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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位墨西哥青年革命者的谈话
坎农
（1974年8月15日）
赤心 译 龚义哲 校
1974年8月15日，墨西哥社会主义者同盟（Liga Socialista，第四国际的同情组织）政治局委员艾米利亚诺（Emiliano）代表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报纸《社会主义者》（El Socialista），采访了詹姆斯·帕·坎农。本文由《战士报》西南局的米盖尔·彭达斯（Miguel Pendas）译为英文。坎农在接受这次采访后的第七天，即8月21日那一天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社会主义者》：你知道，社会主义者同盟是个非常年轻的组织，它的干部在劳工和革命运动方面没有丰富经验。经验的缺乏给它带来了许多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还在努力克服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教育和发展。我们一直在寻找系统地进行政治教育的最佳办法。
其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应该将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呢，还是应该多关注墨西哥和国际的现实问题。对此您有何建议？
坎农：我觉得两方面都要重视。社会主义工人党针对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设计了相应的教育课程。我们开设了党史课程，俄国革命史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你们没必要从《资本论》开始学起；你们可以学习马克思的小册子《工资、价格和利润》，
列宁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可以成为一个很适合学习班的课题——一个晚上是讲不完的，最好是给它开个加长课程。
就从某处着手。一旦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就会迷上它。
《社会主义者》：问题是从何处着手。
坎农：好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方面，《工资、价格和利润》是很好的入门教材。如果你们从列宁的两本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开始学起，就会开始把握列宁思想在广义上的本质。
而且它们对初学者非常有用，特别是那些倾向冒险主义行动的人。我认为墨西哥有冒险主义的倾向。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进行革命。
《社会主义者》：你说得非常正确。墨西哥有一股强烈的冒险主义倾向。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的资源比较有限，这些资源中相当大一部分被我们用在了创办《社会主义者》月刊上。我们正在试图创办一份真正的全国性刊物，这并不符合墨西哥的激进传统。墨西哥的大多数激进团体都认为创办地方性的刊物更重要，因为它对具体的斗争有更大的影响。
你怎样看待全国性刊物的问题，它能发挥什么作用？
坎农：应当以全国性的观点为重。我们的报纸应该面向整个墨西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比如《战士报》，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份纽约的报纸。从一开始，在1928年，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份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实际上是我们运动的主要教育家。它不仅仅受当地的发展的影响。你们决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育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当你们建立了一个有全国机关报的大运动后，就可以办涉及地方议题的当地机关报。
这是我的浅见。你们的报纸必须是全国性的报纸，它应当报道政府事务，政府的所作所为、国内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以及世界各地的动态。例如，关于葡萄牙和希腊的起义的报道，都会成为对墨西哥极有价值的新闻。
如果一个运动一开始就不是立足于全国范围之上，而只考虑地方性的问题，那我认为这不是进步的倾向。这不是本末倒置嘛。如果你们的干部在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事务上接受了教育，那么他们很容易就能适应地方性的行动。
《社会主义者》：这些人的理由是出版一份地方性的报纸就会在当地获得更多的影响。
坎农：但目前是教育人们啊，如果你们只关注地方问题，就无法拓展人们的知识面和兴趣。就不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地方性的事务仅仅是整个世界局势的一部分，世界大势影响着世界各地。
比如，地方性的罢工斗争和起义往往是由全国性的通货膨胀所引发的，难道不是吗？所以，你们首先就得向当地工人解释：他们都是资产阶级、银行家、金融大亨的全国性的罪恶的受害者，这并不会损害你们的地方性的活动，却能扩展参加斗争的这些人的兴趣，让斗争进一步深化。
《社会主义者》：列宁说过，报纸是革命党的组织者，他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坎农：是的，的确如此。报纸不仅要在当地的事件上教育人们，它还要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教给人们。光靠一期报纸是不可能一下子教完的，必须一点一滴地逐步教育人们。比如通货膨胀就是可以立即着手的地方。
语言问题
坎农：你的英语水平似乎比我的西班牙语水平更好。
《社会主义者》：我能阅读英文，但我不太能听得懂英语口语。
坎农：语言问题是你我双方共同的缺点。我们的运动中应该有更多的人能掌握多种语言。
我早年在俄国时，俄国革命领袖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曾被迫在全欧洲流亡，所以都能说多种外语。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能说法语，德语，俄语，一些人甚至能说英语。托洛茨基懂一点英语。
《社会主义者》：这甚至影响到了墨西哥国内，因为这在领导层内部导致了发展上的不平衡。懂英语的人就能获得更大的进步，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外文作品，并能用外语和外国同志交流。
第四国际所有支部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建设一个合格的、有威信的中央领导集体，这问题对于我们尤为急迫。在墨西哥，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没有很浓厚的传统。所以说，要建设这样的领导集体，我们就得在一定程度上开辟出新的道路。
我知道你在你的许多文章中谈论到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你的意见也许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坎农：说得容易，做起来难。但阅读有关问题的著作并进行讨论却是最好的方法。你们应该竭尽所能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些基本著作翻译过来，开设专题研究班。在这之前，如果有同志能阅读其他文字的书籍，可以请他们就此授课，以此开始。
你们成员中学生占多大比例？
《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学生。大约90％是高中生或大学生。
坎农：他们在大学里学外语吗？
《社会主义者》：学，但通常学得不到家。
坎农：革命者应该利用学校里学习的机会。至少要专心学习一门语言。这会是个极大的优势。
《社会主义者》：党内同志的政治威信（就是说道义上的威信）对领导集体的发展有何作用？你在你的文章中强调党的领导层必须要有的不仅是领导能力，也要有某种道义威信。为什么这种道义威信是必要的？
坎农：威信不是由人授予的；必须通过努力获得。当某人在一段时间内为党工作，而且做得不错，他就获得了某种影响力，我们称之为道义威信。道义威信不能像组织跳棋比赛一样组织起来。你得和完全不同的各种人打交道。
依我之见，重要的是要在党内创造一种氛围，让每个人都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为党做事。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某个人就会崭露头角，成为领袖。
集体领导
如果能有一个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集体领导层，而不是单人的领导层，那就太幸运了。无论在哪里我们都需要这种集体领导层。
《社会主义者》：你的文章强调了发展一个国际纲领并成为世界党的一分子的重要性。我们正在努力完全吸收这种传统。
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与第四国际的拉美同志以及北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建立紧密的工作联系。我们觉得美帝国主义在墨西哥的角色表明我们需要这种政治合作。
我们还觉得自己已经从北美运动的传统和教导那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还可以学到更多。你怎么看待两个运动之间的合作问题？
坎农：首先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说的很好。我们应该试着找到合乎实际的操作手段。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大陆上应该要有紧密合作。一种方式是直接拜访。
可用于更多的同志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学习外语，阅读其他国家的著作和刊物。这是保持消息灵通的最佳方式。这之后这些同志可以将他们的所学传递给他们自己国家的党内的其他成员。
兄弟般的关系
出席他国党的全国集会是另一种建立联系的好方法。你们可以逐渐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双方可以从中彼此学习。
这不仅仅是演讲、决议和讨论。这也是一场和不同国家的同类人（革命分子）碰面的联谊会。这是一场奇妙的经历，影响非常好。
你知道，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像现在这样，仅仅是体育表演，而是一场来自希腊各地的人的聚会，他们聚到一起，友爱互助。
我认为运动表演仅是这场活动的一部分。真正的目的在于友好交往，个人接触。
《社会主义者》：我们和拉美其他国家的同志有过接触，也想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类似的接触，特别是在吸收社工党所体现的托派运动的传统这件事上。
坎农：我想我们会欢迎你们，并尽可能促成此事。
《社会主义者》：我们其中一个困难就是财政。我们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运动，绝大多数成员和支持者都没有钱。这使我们难以建立起一套全职工作人员的班子。
我们需要全职党务工作者，但没钱给他们发津贴。比如说，我们现在亟需一个全职的报刊编辑，一个全职的政治书记，全职的组织书记。我们筹集到的资金只够维持一个全职的职位。
我了解到北美运动在早年也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根据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你有何建议？
坎农：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只是挺了过来。我们必须要有全职党务工作者，但我们没有钱，所以，在没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安排一些人做全职工作。你问我如何做到的，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说比做容易。
这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有时为了付房租和吃饭，一到两个同志必须去工作。有时一些同志必须辞去自己的工作，去填补党内的空缺岗位。这没有规章可循。这是一个包括了意志、决心、必要性、鼓舞人心、精神和其他东西的问题。
《社会主义者》：希望我们能问您更多的问题。在运动的早期，您和托洛茨基以及共产国际的其他领袖进行过讨论，我们对此很好奇，想知道。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
坎农；欢迎再来。
《社会主义者》：我们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