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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inese Question
论中国问题
詹姆斯·帕·坎农（James P. Cannon）
1955年
彭星铭 译 赤心 校
这篇演讲作于1955年9月16日—18日举行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在《社工党讨论公报》（SWP Discussion Bulletin）上（1956年3月第17卷第1期）。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的理论不是为规范现实而制定的法律，而是对现实采取何种发展路径的一种预测。我们不检验事实是否与理论相符，而恰恰相反，我们在现实的发展中检验理论是否与事实相符。如果新的、没有预见到的事实，在某个时间看起来与理论某部分相违背，这只会提醒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需要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改。
我个人认为，近几年中国革命的发展惊人地证实了不断革命论——如果我们正确地解它，并且看清事实的真面目的话。
恩格斯经常在他写往美国的信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在后列宁时代，甚至在列宁在世时，从1905年起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当然也是如此。不断革命论也是一种将要发展的理论，党的作用是这些发展中的一部分。
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我们能看到两个主导因素：一个是作为攻城锤的群众运动，另一个则是由政党代表的自觉因素。两者在历史进程中往往相互影响，但作用的方式或程度不总是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恒久不变的。认为无意识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在任何阶段都是由有自觉的党领导的想法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发展形式。我们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见到了这种模式。由布尔什维克政党领导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完成了经典的革命。但即便在俄国革命中，党代表的自觉与自发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的。在起始阶段有一个巨大的扭曲变形——如果你想这么叫的话。
二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党并不在场。从二月到四月中旬这段时间中确实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和其领导班子在那里，好吧，但它的政策却是错误的。直到革命开始发展，列宁与托洛茨基分别在四月中旬、五月到达的时候，党与阶级之间的理想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描写，并由苏汉诺夫证实。这之后才有“自觉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着战无不胜的工人群众运动”这一理想状况的诞生。
是过程，并非一个动作
我认为中国的革命不是一个随着1949年军事胜利而完成的一个动作，而是一个仍在进行的、远未完成的过程。我不认为经过了六年发展的中国革命达到了俄国革命在第一年所完成的进度。
在我看来中国革命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过程，它未来的发展与最终的结果都是未知的，其中变量也很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去评估它现在所处的阶段、我们该如何描述它以及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
1949年的军事胜利显然只是革命的一个阶段。然而由于1926年革命的失败和背叛以及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从一开始革命就遭到极度扭曲。
军队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以军事胜利为标志的革命的第一阶段，显然城市无产阶级没有像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我没有掌握到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他们的参与程度。一些书籍里的报告显示，城市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参与其中。我对这些报告持怀疑态度。我相信他们参与了，但当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是由斯大林派领导的军队扮演的。
在革命第一阶段有一个特征使其与1917年俄国革命区分开来，那就是城市无产阶级没有在其中起到支配的作用。第二个重大差别是，斯大林派领导在胜利时刻宣告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
一帮斯大林派公开宣布以资本主义计划发展中国，并领导一支农民占多数的军队取得军事胜利。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代表一个工人国家的建立，这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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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志说我们应该从1949年军事胜利那一刻开始就将中国的新政权认定为一个工人国家。我在这里对此提出强烈反对。这过誉了中国斯大林派。
我们将俄国工人国家的建立之日定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即使社会主义化的措施直到后一年才开始实行。但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以社会主义施纲领之名夺取政权。而中国斯大林派提出的是资本主义施政方针，二者差别不应该被忽略。在中国大刀阔斧施行社会主义措施、推翻斯大林派的方针之前，我们不能认可这一政权进行了质变。
斯大林派掌权其本身并不等同于工人国家。在意大利与法国，尤其是在意大利，毫无疑问在德国军队崩溃时实权是由斯大林派领导的游击运动所掌握的。如果他们有这个意愿，并有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毫无疑问可以建立起一个新政府。国内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站起来反对他们。
但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府并宣布社会主义施政纲领。与其相反，他们故意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并将权力转予资产阶级。其后斯大林派以支持力量的身份进入资产阶级内阁。意大利与法国的斯大林派都这么干了，如果现实情况允许的话，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中国斯大林派身上。
法雷尔从美国白皮书上引用的这么一段话使我特别惊讶：在渡江夺取最终军事胜利的前夜，中国斯大林派仍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事讨价还价。这将意味着将权力交还给蒋介石政府代表的资产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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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定义在绝对军事胜利的那一刻究竟什么样的政权建立了起来，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去的六年里我们以十分谨慎的态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将其定义成一个过渡政权。去下“工农过渡政权”这个定义甚至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很明显这只能是一个短期存在的事物。它无论如何都会发展的。
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提出的工农政府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提出的让工人政党掌权的口号是一样的。这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政权，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只有当纲领转向革命性并且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被提上日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
发展的方向
六年前，中国有的只是一个发展中的过渡政权。当时的问题是：中国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在我们盖棺定论之前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六年后，今天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中国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了？它是滑向旧政权的复辟，还是向着消灭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了呢？
很明显，中国在第一阶段后发展的方向是反资本主义的。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已经达到了质变的转折点？政权的经济结构的改造程度是否已经大到我们现在必须称之为工人国家（即使仍然不够纯粹）了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着眼于事实。比起其他一些同志我对统计资料没有那么熟悉。但我看到的、读到的东西都让我相信，没收资产阶级财产和新财产关系的建立的进程都十分亮眼。而且我并不同意这些工作是在没有阶级战争暴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可能阶级战争的暴力未被察觉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太弱小了以至于无法抵抗。他们就只是被推到了一边。如果资产阶级有战斗的力量和方法，毫无疑问会抗争。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内战。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生命力，所以他们连站起来反对政令的能力都没有了，更不必说武装部队了。这个部队的存在本身就足够镇压他们了。
不断革命论被证实
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几乎是被自己压垮的，就算是斯大林派也无法阻挡。他们对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毫无概念，但他们发现自己必须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尽管他们宣布的方针与给出的承诺是支持进步的资本主义，且他们希望如此。我觉得这一切都体现出一个道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预测的历史发展法则，比斯大林派自身的意愿与计划更为强大。
在较大的决定性的程度上，我相信作为一个发展的理论的不断革命论，已经在中国的斯大林派被迫而为中被证明了，尽管他们在施政方针里有承诺，并希望采取不同的路线。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在毛泽东执政六年后的今天，中国是一个与六年前大不相同的国家。我承认这一事实，但我怎么样都不会将其归功于斯大林主义。
我认为这是形势所迫，由国际间的冲突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造成的。为了爱国，我大大赞扬我们密苏里州的伙计——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政策。杜鲁门用他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朝鲜战争的政策，逼迫中国的斯大林派们为了生存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很明显，中国不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下去。美国实际上占有世界上所有的松动资本，但中国新政府却不能从中得到分毫。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不愿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投资一星半点。唯一可能发展，甚至是维持中国工业的路径便只能是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也是毛泽东政府不得不走的道路。
不断革命论，作为一个关于殖民地革命发展的理论，已经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在中国的发展中被证实了。
党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如何被应用在党的问题上的呢？我认为不断革命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便是，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有意识地领导从衰落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这一转变过程。在新中国的前六年发展中，不断革命论的这一部分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证实。但仅凭这个证据就能认定该理论不正确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头六年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是未知的。在我看来，不断革命论中关于党的部分，会在之后的日子里被证明。很明显的是帝国主义不能也不会让中国或者是苏联永无止境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方向前进，而不用军事干预阻止他们。各方面的形势压力会迫使中国组成更具革命精神的领导班子并制定出更具革命性的政策。出于铁的必要性，中国革命必须要找到一个自觉的革命领导班子，这只能是由自觉的革命者组成的党。
现在我们在中国只有一个核心，但这个核心会扩张并最终取代斯大林派的领导。现在在经济层面的所有的成就都是为了在政治领域进一步证实这个理论而做的准备，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并对未来有信心，而且知道如何抓住之后会到来的种种机遇。
工会类比
我尝试寻找研究这些不纯粹的工人国家的发展的方法时最初用过工会类比的方式。在1939年到1940年的讨论中，托洛茨基将这个类比十分有效地用在他对苏联性质问题的论证上。他指出一个工人国家可以被称为一个掌权的工会。我们不会完全依据管理工会的官员如何来看待工会本身的好坏，一个好的工会完全可能有着一个有缺陷的，甚至是奸诈的领导班子。我们会将它们二者分开看待。在我们在这些不纯粹的工人国家的问题上遇到困难的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这个工会的类比。
我特别想到美国工会运动在过去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发展。二十年代还在老共产党里的我们开始意识到当时美国的工会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将无组织的群体组织起来的问题。准确地讲，当时美国的基础产业内还没有工人运动。我们在各类行业工会有大约两百万成员，他们大多都是技艺精湛、受优待的工人。跟这些行会打交道的雇主们大多只代表着小规模的资本聚集。涉及到托拉斯工业，基础产业，除了煤矿产业之外——它在多方面落后于时代，不存在任何的工会活动。
雇主们坐拥间谍系统、公司干警、经济资源，支配着新闻出版，倚靠着国家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还有其他种种有利条件。他们的力量之强、反抗之激烈致使人们不可想象如何以简单的方式来组织起这些产业。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将无组织的群体组织起来呢？我们发现过去在这方面引起重视的尝试都是通过不惜冒险的罢工来实现的，而这些罢工行动只能由激进分子与革命者来领导。即使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这样一直是小规模的组织，领导的对抗基础产业的罢工行动都能比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在一起组织的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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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要打破基础产业内根深蒂固的雇主们的反抗，必须要有斗争，这种斗争需要由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来领导。之前和老板协商的老一套工会体制在这里是没用的。你必须要有诉诸于严肃阶级斗争措施的激进分子。
这是老共产党的一般看法，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这个总体一致的框架下（即组织起无组织群体的任务得交给革命者）发展出了意见分歧，特别是在我与毕特尔曼（Bittleman）[1]之间。有关文档在我们与斯大林派分道扬镳后他们对我们实施的一次盗窃中丢失了。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将它发表，但我们在内部讨论过这个问题。毕特尔曼说劳联的那些骗子是不会也不能组织起基础产业的。这是自始至终为完全独立的工会政策进行的理论准备的开始。
官僚的作用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理论——一种不完善的理论——来预测未来的发展。我认为在基础产业内雇主的顽抗只能通过工人的大规模集体反抗来打破。只有通过这一条路我们才能够设想在这些产业中组织起工会。我坚信当经济压力导致这一反抗时，一定会迫使一部分的官僚（不管是否情愿）为了笼络工人并不被抛弃到一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个组织化运动，甚至在一些地方会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人。
我当时对这些劳工骗子们的幻想已经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但我坚持认为这就是发展的路径，因为这些工人官僚是要依靠工人运动的，他们是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自由制定政策的。虽然这些劳工小人倾向于与雇主们和平共处（他们本身就是共处的一群人），在面临反抗的压力和可能被革命者夺走工人运动主导权的危险下，我还是认为他们中某些人会介入并主动领导部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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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L.路易斯，是那时工人运动中的反动派头子、阶级敌人派来的特务，工人领袖们最恨他，并谴责他为工贼。他在和其他骗子们的合谋下在一个又一个地方破坏罢工运动，并在此期间在矿工联合工会中夺取了权力。
约翰.L.路易斯将一整代勇猛的斗士开除出去，赶出这个产业。在我比较熟悉并曾参与其中的堪萨斯煤田，路易斯与其他骗子合谋破坏罢工并建立起一个多数工人称之为雇主御用工会的组织，并让老板们承认了它的地位。路易斯在部分靠这个方式维持了他在联合矿工工会的权力。
我没有预料到路易斯会成了一个这种未被组织的起来工人的组织的领导者。这即使对我在二十年代拥有的想象力来说也太天马行空了，那时他还是阻止工人运动的头号反动派。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当在30年代工人的数量暴增、危险即将来临时，由路易斯和希尔曼领导的一部分反动官僚，为了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实际上成为了该运动的正式领导者，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产联的崛起和发展证明了早年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那就是只有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才能将托拉斯控制的产业组织化，也只有阶级斗争的策略才能在反抗这些产业的罢工行动中取胜，并且，没有工人起义和激进领导班子的话，罢工不会成功，工会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一基本的理念自始至终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一部分的保守官僚也在其中扮演了他们没有预料到，甚至是做梦都没想到的角色。
产联确实组织起许多罢工。其中杰出的例子包括在托莱多的傲特利罢工，底特律、弗林特和阿克伦城的静坐罢工，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以及太平洋沿岸的海事工人罢工等。这些由激进分子领衔的猛烈罢工确实造就了新工会运动。
以这些战斗为先导的罢工高潮，最终以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涌入产业组织而达到顶峰。但以路易斯为代表的那部分旧官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不能被忽略，因为这正与我们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讨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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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形成的组织
罢工高潮之后，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发展。产联的会员达到了四五百万人，但他们不全是由经典的组织工人的方法（通过激进分子领导的胜利罢工来强迫老板们承认工会）组织起来的。在产联的地位得以巩固之后，我们看到工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组织了起来。许多工会是通过老板批准，而不是通过罢工组织起来了的。这并没有证明老板想要实行工会活动，或者这就是工会组织的常态。老板批准工会只是为了避免罢工。罢工的威胁永远在幕后存在着。
经典的信条是这样写道的：组织起工人反抗强大的雇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个激进分子领导的，采用阶级斗争方法的的，有着不可战胜力量的大规模反抗来实现。这才是工会组织的常态。但在美国工会运动的历史中，特别是在最近十五年间，我们看到了五花八门的有违常态的组织形式。
当产联被稳稳建立起，且这些劳工骗子们看到了这个新的联盟不断壮大并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们时，他们开始了之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组织运动。美国被纳入工会组织的一千五百万工人之中，不超过五百万人是在产联内的。但剩下由劳联聚集起的一千万人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劳联的骗子通过跟老板达成协议组织起来的，而没有进行罢工。这是为了阻止产联的继续壮大。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产联工会都是通过经典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它们中很多都是不费吹灰之力争取来的。
这看起来好像驳斥了我们开始时的基本论点——唯一能使产业组织化的方法只能是通过工人造反、罢工行动和激进分子领导来实现。但并不是这样。在这些易于被影响的机构和工会组织运动的背后，真正的力量便是产联的存在和三十年代造反传统。
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工会的产生上都坚持原则的话，我们会说很多通过和老板达成协议组织起来的、以阻止产联为目的的工会，都不是真正的工会。当骗子们着手行动时，他们构想的是一个友好的、温顺的工会。老板们付清工人们的欠款，工会中只有着和平共存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这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骗子们写进他们给老板的书面承诺中，正如中国斯大林派愿意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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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逻辑
但是阶级斗争的逻辑被证明是比这些官僚的企图更加强大的。这些工人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想要更多的钱与更好的生活。货真价实的工会每前进一步，在任何地方取得了一点点进步的时候，这些劳联建立起的假工会中就会弥漫着不满的情绪。工人们会对质这些劳工骗子，要求更高的薪水。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就威胁说他们会去产联。
这些劳工骗子们渴望和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他们便去到老板那里看看能否能谈谈条件并得到一点小小的让步，就像毛泽东去到蒋介石那里那样。如果老板说不行的话，这些假冒工会（或者你可以叫它畸形工会）便不得不罢工反抗。而且这些罢工之中很多都是非常激进的。
它们的发展进化不受劳工骗子的意志和政策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畸形工会被转变成了非常激进的组织，有能力发动罢工、取得进步并展现出和真正的工会一样的特征。实际上，它们转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工会。
我说过，在这一切成就背后，是三十年代建立的产联掀起的真正工会运动在撑腰。当其他人说劳联中有一千万人但产联只有五百万人，并对它们进行力量对比的时候，我坚称这不是事实。劳联中三分之二的人的存在是得归功于产联的。是造就了产联的工会运动的影响和灵感，使得这些劳工骗子能聚集工人，也让工人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组织上的保护。
与俄国革命的关系
我将工会的经验放在中国与苏联的关联里来考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俄国革命是分开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像东欧那样和苏联关系密切而直接的。苏联的军队当时就在东欧的土地上。然而，就像在产联例子中的那样，1917年俄国革命激发的灵感、给出的范例、点燃的希望让中国工人站了起来，并使得他们掀起1925-26年间的革命。
在此之后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刷新了苏联在东方的声望，并为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新的信心与希望。这是1949年取得军事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很大的一个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因。
即使中国的革命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革命的进度不尽相同，但它们二者的方向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中国革命需要被看成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扩展与延续。它的一切发展趋势都显示它会进化出与俄国革命一样的特征，虽然它的发展比起在自觉领导下的俄国革命更为缓慢，也更不稳定。
在俄国，军事胜利后一年内资产阶级财产的征收工作就完成了。但在中国这一工作被延长至六年，而且还说不上完成了。我们还没有听到中国要推行完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声明，而且我们还没看到中国革命找到一个革命党的持续领导团队，这是我们的不断革命论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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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朝着哪个方向在发展呢？它在1949年后采取了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在就我所能判断的事实而言，中国的发展路径和苏联当时一样，基本上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它的缓慢、畸形、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能归因为自觉因素过于落后，还没有赶上推动它前进的客观因素。
但我相信这个趋势是明朗的。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化、资产阶级的消灭、社会机构向苏联模式的发展程度来看，我们都有充足的事实来证明质变已经到来。在中国的经济中不再有真正的资产阶级基础了。我们必须相应地指出该政权的这一特征。
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2]正确地指出了：虽然这是一个严重缺陷和畸形的工人国家，并有着一个不合格的、危及政权未来的领导班子，但它的基本阶级性质也正是由这些事实确立下来的。决议中概述的政治任务也是从对这个政权性质的分析中推导出的。
[1] 原文如此，但在美国共产党中没有这个人，只有Bittelman，即亚历山大·毕特尔曼。──校订者按
[2] 指的是社会工人党1955年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第三次革命及其余波》决议，全文收录在《社工党讨论公报》1955年10月A-3期。──校订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