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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
——反对在沪设立
陈独秀
（1920年3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3月8日《申报》，原标题为《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原文无标点。
西南大学由南方军政府于1919年12月计划筹备，委任李石曾、汪精卫为大学筹备员，李、汪二人又邀陈独秀参与。后因军政府内部政治斗争，致该办学计划破产。
自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西南大学大纲，并决定校址设立在沪后，陈君独秀极不谓然。此间各界要人，如唐少川、孙伯兰，皆反对在沪之议。谢无量更谓大学在沪设立，必当派员筹备，其结果购置地皮不得，建造校舍不成，而大学基金已归于尽，届时西南大学四字，已成为历史上理想的名词，盖上海地皮昂贵，建造艰难，非主张在沪设立诸公所能梦想也。兹陈君独秀又发表其反对在沪设立之种种理由，略记如左，陈君云：
大学在沪设立，主张最力者为吴稚晖、胡汉民诸君，其主张之理由，谓在沪设立有四种利益：（一）上海在外人势力之下，不受政潮牵制；（二）广州恐不免战争，一有战争，大学设备难保根本破坏；（三）为川湘黔三省学生交通计，以上海为便利；（四）大学基金出于关税余款，此项余款，属于中央，故大学宜设在沪。此四种理由，皆不能使吾人信赖，何则？政潮影响，不能及于大学，北京大学自辛亥以来，经几许政潮，始终屹然无恙，即其明证。若恐武力破坏，则吾国武人，野蛮似不至此，北京大学亦曾从京津兵变、张勋复辟两次纷扰，未尝动其毫发，亦足使吾辈安心。如谓不信赖中国政府与社会，必求依赖外人，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匪第学校，其他事业，亦宁有安全发表之余地。故以谋安全讲学为理由，主张在沪设立，实有置北京大学与广州高等师范及全国一切学校于化外之意味，吾人绝不敢承认。至于交通，以现时状况论，在沪可谋川湘黔三省之便，而招粤桂滇三省之不便，便不便各半，所谓便利者，已两相抵消。况大学为百年大计，吾人言交通，至近当以川汉粤汉两路成立为标准，两路成立后，川黔湘皆以赴粤为便，则所谓上海便利者，更无理由。至谓经费出于关余云云，其理由直有否认西南政府之意味，实属矛盾之极。且关余为国家收入，西南大学当然为国立大学，初与在粤在沪不生关系，此在沪有利之说，吾人不能信赖之理由也。且大学在沪，尚有三大弊害，吾人不可不知：（一）办大学而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上为莫大痛苦，况以国立大学，置诸政权不及之地，尤为不成事体；（二）上海租界，地皮昂贵，大学须用地基，必须数百亩，欲觅数百亩地面，已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曰能之，而开办之初，即耗去地价数十万，他种设备，不能不趋于易简，结果所至，恐不出谢无量君所言主张。在沪之人，希望同济学校旧址，无论该校旧址不能敷用，而该校尚在法人手中，交还手续，亦非一时所能办到，且非经过北京政府，不能接管该校产业，不识主张者将以何法经营之，此吾人所惑者也；（三）近代教育原理，专门学校皆斟酌社会状态，为适宜之配布，比如都会设文科理科，商业地设商科，工业地设工科，因学校教育不能不受社会地，所谓闭户读书与社会隔离者，非近代教育原则所许也。上海为工商社会，不宜设立文理两科，西南大学断无专设工商科，以迁就社会之理。且先设文科理科，为已定之计划，将校址安置上海，直与教育原理反背。更就广州言，大学设在广州，尚有五大利益：（一）广州社会，有多数市民及讲学之人，不似上海之纯为工商社会，设立文理两科，合于教育原理；（二）校址有公地可拨，不必销耗巨金；（三）两粤民风勇健，输以高尚文化，必能奋发有为；（四）南洋华侨归国就学，以广州为便，设有大学，可通南洋教育；（五）中国三大流域，黄河流域已有北京、南开两校，长江流域亦有复旦、南洋及其他各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使与江河流域，平均进步，今恰好有此机会，若移归上海，则上海锦上添花，而将来广州大学之建设，不知何时矣。凡此五种利益，主张在沪者，皆不记忆及之，已属异事，更有一显明之理由，即以西南政府创办之大学，不置诸其自己之领地，而寄诸东南海滨之外人肘下，名称矛盾，系统冲突，尽人皆知，而主张者亦未注意及之，诚令人无从索解也。至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设立西南大学外国部于法国里昂，已均得军府承认，岁拨经费二十万，此举尤令人骇怪。法国文化中心为巴黎，里昂不过机织发达之一工业地，何以吾国必设大学于此？况区区二十万，何足以语大学，更何足以语外国大学。吾人留学法国，何必自设大学，吾人欲学中国学问，何必远航赴法。凡此种种，真令人入五里雾中，莫知所措矣云云。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