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

　　古典的民族主义运动附属于18和19世纪横扫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常常与殖民地人民挣脱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有关。在这个程度上，它们是卷入了向现存的压迫性国家结构的挑战——即便他们只想用新的压迫性国家结构取代它。

　　但从很早开始，某些兴起的看似带有“民族”（national）特征的运动，却是效力于保护而非颠覆旧的结构。苏格兰高地人的运动便是如此，他们加入了1714年和1746年反英的斯图亚特反动起义，相信这会保护他们，以对抗由苏格兰低地人与英格兰所强加的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另一个这样的运动是1790年布列塔尼（Brittany）的朝安（Chouan）运动：牧师和保皇党人利用了布列塔尼（Breton）农民对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受威胁的恐惧，以致点燃起反革命的叛乱。还有另一个例子是1830年代及1872年北西班牙的拥护卡洛斯争取王位（Carlist）的运动：巴斯克（Basque）和那瓦勒塞（Navarese）的农民在最反动势力的领导下，表达他们对失去传统权利的愤恨（他们的第一个要求是恢复宗教审判！）

　　在同样的阵营中，还有爱尔兰的橙带党（the Orange Order）①，虽然其社会基础相当不同。它是由英国有意建立起来、以新教至高无上的口号来粉碎1790年代晚期的爱尔兰民族运动，并于1832年、1848年、1884年、1912年以及1920—21年为同样的目的而复生。这些运动在当时并未自称为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今天有些民族主义者把它们称作前驱。而在1848革命期间发生过一个运动，它以更普遍的民族主义起义之一部份的面目出现。这就是居住在奥匈帝国之内的斯拉夫人的运动。它的领袖想要为捷克人、卢申斯（西乌克兰人）以及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人和斯洛维尼亚人的共称）建立新的国家实体。但除了部份的波希米亚捷克人，这些人绝大部份仍是经济上落后的农民，说着相互不能理解的方言，任何共同民族纽带的思想都仅限于一帮城市知识份子。这些农民大众无法被吸收到战斗中来，用国家统一的新模型来取代经济落后与教区管辖的旧传统。但有些农民却能够被说服去扮演布列塔尼农民和巴斯克农民的角色——护卫旧封建秩序，以防德、匈民族主义者对它的挑战。因此在1848年农民们加入了反革命队伍，并协助哈布斯堡君主政权粉碎了维也纳的革命。如马克思当时所写的：“在维也纳有成群的各国人士想像着反革命会带来解放”。[14]难怪，“在那几个月里欧洲所有的民主国家开始憎恨那些小斯拉夫国家……”[15]

　　当“民族性”（nationhood）②在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世界成为建制的、普遍被认可的合法性的象征时，不仅反抗旧秩序的运动，就连那些奋力加强旧秩序的运动都在旗帜上刻下“民族的”口号。到19世纪下半叶之前，甚至过去对民族运动最憎恨的对手——封建王朝，也开始以民族主义术语来重新定义自身。波斯君主政体接过德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哈布斯堡王朝把它的领土分为两半，一半领土以匈牙利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官方语言，另一半领土中，则以德语为官方语言。“全俄罗斯的沙皇”——他的宫廷说的是法语，而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说德语的行政官——第一次开始鼓励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其他民族看作天生劣等。“直到亚历山大三世（1881-94），俄罗斯化才成为官方政策。”[16]

　　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在中世纪晚期通过利用市民抗衡封建地主而建立起来，此时则藉着与部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谈判来试着延长寿命。君主政体愿意把特权给予说同一种语言的商人、银行家、制造商、贵族以及知识阶层，只要他们愿意跟它合作对抗它的敌人；从而激怒了说其他语言的部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但不仅是旧君主政体才采取推动一种民族主义而压迫其他民族主义的政策。那些分割了整个非洲及亚洲大部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对“英国”民族主义的新颂扬；国家掌管的教育制度第一次向儿童灌输“国家”历史的光荣，并出现了崇拜帝国的文学家写作的民族主义的大众小说、戏剧、诗歌，有意识地创造传统以鼓励大众与君主政体的认同。对中产阶级而言，认同“国家”（nation）与帝国不单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且包含着不加掩饰的物质动机：管理帝国的官僚是说英语的，其中的职业体系是开放给英格兰或苏格兰中产阶级的，较少开放给爱尔兰天主教徒或澳大利亚人，至于印度或非洲人就更少了。

　　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运用，同有意利用语言和宗教差异相结合，以削弱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正如橙带党新教至高无上的口号曾被有效地运用于爱尔兰，在印度，1900年代初期，英国人也曾试着藉宗教界线分裂孟加拉，也就是玩弄回教牌以破坏初生的民族运动；在巴勒斯坦，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尾鼓励欧洲的犹太移民，以削弱阿拉伯世界对英国统治的抵抗力量；在塞普鲁斯，他们主要从说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那里征募警力；而在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他们则从部份说坦米尔语的居民那里征召警力。

[14] 《柏林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Berlin “,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12 November , 1848, in Marx Engles Collected Works, Vol.8 (Moscow, 1977), p.17.

[15] O.Bauer, Die Nationalitätfrage und die Soaialdemokratie, p.271, Quoted in R.Rosdolsky, Engles and “non-historic” Peoples (1987)Critique, p.35.

[16] B.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B.Anderson，op.cit，p.87.

改写者补注：

　　① 橙带党(Orange Order) 是一七九五年成立于北爱尔兰的一个秘密团体，旨在支持新教。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凤凰公园聚会时，故意剥桔子(orange)吃，以表示爱尔兰一旦取得了统一与独立，橙带党必将被吞没。所谓“新教至高无上”（原译稿为“新教优势”，很含糊），即维护新教和新教的王位继承权。（原译本为“奥伦治”）

　　② “民族性”（nationhood），大陆译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原译稿为“国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