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Revolutionary Continuity and Class Struggl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rotskyist Legacy of James P. Cannon
美国的革命延续与阶级斗争政治：
詹姆斯·P·坎农的托洛茨基主义遗产[1]
﹝加拿大﹞布莱恩·D·帕尔默（Bryan D. Palmer）
2017年
张维尔 译、二十六画生 校
布莱恩·D·帕尔默，加拿大刊物《劳动》（Labour/Le Travail）的编辑，《詹姆斯·P·坎农与美国革命左翼的起源，1890-1928》（James P. Cann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Left, 1890-1928，2007）和《革命的卡车司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Revolutionary Teamsters: The Minneapolis Truckers Strikes of 1934，2013）的作者。
美国革命左翼的历史是激进主义与重大社会动荡的一场激烈冲突，常常被镇压和表面上的退却打断。随着1886年干草市场劳工与警察的流血冲突——缘起于抗议武力镇压工厂罢工者和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动员——而来的，是这个国家头一遭的赤色恐慌，对4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处决，和18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政治衰退。二十年后，被俄国革命、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普遍反抗、激进组织的增长、社会主义政治观点和围绕着总罢工的阶级斗争浪潮鼓舞起来的美国革命者，却要面对帕尔默大搜捕、对外国激进者的驱逐、对特定组织的取缔、一大沓针对工联主义者新颁布的刑事法令、对左翼著名人士的国家审讯以及产业工会在钢铁工业等制造业关键部门运动的失败。在1917年9月的打击后继续坚挺的，后来多少也被自由工厂运动的哀鸣、政治上的莫须有案件和民警的施暴压倒了，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贴上退败的标签。这与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并没有太多不同。那个时代，给在三十年代早期“阶级反对阶级”的战斗或是人民阵线骚动，以及三十年代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推动大生产工联主义的时期里，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取得的许多成果，画上了句号。在组成美国革命传统以及延续性的过山车上，是阶级斗争与反对派政治组成这幅图景中的一个虚幻特征物。
或许革命左翼中没有人能跟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一样，构成了一条连贯的红色脉络——从二十世纪早期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到社会党左翼，再到1917年至1920年新生的地下共产主义组织，和参与二十年代早期共产国际属下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这部坎农文集的一些第一手文件清楚展现了革命积极活动的那几年。它们特别强调了对坎农这样的美国共产主义先驱来说，俄国革命是怎样一座希望的灯塔和指引的方向标。（《俄国革命的第五年》，1923）它们也显示出，像坎农这样的一个人，怎样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的关键论题，和阐述如何将工会变成发展阶级意识的讲台。（《怎样组织和引导一个学习班》，1924;《我们在工会中的目标和策略》，1924）
当坎农在其成立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的工人（共产）党二十年代中后期遭到斯大林化时，保留组织中的革命成分变得困难了，可以看出许多人在阶级斗争的狂风巨浪中不坚定地摇摆着。最终，在1928年，坎农确定了他通向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并且带上了他在延续革命的斗争中的盟友，如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伯恩、他的终生伴侣罗斯·卡尔斯娜和加拿大布尔什维克默里斯·斯帕克特。（《保卫俄国反对派》，1928）后来，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核心通过一系列组织上的主动行动，在1938年元旦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在余生里，坎农介入了美国工人阶级关于基本原则的斗争，他感到这才能忠于他作为一个献身于提高工人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战士的初衷。（《工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目标的中心是建设一个可以贯彻阶级斗争政策的党，社工党。如果说坎农的历史有时看起来被浪费在以分生出一个新反对派为特征的宗派内斗中，他也在像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这样的重大群众起义时有力地指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恭敬地向革命组织提出了“如何在不被倾听的国内氛围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一根本问题，坎农和其它人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要发展出一个军事政策，建立反对斯大林主义向阶级调和投降的联合阵线，和维持一个坚定反资本主义的领导层。（《无产阶级的军事政策》1940;《斯大林主义与联合阵线》，1940;《论选择领导层》，1942;《党领导层的问题》1943）
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坎农和社工党遭到了僵化的工会官僚和国家机关的直接攻击，而这帮家伙给所有对他们垄断权的革命挑战的回应是，将提出左翼道路的人扔进监狱。坎农等人根据史密斯法案受到审判并定罪，因他们的行为表面上涉及煽动危害国家罪而判处有期徒刑。即便是这严酷镇压正当中、冷战麦卡锡主义的兆头还只是在角落里堆积的时候，坎农也帮助制订了一个原则性防卫策略，就怎样引导自己对抗政府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攻击向未来的人们提供了范例。（《论合法与半合法工作》，1942;《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受审》，1949）在这之中，他总是受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基本路线的指引，他认为它是马克思和列宁遗产活的化身。（《为了纪念这位老人》，1940）
正是坎农革命立场的一贯性——他从没贱卖过他年轻时转向左翼的理想主义——彰显着他引人注意的一生。如他在六十岁生日的同志集会前评论的那样，“标记一个人一生的，是他能跟随他青年时的曲调前行多远”。坎农相信，每个人年轻时的自己，才是“更好的自我”。“在我青年时我有了一个看见崭新世界的视野”，这个老革命者在1950年回忆道，“而我从来没有丢掉过它。我四十年前离开堪萨斯的罗斯代尔，寻找真理和正义。我仍然在寻找。”[2]
坎农在一个贫困、基本被农村包围的工人阶级居住区长大，距堪萨斯城的肉类加工厂不远。他出生于1890年2月11日，是一对爱尔兰裔美国夫妇排行中间的孩子。他的父亲约翰，一个反对英国对其祖国统治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参加了劳动骑士团，定居美国后又加入了社会党。他成了尤金·德布斯的支持者，订阅了流行的左翼刊物《呼吁理性》。正是约翰第一个向吉姆·坎农介绍了革命运动的理想和原则。他的母亲安则完全不同，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虔诚天主教徒，也是这个只有她丈夫一点微薄收入的家庭每日生存的坚强支柱。可是安死于1904年，年轻的吉姆·坎农不得不辍学，寄宿在外并到铁路站场工作。“非常不快乐、苦闷、无所事事”，坎农在青年团伙的放纵行径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当地撞球房获得了“神射手”的名声。[3]
大概16岁的时候，吉姆·坎农开始阅读发到他父亲家的激进报纸。他从公共图书馆找出杰克·伦敦、阿普顿·辛克莱尔和爱德华·贝拉密的作品。很快吉姆·坎农就急切地在查尔斯·莫耶、“大比尔”海伍德和乔治·派蒂伯恩的劳工保卫运动中工作了。这个三人组卷进了西部矿工联合会与矿场管理人员间暴力冲突的中心，被指控刺杀反工会的俄亥俄前州长弗兰克·斯图南贝格。所有人后来能被宜判无罪或驳倒谋杀指控，以及成功保卫了莫耶、海伍德和派蒂伯恩自由的动员都是由于坎农向美国左翼运动界的引见。劳工保卫的重要性给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坎农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他会一直坚持把将阶级战争的战俘置于工人运动群体意识的首位作为革命责任。[4]（《我们在保卫工作中如何克服极左主义》，1974）
坎农曾短暂地尝试混合他父亲的激进主义与他母亲政治上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他从来没真的能将革命唯物主义的框框塞进天主教教条的条条里。不过，他被阅读、辩论和教育的价值吸引了，还有回到学校和为毕业奋斗，尽管他得靠着一些报酬可怜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最后，虽然几乎不可能，但这个大龄的学生也被年轻的教师莉斯塔·马基姆森吸引了，她后来嫁给他并在一战期间有了卡尔和露丝两个孩子。[5]
到1911年坎农的政治水平正快速地进步。他曾与堪萨斯城里民主党的潘德加斯特集团调了会儿情，但更舒坦地移到他父亲颇有名声的圈子去了，特别是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下称产工会，编者按）。前者看起来太古板且得意自满，而产工会则俘获了坎农的忠心，推动他走上了他那终生奉献于工人革命的道路。站在堪萨斯城贫民区的演说箱子上，坎农将他如今精进过的演说技巧服务于无产阶级的目的。他吸引了产工会老会员们的注意，1912年他们把他送去芝加哥，作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大会的堪萨斯城代表。那里他被置于受人尊敬的产工会中坚文森特·圣约翰的羽翼之下。圣约翰很快把坎农派遣到宾夕法尼亚州纽卡斯尔，为本·威廉姆斯编辑的报纸《团结》工作。他写了些鼓动性的短篇文章和组织起新来的演说人，包括艾玛·歌德曼，她关于“婚姻与爱情”的火辣言论让当地小资产阶级挣脱出旧道学的怀抱。
作为圣约翰选定的巡回鼓动员之一，坎农也穿梭往来于罢工爆发的州，搭乘火车并且与有印第安血统的弗兰克·利托这样传奇般的老产工会鼓动家一起蹲班房。点起俄亥俄州阿克伦的橡胶工厂里、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码头上和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的自由演说战上阶级冲突的火焰时，坎农成了属于“流浪工之乱”的一个纵火小队的一部分，它相信着在表面平静的工业区只要有产工会的出现就能导致前所未有的社会大火的传说。现在，作为一个老练的罢工领袖，坎农感到那在被他戏称为“皂箱演说家联盟”里的短暂生涯改变了他。
这一时期的产工会包含两个阵营：流浪工人与守家人。由于与莉斯塔的婚姻以及1914年和1916年孩子们的出世，坎农加入了后者的代表。家庭责任让他必须回到堪萨斯城，在那里他靠无聊的办公室里的一份稳定工作（正是他痛恨的）尽力让家里揭得开锅，同时通过参与纪念产工会烈士乔·希尔的集会与保卫运动——比如动员来要求释放汤姆·穆尼的运动，他在1916年旧金山“备战日”游行爆炸事件后被判死刑——来保持在激进政界挂上号。穆尼案显示出，战争现在是激进分子间每时每刻的话题。正像1917年的俄国革命，辩论与重组对革命左翼来说成了必需。战争与革命带来的政治论题迫使坎农看到，尽管工业的工会组织显然极其重要，但不论在其之内还是其本身，它永远都不足以取代那最终的阶级敌人，即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力量。
坎农渐渐脱离了产工会。他回到了社会党的圈子，虽然是加入了一股坚决的左翼势力。坎农当然对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不抱幻想，尽管如此他仍关注着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反战群众运动，以及产工会那没能发展出一套应对战争驱动下的国家镇压的清晰战略的道路，而镇压使产工会在1918年的一系列政治审判中丧失了战斗能力。阅读了像马克斯·伊斯特曼的《解放者》和刘易斯·弗莱那的《阶级斗争》或《革命年代》这样的革命期刊杂志，坎农被革命的可能性重新激励起来了。他搭上堪萨斯城的另一个革命者，厄尔·白劳德，来发行自己的杂志《工人的世界》。在1919年，坎农动身前往纽约，作为参加日益反叛的美国社会党左翼的全国代表大会的94名代表之一。很快这些尚未成熟的“赤色分子”就要在喧闹的芝加哥大会上被开除出社会党，但他们自己先分裂成了不同的宗派阵营。坎农发现自己几乎是因没有轻举妄动而与约翰·里德、本杰明·基特洛和其它将来会在共产主义劳动党（CLP）留名的人排成了一条阵线。受新集体对在工会中发展存在的必要性有着更积极路线的吸引，坎农发觉自己被猛烈放到了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的地区组织人位子上。几个月之内，由于在堪萨斯起义矿工间的街头演讲和发表有关他们抗命罢工的文章，坎农被逮捕、监禁，处在阴谋破坏煤炭生产的指控之下——竟仍然是根据“战时”必要性判决的。坎农在牢房里待了六十天，但他最终被堪萨斯城的同志们保释出去了，他们是犹太社会主义者裁缝的代表团，把力所能及的财产和现款拼凑起来交上了必要的保释金。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劳动党里其它与坎农有着同样任务的人遭到了警察围剿，受到治安官暴徒打击并被迫退却，而缺少公民身份证件的人会被驱逐出境。文献资料被没收并销毁，会场遭到闯入和捣毁，而报纸，像坎农和白劳德的《工人的世界》，则被关停。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突然放出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赤色恐慌，就像字面上那样，要把共产主义劳动党这样的组织从1919到1920年美国政坛的面上抹掉。坎农被捕时的禁令，仅仅是一场政治镇压的冰山一角，而目的绝不限于彻底清除1919年美国初次出现的革命共产主义团体。
共产主义劳动党（CLP，以下称共劳党，编者按）是这些左翼组织中的一个。到1920年它们全部被迫取缔。有些人发现地下活动正适合自己：作为与俄国旧世界比与纽约新世界、更别说堪萨斯这样的边境州有更多联系的革命移民，这些几乎不会说英语、理论观点尖锐但在社会上孤立的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在密室里工作要比在现有工会里领导群众政治运动和引发阶级斗争潮流更自在。社会党里其它一些长期以来的左翼人士，像查尔斯·艾米尔·鲁森贝格，羡慕着共劳党的那些美国本地革命者，但却不能完全融入同一个阵营;他们组建了一个与说外语的地下组织关系密切的共产党。坎农，这个年轻且相对缺乏经验而产工会出身的传统堪萨斯革命者，没法立即将这些分裂的共产主义力量重新联合起来。不过，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他就将作为维护了革命者团结统一的主要修理工崭露头角。
坎农参加新兴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过程中最值得提起的，是产工会会员时期阶级斗争的经历显得他有多特别。在绝大部分情况下，1919年美国共产主义从基层的劳工保卫组织起就是完全分散的，这一时期只有少量处于领导地位的革命者与工会还有些许联系。坎农因此在革命运动中突出起来。在1919~1921年的时期里，他被派遣到伊利诺伊州南部煤田在矿工间建立组织;又被送往克利夫兰编辑革命报纸《苦工报》,以期为正浮出水面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起政治存在;最后他搬到纽约，那里他将是推动分裂的美国共产主义各部分进行联合的核心力量。
坎农为各种共产主义宗派、长期分裂互相争斗的团体和划界分明甚至幼稚的政“党”融合的必要性而斗争——它们因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存在的理由与在关键性方针上的区别差不多多。团结起了一批说英语的当地战士和曾引发争议的左翼与共产主义犹太人小团体，坎农以纽约为根据地让人们归附美国革命者间的“统一”。最终坎农和其它人，如查尔斯·E·鲁森贝格、杰伊·勒夫斯通和亚历山大·比特尔曼，打造了一个不稳定的政治联盟，包括：拉脱维亚人极左翼和地下组织;务实的芬兰人和他们的由合作社、社会主义者礼堂及大量出版企业组成的网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前爱国分子，比起美国更模棱两可的民主秩序下的际遇，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还是更受沙皇统治中经历的影响;工人议会运动的残余;说英语的激进分子，他们在劳工保卫运动、工会组织活动和公开宣传鼓动中磨炼了自己。比特尔曼印象中30岁时的坎农，个性迷人而手腕精明，用他的幽默和机智打破互不信任的坚冰，差不多像组织的监护人。他的那幅坎农肖像上是一个“搬弄着各种机器、工具、小玩意、试管，等等，确保它们正常运转、上油、维修、更换、改进和调试”的人。[6]当1921年十二月，工人党组建时，坎农主持了这场历史性的会议，歌颂着它的成立，为这美国革命左翼的历史的第一次，为一个纪律严明、统一集中的党的历史的第一个时刻。“我们已会合一起去面对未来”，坎农向大约一百一十名代表说道，他们代表着地下共产党、联合共产党、无产阶级党、非洲血脉兄弟会、工人教育协会、红色工会国际产工会委员会、美国劳工联盟和纽约马克思恩格斯学会等团体。[7]
新生的工人党所面对的未来给坎农和其它美国革命者摆出了一系列难题。一个公开的列宁主义组织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里趟过阶级关系和政治战略里雷区的方式方法，在有关如何导向美国黑人斗争、如何在工会里树立战斗精神、如何对待第三党的动员——如农民劳工党1920年的积极行动——的辩论中遭到检验。在所有这些方面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坎农特别关注工会的派别在其中占据着非凡的位置，都取得了进展或进行了娴熟的撤退，并为革命的透视观察以及需要改正和重整党路线的顽固的低级错误制订了新的出路。有时坎农与党的另一位领导威廉·Z·福斯特联手工作，但福斯特在美国劳工联盟中与工会官场的关系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有些太深了。与坎农联系得更紧密更坚定的人有激进刊物《平头弹》的前编辑威廉·F·邓恩，少年老成而温文儒雅的纽约犹太人马克斯·沙赫特曼，年轻的领袖和办公室职员马丁·阿伯恩和他的伴侣罗斯·卡尔斯娜。虽然坎农和他第一位夫人莉斯塔在1922至23年期间疏远了，但吉姆和罗斯的结合将长久终生。
正是集中的坎农团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共产主义的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提供了主心骨，包括党最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际劳工保护会（ILD）的成立。这个组织，还有它那在美学上具有革新意义的宣传机关《劳工保卫者》，推进了坎农长期坚持的对阶级战争战俘的承诺。它倡导无党派劳工保卫运动的发展，呼吁释放尼古拉·萨科和巴托洛梅奥·范泽蒂、汤姆·穆尼还有数十个面临死刑、驱逐或监禁判决却没那么有名的人。凭借在劳保会的领导，坎农保持着与产工会会员和自由派人士的旧联系，后者如人民自由论者罗杰·鲍德温和无政府主义者卡洛·特雷斯卡，他将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运动中与他们二人共事，那时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已经断绝。劳保会对于坎农，以及在二十年代后期改了名的工人（共产）党里一些想法相似的成员，成了某种庇护所，虽然发起有效促进劳工保卫所需的那类群众运动已是越来越困难，而共产主义运动又越来越分化为互相竞争的宗派。
来自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将工人（共产）党领导干部间的关系弄得面目全非。在一个运动仍然挣扎着寻找自己的政治道路时它却加深了其官僚化，制造了令人震惊而极度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政治过敏。共产国际密使约瑟夫·波加尼，又名约翰·派珀，将是这一进程的化身。[8]
波加尼正是那种毁灭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共产党官僚，既在国际上又在发源地苏维埃俄国内，既插手了他祖国匈牙利失败的革命，又把手伸向了德国。他在共产国际里找了个闲差，在那他顺应了斯大林的官僚化趋势和有计划的堕落败坏，但没过多久共产国际首脑格奥尔吉·季诺维也夫就决定有必要将波加尼发配出去，以巩固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里革命的稳定。波加尼最终到了美国，几乎是立即把自己变成了约翰·派珀，这个利用“革命委任状”及其在共产国际中地位的虚有其表的骗子，倒在聚敛政治权力的“艺术”上是行家里手——连续重击反对者直到他们的影响彻底崩塌，然后扶植起孱弱的投降分子。
如果曾做一番简短的审视就能发现，派珀攀爬起工人党的组织阶梯相当迅速，一度几乎畅行无阻。令人惊奇的是，派珀很快巩固了坎农称之为“个人独裁”的状态，把自己确立成“一个有点糊涂的党头上的沙皇和政委”，用“铁腕”进行统治。“这个人讲话的时候这个房间都在晃动”，威廉·Z·福斯特曾惊恐地承认道，派珀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家。“一个骗子”，尽管如此，在坎农的判断中，派珀也是这位堪萨斯革命者所知的“最成功的骗子”：“他就像一块阿肯色的钻石那样冒着金光”。但派珀的闪耀不会持久。他在对认可农民—劳工联盟的“拉福莱特革命”的声明上越过了他的势力边界——它被他赞美为“富农和被剥削的贫农、小商人与工人”的跨阶级斗争。美国革命的这最初阶段，他预言道，将包含“法国大革命和克伦斯基革命的要素。在它的意识形态里将有杰弗逊主义、丹麦合作社、三K党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要素。”这种浮夸的烟火里除了江湖医术理论什么也没显露出来，但却是派珀对他统治美国共产主义各层次的一场演练。[9]
然而，在二十年代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坎农都在与派珀对党的压制斗争，同时也对抗着这个匈牙利流亡者的门徒杰伊·勒夫斯通。这些年宗派主义十分衰弱，并且对普通群众来说难以理解。在派泊的错误领导下工人（共产）党的决策层陷入了如此僵局，以至坎农迫切要求“整个集体的领导”，又在他的团体里强调以一个派别对抗宗派主义的必要性。尽管有这些努力，但是，坎农被销磨在了影响了美国共产主义如此多时间和决策的折腾人的争权夺利中。到1928年，这使坎农对继续做一个革命者感到有些幻灭而犹豫。他越来越受变了的环境困扰——一个官僚化的共产国际现在显示着自己对美国党常规事务运作的公然干涉，有时在正常的例会上以民主形式推翻决议，来让自己的命令取而代之或让指定的人居于领导层。通常传递莫斯科命令的方式是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或者电报，由此产生了一则著名的革命笑话：“为什么美国共产党像布鲁克林大桥？因为它也是被缆绳吊着的。”[10]
所有这些对坎农来说不过是一堆笑料。坎农被强迫参加1928年夏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对这个事情几乎没有胃口。经历了“在莫斯科如此多的失望”，坎农很难去激起任何能改变美国共产主义颓丧境地的热情，连他自己也是个“事件中多少有些忧郁的参与者”。[11]虽说如此，他还是踏上了赴莫斯科的长途旅行。在那里，他不仅将发现各种困惑着人的问题的答案，也将找到美国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无法破除的僵局的解决之道。
坎农是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29名代表之一，许多人在1928年七月抵达。1928年大会历史性地朝着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连同其斗争和需要的多样性，置于苏联的支配下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事后看来，还朝着斯大林不容置疑的统治的巩固、“一国社会主义”这一观念矛盾的理论准则的提升迈出了大步。可以与二十年代早期充满着辩论与富有成效的对话的那些世界共产主义聚会相提并论，而且，共产国际早期的领袖们是在一系列现实事务上值得信任的向导，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转译成不同国家环境中的革命实践上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家。但他们既不是独断者，又不曾谋求尊崇景仰或忠顺恭从。第六次大会上是有不同的音调的。国际人士在俄国领袖的傲慢自大前绝望地摇了摇头，后者明显要求并且得到了“沉闷无味和令人悲哀的示忠游行”。它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感觉像在“上吊自杀”，法国共产主义者默里斯·多列士认为莫斯科的气氛是“不安、不满和怀疑的”。[12]列昂·托洛茨基已被逐出权力舞台而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莫斯科;对不同政见者，如维克多·塞尔日，的逮捕已经开始了。就连共产国际升起的新星尼古拉·布哈林，最近也在统治的官僚集团中失宠，坎农过去访问苏联的时候并不喜欢他但没有恶意。明尼苏达工会分子、坎农的老友克拉伦斯·海瑟微曾被安置在列宁学校并向他这位长久以来的同志证实道，斯大林开始以鼓励关于布哈林“右翼”倾向的小道消息来在苏联大地上种下对这位年轻布尔什维克怀疑的种子。坎农明白了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堕落到认可这种社会编织的角色错位，老实待在陈规平庸的规矩里的人怎样意识到与布哈林保持距离是明智之举而同时公开直接地攻击他仍不够稳妥。
不管怎样，如坎农这般熟悉斯大林主义者的套路——用含沙射影的方式为宗派敌人刷上焦油，最初也没能看到，这个手法里的一切将多么教人厌恶。像其它派别的领导人，由追随布哈林的杰伊·勒夫斯通和威廉·Z·福斯特为首，坎农与他们暂时联合组成美国反对派，一样，所做的都是为着留在党内斗争。来自布哈林的认可已经注定了勒夫斯通的命运，而坎农则在站队问题上打对了牌，本可以很好地取代福斯特，后者在自己团体里的运势正处落潮。坎农，如果他继续照旧行事，有可能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势。但他没有那么做。
被选进计划委员会只是“一项缺乏实质的荣誉”，坎农倒是碰见了——从来没能确定是意外还是设计好的——一份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这是对由布哈林、斯大林和一大帮攀附者拼凑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尖锐攻击，托洛茨基的批驳揭露了斯大林分子在苏联经济生活上的声明的欺骗本质。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抨击了共产国际对“一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拥护，它与长久以来坚持的世界革命立场相对立。而且，托洛茨基论证道，在帝国主义时期，那种赋予苏联社会主义凌驾中国、英国和其它地方工人斗争特权的只关心本地区的反革命“保护主义”，它的结果将是在失败中走进绝路，就像它已在1926~27年中国革命遭到的血腥镇压中迎来的。最终决定性地击中了坎农痛处的是，托洛茨基痛斥了美国的派珀主义和它对拉福莱特农民—劳工主义的拥护，公开谴责了对阶级联合政策的依赖。托洛茨基坚持认为，这种以有土地的群众的斗争取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企图，首先是越过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党的企图，必将以灾难告终。和默里斯·斯帕克特一起，坎农被争取到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边去了。但这两位通敌者决定不在莫斯科以公开方式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抗争，而是将托洛茨基的文献偷运出苏联带回加拿大和美国。
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意味着革命观念的蜕变和对基本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坎农和斯帕克特决心将他们的新观点先埋藏一段时间，回到各自的国家后再开始建立左翼反对派和纠正他们各自的党的方向的斗争。对于坎农自己，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也启发他去内在观察以前斯大林主义塑造的他的样子：
那个自由自在的产工会反叛者——曾经的我，不知不觉中开始舒服地躺在转椅上，用小伎俩和逃避来保护座位里的自己，甚至允许自己为机灵地调弄这种卑鄙的把戏而感到自负。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走上了官僚之路的革命者。这幅景像教人厌恶，然后我带着反感掉头离开了。
[13]
在多年为了创立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后，坎农慢慢且多少有些懊恼地得出了结论，并用他粗俗的罗斯代尔方式声明，如果美国革命再与斯大林主义调和下去就不能有进展。“斯大林用领导人制造着屎”，他对亚历山大·比特尔曼说，“又用屎制造着领导人。”[14]
把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偷带回美国后，坎农把它给了卡尔斯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看，他们都是被其中的左翼反对派政见说服的人。比尔·邓恩，坎农最亲密的朋友和他在执行委员会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圈子里一起工作最紧密的独立人士，却拒绝割断对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忠诚，他与坎农的决裂已不可挽回。不过，美国党内坎农团队周围的其它人逐渐看到了这份文件，而且打开了自己的政治视野。但是几周之内，杰伊·勒夫斯通和威廉·Z·福斯特势力就将秘密反对者清洗出去了，且更想在新更名的美国共产党（CPUSA）1928年十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控告坎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被戏称为“三个光杆司令”的坎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很快被由他们在二十年代发起和建立的共产主义运动仓促地排除出去了。（《保卫俄国反对派》，1928）
1928年十月和十一月起，到1929年的第一个月，领导美国共产党的勒夫斯通派（很快就要屈从于对它自己的驱逐了，被莫斯科作为右翼反对派排斥）都在把不同政见者赶出党，经常是将他们推向了坎农和尚未成熟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左翼反对派。在芝加哥、波士顿、多伦多和明尼阿波利斯，勒夫斯通那些手下无情的密使和刚从列宁学校毕业的斯大林主义“政治家”，像坎农的前朋友克拉伦斯·海瑟微还有加拿大人斯图尔特·史密斯，把死板且反民主的纪律强加给所有党员。许多人因为莽撞地质问程序般的袋鼠法庭或声明先研习文件再决定地位的必要性而不是简单接受命令的政策而被开除。坎农和他已摆在台面上的团体，之后很快就将命名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CLA〕，招收到了大约150个活动分子与同情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为了争取曾经的同志们回到革命列宁主义的政策上来，坎农等人在1930年间努力建立了一个外围极端派，想象自己是一个被开除但仍心向党和成为党员的派别。为此，他们组建了宣传机关《战士报》，着手一项野心勃勃的出版计划，一个概述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革命纲领堕落蜕化的批判的书籍与小册子的基本文库。
一时间，坎农精神高涨，为美国党内革命复兴的计划热情无限。但是，到1930年底至1931年时，事情变了。首先，坎农的资料和家庭情况跌到了谷底。他和罗斯，长期在革命运动中享有收入的公职人员，现在连职业革命者的那点简朴的报酬也没有了。坎农的第一位妻子莉斯塔去世了，留给他两个孩子的经济责任和重组家庭成员间还从没认真稳固过关系的紧张局面。坎农—卡尔斯娜家的衰颓与持续的穷困，和把个性强烈的青年人带进已是不稳的家庭中产生的麻烦摩擦，给这位美共盟领袖压上了沉重负担。罗斯崩溃了，结果得长期卧床不起。其次，在个人生活这段黯淡经历中，当下的政局变得更糟了：美国左翼反对派在推动批判美共与其共产国际盟友右倾蜕化的企图中被削弱了，斯大林突然倒向左边，引向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第三阶段，这里面，极左翼和宗派分子拒绝政治领域所有与“社会法西斯分子”进行联合战线的坚决主张，与在工业中脱离主流美国劳工联盟建立革命同盟的工作并行不悖。这使吸收共产党员进左翼反对派变得困难，使它更困难的是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们，或许被坎农和反对派正在侵入的这种感觉吓到了，推动了多轮新的猛烈的暴力活动和流氓行径，也提高了污蔑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反革命的分贝水平。第三，随着美国左翼反对派愈发孤立并被排除在群众之外，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内部衰败了。最初的危机发展自沙赫特曼对加强着左翼反对派欧洲成员内宗派主义的政策的迎合，这严重形响了新生的美共盟，威胁着这个革命团体的小小领导层巩固自身并发展工作的能力。坎农受这新建同盟的前景打击，从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常常过量饮酒，并且逃避责任;沙赫特曼和阿伯恩动员起一个反对坎农的派别，政治水平下降到了对个人进行指责。一点进展都没有，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进入1933年看来已经夭折。坎农后来会戏称这些艰难时刻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炎夏酷日”。[15]
在不断恶化的环境中，坎农发现与工人阶级群众斗争的隔绝正在减弱。他特别讨厌满是派系成见的纽约那种温室气氛，其中宗派主义和无休止的辩论和商讨看来主导着同盟的话动，而且这儿的新近加入托洛茨基主义的成员看起来越来越小布尔乔亚了。所有这些都与其它美共盟取得进展的地方内更无产阶级化、更务实的关系，包括伊利诺伊煤田区里的，相距甚远。
渐渐地，到1933年底至进入1934年，有了托洛茨基的指导，坎农和美国左翼反对派走出了三十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并且开始更直接地介入美国群众运动。这份不断拓宽的影响力的核心是坎农和其它同盟领袖于逐渐显露的反战运动中的角色，而运动必然要面对希特勒的崛起向强大的德国工人运动兆示的那种凶险。很快，西班牙和德国的事态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第三阶段宗派主义怎样让共产国际变得微不足道、怎样抑制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阵线，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得出结论，再继续作为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围派别活动已无可能也无实效。
因此左翼反对派最终决然脱离了共产国际并且提出成立一个第四国际的必要，它最后于1938年在法国建立。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去发起动员与介入劳工保卫运动、失业者斗争和工会而不必直接面对美国共产党了，坎农和同盟很快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特别是坎农，被伊利诺伊煤田之行添满了活力，那里的全美进步矿工联合会（PMA）由格里·阿拉德领导，他是个时断时续的左翼反对派分子。与老板和他们的武装暴徒、当地警察力量、国民警卫队和当时保守的全美联合矿工工会里腐败的约翰·L·刘易斯集团战斗的矿工们在阶级斗争中的投入给了坎农一项重要的启示，即革命政治的整个世界并非都是由纽约的小集团和派系间的尴尬处境驱动的。坎农看到进步工会开辟了矿工社区的妇女能在单一工业城镇里常常激烈的冲突中扮演战斗性角色的道路，他就成了南伊利诺伊出现的妇女辅助队榜样的坚定倡导者。这时期释放汤姆·穆尼运动不断升温，坎农也深深卷入了，他人正好在纽约的失业者全州骚动中。当1933至1934年的冬天，以机智的美共盟会员B·J·菲尔德为首的纽约住宿餐饮业工人大罢工爆发时，坎农发现自己正向数以千计的工人听众讲话，而且左翼反对派周边同情的作家、记者和进步人士显着增长。
这些动员几乎没有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明确胜利告终的，但它们全都提升了斗争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形象。但，坎农和左翼反对派向前迈出的仅有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将是美国工人的一大进步。当勒夫斯通的工人（共产）党领导于1928年十一月走向直接反对坎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因托洛茨基主义开除这三人时，他们向所有党员要求立即和明确的顺从。明尼阿波利斯的一组共产主义者回避了要求谴责坎农的命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二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派主义困境中时，从来没有信任过勒夫斯通。他们对沉浸在托洛茨基及其对共产国际的批判包围之中的现状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当这些人，由文森特·雷伊·邓恩和卡尔·斯考格朗德率领，请求澄清和要求对这些话题公开讨论时，被勒夫斯通班子踢了出去，从共产国际及其美国支部开除。因这后面的遭遇，他们成为了确定无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信服坚定的坎农分子。
这些尚不成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工作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个西北部的交通枢纽，他们互相间谈论着联合的事，谋划着怎样才能最好地在一个恶毒的反工会环境里发起突破，这里的雇主都已组织在一个强有力的市民联盟里了;他们对在波士顿的卡车工领袖丹尼尔·托宾领导的摇摇欲坠的国际卡车司机组织不感兴趣，尤其在组织未组织的人的方式上;他们在工人间建立起了一片善意和信任。邓恩，一个曾激励了办公室职员与调度员工会组织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最终在请了一天假上午在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说下午率领失业代表团到市政厅后被炒了鱿鱼。这只不过是给了组织中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运动一个全职办事员。1934年间，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纽约部门和坎农与沙赫特曼等关键人物的帮助下，邓恩与斯考格朗德领导了三次使明尼阿波利斯两极化了的总罢工，让动员起来的卡车司机们成了《纽约时报》《财富杂志》和《哈珀氏》上文章的焦点，更不用说在进步刊物《民族》和《新共和》上了。数千群众纠察队对抗了警察和市民联盟的武装支持者，同时罢工工人的机动分队封闭了明尼阿波利斯，迫使农工党的州长弗洛依德·B·奥尔森出手，他召来国民警卫队，侵入司机总工会总部，逮捕了罢工领袖。紧随其后的激战中，市民联盟的两个“特别代表”被杀死，也有两个工人死亡。为建立产业工会而在一间废弃造船设施的墙后战斗的罢工者，要求将组织劳工的权利扩大到煤炭装卸工人和市场工人还有那些可以获得“卡车驾驶群体”资格证书的人。
罢工最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而且他们把国际卡车司机组织的明尼阿波利斯574号地方分会从1933年只有75个成员的虚弱的工会残余建设成了一个生机勃勃、民主的阶级斗争团体，有7000人在它的行列中，还有数万支持者补充，包括其它工会分子中的强大资助人和正在增长的失业运动。有了战时的军队指挥官也会羡慕的罢工司令部，574号地方分部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完善了罢工机制，也拓展了一些阶级斗争的创新举措，包括一个专门的妇女辅工运动;一份罢工日报《组织者》;一套有纪律的分遣系统，可以协调整个城内运动的纠察队。当地的领导人，像邓恩和斯考格朗德，利用了坎农和沙赫特曼的知识、观点还有新闻工作技巧，后两人则被逮捕，监禁在由手持刺刀的国民警卫队巡逻的围栏里。新加入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像罢工领袖法里尔·德布斯和哈里·德布尔，因为革命政策而终生皈依。[16]
德布斯把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胜利迅速扩展到动员了十一个州的长途司机的运动。到1940年这方面的成就已壮大出了一个旗帜性的国际卡车司机组织，从1933年全国75000名成员成长为大约四十万人。随着二战爆发，以及明尼阿波利斯托洛茨基主义的卡车司机领导层在卡司组织里继续作为刺头存在，一伙强有力的角色，包括美国司法部长、联邦调查统计局和卡车司机运动元老托宾，发起了反对左翼反对派在西北部卡车界的成功领导的战争。史密斯法案，又以《外国人登记法案》为人所知，于1940年6月29日通过，为支持颠覆美国政府的行为设立惩罚。经过审判和上诉后，坎农、邓恩、斯考格朗德，以及另外15位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和坎农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被判处监禁。1944年全年和1945年一月的大部分坎农都是在明尼苏达的桑德斯通监狱度过的。[17]
在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与四十年代受审入狱之间，坎农都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政治体系与计划方针形成过程的核心角色。明尼阿波利斯的鼓动工作之后，坎农返回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纽约部门，他帮助策划了一系列政治合并、准入和党建发展事务，于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时达到高潮。确信1934年里A·J·穆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AWP）倾向于革命政策，以及它在托雷多市傲特利大罢工中的领导捍卫了美共盟在明尼阿波利斯同样采取的工会主义目标后，坎农推进了美共盟与美工党的融合。1934年十二月，两个团体合并，产生的工人党是个远大于美共盟的组织，成员数估计为1000左右。这项进程在酝酿的同时托洛茨基对“法国式转变”支持、放开左翼反对派力量加入更大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来吸收新成员正在开展中。莱昂·布吕姆领导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美国诺曼·托马斯的社会党（SP）正对应，三十年代中期托马斯接受了一个广泛、包容的左翼党的理念。坎农和新成立的工人党内与他接近的同志们认为在美国来一次法国式转变将很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倒会加强叫做战士的一个社会党青年团体的左倾倾向。1936年9月6日一次呼吁所有革命工人加入社会党的号召中，正式宣布工人党最终加入社会党，但没能免去余波，像一些坎农的长期盟友和有才干的组织者如雨果·埃拉和汤姆·斯塔姆反对合并主张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革命工人联盟。甚至美国工人党的创办人，A·J·穆斯特，接受不了法国式转变，离开了革命界重拾起他过往的宗教信仰。[18]
坎农1934年至1937年放在合并与融合上的精力带来了可观的结果，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队伍。正像二十年代早期坎农聚集不同背景不同愿望的革命者一起来建设拔地而起的工人党，三十年代中期也一样，他将一伙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人带进一个共同的环境，他们曾在阶级斗争的乱局中表现出拥护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迹象。这项成功的一个途径是保卫列昂·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广泛呼吁，它组织了在墨西哥科约阿坎的“听证会”，由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家约翰·杜威领头，调查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及其子列昂·谢多夫的反苏联恶行，包括参与刺杀阴谋的指控。委员会下属分会认为莫斯科审判的裁决，即宣称托洛茨基负有蓄意破坏、与法西斯分子共谋和其它意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活动的罪责，是没有根据的。像在明尼阿波利斯，托洛茨基主义获得了信任和同情，而在全美进步界，保卫托洛茨基运动收获了一片支持。[19]
因为所有这些，坎农和他壮大中的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从来没有觉得与社会党能亲密无间。尖锐的分歧分开了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托洛茨基自己清楚，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重组和政治说明，在欧洲和美国的法国式转变已经明确了哪些力量可以被争取到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上。他鞭策了社会党越来越显露的妥协与调和倾向，它们都导致了对个人和支部的开除，在美国以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一份1937年命令清除了所有坚定革命者的地盘告终。几个月后，1937年12月31日和1938年1月1日，坎农主持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20]
从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前夜的不到200名成员，坎农的托洛茨基主义革命者队伍现在已扩大到超过1000人，这支钢铁般的团队的外围也被一群同情作家增强了，包括詹姆斯·T·法里尔、菲利浦·拉夫、詹姆斯·罗蒂、德怀特·麦克唐纳和玛丽·麦卡锡。欧文·豪后来评论说那几年的托洛茨基主义“以智识上的充分自豪感为特征”，坎农自己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作为美国左翼的地平线上唯一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坎农看来，社工党是“过去丰富传统的继承人和未来的使者”。[21]
但，美国革命左翼过去丰富传统有一个部分就是宗派主义，而这将在坎农的未来起决定性作用。四十年代遭到政府打击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受着内部纷争的折磨，导致它队伍里许多人分裂、被开除和脱离。那些与坎农和社工党分手的人中，有上流社会哲学家詹姆斯·伯纳姆;坎农的前门生马克斯·沙赫特曼;才华横溢但多变的特立尼达辩证论者C·L·R·詹姆斯;有干才的革命律师阿尔伯特·戈德曼和他的盟友，作家活动分子费利克斯·莫罗;未来激进出版社《每月评论》杂志社的台柱子，哈里·布雷弗曼;伯特·科克伦，后来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许多克利夫兰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社工党员曾团结在他周围。
1940年至1954年间，坎农经历了三场主要的派别战争和其它一些关于革命原则与计划的根本问题的小规模内部战斗。第一场冲突的论题是苏联的本质。它是仍然留有工人国家的特征因而需要保卫呢，还是它已根本性地改变到形成一种新的官僚集体主义秩序必须加以彻底的革命批判呢？1940年，坎农选择了前一种立场，沙赫特曼则拿起了后一种棍子，造成的派别僵局给两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起人留下了不可弥合的裂痕。[22]
戈德曼与莫罗脱离社工党发生在六年后，这场决裂是反对坎农所理解的美国革命可能性的结果。戈德曼和莫罗坚持认为社工党和坎农高估了二战后革命进展的希望，只是想象出了危机前景，没能认识到在欧洲和美国小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无产阶级起义更可能是近期未来的趋势。另外，戈德曼与莫罗提出了需要与沙赫特曼领导的工人党来一次和解，因为可以说四十年代中期曾给出的任何保卫苏联的理由，都已消失。最终戈德曼加入了沙赫特曼阵营，而莫罗留在党内，坚持为自己的立场声辩，直到1946年十一月他因未经许可与工人党合作被开除。[23]
六年后新一轮宗派纷争再次使社工党陷入痉挛。（《捍卫工联主义者和革命派》，1953;《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1953;《群众工作与派别斗争》，1953）这个时期不同政见的声音甚至更悲观了。美国革命的可能性是如此遥远，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爆发的威胁是如此急迫，有人断言社工党应当彻底清算政治独立的立场并且联合任何可以说服的激进进步力量，甚至是斯大林主义，去反抗与麦卡锡主义有关的反动浪潮。所谓的科克伦派将这几种观点推向复杂化并最终分裂出了社工党，它松散的组成部分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科克伦和布雷弗曼一度推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又自由自在的月刊《美国社会主义者》。与科克伦派对清算的强调具有相似性的一项战略调整政策正在欧洲被米歇尔·巴布罗、厄内斯特·曼德尔、皮埃尔·弗朗克和利沃·梅丹推动，他们声称，在黑暗的五十年代，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比加入人数更大的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运动做得更多。坎农、英国的格里·希利和法国的皮埃尔·兰伯特反对这种趋势，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管美国还是世界，在困境和五十年代愈加反动的气候中分裂开来反对自身。坎农因此保持了一种不寻常的倾向，正统可能比适应当下压力更重要；一种坚守社会主义承诺的立场，即便它的实现愈发渺远。[24]
不论国家的镇压和内部的分歧怎样煎熬着坎农与社工党，也不管革命走下去的前路多么灰暗，积极的成就仍然存在，照亮这艰难的时刻。史密斯法案的审理中坎农与同案被告们做出了完美而富于原则性的辩护。由此写作的书籍和小册子，比如戈德曼的《为社会主义辩护》（1941）和坎农的《受审的社会主义》，一直是革命运动的经典教材。虽然有派别流失的减损，社工党成员数维持在1500左右，而且党在汽车、钢铁、橡胶、航空和船舶等部门的产业工会里仍有重要基础。它在招收非裔美国人上记有收获;社工党员赢得了浮现中的民权运动忠实又可靠的支持者的名声。共产党在史密斯法案第一轮审判中没为坎农和其它人辩护，而后来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被同一条反共法律控告时，社工党坚定地站出来要求为它在左翼最大的反对者给予民主权利。（《斯大林派领导人的受审》，1949）一次著名的抗拒向麦卡锡主义投降的事件中，社工党领导了保卫党员詹姆斯·库彻尔公务员职位的斗争，他因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政见于1948年被从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岗位上开除。库彻尔，大战中在意大利战场失去了双腿的老兵，与这一领域的反共歇斯底里斗争，在十一场听证会上反抗着黑名单最终赢回了工作，这场胜利在社工党小册子《无腿老兵案件》（1953）中受到庆祝。[25]
不像那么多曾活跃在革命事业中的人，坎农的精神从来没有崩溃过。麦卡锡主义正肆虐时，坎农就“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向1953年洛杉矶的一个讲坛发表演说。他的演说中强调了沿预期的弧迹作为一个革命者来生活的必要性：
“除非通过想象，我们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公民。但正是这份对未来的想象和愿景，使我们成为革命战士，成为人类解放战争的战士。我想，这是今天的最高特权，是文明人在这个时代能获得最高荣誉的职业。无论我们能否见到社会主义的黎明，无论我们个人命运如何，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是符合社会演进潮流的，因此是不可战胜的。它终究会胜利，把人类带向新的天地。我想，假如我们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略尽绵薄之力，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
坎农用社会主义诗人威廉·莫里斯的句子告别观众，“加入战斗吧，在那里男子汉不会失败。即使他会死去，他的行为也会获得永生。”[26]（《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1953;另可见《工人统治下的美国》，1953;《社会主义和民主》，1957）
莫里斯也喜欢提醒他的听众他就在那里，这样他们不会满足于只听到一点点。从他在堪萨斯城加入革命运动的那一刻，以及1911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流浪工人反叛者的队伍起，坎农从来不停留在一点点，也从来不让他的同志们认为他们用不着做更多。对坎农来说，建设革命政党是所有决心推翻资本主义的人的中心任务，为此他坚决认为所有可以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人就必须这么做。（《革命党及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1967;《不要扼杀党》，1967）
坎农缓慢而不情愿地从社工党领导地位上步入退休状态，他让位于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的新一代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被法里尔·多布斯和杰克·巴恩斯取代。他不安地注视着他数十年前创立的社工党的轨迹，却又不能公开批评那些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带上了不同的且极其有害的道路上的人，美国工人的中心地位与革命潜力被这些人照常轻视了。美国左翼反对派再也没重新获得领导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时的兴奋和全国性影响。但它留下了一个坎农比其它任何人都更能代表的阶级斗争政治遗产。
坎农在洛杉矶同他的终生伴侣罗斯·卡尔斯娜度过了最后几年，她在1968年先他而去，他是几乎被从美国激进界记忆中抹去的那个过往的革命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活的延续。由于他父亲和他对劳工保卫者传统的积极培养，坎农与二十世纪早期尤金·德布斯的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也与露西·帕森斯，干草场烈士阿尔伯特·帕森斯改宗的妻子，联系起来。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知晓坎农对革命的工联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卡洛·特雷斯卡，的尊重与敬意，他与吉姆和罗斯都是亲密的个人朋友。他提供了一个从产工会会员们的战斗精神到一战后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直接纽带，并带着对斯大林主义背叛革命原则的托洛茨基主义批判再次出现。坎农是个从来不放弃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压制言论基本自由的批判反抗立场的长期反对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因为积极活动遭到监禁。
坎农连贯性的一部分体现在他从没牺牲过年轻时的理想。当1974年8月21日逝世的时候，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位“老人”，吉姆·坎农仍然坚信美国革命的未来，因为它的年轻人总是会为更好的世界斗争。“年轻人靠行动与世界联系”，四十年代中期他在狱中写道：“他们受榜样的感动与激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英雄;没人同他们交谈时能离得了它。年轻人有更好的眼力，他们看得更远。年轻不是小家子气的、怯懦的或算计的。遥不可及的目标与不切实际的理想在年轻人看来也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它们的确可以。他们看见真理在远远向他们招手然后跑过去与她相遇。”[27]对于未来的年轻人，那些承载着社会主义期盼的希望的和寻找着美国革命活动中的榜样的，坎农都是一个值得细细看看的人。这部适时的坎农作品选集是一个极佳的入手处。
2017年
[1] 这篇文章的一个较早版本出现在布莱恩·D·帕尔默的“詹姆斯·P·坎农：革命的连贯性与阶级斗争” James Patrick Cannon: Revolutionary Continuity and Class-Struggl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74，《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实践，卷二：干预与评估》Marxism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Interventions and Appreciations. Volume II（莱顿和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15），272-293页。
[2] 詹姆斯·P·坎农，“六十岁生日演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说》（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71）
[3] 哈里·林恩，与詹姆斯·P·坎农的谈话，作者所有的未发表文稿，第10页;《詹姆斯·P·坎农与美国革命左翼的起源，1890-1928》（厄巴纳和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7），21-38页，有一份对坎农年轻时的完整记述。
[4] 可见如詹姆斯·P·坎农“政治战俘，1921年5月1日”，于《詹姆斯·P·坎农与美国共产主义的最初几年》（纽约，普罗米修斯研究图书馆，1992），85-87页。
[5] 接下来几个段落里的坎农发展的历史概况（实际上是整个这篇文章的）可见《詹姆斯·P·坎农与美国革命左翼的起源，1890-1928》。
[6] 亚历山大·比特尔曼，“我所学到的：一部自传”，第1、2盒，62集，357-359页，未发表文稿
[7] 坎农在工人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于《苦工报》1922年1月7日和重印
[8] 见托马斯·萨克米斯特《共产国际里的一个匈牙利人：约瑟夫·波加尼/约翰·派珀》，于凯文·摩根，吉登·科恩和安德鲁·弗林《革命的代理人：列宁与斯大林时代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新传记方法》（牛津，皮特朗出版社，2005），57-72页。
[9] 见詹姆斯·P·坎农《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一个参加者的报告》（纽约，莱尔·斯图尔特出版社，1962），74页—《解放者》（1923年九月刊）9-12页。
[10] 本杰明·基特洛《我坦白：美国共产主义的真相》（纽约，达顿公司，1940），187页
[11] 坎农《美国共产主义的头十年》，200-201页;詹姆斯·P·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一个参加者的报告》（纽约，先锋出版社，1944），48-49页。
[12]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伦敦，牛津出版社，1959），444页。
[13] 坎农《美国共产主义的头十年》，225页
[14] 亚历山大·比特尔曼，“我所学到的：一部自传”，第1、2盒，62集，210页，未发表文稿
[15] 见一部绝佳的文件集，《酷日：詹姆斯·P·坎农与马克斯·沙赫特曼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对决》（纽约，普罗米修斯研究图书馆，2002），193页。
[16] 见法里尔·多布斯《卡车司机叛乱》（纽约，莫纳德公司，1972）;布莱恩·D·帕尔默《革命的卡车司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芝加哥，干草市传媒集团，2014）。
[17] 法里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力量》（纽约，莫纳德公司，1973）;法里尔·多布斯《卡车司机官僚》（纽约，莫纳德公司，1977）;唐娜·T·哈弗蒂-斯塔克《受审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罗斯福时代以来的言论自由与政治迫害》（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5）。
[18] 这一时期见康斯坦斯·阿什顿·迈尔斯《先知的军队：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1928-1941》（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绿林出版社，1971）。
[19] 参见阿兰·M·瓦尔德《纽约知识分子：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反斯大林主义左翼的兴衰》（教堂山和伦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7）128-163页有益的讨论
[20] 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44，250-252页;詹姆斯·P·坎农，《新党的成立大会》，《新国际》/《第四国际》（1938年一月刊），第4-6页。
[21] 保罗·勒布兰科《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前五十年》，于乔治·布瑞特曼、保罗·勒布兰科和阿兰·瓦尔德所编《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历史尝试和再思考》（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6），23页，引自欧文·豪《希望的边缘：一个知识分子的自传》（纽约，哈考特·布瑞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82）53、57页;詹姆斯·P·坎农《新的党成立了》，《新国际》/《第四国际》（1938年二月刊），41-42页。
[22] 詹姆斯·P·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纽约，先锋出版社）
[23] 关于戈德曼、莫罗和宗派主义最易得的材料集是
[24] 詹姆斯·P·坎农《即将到来的美国革命》，《第四国际》第八卷（1947年二月刊），41-46页;
[25] 詹姆斯·库彻尔《无腿老兵案》（伦敦，新公园出版社，1952）;贾斯丁·罗伯特·戈德斯坦《声名狼藉的赤色恐慌》（堪萨斯州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6）。
[26] 坎农，“社会主义美国会是什么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说》，423-424页。
[27] 引自雷兹·埃文斯所编《我们所认识的詹姆斯·P·坎农：来自33位同志、朋友和亲人》（纽约，开拓者出版社）
感谢 闲汉 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