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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
〔说明〕刊载于《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五期，由刘健整理。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我的叔父汪孟邹在1913年创办的一家书店，到1953年结束。汪孟邹和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很深的交往，亚东又始终是在陈独秀的倡议和关注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
亚东图书馆的前身是芜湖科学图书社。叔父汪孟邹于1903年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经销新书、文具、仪器，传播科学知识，有匡时济世的抱负。我十三岁那年（1909年）到科学图书社去当学徒。我最早在这里听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
1904年，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不久，就住到科学图书社的楼上办了起来，在大约一年时间内，共编辑出版了二十三期。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是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努力工作。
1905年，陈独秀一面在高等学校里教书，同时继续在军人和知识分子中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柏文蔚穿上军装，继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则担任了都督府的秘书长。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和柏文蔚都主张汪孟邹办好科学图书社，再到上海开书店，继续传播新思想。
1913年春，汪孟邹带我到上海，在四马路惠福里创办了亚东图书馆，同时作为芜湖科学图书社的申庄，添上一个职工，总共是三个工作人员。
辛亥革命后，柏文蔚手下的军队被袁世凯收买，柏文蔚被免去都督的职务。1913年8月，柏文蔚被迫离开安庆，陈独秀也亡命上海，重新回到文化战线上进行战斗。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筹备创刊《青年》杂志；他和汪盂邹商量，要亚东承担出版发行工作。汪孟邹转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商定每月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
这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了，陈独秀用热情奔放的笔调，写了《敬告青年》一文。他号召青年“进冒险苦斗之兵”，去“战胜恶社会”，他亮出“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两面旗帜，把民主和科学比为“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呼吁解放思想，与旧传统、旧思想彻底决裂，表现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冲决罗网的英勇气概。
《青年》杂志出版后，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从1916年起改名为《新青年》。每期销售数达一万五六千册，超过清末风行一时的《新民丛报》。正如陈独秀预料的，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交亚东经销；五四以后，北京大学的《新潮》、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都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到亚东来印行。孙中山先生的《建设》杂志，也由朱执信亲自来亚东联系，交亚东出版发行了二十四期。
亚东出版了反映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初集、《吴虞文录》，并出版了有影响的新诗集，成为国内有影响的一家书店，汪孟邹对陈独秀始终是十分信服的。
1920年1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这年8月左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亚东五马路的发行所是陈独秀几乎每天要来的地方。他一上楼，就坐在那张红木八仙桌旁，和我叔叔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同志于1919年冬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同志则于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都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现在推算起来，时间当在1920年5月到7月间。亚东和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的业务往来，在亚东《万年清》账册上均有原始记录，往来账目都未结清。解放后汪孟邹还说过，这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账册都已经散失了。
1921年建党后，次年九月《向导》周刊创刊，刊头“向导”二字就是陈独秀的手笔。陈独秀请李达来找我，要我代为设计一下版面式样。《向导》创刊号的左上角刊登了广州、上海、北京、长沙四个分售处，上海分售处就是亚东。1923年冬，党创办了上海书店，毛泽民、苏新甫和亚东始终保持业务上的联系。
1926年3月底，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的高语罕，穿了一身褴褛的衣服逃到上海，住在亚东长沙路的房子里。高语罕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行径十分不满。他愤慨地说过：“黄埔军校竟然升起写‘蒋’字的大旗。校长吃饭，要军乐队伴奏。真不成体统！”陈独秀说服高语罕要冷静、忍耐。后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辩解说：共产党没有想“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称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
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后，[1]他决定从武汉回到上海，避居在武昌一条深巷的普通民房里。我去见他时，他正赤了膊，披了一大块白布做的汗巾，像一个拉大车的苦力，躺在竹榻上。他要我去上海一行，听听汪孟邹的意见，能否回上海。8月底，我回到武汉，把汪孟邹赞成他回上海的意见告诉他。我们包了四个铺位的一个客舱，我和文容等三人伴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戴了风帽，装扮成一个病人，躺在上铺，吃饭也在舱内。船到九江，正值中秋，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月。一路上，陈独秀躺在床上很少开口。他经常喃喃自语的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看来，他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抱着强烈的对立情绪。虽然他的年龄还不到五十，他那铁板的脸、紧闭的嘴角，显出倔强顽固的神态，很像一个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固执己见的老人。回到上海后，我们把陈独秀送到酱园弄彭礼和家里。后来，他又搬到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居住。
1930年左右，汪孟邹去看陈独秀后，回来说：“仲甫说托洛茨基好，他们要成立反对派了。”1931年，陈独秀被捕后，汪孟邹、章士钊都进行过营救活动。章士钊还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编过一本《陈案书状汇录》，由亚东图书馆排印，只印了一百本左右。陈独秀判刑后，关在南京陆军监狱，我有时前去探望。他对我说：他要写信给高语罕、李季，要他们写争取民主的文章。他劝说我：“亚东应该向国民党活动，招点股，再邀几个朋友。胡适之，不要邀进来。”他甚至于提出，我们弟兄俩应该进国民党做事，可以救救朋友。
1936年，沈雁冰主编《中国的一日》，5月初给我一信，要我约陈独秀写一篇稿子，陈独秀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一日》的短文。
章士钊曾经在一封信中对陈独秀说：“陈和南京对江西是犄角之势。”他在狱中把章士钊的信给我看了以后说：“我不要行严为我辩护了。”从1936年至1940年这个期间，亚东出版大量托陈取消派的书籍。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三十年代访苏后，写了一本《从苏联归来》，对苏联的政治有所指责。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在南京狱中译成此书，于1936年交亚东出版。1937年，郑又翻译出版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王凡西用李书勋、张家驹的笔名译了《苏联党狱国际舆论》《苏联党狱之真相》交亚东出版。亚东还出版了托洛茨基的《真理在前进中》《新的世界大战之前》《儿子、战士、朋友》。1937年，还出版了陈独秀和彭述之写的一些小册子。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到了武汉，之后定居四川江津。1942年就死在那里。
[1] 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事实上，陈独秀不是被撤职的，而是自己辞职的。——录入者注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