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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革命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
詹姆斯·坎农
（James P. Cannon）
译者 the loser
这封坎农1961年寄给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的信是在已故的乔治·韦斯曼（George Weissman）的资料中被发现的。信中的“M”指代著名的激进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米尔斯是包括《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 《马克思主义》［Marxists (1962)］等在内的许多作品的作者。这封信中讨论的是有争议的畅销书，《听听美国佬如何说：古巴革命》［Listen Yankee: The Revolution in Cuba (1960)］。文献原载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1992年10-11月号。
亲爱的乔治：
我已收到了你的来信和伊夫琳对你2月9日同M会面的生动记录。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消息。同时也很高兴能知道在大约一年前我们之间关于M的一场对话，在一连串的行动和反应之后，引起了你对M的造访
我早些时候建议你应该试着对M的作品进行认真的和批判性的评价，但你把这个建议归因于我“习惯性的慷慨”是不太恰当的。这个解释对你而言是太过慷慨了，而事实强迫我承认我的动机相对于你理解的而言更复杂和曲折。如果这跟我有任何关系的话，对我的计划，还有其它两个理由看起来似乎更有理和更接近事实。
首先，我意识到你比我更专注更彻底地研究过M的著作及相关的材料，而且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你更有资格去分析它们。其次，当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时，我以多年的经验反射性地去寻找其他人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你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正是我选择的。不要觉得这样不插手是我众所周知的谦逊的一个例子。我对这种事情一般的处理方式只是用我这个爱尔兰人特有的狡猾和诡诈的方法把无知和懒惰的缺点变成美德。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这方面的事情了。而且很奇怪的是，这种机制一直很管用，而我也获得了一个“给别人找事做”的好名誉。另外，作为一种红利，我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宽容：懒散地工作和思考而不用被我的良心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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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完全同意你信中对M的评价。他是与众不同的。正如你知道的，我一直对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持有一种低的，虽说不上是轻视的评价。这并不简简单单是我作为年轻世界产盟活动家时的反智主义的延续。后来我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逐渐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思想者和领袖，像他们之前的良师益友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之后，我开始在这一方面进行一系列“思想改造”的努力，但我不得不说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自诩为激进主义者的，已经极尽他们所能让我不做出什么过火的事情来了。
个人的经验和长时间的观察教给我关于大部分美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学者的两件事，一是他们缺乏虚心，而虚心是学习他们不懂的知识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关于社会问题的阴暗内部，这个问题已被其他人探索过，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国度。而另一点是对上述缺点的补充，也是他们不愿去进行严肃的探索的原因，那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没有勇气。他们只想远离麻烦。
在我小时候学过的关于天主教的书籍中，说到有三种过错，第一种是“可赦之罪”（微小的过错），就像我逃避工作或者耽搁它，自我放纵，在星期天打台球等等，这些都很易于原谅，甚至不需要神父，你自己做几次祷告后就能原谅自己。然后是“大罪”，比如谋杀、渎神、通奸等等，如果发自真心地忏悔，神父会替你洗清这种罪，但犯过这种罪仍然需要在进天堂之前先到炼狱中受罚。第三种罪，叫做“悖逆圣灵之罪”。这种罪不能宽恕，死后除了地狱哪也去不了。喔，懦弱就是悖逆圣灵之罪。或者反过来，用本·约翰逊的教义问答来说：“勇气是第一美德，因为它是实践其他美德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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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将M视作学者中的异议者，他明显的勇气和坦率使他区别于那群乌合之众。此外他关于古巴的著作展示了他个性的另外一面，也是最吸引人的一面。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了这本书，并且在读的过程中不断地以两个层面评估了它。
第一个层面是对古巴革命进程生动而吸引人的说明，就好像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所见的一般。而且读了由M传播的他们的信中的几句话，我觉得他们看到了、了解了也反思了很多他们所做的事业，比他们在信中确切承认的还要多。
他们阐明自己代表着新的一代，他们白手起家，没有继承那些在这场激进运动中拖垮了他们上一代的消沉和幻灭的毛病。但他们不可能说他们事先就认识到并且反思了这个问题。他们肯定注意到了他们中年轻一代给他们带来的能量和推动力，而这是非年轻一代所不能给予的。而且他们的幼稚和无知，对比于他们上一代错误教育和幻灭，也有着明显的有益的一面。他们比上一代有更少需要费力去矫正的地方。
他们坦承他们在前进时是纯粹出于即兴，但是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他们的这种“即兴”在几乎任何时候都恰好是正确的，并且恰好紧紧跟随着事态和其发展，直到M的这本书写完时，这个路线仍然被延续着。卡斯特罗在联合国所作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力的演讲，从某些方面吸收了列宁的理论，也许是来自书本中。而且，在新闻报道中，不久前卡斯特罗曾经引述并且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而且在正常外交关系恢复之时，美国应该把古巴的这个姿态考虑进去——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这样说，
从以上这些，古巴领导者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知道很多革命理论，比他们和M交流时承认所知道的要多，而且现在知道的更多，也一直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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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层面上，M在这本书中也比以往更多地显露了他本人。当我将这本书从头翻到尾的同时我一直心想：“这个知识分子是真正关心着世界上的饥饿人民。正如他谈论自己时所说的那样，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关心这场彻底的革命，而是像一个身处其中的一分子去甘苦与共。他甚至会因为不公平、压迫、谎言和伪善而愤怒，而这正是反抗者和革命者的神圣的情感。好一个在美国校园里到处乱跑的危险的极端分子！”
他的书深深打动了我。我一直想写封信向他表达感谢和欣赏，但是因为我一贯的懒惰和不愿贸然打扰陌生人，我一直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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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里针对你和M对话的结束部分的重点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方便起见，我首先从你的信中引用一小段。
“如果苏联的经济是更有成效的，那么它是否同样在历史上也是优越的？”我问道。
“你说的“在历史上也是优越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反问。
“就是它可以用较少的每个人劳动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更多商品、更多财富”
“是的，我认为它是更有效率的，但对我来说它并不是唯一的对‘历史优越性’的检验。更重要的是道德、文化和知识上的优越性。”
我又补充说没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就不可能有更优越的文化上层建筑，然后我们结束了讨论。
我不认为这个显然的争议应该就这么搁置在困境中。这个问题比这种表象更难以捉摸，也更复杂。而且据我看来，你和M的标准都各有优点，它们应该调和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对立着。
“发达的物质生产力是优越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必要基础”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就连没有公开宣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古巴领导人也知道这一点，并夜以继日地工作以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来为其他一切事物提供实现的手段。但在我看来，M对“道德、文化和知识上的优越性”的关心也有其价值，因为这并不是理所当然地随着生产制度的重组而自动发生的。这个目标必须慎重地说明并且永远自觉地去争取。
在过渡时期，最充分的民主，只有建立起保证劳动者在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能进行参与和控制的组织，才能将其制度化，这是我们计划中绝不能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应仅仅说明，而应该强调。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区别于“经济决定论者”和集权主义者，并把我们置于与他们不可协调的对立面上。这是新生产过程发挥最大效率和最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
丝毫也不次要，也许甚至更重要的是：在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内社会转变的所有阶段中，劳动者全面和自由民主的参与，正是人们准备真正自由社会的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能学习、能读、能写和生产充裕的物质资料还不够，这只是一个起点。人们应该学会如何丰富地生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在身体、思想和灵魂上解放自己。在整个过渡时期，除了从学校和不断扩大的民主实践，他们还能从哪里学到这些呢？
由苏联、东欧和中国在此方面的发展方向来反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的这一部分——工人民主作为准备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唯一的途径——必须在我们所有的宣传中给予特别的强调，当我们与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但又不想用集权的奴隶制代替它的人们辩论时，也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如果我们未能强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的这一基本的特点；如果我们在阐释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遗漏或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忽视了自由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那我们永远也不能为革命斗争争取到美国的工人和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且也不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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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渐渐转到了最近几年社会转变问题的这边。我在1957年大会上作了一个“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演讲（后来也在西海岸假期学校讲过，随后被印成了小册子），当时很多人被赫鲁晓夫的讲话和波兰、匈牙利的事件所震惊，而我的这个演讲正是对困扰了他们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回应。我们过去两年间关于中国革命的讨论促使我在这个主题上更深入地思考，我可能会在晚些时候做更多说明。
现在我要简要地陈述我作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的不变的信念：处在集权政府的严格控制和思想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能否自发地走向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的答案是，不，绝不可能！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赢得自己的解放，没人会替他们完成，也没人有能力替他们完成。如果任何人想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定干上一架，那就告诉他，不要对我手下留情。据此而论，我认为M对新社会——据此，我不得不推测他是指一个自由的社会——的“道德、文化和知识上的优越性”的忧虑（这点，我完全共有）和他否认工人作为社会转变中起到决定性力量的角色是互相矛盾的。社会的转变不是仅仅由革命行动一蹴而就地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自己，一旦我们认识这一点，那么上述问题就更加显著地引起注意。
如果工人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那么这就一定要被分派给某种类型的精英。但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困窘的问题中：这些不受控制的精英一定就是好意的吗？他们会仅仅纯粹地出于内心的善良和意图的高尚而继续扩大自由吗？或者不断剥夺自由直到它被完全消灭？人类有史以来的大部分经验，尤其是这个世纪的经验，有力地佐证了后一种猜想。我不知道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不是一个有意的预言或者警告。但如果一个人承认或者以为工人不能接管并控制公共事务，那最合乎逻辑的就是认为最后“老大哥”会控制一切。这不是我或者奥威尔异想天开的新想法，托洛茨基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二者择一的命题（注）。
他不相信事情会那样的发生，我也不相信。工人阶级不会失败，除非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被彻底击垮。这在欧洲和美国、或者苏联还从来没发生过，就像1956-57年的事变所预示的一样。
在美国——这个问题要最后被解决的地方——基础工业的工人阶级，以前是一盘散沙和缺乏组织经验的，却在三十年代展现了巨大的力量。这离我们太近了，近得记忆犹新。这次运动伴随着CIO（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立达到高潮，已然是半场革命。如果有可胜任的领导，它能走得更远。这些需要一个“精英”来领导他们，但不是代替他们的工人，从那时起，开始止步不前，甚至丢失了一些阵地，但他们并没有在公开的斗争中被击败。
在我看来，在决战的斗争发展之时，设想他们会被打败是鲁莽和“不科学”的。但如果一个人真的这么想，他也不应该逃避承认这个托洛茨基首次，后来奥威尔再次提出的令人恐惧的二者择一，也不应拒绝谈论未来的自由和平等的好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制度下，连想一想这种问题都会是非法的。
致以兄弟般的热忱
詹姆斯·坎农
（注） 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大战中的苏联”一文中，指出过这个问题。他写道：“如果战争如我们坚信的那样，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它将不可避免地推翻莫斯科的官僚政权，在比1918年高得多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复兴苏维埃民主。
“如果承认当前的战争引发的不是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衰退，那时，就剩下另一个选择：垄断资本主义的持续腐朽，它与国家的进一步融合，在依然有民主的地方用极权政体来取代它。无产阶级无能力将社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或许真的会导致在这些条件下产生来自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官僚的新的剥削阶级。根据所有的显示，这将是一个文明衰败和显著没落的政权。
“如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证明无能力维持它而向特权官僚投降，就像在苏联一样，这类似的结果也会发生。”
也就是说要么是战争引发革命，复兴苏维埃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么无产阶级衰退，或无力维持政权，产生一个极权制度，最后老大哥控制一切。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二者择一的命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