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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中共中央的信
——关于中东路问题
陈独秀
（1929.8.11）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1]中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凯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赞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象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释，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念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
“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厂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够争取样众，而是脱离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党，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底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说“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战争”和“反对英关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说，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释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释的话再向中央解释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_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象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厉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两国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于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那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象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玫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以“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得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口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了，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了;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只）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伯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宜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共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对干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释？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是否应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2]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1] 中央复信的日期是8月3日
[2] 8月20日，《红旗》第39期刊登中央党报委员会《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一文，并附陈独秀8月11日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