更加繁荣和强大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坚持下去，是保留部分战利品，是尽可能地推迟厄运来临的日子。这决定着他们当下的短视外交政策。
毫无疑问，英国资产阶级的长期计划，是与他们的美国表弟的长期计划相同的。他们的基本目标也无非是通过军事行动来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但他们对当前的成功前景要悲观一些。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个部分同意的临时政策来“蒙混过去”，即与马林科夫政权“共存”并与之贸易。
丘吉尔和他所代表的人都意识到，如果工人通过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那么工人民主的创造性力量会重新巩固苏联的经济体系，这只会使他们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境况更加糟糕。所以他们绝不支持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瞧不得半点东德起义的好，并且反对采取任何行动来支持它。英国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挑起或支持这场革命，反而会毫无疑问地支持马林科夫来镇压它。
毫无疑问，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苏联官僚机构的主要部门会首先保护自己的特权，会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来共同反对工人革命。英国资产阶级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认真听取多伊彻的新主张。后者承诺，马林科夫将会采取一系列渐进的改革来防止当地工人起义，也会采取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并进行贸易的政策。
丘吉尔
“意识到工人通过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只会使英国资产阶级的处境更为糟糕”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多伊彻理论的看法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什么义务来予以告诫。我们之所以会对多伊彻产生兴趣，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多伊彻关于斯大林官僚主义自我革新的理论已经在第四国际的运动中流行了起来，并且得到了以巴勃罗（Pablo）为首的派系的隐蔽支持，这种理论以托洛茨基主义的修正版来伪装自己。巴勃罗派自己绝没有创造任何东西，而仅仅是借鉴了多伊彻。
因为不存在任何可靠的方式来解除工人阶级，尤其是苏联工人阶级的武装，也不能认为是历史命运赋予了第四国际的使命，所以这种新修正主义已经成为了国际运动的头号敌人。它引起了第四国际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争论，这使第四国际的生命处于危险当中。在我们看来，开始这场辩论的正确方法，是追溯我们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的源头。这将直接把我们带往多伊彻。
在多伊彻几年前的《斯大林传记》（Stalin, 1949）中，这种新的修正主义首次出现。在这本书中，他援引了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正如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国有工业和计划经济，成为了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成就。然后，在认可了托洛茨基的部分理论之后，正如他的修正主义者先辈做的那样，他接着就忽略、阉割以及歪曲了托洛茨基理论的革命的一面，也就是它的革命灵魂。
十月革命使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多伊彻为了实现他的上述目标，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与斯大林主义——它背叛了革命，谋杀革命者——等同起来。毫无疑问，他对在老的革命主义者身上所发生的陷害和大规模谋杀表示遗憾，但却仅仅把这种事看做一种不幸的事件，并没有改变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进步的历史作用。在那时（1949），他想象了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并将其等同为国际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对于斯大林主义者的追随者来说，多伊彻的观点是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斯大林的追随者们总是倾向于用一种冷淡的口吻来为针对革命者的大屠杀辩解：“你不打碎鸡蛋壳，就不能做煎蛋。”在《斯大林传记》中所阐明的多伊彻的理论，即使是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也产生了些许微弱的回音。巴勃罗创作自己的战术策略理论，包括关于未来的“整个世纪的畸形工人国家”（centuries of deformed workers states）的预测，正是由此开始。
但随着斯大林的死亡，以及随着而来的巨大变动，多伊彻改变了它对斯大林主义前景的最初看法。然后，他再一次提及了托洛茨基理论的一部分，而故意歪曲和误传了托洛茨基的最重要的理论——关于苏联下一发展阶段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项非常莽撞的任务，因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既不是秘密，也不是谜团。这些作品都已经被记了下来，并且为他的追随者所知晓。此外，正如托洛茨基的所有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也以一种如此清晰、明确的方式来阐述他的思想，以至于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产生误解。和那些泛泛而谈的修正主义者相反，托洛茨基总是直抒胸臆。因此，在托洛茨基在世的时候，我们的运动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于如何理解他的理论的争议或者冲突。
对于那些在托洛茨基死后出现的有意曲解他关于斯大林主义理论的人，回应和驳斥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引用托洛茨基的原话。它们都被印了出来，并且所有的引用都可以从中核实。因此，在研究解决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曲解之前，我将首先让托洛茨基为自己辩护。
托洛茨基的观点
苏联的官僚机构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了它的政治反革命，并巩固了其力量和特权。托洛茨基密切关注了这一过程的每一发展阶段。托洛茨基在立足这一过程的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阶段上的斯大林主义，并规定了与之斗争的任务。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他规定的这些任务，经常非常主动地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为了理解托洛茨基的理论，有必要去了解他在苏联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思想演变。
在他与堕落相斗争的头十年中，他认为，可以通过党内斗争，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来实现苏联的民主。最迟到1931年，他说：
“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有可能保留官僚政治，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也有可能保留旧有的正确的政策，还有可能通过果断而大胆的改革来恢复政党、工会和苏维埃。”（《苏联发展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SR，已添加为重点）
1933年10月，当官僚政治进一步“集权以及收束权力通道”的时候，他呼吁第四国际组建一个新的苏维埃政党，通过超宪政的方式来实现“苏维埃国家的重组”。他在当时写道：
“首先，我们必须将其确定为一条不变的公理——只有革命党才能解决这一任务。从旧党中的积极因素和年轻人中间挑选，然后创建苏联的革命党，是根本性的历史任务……没有任何常规的“符合宪政”的方法来消除统治集团。只有通过强力，才能强迫官僚机构放弃其权力，将其让渡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苏联和第四国际》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然而，正如他在当时（1933）所看到的情形一样，这种注定要带来“苏维埃国家的重组”的“强力”，却不会采用革命的形式。他写道：
“当无产阶级突然采取行动时，斯大林主义的机构依然会保持僵化。如果它依然试图反抗，那么，那时候应该对它采取的行动不应该是内战，而应该是警察措施。”（《苏联和第四国际》，已添加为重点）
但是到了1935年，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却是，仅仅采取“警察措施”业已为时已晚，所以必须进行一场完整保留苏联社会基础的的政治革命。该结论后来一直没变。
考虑到那些依然对官僚主义的自我改良抱有幻想的人（托洛茨基从未许诺过斯大林主义这个怪物会自我革命），他于1936年写道：
“这场危机不可能有和平的结局。魔鬼不会自愿切掉自己的爪子。苏联的官僚政治不经一场斗争就不会放弃自己的统治。事物发展的结局必然通往革命。”（《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他又说：
“由于民众的高昂的压力，以及这种政府机构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瓦解，当权者的抵抗可能比现在显示出来的要脆弱得多。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假设。无论如何，官僚统治只能由革命力量来消除。并且，一如既往的是，斗争得越大胆越果断，受害者就会越少。为此做好准备，并在有利的历史局势下站在群众的前列——这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被背叛的革命》，已添加为重点）
最后，托洛茨基的定论，成为了为重建苏联的民主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基本纲领。他的定论，不包括“改良”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的思想（甚至都没有提及它可以进行自我革命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政治革命纲领，经由托洛茨基（1938）撰写，并在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上的所宣布的《过渡纲领》（Transitional Program）中正式通过。具体如下：
“只有被压迫人民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复兴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只有一个党有能力领导苏维埃人民起义——第四国际党！”（《资本主义的死亡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已添加为重点）
自从1938年第四国际正式成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以来，这一直是它的纲领，也是它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战术策略的理论渊源。直到最近，也没有任何一个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敢冒险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
伯恩施坦的足迹
但是现在，多伊彻在他的新作《俄罗斯：下一步会怎样？》（Russia – What Next?）中已经向那些想要得知结果的人说明了，托洛茨基（也像他之前的马克思或者列宁一样）是可以被转变成一种“无害的圣像”的。恰似六十年前，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修正那样，多伊彻首先对托洛茨基“关于未来的洞见”表示十分认可，紧接着就对他通往未来之路的理论做了细微的修正。
众所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如下预测：工人革命将帮助一个社会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说：
“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将会被社会主义取代。但是这种转变会通过一种和平地、渐进地，一步一步地改良来实现。资本主义将会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工人的革命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导致第二国际最终放弃暴力革命的理论。它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民主主义的背叛，也导致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政党变成了一种反革命力量。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做了同样的事情：“阉割和庸俗化”了它的“本质”，并且“钝化了它的革命锋芒”。他说，正如托洛茨基所预测的那样，苏维埃的民主将会得到重建，但不需要通过苏维埃无产阶级人民的革命起义，也不需要得到第四国际政党的帮助。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已经足够好了，并且斯大林的继承人将会带头废除斯大林主义。
多伊彻声称，在马林科夫的领导下的苏联的最有可能的发展前景是，“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逐步演变”（第208页）。他又说：“通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得出的一个一般性结论是，国内因素的平衡有利于该政权恢复民主。”（第208页）
正如伯恩施坦在1914年之前，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所提出那种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理论一样，这种理论对于那些想不经过斗争就取得胜利的人来说也同样是很具有吸引力的。但恐怕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在他的这个自大的预测中，特别丑恶和虚伪的是，他虽然狡猾地援引了托洛茨基1931年的表述来支持这个预言（上文已引），但却压根儿没有提及他在后来得出的结论，即只有通过一场由第四国际政党所领导的苏联无产阶级大规模起义，才能推翻苏联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重建其民主。
多伊彻写道：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提倡一种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有限政治革命’。”于此，他不认为这是一场全面的政治动乱，而是将其视为一场直接针对实行恐怖统治的警察首脑和政党派系的‘行政改革’。”（第214页）
多伊彻甚至更进一步。他一点也不谨慎，而是极力称赞“马林科夫政府”事实上执行了这项自我革命计划。他们说：
“托洛茨基虽然一如既往地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洞彻其未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居然会按照自己的设计而行事。马林科夫政府现在所做的正是托洛茨基之前所设想的‘有限革命’。”（《俄罗斯：下一步？》第215页）
的确，托洛茨基“不可预见”。任何一个敢于这样预见（更不敢断言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人，就再也无权援引托洛茨基的权威。除此之外，迄今为止，马林科夫的“有限革命”还依然是多伊彻想象的产物。当苏联发生了新一轮的血腥清洗，当马林科夫军队用坦克和机关枪来大规模逮捕起义的东德工人的时候，这本新书尚且还墨迹未干呢！
布莱特曼（Breitman）同志在1953年6月22日和29日的《战士报》（The Militant）上充分评论了多伊彻的这本新书，随后，多伊彻的观点就遭到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无情批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多伊彻的这本奇幻的书，绝不能只看做一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一位非革命工人阶级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回应这份争议，一条简短的书评是够了。但是自从那时起，我们就不得不意识到，多伊彻的理论已经在我们的党、我们的国际之中，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回应。多伊彻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替代品，并且，为了加速这种替代的过程，它正在试图将自己伪装为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现代化版本。
派系斗争
在这里，我想对第二点做一个简短的附加说明。
正如我们读者所知，第四国际的派系斗争已经公开化。并且，正如所有的严重的派系斗争一样，我们的斗争已经牵涉到了一些组织程序问题。一些国际同志表示，我们的斗争仅仅，或者说至少，主要是组织斗争，并同时表示希望我们可以把讨论的重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
正如《战士报》中的那篇文章所表明的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斗争的这一方面也同样重要。不过，正如在1940年我同托洛茨基一道，在那场伟大的派系斗争中对伯纳姆（Burnham）的修正主义计划进行坚决驳斥一样，我打算重提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详尽的讨论。在我看来，正如过去一样，今天的组织问题，包括它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一个衍生的、非主要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这个层次上考虑才有意义。在每一次斗争中，革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总会发现，他们在“组织方法”这个问题上总处于对立面。但不管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什么事件引起的，这个关于“组织”的争论最终都会导向一个更具决定性的问题：组织方法冲突因何而来？这些组织方法为什么政治目的而服务？托洛茨基的追随者遍及全球。如果他们真的是忠于他的政治方法，那么他们就只能在一个地方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彼此矛盾的理论和相互竞争的政治派系。
众所周知，抑或理应如此，即修正主义者总是就一些本应坦率、公开地进行讨论的基本问题闪烁其词，或者将一些主要的问题与一些次要的组织问题、童话故事以及闲聊混为一谈。然而正统主义者却不管如何被挑衅，始终坚持首要的问题。1939年—1940年有关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斗争的文件记录就很好地揭示了这两种对立的方法。（参见两本书：《捍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和《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a Proletarian Party）
我们坚信托洛茨基和我们进行这场伟大斗争的方式是正确的。这种方式可以作为我们当前斗争的典型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5周年全体会议上通过的《致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封信》（Letter to All Trotskyists）中（《战士报》，1953年11月16日），把理论和政治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组织问题放在第二位。我们在更加细致地处理由国际组织所衍生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主义概念问题之前，同样应该考虑促成这样的讨论。
“废除过时的托洛茨基主义！”
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五月大会上，之前还一直就民族问题争斗的两派，终于在承认党内多数派有权按照自己的民族事务政策来领导党，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两派实现了和解。还达成了此后的争论不再涉及派系斗争的协议。可是，由于少数派提出了过去没有提出过的一种新的争议，这种和解在大会之后的几周内就很快又被打破了。同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扩展到了国际领域。
新的派系斗争将要爆发的第一个信号是，想要恢复派系斗争的少数派挂出了他们的口号：“废除过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口号是由少数派的发言人克拉克（Clark）于1953年6月11号的纽约本地会员大会上提出的。而一些受到长期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教育的政党成员和领导人，则对这个无耻的口号产生了激烈的反应，同时也警惕地等待着，想看一看少数派究竟能够提出一些什么旧理论的替代品来。
他们并没有等太久。在大约一周后出版的《第四国际》上，作为编辑的克拉克，撰写了一篇关于苏联新事件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没有得到编辑部知悉或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预测了苏联官僚进行自我革命的可能性。这篇文章如下所述：
“这个过程会采取针对苏联官僚统治的暴力革命的形式吗？还是会采取让步、分权（就像英国资产阶级的崛起与传统贵族的削弱的过程一样）以逐渐瓦解官僚统治的根基的形式？还是采取这两者结合的一种形式呢？我们现在不可预测。”（《第四国际》，总第120期）
这种在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杂志上传播多伊彻式的观点的可耻做法（向公众发起修正主义式的攻击），极大地激化了派系斗争，同时也明确地表明这种斗争已经不再局限于民族问题上了。有着托洛茨基正统学派教育背景的多数派，旗帜鲜明地反对改良主义者提出的苏联观点。施泰因（Stein）同志代表他们发出了抗议。
在出版的下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他写给编辑的一封信。信中说，克拉克“在没有想好任何后续行动的条件下，就苏联工人阶级必然发动政治革命来反抗统治阶级这一问题上，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他又说：“如果克拉克同志真的认为这些广为接受的指导性的关于一些基本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已经真的不适用了，已经需要进行修正了，他也不应该用一种如此草率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巨大的转变。”（《第四国际》，总121卷）
我们国际运动中有一些同志，他们一边为修正主义者辩护一边抗议“正统”，他们试图将克拉克关于苏联未来发展的观点的影响降到最低，他们拥护这样的口号：“废除过时的托洛茨基主义！”他们竭力想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一种“误解”，一种“错误的然而却很容易纠正的话语”，等等。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并没有支持这种乐观的估计。
施泰因同志的介入，给了克拉克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内部的党羽一个公开的机会，去澄清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任何误解。他请求他，或者说，要求他，要么对“这些广为接受的、指导性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的修正“作出解释”，要么就收回这种说法。
克拉克同时拒绝了这两种做法。在同一期的期刊中，他淡淡地说，他设想苏联官僚的自我革命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而这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他是这样回应施泰因的批评的：
“我没有废除任何东西。我只是在活学活用我们的纲领。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是，政治革命这个概念，过去的二十年里只适用于托洛茨基世界，现在也终于要首次适用于现实世界了。”
“政治革命的概念”如何才能通过改革性质的“向群众让步和分享权力”来“应用于现实生活呢”？克拉克没有回答施泰因所提出的这一问题。事实上，施泰因的相关批评，被克拉克嘲弄为“显然是源自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指导性的纲领教条而不是源自于实际的行动。”
自然，没有人需要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视为教条。一般而言，所有的这些理论，尤其是关于苏联的理论，都被视为行动的指南。可能正是由此，由于理论的修改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政治行动，所以假如有人真的想去修改理论（他也当然有权这样做），那他就应该公开地、坦率地指出传统理论的错误，指出传统的被用于“指导”行动的理论路线的错误。
他应该指出这种斯大林主义自我革命理论的“实质动力”，而不是（在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中）仅仅自认为理所应当地“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介绍它。这就是施泰因所全部要求的，但是克拉克并没有给予回复。克拉克无端地指称托洛茨基主义为“教条”（一种我们经常看到的擅长捉迷藏的修正主义者所使用的工具），这种说法没有撤回他之前的惊人言论，只是拒绝进行任何解释，也不想阐述自己的动机。
然而，全国的同志，以及其它国家的思想家，在读了《第四国际》这部刊物上的交锋以后，便采取了一种更为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他们意识到，曾经潜伏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的一些理论纷争已经浮出水面，而正统派和修正派已经就自己支持的观点各自站台。
英国的巴勃罗（Pablo）派……曾经秘密地推测过苏联可能的发展前景（此处原文缺失——马克思主义文库），首次公开出现在人民面前，同时要求撤销用正统的观点写的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取而代之的是换上克拉克的一篇文章。伯恩斯（Burns）和其它一些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克拉克的文章违背了第四国际的纲领。从那时起，英国支部的派系斗争便公开化了。
伯恩斯同志在8月10日给我们写了信，如下所示：
“克拉克的社论意味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斗争的开始。这不是一些偶然的观点，而是少数派及其支持者的真正的理论。”
在此之前，在施泰因的批评出现在杂志上之前，我于7月9日从洛杉矶写信寄到纽约：
“我们是否要支持改变？就像克拉克在最近的一期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所暗示的一样，即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不经过革命便可实现自我革命？在此标题下，我想知道历史上任何自愿放弃其享有的特权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和地址。”
托洛茨基
为了纪念他的荣耀，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便是以“捍卫托洛茨基主义”个标题，来续写他的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
汤姆（Tom）同志，是正统学派的一个“老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看到了国际上的新的修正主义潮流，并比我们更及时更明确地提出了警告。为此，他于8月23日从国外写信给我们：
“为了纪念他（托洛茨基）的荣耀，在他遭遇刺杀十三年之后，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便是以“捍卫托洛茨基主义”个标题，来续写他的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以反对那些玷污他的，同时，也是故意遮掩自己的刺杀罪行与反动角色的修正主义者。”
汤姆在认清了克拉克的想法的德国渊源之后，接着说：
“有人读过多伊彻的那本新书吗？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应该读一读它。众所周知，这个男人，脱离了我们的国际运动，前往舰队街（Fleet Street）去享受起了奢侈生活。他不是一个走向我们的人，而是一个远离我们的人。正如托洛茨基教导的那样，前进方向，在任何时候都是判断一个政治动物的特定立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不仅被克拉克及其朋友们称赞，也被英国资产阶级媒体叫好（我相信吉姆曾经提到过丘吉尔，出于自身的原因，他在这些日子里对无法解决的困境抱有很多一厢情愿的想法）。”
“伯恩斯告诉我，巴勃罗对他说，多伊彻在大众面前推广‘我们的’想法方面，做得比其它任何人都好。多伊彻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推手，但他推广的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托洛茨基的想法——多伊彻思想中的实质和真理大部分都是从中窃取来的。他的这本旨在分析斯大林主义、并从一个模糊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预测社会的新书，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某些缺陷：它完全没有涉及对苏联官僚主义的社会学、历史学评价；它把斯大林主义视为列宁主义的延续（根据他的观点，它是一种掺杂着原始的俄罗斯传统的东西）；它把对列宁政党的实质破坏说成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它证明斯大林主义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其最终结果是进步的。在以上的基础上，它提出了马林科夫‘自我改革’运动的理论。也就是说，在歪曲托洛茨基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它完全否定了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这样一种斗争路线。”
“迄今为止，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只是从他的结论中攫取了一半，然后将这些零碎走私成自己的路线。但是，不应忘记的是，巴勃罗对当今过渡时代现实的看法（它必然使革命和工人国家畸形，使之成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想的规范），也必然涉及了多伊彻理论中的某些思想。可最近没人听说过这些观点，是基于以下充分的理由：应当说，他们应当根据新的现实做出一些调整。但是，这背后的价值观念、思想趋势，是否已经被抛弃了？所有的证据都否认了这一点。”
第四国际中国分部资深的国际代表和领导人——彭同志（彭述之——译者注），在10月6日写信给我们，如下所示：
“我们虽然对美国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知之甚少，但是在了解了第四国际内部的两种思潮之后，已经搞清楚了。（我们昨天已经读了刊登在《第四国际》后面的施泰因、克拉克的信以及编辑的一篇评论）少数派开始与托洛茨基主义传统决裂，受到了多数派的抵制。国际（巴勃罗国际书记处）支持少数派不是一种偶然。事实上，少数派的理论是从第四国际内部的一些偏见中逐渐发展而来的，但相较之下更清楚明白。”
彭说到巴勃罗国际书记处“支持少数派”时一针见血，虽然此前他们还在假装“中立”。由克拉克的那篇文章所激起的，关于苏联未来发展前景的公开争论，结束了他们的伪装姿态。巴勃罗在这一期杂志上评论说，无需“谴责”克拉克的修正主义观点，而是要“反对”它们。在9月3日给我们的一封信中，他说：
“最近一期的《第四国际》，以及发表在《战士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勾勒出了一种其含义并不难确认的历史进程。在我们看来，您正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创造出一条跟我们不同的路线：国际的概念与运作方式；以及理解和解释斯大林死后苏联和缓冲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方式。”
他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当然是在“创造一条与巴勃罗派完全不同的路线”。如他所说，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在苏联及其卫星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方式”，也同样是一种适用于法国（完全不适用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理论分析）的方式。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我们会采取什么路线，从而在路线的指导下怎么去说、如何去做。
自从《第四国际》首次发表这一理论争论以来，第四国际内部的派系阵营便得到了迅速发展，持不同的理论的派系相互竞争，并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公开的斗争突然而激烈地爆发了，使一些国际同志感到震惊，但这并不能怪我们。这个事件立马检验了相互矛盾的两种理论。双方都必须在这场检验中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
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工人党25周年大会上通过的《致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封信》中，具体地指出了修正主义者在这些事件中的可耻行为。这场运动依然在等着他们对我们起诉书的回复。
放手去做吧！
我曾经按照时间顺序，对克拉克发表的文章所引起的后果，发表了一系列比较充分的观点，但我并不是想要夸大克拉克在引发公开辩论方面的作用。他之所以在这场争论中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声称自己是巴勃罗的真正立场的代言人。这一说法在现实中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如果在这场争论中，他的贡献看起来被夸大了，那仅仅是因为他讲话既坦率又直接。又或者说，像彭先生所写的那样，他比他的支持者“更清楚、更明确”，由此也便过早地透露了自己的真实立场。
巴勃罗就喜欢讲空话、假话和套话。他知道，在托洛茨基学校中受过教育的干部永远不会直接反对他们自己的纲领。他的方法是，不要坦率而直接地公布其计划，而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欺骗，最终使第四国际转变成一种修正主义的立场。这样，实际上，就会破坏其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机构的历史功能，使其从左翼的立场来掩护斯大林主义，最终对第四国际进行清算。
如果巴勃罗想去批评与他一个阵营的克拉克，那不是因为他文章的具体内容，而是因为他过早地揭露了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以至于轻率地破坏了这一战略。奥尔（Auer）曾经解释过这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中的修正主义实干家的策略。他在一封给伯恩施坦的著名的信中说：“我亲爱的埃德，您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您无需讨论它，只需执行它。”（引自彼得·盖伊Peter Gay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挑战》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第267页）
巴勃罗派辩护人的观点，已经被证明为一种“错误”。克拉克的那些“差劲的话”，也已经被否决。其余的一些废话，只是搅浑了这场关于最基本问题的辩论。事实胜于雄辩，行动已经给出了答案。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少数派，不仅得到了卡拉克的代言，同时也得到了巴勃罗派的公然背书。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政治人物，需要知道有关他自身的政治亲和力的一切。托洛茨基经常说，判断一个集团的立场的最可靠方式是看它的国际伙伴和盟友。“告诉我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我将会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联盟不存在任何“误解”。事实证明，如果能找到更多证据，巴勃罗派就没有任何余地来否认少数派提出的多伊彻式观点，即苏联官僚主义可以进行自我革命的主张，也不可能否认这样一个口号：“废除旧的托洛茨基主义！”
同时，为了证明没有对他们这一部分产生任何“误解”，少数派组织了一场抵制社会主义工人党25周年纪念大会的活动。这场活动成为了一种向代表有着25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统派的公开示威。这场对抗活动最终促成了他们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裂。他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媒体上，而是在自己的机构中，发表了公开声明。但是，无论是在库克兰派（Cochran）发表在沙赫特曼派（Shachtmanite）报纸上的那封信中，还是在他们的独立出版物中，都看不到他们收回、纠正，或者修饰他们关于苏联官僚政治会进行自我革命的最初观点。
这就是在这场国际斗争中，他们及其盟友的真实立场。他们试图修正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托洛茨基式的分析，并抛弃由此分析得出的基本纲领。这就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斗争的真相。因此，如果我们要追溯策略和组织等衍生问题上的无数差异，就必须找到它们的基本理论来源。
洛杉矶
1954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