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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保卫工作中如何克服极左主义
詹姆斯·坎农
（James P. Cannon）
（1973年10月29日）
翻译：Loser 校对：龚义哲
1973年10月29日，希德·斯塔普尔顿（Syd Stapleton）获准采访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詹姆斯·坎农，此文即为此次采访的记录。
这次采访首先从保卫政治权利基金会（Political Rights Defense Fund）谈起。7月1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与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向尼克松与其他政府官员发起诉讼，要求他们为造成的损失赔偿二千七百万美元，为了寻求公众的支持，他们成立了这个基金会。
他们指控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犯有非法窃听、拦截邮件、工作歧视与骚扰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及支持者的罪行，还列举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竞选活动总部被人投掷燃烧弹、遭到炸弹袭击及失窃的案件。
本文最初发表在1974年1月14日的《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 Press）上。
问：你对保卫政治权利基金会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应当尽量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中的空子来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正确恰当的做法。这就像参加资产阶级的选举一样。利用这样的形势，来向更广大的群众解释我们的主张，是很明智的。
这在以前的激进运动中是很少见的。老式激进运动对法庭有一种极左观点，以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欺骗工具，何必去管它呢？不理它就是了。选举也是一样。当时的工团主义者和红色社会主义派大多都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例外。
但我不怪我以前的极左倾向。我当时不懂得还有更好的主意，也没人来教我们。那时只有社会党右翼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们说靠投票箱啥都能解决。这肯定是不对的。
俄国革命后，列宁写了一本批评“幼稚病”的小册子，解释了革命者应该如何充分利用议会活动，这才把我们的思想给扭转过来。所以碰到有人还在重复俄国革命前的老调时，我总是没有耐心跟他们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还记得以前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列宁的办法是有用的。一个是六十一年前的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纺织工人罢工[1]，那是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一场著名的罢工，比尔·海伍德[2]、伊丽莎白·格利·弗林[3]、卡尔洛·特雷斯卡[4]、乔·艾托尔[5]和阿尔图洛·乔瓦尼蒂[6]都参加了。
我又想起了跟“是否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机构”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件事情。当时维克托·伯杰[7]还是来自密尔沃基市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也是美国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议员，但他是右派，领导着所谓的“社会党极右翼”。尽管如此，罢工领袖还是利用了他的地位，为罢工赢得了极大的反响。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在罢工期间，他们用火车把罢工工人的小孩带到各地，让当地的社会主义同情者照顾这些小孩。结果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劳伦斯市政府企图插手，他们用警察来阻止，结果火上浇油。
然后维克托·伯杰就促使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调查劳伦斯罢工。他成立了一个官方委员会，海伍德与其他领袖带着罢工工人的老婆孩子，到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讲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次公关搞得相当好，帮助了罢工最后获胜。
但一般是不会这么干的。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如何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机构。
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例子，在1917年纽约市政选举中，莫里斯·希尔奎特[8]代表反战的社会党，出来参加市长的选举，并把战争问题作为他的主要论点。这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回过头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一个市政选举利用得好的话，也能为全国性的政治目的服务。不过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工团主义者。
我真的很乐于看见我们党参加全国选举、州选举和地方选举，只要他们能够参加进去，并且获得一些听众,在报纸上得到几行字的报道，在电视上或广播里露脸几秒钟就行了，做这些事情用不着放弃其他工作，这些都是免费的好处。
那些自作聪明的极左组织又在干嘛呢？当我们在钻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空子，同时又无比蔑视这个体制的时候，他们站在一边目瞪口呆。你也知道，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如果不在这里或哪里开点空子的话，它是运转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就钻了这些空子，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问：在激进运动史上，有没有哪次政府危机造成的影响，能与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相比呢？你为什么认为尼克松事件已经发展到头了？
答：这正是尼克松很想知道的。有人想把这件事比作哈丁政府的茶壶山丑闻[9]，但那只是一起单纯的贿赂丑闻，涉案的只是内阁阁员和几家石油公司。当时公众的反应是这样的：“那又怎样？反正不管谁上台都会大捞特捞！”
1924年共产党第一次参加总统大选，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福斯特[10]与吉特洛[11]。这次参选只是象征性的；但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茶壶山资本家！投共产党的票，让共产党当总统！”
参选得到的反应，让我们的同志有点灰心。人们说：“你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的人当选了就不会捞吗？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政客都会捞。”这种态度是彻底的挖苦，有些人的反应稍微不同：“我去，你是说他们会比别人少捞几百万吧？”
如果水门事件只限于贿赂，大家现在也会是这种态度。但水门事件中牵涉到了窃听、间谍和恐吓。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中上阶级的一大部分在内，对此十分担心。
这件丑闻真正引起了关注。或者可以说，引起了人们对各种各样的丑闻的关注。天天都在期待有人爆出新的丑闻。
有一个名叫克拉夫特的专栏作家，你听说过他吗？
问：约瑟夫·克拉夫特[12]。你说的是那个去了巴黎又被中央情报局跟踪的家伙吧。
答：他是一个著名的全国性专栏作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概括了整个事件，登在一家自由派杂志上。他认为尼克松集团跟他的手下正在把美国变成警察国家。统治者认为现在还用不着这么做。于是就出现了反对意见，你也知道的，并不只有工人反对，实际上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反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都不喜欢这个政府，它们代表的可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那部分资本。我觉着，如果上层集团正在内斗的话，那应该就是新老资本之间的矛盾。新派大亨们不知道啥时候该收手，他们还不懂见好就收，也不懂得有时候是该妥协的。老派大亨则认为，为了保住巨大的利润，是该做出一点让步的。
问：在为萨科—范泽蒂案[13]和穆尼—比林斯案[14]之类的案件辩护时，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能否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如说，在如何应对工人运动上的分歧？能否同时通过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和征集签名请愿之类的方法，来为这类案件争取支持？
答：是的，当时有很多人签名支持，我们也把这些签名给派上了用场。就连律师也因为法制遭到破坏而十分愤怒。萨科—范泽蒂案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人人都知道它是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莫须有的迫害从二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恐共症，在帕尔默搜捕[15]中，一晚上就抓了上千人。只要是被怀疑犯了颠覆罪，或是跟激进运动沾点边的移民，都被整船整船地遣返了。萨科和范泽蒂是在一次大检举中被他们撞上的。当时这两人身上并没有背什么案子，他们就捏造了一个。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从头到尾都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上诉和公众的抗议，这个案子拖了七年。1927年他们俩还是被杀了。这让整个抗议运动十分痛心。
几年前出了一本书，企图证明杀害他们俩是正确的。作者企图证明：卡尔洛·特雷斯卡曾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无罪，另一人就有罪。由于卡尔洛·特雷斯卡是个很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那个作者就把这当成什么大新闻了。他还说我也知道这个——就是说我认为他们是有罪的，可我当时正在组织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活动呢。他还把这些东西发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了。
我马上写了一篇文章答复他，登出来的时候加了这么个标题：《坎农没想到》
穆斯马诺法官[16]，曾与萨科—范泽蒂案委员会有过接触，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当了大法官，我的抗议书在《新共和》上登出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向我道贺。可见他在这个案子上面是何等的坚信不疑，尽管他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或其他激进思想的同情者。
问：由于关于录音带的论战，以及围绕着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斗争，从乔治·米尼[17]到激进学生，各个阶层中都出现了强烈的弹劾尼克松的情绪。就我所知，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你认为革命者应该如何理解弹劾总统的要求？
答：唯一一个类似的案例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那是1866年的事了，当时林肯的继任人约翰逊遭到了弹劾[18]。不过，以前可没有哪个案子像尼克松这届政府一样，遭到如此彻底的曝光。
尼克松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太过头了，在统治这个国家的大老板们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他做得太绝了；惹出的乱子太大了。而他们想用更平安的方法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样能获得更大的好处。他们还不打算像尼克松那样使用警察国家的手段。
然后他就倒霉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个证人无意间向欧文委员会[19]提起他们保存的录音带上录有全部对话。老天，这真是偶然的吗？一个又一个丑闻的曝光，都是因为这样的偶然造成的。
我觉得媒体在掩盖水门事件，以及使它远离我们这种视角独特的抨击这方面做得挺卖力的；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统治及其政治其实是什么样子”的惊人例子。我们在这件事上应该提防过度简单化。《战士报》上的一些争论可能会让人以为，这件事会被当成另一个茶壶山丑闻。“嗯，反正他们总是要捞钱的，不是吗？”
但水门事件比所有前例都要恶劣，就连联邦最高法院的道格拉斯法官[20]也说他怀疑他们窃听了联邦最高法院，约翰逊也怀疑他的电话被窃听。
如果统治阶级觉得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他们就会支持这些做法，但目前他们还不打算如此广泛地使用警察国家的手段。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原则上毫不妥协地、更加全面地讨论尼克松让美国真正的统治者感到不安的做法。
不过，就像我说过的一样，这是个边缘问题。我们在这个案件上，主要批判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战士报》做得挺好，他们把能说的都说了。
今早我收到了一份《工人先锋》[21]。）
问：是罗伯森[22]那份报纸吧。
答：你知道他们的头条标题是什么吗？《弹劾是远远不够的！》（笑）
问：是不是还要把他反绑双手吊起来，还是换种死法？
答：（笑）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吧。以前的激进运动，对于利用司法体系和议会制度来实现革命目的，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以前我们的活动完全是防御性的。就是在萨科—范泽蒂案件中，我们也采取了守势。在穆尼案件中也是这样，还可以一直上溯到干草场烈士[23]。在这些案件中都采取了守势。
有一种倾向认为，法庭是骗人的，是被资产阶级影响的，最好离它们远远的。举个例子，我当时就根本没听说过利用法庭的主意。我很清楚地记得世界产业工会在一战期间遭受的残酷迫害。他们到处抓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抓的人太多了，就只好成批成批地受审。在芝加哥的一批有八十到一百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又有一大批，还有一大批是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受审的，这个案件叫做维奇塔案件。
这个案子可以让你了解到世界产业工会组织上的涣散，以及它在利用法庭问题上的极左做法。在芝加哥和堪萨斯的案件中，他们找律师进行法律辩护，但在萨克拉门托他们用了“沉默辩护”的策略。你听说过没有？
问：他们在哪些地方拒绝发言？
答：彻底的沉默辩护。他们没找律师，也不找证人，不搞交叉质询。他们直接藐视法庭，只是为了表示对法庭的轻蔑才出庭。
他们像其他人一样遭到了严厉的判决，但这种沉默辩护，加上拒绝请律师，结果仅仅是失去了上诉的机会，如果上诉的话，在上诉待决时可以保释一些人出来，然后就能组织一次实际的运动。他们这种做法是消极的。这代表了当时左翼运动的主流观点：你从法庭那里什么都得不到。
我们现在的政策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不是一个警察国家，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且还有不少人以为它确实是民主的。为了维持这种幻觉，统治阶级会在这里或哪里给你留下一点余地。
聪明的做法，就应该像列宁在他那本批评幼稚病的小册子里说的，利用这些空子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党在水门案件中发起诉讼的策略就是非常正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在法庭上采取攻势的一个严肃的行动。当你正视它时，它的正确是不言自明的。
我发现纽约的报纸上刊登了关于提交这项诉讼的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全国各地都会有听众来听你讲话了，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没兴趣，他们是不会来的。
而极左派又在干嘛呢？除了偶尔向我们狂吠几声，啥也没干。
当然，在平时的宣传中，我们应当解释说，我们不指望能从资产阶级的法庭那里得到多少公正。整个体制就是用来整我们的。但是，为了维持某种民主的幻象，他们还是得对法治表示几分敬意，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试试看这种幻象有几分是真的。
有时候这种过程是能成功的，库彻案件[2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问：库彻案件与依照《史密斯法案》[25]对共产党领袖进行的审判发生在同一时期，为什么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大不一样呢？
答：这个么，最早因为《史密斯法案》而受审的人，其实是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从法律条文来看，所有这些审判都是非法的和违反宪法的。我们被判决有罪只是因为“表达了特定的言论”，而没有指控我们“实施了具体的行动”。这对被控告的共产党人同样有效。是政治气候——二战，然后是冷战——使那些控告我们的人有可能逃脱惩罚，而且他们也确实逃脱了。不过现在也没有人因为《史密斯法案》而受审了，不是吗？
问：确实没有了。
答：我们向最高法院上诉。在被判有罪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在牢里一次又一次地上诉，最后得来的终审判决却等于没有判决。最高法院拒绝审理这个案子。你知道这事吗？这就留下了一个《史密斯法案》是否违宪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们终于同意受理另外一个案子，并驳回了其中的大多数指控。后来你就再也听不到多少涉及《史密斯法案》的审判了。
问：还是回到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吧，我把这个问题跟共产党联系起来的原因，是我觉得正是由于社工党反战的政治立场，才让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几乎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必须阻止社工党发表这样的观点。可是后来，就在捕风捉影的迫害之中，社工党党员吉米·库彻赢得了足够的支持，打赢了官司，然而像罗森伯格[26]和其他因《史密斯法案》而受审的共产党员就被彻底孤立了。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时期，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肯定对此产生了影响。不过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也对此产生了影响。
答：我可不觉得统治阶级在每一件事上都能意见一致。不同的法官判案的方式都不一样。共产党由于他们和苏联的关系，在冷战时期很不受人欢迎。捕风捉影的迫害者以为他们可以靠政治气候而逃脱惩罚，也确实逃脱了惩罚。
我希望我们在为这个案子斗争的时候，不要带着“我们要获得正义”的想法，我们为这个案子而斗争，是想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民主社会的幻象中赢得一点东西。如果他们搞得天衣无缝，那就根本不可能赢得任何形式的法律过程，这样他们就没法继续假装“民主秩序依然存在”了。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警察国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前者本身有着漏洞，后者完全是密不透风的，直到它被推翻。
问：有些极左派认为，在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社会主义者仅仅拥有形式上的法律权利，所以试图保卫这些法律权利是荒谬可笑的。在萨克拉门托的世界产业工会审判之前，我们就已经接触过此类问题了。格兰迪索·穆尼斯[27]曾经批评过你在因《史密斯法案》而受审时的表现，在我看来，他的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观点，跟这种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想问一下，对于他的批评，你是否有什么看法？你的回答，与法律行动——比如社工党现在进行的诉讼——是否有关系？你曾强调过，统治阶级也必须承认某些民主权利。
答：他们必须给我们一个审判，而在警察国家是不用搞这样的审判的。利用这一点，我们就能把法庭当成讲坛。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点，我们进行了十分审慎而又能保持尊严的辩护。我们有自己的律师阿尔伯特·戈尔德曼[28]，他曾是我们运动的成员之一，也是那次审判的被告。我们一起制定好了计划：他会问什么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我们基本上把审判变成了一次宣传。
我觉得，共产党把他们在纽约的大案给搞砸了，他们在太多的细枝末节上跟法官纠缠不休，结果让公众失去了耐心，对被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主意是要尽量利用这个案件来赢得宣传效果。我都不记得我在证人席上站了多久了。戈尔德曼问我的问题，都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而且，据我所记得的，我们半点口实也没让他们抓到。我们只是否认我们做的是非法的。
我们采取守势。我们没有在法庭上大喊大叫，说自己有权使用武力什么的。我们只是说，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工人有权自卫，也有权建立工人自卫队。
当控方继续抓住这一点来攻击我的时候，我仍然做防御性的回答，我最后是这样结束答辩的：我站起来，朝他们大吼：“我认为工人有权自卫。如果这就是叛国，那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整个法庭都愣了，他只说了一句“说得好”，然后就闭嘴了。
他问我有关俄国革命的问题时，我举出了一个论点：俄国革命是合法行动，这令他大吃一惊。“你说的是什么鬼？”他嘴上虽然没有这么说，但他是用法律术语来表达的。
我又拿出了一堆事先准备好的关于革命及其合法性的论据，最后我说：“我看你在世界上都找不出一个比它更合法的革命了！”
他说，“够了”，举起了双手，“就这样吧。”
我们把证词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它成了我们最畅销的小册子。有许多人告诉我，在跟初学者交流时，最有用的就是这本《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n Trial）。
问：我想这本小册子会加上与穆尼斯的辩论文章再次出版。
答：是的，我听说了。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了很多关于辩护委员会的经验，就像本案中的这个“保卫政治权利基金会”一样。我想知道更多关于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事情，这个主意是怎么产生的？是出自美国激进运动的早一些的经验，还是来自国际的经验？
答：你可以说是偶然产生的。在为案件辩护时保持团结，是美国的一项传统。世界产业工会有一个保卫委员会，叫“总保卫委员会”（General Defense Committee），它只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服务。
回到海伍德案件上来吧，当我1906年首次参加这个运动时，我才十六岁。当时社会党还十分强大，而且仍在壮大，社会党的报纸《诉诸理智》（The Appeal to Reason）有五十万的销量，海伍德的受审是它每周的头版新闻。
然后——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但很快就遍布了全国各地——社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同情他的工会、工人俱乐部都办起了莫耶[29]—海伍德会议。到处都组织了保卫海伍德的集会与示威游行。
在他受审期间，他被推举为科罗拉多州州长的候选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花招。
他们请了最好的律师，首席辩护律师是克拉伦斯·达洛[30]，他太出名了，自己就是个新闻人物。全国性的保卫海伍德组织的中央机构被工会控制着，因为他们必须募集资金。
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有人被抓时，他自己的组织就会成立一个保卫委员会。他们会向其他组织求助，但不会扩大保卫委员会。保卫萨科—范泽蒂委员会其实只是波士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小组织，一切都被他们牢牢控制着，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参加保卫萨科—范泽蒂运动的宣传活动之前，运动一直没有走上正轨。我们没有参加法律与财务方面的活动。
二十年代初，在俄国革命引发的一系列起义之后，俄国党首先在俄国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为东欧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募集资金和进行其他工作。
1925年初我们在俄国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时候，有人提议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寻求国际支援。这个组织叫做国际红色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d Aid），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募捐及伸张权益。
我在美国代表团里谈起了这些事情。我们当时习惯在比尔·海伍德在力士饭店的房间里碰头。有一天他跟我谈起了这个问题，就这么开始了，“上帝啊，我们应该为牢里的美国同志做点事情。”这样的人太多了。由于以前的官司而坐牢的就有一百多人，好几个州里又在进行新一轮罪恶的罗织构陷。“我们应该为这些美国人做些事情，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搞得轰轰烈烈的，让这个委员会对牢里的美国同志负起责任来——让美国支部真正美国化。”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了下去，整个计划就这么敲定了。我当时是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脑子里想的就是促成这个主意，让它在莫斯科得到接受，等我们回国之后，再争取得到政治委员会的支持，发起倡议，召集人马，就动手办这件事。
回国后，我在第一次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时，解释了在莫斯科都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提案是怎么回事。事实是当我们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早就派代表到好几个国家去宣传国际红色救援会的构想了。共产国际驻美代表已经正式提交了建议，并得到了政治委员会的支持。国际红色救援会的会员卡都印好了。这是一个很低调的、不露锋芒的行动——他们打算组织几个委员会，给那些受害者募集一些捐款，然后就此结束。
我的主意是扩大这种行动，还要搞出些东西来。政治委员会马上通过了我的计划。我当时说：“我的主意是，不光要让党员参加，还要走出去，争取一些更显眼的人来支持它。”
在匹兹堡有一个关注特殊案件的保卫委员会，共产党在芝加哥有几件官司还没结案，为了这几件官司成立了一个保卫委员会。有几个世界产业工会的老会员可能也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因为他们还有几个朋友在坐牢。
我得到了拉尔夫·查普林[31]的关注，他当时已经不积极参加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了，但依然是同情者。情况跟他相似的还有两三个著名的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有一个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并没有抛弃运动，只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淡出了。他们都很出名。我们让他们当了执行委员会委员。事实上，在执行委员会里，就像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样，多数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同情我们的宗旨的人。
我们讨论得越多，就越发热情。最后我们决定，不仅要宣布成立委员会，还要组织一场“成立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全国大会”。我们还打算发行一本杂志。照我说，事情简直要失控了。我想起了大会召开前的一次会议。我们制定了计划，然后碰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芝加哥保卫委员会的书记很可能会被提名为全国书记。有几个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说，“呃……你们都搞错了。”
“什么意思？”
“你来当全国书记，要不要我们推举？不了解的人，我们是不会推举他的。而我们了解你，愿意支持你。”
大家一下子恍然大悟，我在这件事里面参合得太深了，大家对我的了解，超过了对任何一位潜在候选人的了解，这样一来我就得接下全国书记的位子。但我根本没有这样打算过。
然后罗丝·卡斯纳[32]说她愿意来帮忙，并负责办公室。她是另外一个叫做国际工人救济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id）的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一开始叫“苏俄之友”。它成立于1921年的饥荒时期，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募捐组织，为那些遭受饥荒的国家和遭受迫害的运动提供财政上的援助。
问：所以它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和自己的人员？
答：是的。我们准备建立一个全国办公室，配一个全国书记和一个办公室主任。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重大项目来搞的。罗丝·卡斯纳也会来，她会帮我们管理办公室，这样我就能抽出空来，到各地走走，组织地方上的工作，或是搞点别的事情。
于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第一次全国大会就这样圆满举行了。我们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连厄普顿·辛克莱尔[33]也支持我们。我们宣布：我们要保卫所有与工人运动有关的囚犯——我们把他们叫做“阶级战争中的战俘”。他们的人数非常多。大批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深陷于不同案件之中。穆尼和比林斯还在坐牢。森特拉利亚斗争[34]导致了十几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坐牢。我们后来又在德克萨斯发现，曾帮助过墨西哥革命者的克莱因与兰杰尔[35]被人诬告，给判了长期徒刑。在圣昆廷，根据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州法律，有许多人被定罪。在缅因州还有一个案子。这些人加起来大概有140人。我们说，我们要保护他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筹款给他们，让他们每人每个月都能拿到5美元的津贴，用来在杂货店里买东西。
这种杂货店设在监狱里，你可以在那里面买到一些额外的东西。它很重要，因为牢里虽然有固定的伙食，但要是能有点钱，就能买点糖果、香烟、饼干、苹果、橘子之类的东西，这能极大地改善囚犯的伙食。
我们每个月会给每人5美元，如果他们有家庭的话，还要再给他们的家庭25美元。然后我们还打算——不是明确保证——我们会搞一个圣诞节基金，在每年圣诞节时给每人25美元或50美元的津贴。我们会通过自己的杂志和其他媒体来宣传他们的案件。那次全国大会办得非常热烈。
按照章程，它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任何同情它的事业的人都能参加。会费每月10美分，你有什么能拿出来捐献的，都可以捐给它，如果你还有点闲钱的话，可以寄给全国办公室。
我们不仅在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地方机构，还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克里夫兰等地安排了全职的地区组织干部。全职的组织干部！他们负责协调各地支部和策划活动。这个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始茁壮成长起来了。
1925年我们开始创办《工人辩护人》（Labor Defender），这是一份带插图的月刊，由马克斯·沙赫特曼担任专职编辑。我们决定在这份杂志上唤醒人们对于所有旧案的回忆。我们介绍了干草市场暴动、穆尼与比林斯案件。我们出了一期特刊，专门介绍蒙大拿州布特市的弗兰克·利特尔遭到的私刑。我们让公众关注起了萨科—范泽蒂案件，并为其他多起案件发起了斗争。在激进运动中，它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卖得比党报还好。
1926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我们请来了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她在世界产业工会中非常出名。她出任了全国主席，然后动身进行全国训讲。第三次全国大会在1927年召开，它的口号是“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第三次全国大会，干草市场烈士四十周年纪念”。我们找到了干草市场烈士之一的遗孀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请她作为贵宾出席大会。在激进运动中，这样的事情能非常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团结意识。
我们自始至终都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每个月我们都会给上百名囚犯寄钱，每人5美元，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组织；但我们没有越过他们自己的保卫委员会。比如说，寄给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钱，我们先算出总数，再寄给世界产业工会的总保卫委员会，再由他们的总保卫委员会分发给他们；这样我们就不会插手其他保卫委员会的工作了。
我们的工作是宣传和鼓动，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法律辩护。我们手上已经有了很多案子，新的案子又不断涌来。我们的圣诞节基金很受欢迎。
注释：
[1] 1912年1月11日，一万四千多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原因是1月1日生效的要求缩减周工作时间的法令使工人的收入减少。罢工开始后不久艾托尔和海伍德来到劳伦斯并开始领导罢工。罢工持续到3月14日，以罢工者的明显胜利告终，大约三万名纺织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也增加了加班报酬，新英格兰全境其他纺织工人的工资也有大幅增长。劳伦斯罢工使世界产业工会迅速壮大。———节选自《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美）布里森登（Brissenden，P.F.）著
[2] 威廉·达德利·海伍德（William Dudley Haywood，1869年2月4日——1928年5月18日），世界产业工会创始人之一，美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员。20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重要活动家之一。
[3] 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1890年8月7日——1964年9月5日），在父亲影响下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07年担任世界产业工会的全职组织干部。1920年成立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1936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8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61年至1964年任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4] 卡尔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1879年3月9日——1943年1月11日），少年时即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1904年移民美国，1912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重要人物之一。1937年曾参加杜威委员会。1943年1月11日遭到暗杀。
[5] 约瑟夫·詹姆斯·艾托尔（Joseph James Ettor，1885年10月6日——1948年？月？日），1906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08年至1914年任世界产业工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16年退出世界产业工会。
[6] 阿尔图洛·乔瓦尼蒂（Arturo Giovannitti，1884年1月7日——1959年？月？日），出生于意大利，1900年移民加拿大，当过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曾为基督教长老宗当过传教士，后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他是1912年劳伦斯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在罢工领袖受审时出任辩护人。
[7] 维克托·伯杰（Victor Berger，1860年2月28日——1929年8月7日)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和继承者之一，伯杰是一个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新闻从业者。曾帮助建立被称为“地下社会主义者(sewer Socialist)”的运动。是第一个被选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社会主义者，1919年因主张裁军而被判间谍罪，因此尽管两次当选参议员，但都被阻挠上任。
[8] 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1869年8月1日——1933年10月8日），原名莫伊舍·希尔科维茨（Moishe Hillkowitz），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随全家移民美国。18岁时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此活跃于社会主义运动。1901年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的成立，长期担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坚持反战立场，反对美国参战。曾两次参加纽约市长竞选、五次参加国会议员竞选。
[9] 位于怀俄明州的茶壶山是塔夫脱和威尔逊总统当政时作为“海军石油储备”划出的3个油田之一，哈丁总统把储备地的开发权交由内政部管理，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不经公开招标，便把它交给辛克莱的猛犸石油公司承包开发，而把另一个储备地——埃尔克山交给多汉尼的泛美石油公司。柯立芝继任总统之后，参议院正式调查此事，经过长达6年的追查、争辩之后，最终确认福尔受贿，于1931年入狱，但无法证明谁向他行贿。猛犸石油公司和泛美石油公司有民事责任，合同不合法，三块储备地的租赁权无效。对此，有议员发牢骚说：“在美国，一个百万富翁很难被判有罪。”
[10] 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4年—1934年、1945年—1957年两次出任美国共产党主席。
[11] 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1891年12月22日——1965年7月19日），190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曾短暂重返社会党，三十年代中期倒向反动阵营。
[12] 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1924年9月4日——1986年1月10日），美国记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工作，还曾给肯尼迪当过撰稿人。
[13] 费迪南多·尼古拉·萨科（Ferdinando Nicola Sacco，1891年4月22日——1927年8月23日)和巴尔托洛梅奥·范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1888年6月11日——1927年8月23日），两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被定罪为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南布兰特里市武装抢劫并枪杀两人。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上诉和饱受争议的审理过程，这两名意大利籍移民仍于1927年8月23日被杀害。至今此案仍未有定论，美国法学界依然视其为刑侦鉴定的经典案例。范泽蒂在狱中写下了《给但丁·萨科》，激励萨科的儿子和一切激进运动的后继者继续斗争。
[14] 1916年7月22日，在旧金山市举行的“备战日”游行中，一枚炸弹爆炸，死10人、伤40余人。为此，反战的劳工领袖托马斯·穆尼（Thomas Mooney）和沃伦·比林斯（Warren Billings）被控与投掷炸弹有关，分别被判处死刑和终身监禁。由于大量证据表明，法庭定罪的证据是伪证，而且审判程序也有问题，在全国以及南美、欧洲等地的工人声援下，1918年，死刑被改为无期徒刑，直到1939年二人才被赦免。
[15] 帕尔默搜捕（Palmer Raids），在美国战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1872—1936）于1919年至1921年任司法部长，任内多次出动警察搜捕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活动家，故称这些镇压为“帕尔默搜捕”。
[16] 迈克尔·安杰洛·穆斯马诺（Micheal Angelo Musmanno，1897年4月7日——1968年10月12日)，意大利裔美国法学家，政治家，海军军官。曾任宾夕法尼亚州立法委员，是萨科和范泽蒂一案的上诉律师，1952年到1968年任宾夕法尼亚州高等法院大法官。
[17] 威廉·乔治·米尼（Willian George Meany，1894年8月16日——1980年1月10日）劳联—主席，曾当过管道工。1952年至1955年劳联主席，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后继续担任主席，凭借个人威望压制反对意见，推行阶级合作路线，支持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18] 1865年林肯遇刺身亡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1808—1875）继任总统。他继任后，在南方重建问题上与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激进派多次发生严重冲突，双方的对立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867年3月，国会通过《任职法》，严格限制了总统任命与撤换联邦官员的权力，遭到约翰逊的强烈反对。1867年8月，约翰逊撤了陆军部长、激进派共和党人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1814—1869）的职，为此遭到国会弹劾，最后仅因一票之差侥幸未被弹劾。
[19] 1973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由参议员塞缪尔·欧文（Samuel Ervin，1896—1985）任主席，该委员会即称欧文委员会。
[20] 威廉·奥利佛·道格拉斯（William Oliver Douglas，18968年10月16日——1980年1月19日），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1934年进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1937年至1939年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39年被罗斯福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1975年退休。
[21] 《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是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ist Leauge，U.S.）的机关报。
[22] 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1928—？），1946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期间脱离共产党，参加了马克斯·沙赫特曼的工人党，1957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196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后，罗伯森担任其领导。随后，罗伯森等人认为社工党中央领导层对卡斯特罗政权缺乏批判，在1961年成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革命派（Revolutionary Tendency）。1963年底，革命派被开除出党，1966年，罗伯森等人以革命派为核心成立了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并任全国主席，2004年退休。
[23] 干草市场暴动（Haymarket Riot），始于186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导致屠杀发生，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五一劳动节就是由此而来。
[24] 詹姆斯·库彻（James Kutcher，1912—1989），1938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1941年入伍，在意大利战斗时身负重伤，失去了双腿。退伍后在退伍军人局工作。1948年退伍军人局因参加社工党这个“颠覆组织”而解雇了他，他为此多次上诉，并因此遭到多方迫害和打击，最终在1956年打赢了官司，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并拿回了被扣发的工资和津贴。以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1940—）为首的新一代社工党领导人上台后，转向卡斯特罗主义，对坚持原则的老党员进行了清洗，库彻也于1983年因坚持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党。1989年去世。
[25] 《史密斯法案》（Smith Act），全名《1940年外国人登记法》（Alien Registeration Act of 1940），由民主党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1883—1976）提出，1940年6月29日通过。这个法案成了镇压共产主义者、工会活动家的重要工具，大批左翼人士因为该法案被判处有罪，直到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宣布依照该法案做出的判决是违宪的，推翻了判决。
[26] 朱利叶斯·罗森伯格（Julius Rosenberg，1918年5月12日——1953年6月19日）与艾塞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1915年9月28日——1953年6月19日）因被指控向苏联传递有关美国原子弹试验的情报，被判处死刑。
[27] 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曾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左派，后参加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被镇压后入狱。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
[28]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
[29] 查尔斯·莫耶（Charles Moyer，1866年？月？日——1929年6月2日），美国工会活动家，1902年至1926年任西部矿工联合会（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主席。
[30] 克拉伦斯·达洛（Clarence Darrow，1857年4月18日——1938年3月13日），美国著名律师， 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主要领导人。
[31] 拉尔夫·查普林（Ralph Chalplin,1887—1961），美国工会活动家，曾积极参加二十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并曾是世界产业工会的积极会员之一，美国著名工人歌曲《永远团结》（Solidarity Forever）的歌词就是他创作的。
[32] 罗丝·卡斯纳（Rose Karnser，1889—1968），原姓格林伯格（Greenberg），出生于罗马尼亚，1911年与作家戴维·卡斯纳（David Karsner，1889—1941）结婚。与戴维·卡斯纳离婚后，罗丝·卡斯纳与詹姆斯·坎农结了婚。
[33] 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1878年9月20日——1968年11月25日），美国作家，主要著作有《春天与收获》、《丛林》、《石油！》等。
[34] 1919年11月1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周年时，华盛顿州森特拉利亚（Centralia）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六人死亡，多人受伤。
[35] 查尔斯·克莱因（Charles Cline）与基瑟斯·兰杰尔（Jesus Rangel）两人都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曾参加墨西哥革命，回国后因此遭到诬告而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