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

（1940年11月28日）

　　（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

　　（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四）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皇投降的后果。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处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意、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面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