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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毅同志的信
陈碧兰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刘毅同志：
读了你2月25日的来信，其中充满了对我们流亡国外生活的同情与感慨。我深深地相信：你的这些感慨，决不是出于一时「动感情的时候的」，而是「经过长久思索」，根据我们多年来的困苦情况而流露出来的真情实话。由此便可想见，你对于我们生活的了解和爱护之深了。我们异常之感动，而获得了极大的安慰！
我们在欧洲的生活最艰苦的时期，是在巴布洛对付我们的时代（见1954年4月15日我给你们全体同志的信）。自反巴布洛运动发动之后，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是完全胜利了；而且在生活方面经过一个时期的困难之后，也从此获得了某种限度的改善，因除李琼（Jane）以外还得到美友的援助，摆脱了饥寒的威胁，而得到勉强维持生活。随后又获得在加拿大的本国同志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便更稳定，有可能相当注意营养和健康了。你所深深记忆的那种啃干面包喝自来水的生活，仅仅是在与巴布洛开始斗争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像那样的生活，不要说我们是有相当年龄的人不能继续下去，就是年轻人也是不能忍受的。
上次给你的信中，随便提到我们自己动手修整居室的事。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困苦，而是证明我们的生活是有可能在改善了。因为以前屋顶的破烂，下雨时水滴在床上，我们无力修理；只将雨衣盖在床上，这样过了几年。至于自己动手粉刷房屋，作这类的事，这在欧洲并不稀奇。欧洲人除了真正的有钱人以外，这类的工作多半都是自己动手的。不过我们因过去没有训练，同时年龄稍大一点（尤其是述之），所以觉得特别吃力而已。
我们在欧洲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最困苦而时间最长久的还是在国内。由于你的来信提到我们一生的生活，勾起了我的回忆。自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们的生活便经常陷入穷困、迁徙、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之中，曾有许多次是在千钧一发的情景中得以脱险的。尤其是自1929年起我们转入托派的初期，因述之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运动方面，以致将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译书的工作常常停顿下来；同时我也不能在社会上找职业，因而我们的生活便更陷入狠狈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赊米，经常踏当铺的门。尤其当马玉夫叛变，说出我们的地址之后，我们（连同四岁的莉莉）匆促地逃出来，全部的衣物、书籍和家具都丢掉，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以致在极无办法之时，即连想进当铺得到几角钱的可能也没有了。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32年秋述之被捕时差不多常常是如此。
在述之被捕后，我便开始写作，从卖文得到一部分的生活费用（初期友人帮助一些）。从经常卖文的过程中，获得了社会上某些没有政治偏见的文化人士之同情，因而找到固定的职业。不但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而且还有可能养活和教育两个孩子（在港的玲儿是述之被捕后出世的）。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五年（因述之在监狱中整整五年）。及至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813」事件爆发后，我便失业，接著述之便从监狱出来。幸而我已经建立了一些朋友关系，由于那些朋友对我们的尊重和同情，于是便由他们帮助我们最低的生活费用。随后朋友关系逐渐扩大，不但生活勉强够温饱，在当时日帝和汪精卫汉奸统治的敌伪时代，数口之家够温饱已经不易，而且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如托洛茨基著作（这些在《评王凡西自传》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面和平之后，当你见着我们时，我们的情形，不论私人或事业方面的，较之以往都大大不同了。我们办了两个杂志，经常开讨论会和演讲会，发展很快，你是经常参加而知道的。可惜好景不长，我们于1948年12月离开上海到香港，不久又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活了！
在1950年1月，由于英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追捕，经组织决定述之、家良和我，迁移越南，其它领导成员则仍留香港。我们全家到达越南，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初期因生活无着（仅仅靠莉莉补习英文维持），受尽了困苦和艰难。尤其在住的方面，因房租很贵，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当夜晚几张帆布床都伸展它的四脚时，就无法走动。气候又异常炎热，经常缺乏水，为着准备第二天的用水，我要一点一滴地弄到半夜，生活简直像地狱一般！及至述之和我找到教职，莉又找到较好的职业后，生活的困难虽减轻了，但由于家良的遭遇，述之的安全又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我们写信给琼，请他转告国际，准备述之一人前往欧洲。但由于国际建议我也同去；因而我们便准备带着儿女（因需莉翻译，小儿子太小无法丢下，只丢下大儿子一人在越），一同前往欧洲。虽然如此决定，但这笔庞大的旅费，如果没有你们的大力援助（一小部分由一友人帮助），是无法成行的。当时为焦励夫负责，他尽全力主持和推动筹款运动，同志们也异常热心捐助（听说你为此竟把结婚的一套衣服当掉，我们非常感动）。由于你们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援助，述之便脱险了，我和儿女们也因此同来欧洲。
到欧洲之后，由于房子很贵，我们在一个长时期中，还没有固定的住所。及至1952年年底，巴布洛才决定将述之和我儿子三人安排在一间越友曾经住过的三层阁楼里。不管条件如何之坏（甚至房间里没有水，必需到楼下去提，厕所也在楼下，下去要经过一段露天走廊，冬天异常之冷），但我们总算有了栖身之所，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异常不幸，约摸住了两个星期左右，就有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中国男子来访问我们，他声明是来找中国同志的。当时莉正在我们的住所里，她去开门，她因该人来历不明，所以拒绝他入内。我们后来从看房子的（即门房）那里得知，这个男子在未来找我们之前，就先在那里详细地问过我们的履历（因进来居住要填履历表）；同时，在我们阁楼的正对面，住着一对夫妇，男的为共产党负责者，每当我们或来人出进时，对面房子的女人总是掀开窗帘注视我们，欧洲人从没有这种行动的。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由于好奇，后来便有点不安的感觉了。最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中国男子的合作者。过了十天之后，那个男子又来了，因第一次来访问我们碰了壁，故不直接来找我们，便到第二层楼去找我们的越南同志。原来越友在那里住了多年，且大家素知他们为托派，我们住的那间房本是他们多年来会议和作技术工作之用的。当时越南同志在法国将近百人，大都在雷诺大汽车公司作工人，他们较法国同志慷慨，在经济方面对国际有很大的贡献，在技术方面也尽量努力，即对我们也热情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们住，自己则打游击。因此，我们一住进去就容易被斯大林党所发现。否则，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发现的。那人声明他是负责为中国人找职业的。当越友询问他的住址时，他却支吾其词，说他一个月后再来（他说：「一个月后再来」，是诡计，事实上两星期就来了）。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儿子到越友的房间去，他贪婪地问我儿子的姓名、籍贯、有兄弟姊妹几人等。我们的儿子因不知道他的用意，便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得知了确实的情形，便满意而去。那时正好歇尔曼在我们家里，越友将这些情形告诉他，他说很坏，大家都觉得情形非常严重。他并慎重声言，次日即将此事告知巴布洛，设法使述之立即离开住所。巴布洛将这一使命交给法国支部（少数派），叫他们安排此事。但两星期过去了，此事却杳无消息。
恰在过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早晨（十时左右），忽然敲门之声甚急，像是公务人员（如邮差、看电灯、煤气表等公务人员）之类的紧急敲门声，这是运用侦探术来一个心理上的突击，使脑子来不及转念头就去急速开门。我便迅速地去开门。当我在未开门之前，用法语问「是谁」的时候，外面的人却用很小的声音且用中文回答「是我」。显然是冒充我们自己的中国朋友。我因回答的声音很小，分辨不出是谁，以为是何伯琼提早来此（原约他当日下午来的）。可是当我们开了门之后（只开了一小部分，手还拿着开门的机关），原来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陌生中国男子显现在我的眼前，彼此愕然相视。当时，我用法语说「不是」便迅速地关了门。但在那一瞬间，这人所表现的一些姿态，却一一射入我的眼帘。他紧紧地倚门而立，右手拿着一件用报纸包着用红绳缠着约二尺长而面积（圆形）不甚大的东西，正对着门缝。他一见我便惊慌失措，面色发青，嘴唇颤动着，牙齿格格作响，像是欲说话而又说不出声似的。两手发抖，一言不发便转身狼狈而去。本来他选择的时间，对于他的阴谋是最适当的。他从我们对面他的同谋者那里得知：每晨十时，我的儿子上学去了，我一定到市场去买食物之类的东西，在外面需一小时以上。这时只有述之一人在家，他上午从不出门。但那天特别例外，我准备十时出门，但只在附近买了一瓶奶就回来了，准备马上再到市场去。正在准备出去前的一刹那，他就敲门了，他知道我出去了，但没有看见而且想不到我这样快就回来（因从来没有过，对面注视了一个多月）。所以当他看见开门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所要施行谋害的对象时，他便惊慌失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知道房子里有两个人，不利于他的行动，于是便惊慌狼狈而去。假如那天不是特别例外，例如只述之一人在家，那便不堪设想了！（只要像我一样将门开一点就够了，因他的准备很准确，只一举手就会中）想不到他在欧洲又经历了一次风险！他是常常扮演惊险镜头的角色，在他的一生中，扮演这类角色竟有十次之多了！如果单从这一点来说，他真是一个幸运者！
当日下午，何果然来了，莉也来了，原来我们约定讨论问题的。我们鉴于这种严重情形，不管经济如何困难，述之绝不能在此继续住下去，于是便决定立即离开住所。在暮色苍茫中，何领着他离开了这危险的地带，暂寻旅馆居住。为了斩断线索，我和儿子次日也离开那里。
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告知你们当中任何一人，因我觉得当时你们的环境恶劣，情绪不佳，不愿意把这件已经过去的事来扰乱你们，更加重你们的精神负担。这次由于你的信，触动了我的想象力，它就像一条钥匙一样，打开了记忆之门。不论是快乐的或痛苦的都一齐涌现出来。沿着这一些线索的发展，便不知不觉地写到这件事上来。现在事过境迁，你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故事看吧，不要过分担心，我们还是要随时留意的。
总之，从1927年起直到现在，已整整35年。在此悠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生活经常陷入贫穷、惊险与流亡的状态！人生最宝贵的青春与壮年时代，完全消耗于此种生活之中！但我一点也不惋惜。我深深相信：它决不会白白地过去的，至少也要留下一点痕迹。对这一点，我们都抱着「宿命观」的。因为我们深深懂得真理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凡是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人，在真理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生命总是坎坷的。正如你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愿意为真理而牺牲一切，愿意为被奴役的人向改善生活方面走的人，他们的境遇多份都是艰险的，他们的命运多份都是坎坷的……」莎士比亚说的「甚么都比不上厄运更能磨练人的德性」这句话，我是从几十年来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到的。每当我遭到任何打击和痛苦时，总是作如是观，总是以极大的耐心来面对它。我深知道：「一个人越是缺乏担负痛苦的勇气，痛苦压在心头越是沉重」（莎士比亚语）。这是比抱着「宿命观」再进一步地采用了辩证哲学的方法，从痛苦中去磨练自己的德性，锻炼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状态，才不致为痛苦压倒，而卒至减轻痛苦。
我们来欧洲将近十年。虽然历尽了人生的困苦与艰辛，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富有意义的。虽然在将近八年中，我们将大部分的时间消耗在为生活的计件工作上，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因此维持了一部分的生活，培养儿子读书。同时述之还是尽可能的为运动作了一些事情。在国际方面，他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有相当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参加了和干涉了国际的运动。在反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巴的官僚主义是我们首先发现的），曾起了相当的作用。现时还正在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统一而努力。这些，我们还是相当满意的。当然，假如这几年中，没有做工，将那大部分的时间（最近两年来作得少一点）用来为国际为本国的运动多写一些东西，同时写自己准备写的著作，那就更好。但话又要说回来，假如没有那种工作，在反巴布洛的后一段颇长时期内，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因此，我们并不为此惋惜，而且我们从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宁可说是把它当作一件侥幸的事。因为述之和我的年龄和语言的关系，除此之外，绝无可能找到其它工作。现在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放弃这工作，仅仅是因为我们已上了年纪（当然还是由于各方面的援助才有这个可能），我们想利用我们有限的在生之年，为运动多作一点事情，写出我们所准备写的东西。否则，再做一二年工，我们的体力也许还能担负得起。
从各方面的观察和体验，我深深地感觉到：欧美无论那一个国家，做托洛茨基主义者固然艰苦，但比起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我认为他们还舒服得多哩。不说别的，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例如法国，即在特戈尔上台以后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可以用公开的名字、住址登记出机关报，可以用组织的名义租借会堂开会（这是在特戈尔未上台前），可以同普通人一样在社会的各部门做职业。所有这些，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不但经常有被捕的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有许多知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社会上找职业，即卖文译稿还要化名，更谈不到公开开会和公开登记办机关报了。何况欧美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准比中国高得多，因而他们之间的生活也是不能比拟的。正因此，我在1959年2月回答你关于丁毅同志逝世的信中有一段说：
「他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二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常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从他那消瘦的身躯和灰白的面容上，便充分地刻划着营养不良的痕迹。正因此，才致使他染上了一些致命的疾病而卒至吞噬了他。这便象征着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无比艰苦与难于忍受！他虽然长期处于极度困苦的生活中，可是他的态度总是那样地平静而处之泰然；这又充分地表现着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特有的吃苦和忍耐的精神。我常常这样说，尤其来到欧洲后，更常常地感觉到：做一个革命者固然不易，做托洛茨基主义者更难，尤其是做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更是难上加难。正因此，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便更值得自豪了」。
我说「做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更是难上加难」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也没有一丝民族的偏见（这是国际主义者不会有的）或任何强调，而是有其真实的内容，是有血有肉的，是从欧美各国的革命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因此，我们常常纪念那些在大陆曾经遇难的战士，和现在还在囚禁中的同志—他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必说。你们的境遇虽然比在囚禁中的同志们要好得多，但你们处在这个孤岛之上，一方面要设法谋生，同时为要作点事情，还有被捕驱逐出境的威胁。你们多年来（尤其在我们离开后的初期）在这个艰难与极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条件之下，多少还为组织作了一些事情。因此，当工作不能正常，当某些同志一时表现消极时，我们总是采取原谅的态度而不苛责的。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客观态度。
此外，你说除了阅读其它书籍外，还看了一些文艺作品，并看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我也是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因太零碎的时间不能看严肃的书），阅读了一些文艺作品，并仔细阅读莎氏的戏剧全集二次。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的，还看过二次以上。我以前虽然看了一些欧美各国作家的文艺著作，如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以及美国的辛克莱等的名著。其中除了辛克莱的石炭王、煤油和屠厂三大巨著，我认为它们只有社会学的价值而没有文艺价值之外，其余的作品都各有其时代和文艺的价值，各有其独自的风格和优点。但我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但有时代的和文艺的价值，而且其中充满了智慧。每一个人物典型的刻划深刻而细腻、说话恰合身份，就是骂人的话也很聪明，因此，我认为莎氏的作品最为伟大和超卓。托洛茨基说「莎士比亚揭开了人类的天灵盖」这句话，我以前还不能深刻地体验（虽然以前也看过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经过这次仔细阅读莎氏戏剧全集之后，我才真正了解托洛茨基这句话，是经过细心研究莎氏的作品而得出来的精确评价。实际上，他这句评价的本身，也就是人类智慧高峰之一种体现。
最近三个星期来，因述之赶写关于国际统一运动的文件，较少做工，因而我较以前多有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准备继续写《我的回忆》。同时你的信也还是谈到我们一生的事业和生活问题，因而我就顺便在回答你的这封信上，用粗线条划了一个轮廓。
最后，你说本来想谈三个问题，还有甚么问题，尽可来信提出，我是异常乐意和你讨论的。虽然笔谈极有限制，不及面谈来得自由而痛快，但这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和你们远隔重洋，暂时只能如此。但我相信：无数世事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胚胎内。我们等着吧！只要一有可能，我们便会回到东方来的。即令不能住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有可能和你们见面畅谈一切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碧兰
1961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