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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which does not withstand the test of logic

A Reply to Ernest Mandel

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批评——回应曼德尔

﹝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

1990年冬
白萌 译、苍白 校订


　　1990年冬，首次刊印在《国际社会主义》第2卷第49期，第65-88页。
　　首次转载于约翰·安徒生（Jørn Andersen ）在“马克思主义在线”发布的博客：《克里斯·哈曼的晚年著作》，感谢博主分享。
　　艾因德·奥卡拉汉（Einde O’Callaghan）把此文收录进“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


　　本文是对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文章《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A theory which has not withstood the test of facts, also in）的回应，同时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第2卷第49期，彼文则是对哈曼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2卷第47期的文章《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From Trotsky to state capitalism）——对埃内斯特·曼德尔《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Beyond Perestroika）的批判——的回应。


　　东西方一同爆发经济危机的巧合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示出巨大的挑战。曾经主导西方和第三世界工人运动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奔溃。这一奔溃留下了一个真空，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政治的反对派正试图用“‘市场’为人类提供唯一前进道路”的说法来填补这个真空。这一主张从曾经的“东方集团”国家的大量工人对困扰他们的经济危机的反应中受到激励：他们相信旧的秩序只是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他们自己拒绝谈论社会主义，转而相信瓦文萨（Walesa）或叶利钦（Yeltsin）鼓吹的西方资本主义奇迹。
　　面对这一挑战，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提供一种对世界体系的分析，阐明东方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危机的相互作用。遗憾的是，埃内斯特·曼德尔没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曼德尔的论述极其简单，他声称是120年前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而他只是做了个总结，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下：

　　“劳动的组织形式首先依赖于工厂主的私人决定，由竞争和市场加以纠正。工厂主要么妥协，要么破产。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一条衡量绩效的标准，那就是利润……售后利润决定一切。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石，金钱是实现和衡量利润的唯一形式。资本从低于平均利润的企业和部门流向高于平均利润的企业和部门……
　　一旦有亏损或者低于平均利润的迹象，资本家就会努力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只有在广义的商品生产活动中，即经济活动中的劳动一般指私人劳动时，价值规律才能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这段论述并非完全错误，只是用它来解释马克思之后的实证现实显得那么的不足，那么的无能为力。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一句“是工厂主的个人决定”所能概括的。值此之际，垄断主导国民经济，经济生产部门国有化，市场的‘和平’竞争屈服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军事斗争，政府为了扩张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的部门，凌驾于价值规律之上，这时，分析这些所能引起的后果就是不得不做的事了。
　　这正是列宁（Lenin）与布哈林（Bukharin）在写作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时所遇到的问题。[1]他们认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但也认识到应该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展。他们不再简单地讨论“市场竞争”，而是意识到资本主义开始超越它的历史阶段（在1915和1916年就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阶段），与之相比，曼德尔满足于自己对马克思观点的概括，丝毫没有提及列宁和布哈林75年前的论述。
　　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在列宁和布哈林真知灼见的指引下，接受“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神话”和希法亭（Hilferding）所讲的“普遍的卡特尔”观点的人士，他也置若无睹。然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能写出：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托拉斯阶段，控制各个行业，不仅意味着私人生产的终结，也意味着无计划的终结。”[2]

　　很有可能恩格斯也接受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神话”的观点，估计列宁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作序，支持布哈林这本著作的时候，也持相同观点，那已是1915年，他强调“竞争已经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竞争，竞争的范围虽然极度缩小，但竞争的程度很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愈演愈烈，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首先是由各国军事力量的关系决定的。”[3] 最后，可以推断，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给世界工人的《共产国际宣言》中写道：

　　“与以往抗议的资本主义自由化不同，经济生活国有化已经成为事实……不仅回到自由竞争的时期不可能，甚至回到托拉斯、辛迪加及其它经济财团主导的时期也不可能。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谁才是国有化生产的所有者——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的普通大众？”[4]

　　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一致认为，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帝国主义阶段，组织生产过程必将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而是根据投入和产出制定计划，有点像今天大型公司运营的方式。最近一篇报道这样描写南韩财阀集团的运营方式：

　　“韩国大型企业的经营状况既不能以盈利来衡量，因为利润数据是人为操控的，也不能以外贸体量来衡量，因为外贸可能仅仅反应了补贴的状况。企业是否运营良好应该由生产的实物指标与运营管理综合判断，即产能，质量，库存资产以及出口总额的变化。”[5]

　　在这些大型企业内部有一套“计划”，常常与商品之间遵循的价值规律背道而驰。
　　这是这些大型企业的实情，也是现代各个国家军事部门的实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计划”模式实际上已经主导了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即使政府不直接生产武器，它也会确保生产武器的私营承包商能够得到“成本加价”而继续经营，哪怕是以其它高利润的部门补贴这些没什么利润的部门。在现代，没有哪个政府允许市场的内部规律，即价值规律，去摧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
　　然而问题尚未结束。虽然价值规律在大型企业内部或者国家的军备中无法发挥作用，却在外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这种“生产计划”不是随意的，它必须确保每一家大型企业在军事或经济领域能与其它国家的企业长期竞争。
　　一家大型企业如果不能保证整体盈利（盈利与亏损之和），最终将会破产。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利用它的资源获得整体盈利，超过它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会面临军事失败的危险。
　　这些“生产计划”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由外部竞争决定的。正是外部竞争迫使管理者不断地考虑内部生产成本，即努力把商品价值规律施加在他们控制范围内的各类生产过程。
　　当然，变幻莫测的外部竞争一次次地让内部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不断地推翻原来的成本核算，不断地迫使管理者打破原来的计划，增加某些生产设备的投入而使其它的项目半路搁置。国际竞争还不断地打乱国内经济的调整计划。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竞争，还意味着竞争带有典型的帝国主义军事竞争时代的色彩。

曼德尔对东方国家的杜撰


　　在论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如何运作之后，曼德尔还杜撰了苏联这个东方政权内部发生的情况：

　　“在苏联，关键的基础投资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而由官僚决定，其中大部分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这是计划经济，而且是对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的计划经济。70年间，亏损企业不仅需要大量补贴，还需要生产资源的优先配置，这些都来自其它“更盈利”的企业或部门。在价值规律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世界，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从1928年开始……苏联经济持续增长……苏联没有像资本主义经济体那样经历过经济衰退，也没有因生产过剩而导致半个多世纪的生产大萧条。’最后，尽管‘苏联经济增长率20年前就开始下降，’并且‘可能零增长’……，也不能说明有什么法则导致这种情况必然发生。‘
　　曼德尔争辩道，如果说苏联的经济有一种活力，那绝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所指的那种活力，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的积累，因为许多生产资料的积累最终都成了无用的废品。‘这里计划经济的秘密就是：过度扩张的是重工业，而非农业。’
　　他认为，这也说明了苏联的农业是多么的失败，虽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生产的肥料等于‘美国与西欧肥料的总和’，很明显，‘超过半数的化肥在运输途中损失掉了’。‘这种浪费……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无关。’
　　让我们逐个分析曼德尔的观点。首先，“苏联经济持续增长”已经被东欧的众多经济学家反驳。很久之前，他们就观察到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也有周期性，也会重复出现经济危机，并且经济波动程度超过了西方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久繁荣期。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高曼（Goldman）和科尔巴（Korba）在1969年所说：

　　“对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匈牙利的工业产能变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趣的图画。增长率反应了相对规律的波动……如果分析仅限于生产资料的话，这种波动甚至会更明显。”[6]

　　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波动比法国要大。在1966至1974年，最低增长年份与最高增长年份的增长率的之差的平均值，东德为50%，保加利亚为100%，苏联是130%，波兰是228%。
　　西方20年前的一份学术研究表明，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这种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就已经显现出来。[7]根据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苏联的报道，我们现在知道，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工业产出过度扩张，导致1932至1933年的粮食供给殆尽，一场大饥荒造成超过5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
　　经济衰退更严重的情况— 负增长，并未如曼德尔所说完全消除：1951-52年和1967年，南斯拉夫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十九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即使在今天的苏联（1990年十月），在引进西方的市场机制改革之前，也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十九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勃朗特·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出版了一本专著，名叫《南斯拉夫的商业周期》[8]，指出即使在1968年市场改革之前，南斯拉夫的经济比其它10个经济体更加不稳定，其中包括美国。[9]在曼德尔看来，此书的名字就是个伪命题。
　　当然，今天曼德尔不再认为苏联这个东方国家联盟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也不会断言俄国的领导人是错误的，但他仍然坚信：

　　“如果有经济危机……那也是使用价值产能不足，而不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过剩。使用价值产能不足是交换价值过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个空空如也的商店与一家货物琳琅满目却无人购买的商店，情况并不相同。”

　　因为这两种事物是对立的，就断言它们没有联系，这种看法也不够全面。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应当十分清楚这一点。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这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尚未普遍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处于长期繁荣期间，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认识到产生这些矛盾的现实本质，并为之坚持的原因。[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另一种事物——资本过剩——的副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社会需求的绝对生产过剩，社会需求总是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当出现“生产过剩”时，社会需求从来没有被完全满足过。资本过剩，即与剩余价值相关的积累过剩，是从劳动力中榨取而来。
　　马克思清楚地讲述了生产过剩是如何产生的。无论资本主义处在何种繁荣时期，资本家的竞相投资终将在某一时刻导致现存的原材料，劳动力及可借贷资本（即非投资的剩余价值）的枯竭。这些事物的价格，即商品价格，工资和利率开始上涨，直至利润最低的公司突然发现公司正在亏本运营。一些企业因此破产，而另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计划好的投资，关闭了工厂，才存活下来。这些举动反过来破坏了其它资本市场，迫使投资中断，工厂关闭。这种经济繁荣时期的‘需求过剩’，也就是曼德尔所说的‘产能不足’，正是经济萧条时生产过剩的起因。反过来，经济萧条时，剩余价值在资本中的比重增加，又为新一轮的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一方面，一部分资本撤出市场，减少了资本总量；另一方面，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允许资本家增加剥削率，进入积累剩余价值的新一轮循环。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长期繁荣的秘密在于政府把一部分资本投入到非生产的军事领域，从而缓解了积累过剩的压力；采用工资管制等直接手段，保持较高的剥削率；抑制经济过热，在其导致重点企业无利润之前就加以干预；并且靠军事订单确保最低需求水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军国经济并不能消除资本积累的周期模式，但它能阻止经济跌到二战前的水平。
　　这种情形与苏联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非常相似。如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苏联也存在过度积累。一方面，为了与更强大的外国资本竞争，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经济可支配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积累过剩导致经济发展进入周期循环，经济危机就是其中的一环。过度投资的举动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日益短缺。
　　随后，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投入不足引起生产企业大规模倒闭。企业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劳动力的资金超过了经济产出，引起显性通货膨胀，如物价上涨，或隐性通货膨胀，如商店货品严重短缺。
　　需求过剩的危机 —产品过剩的积累— 最终将导致生产企业大规模倒闭，进而摧毁其它关联企业的生产市场，演变成商品过剩的危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西方在经济长期繁荣期间采取的措施一样，苏联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想方设法给经济降温。政府命令企业“冻结”一部分投资，转而把资源投向其它领域，比如工厂突然从生产某一种商品转而生产另一种商品。预先计划商品生产本身就不现实，一谈到‘先验分配’的问题，曼德尔还是相信这个不可行的做法，不过这个做法已经让位于事后的现实，即后验的分配，也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反复调整。
　　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消费品的生产计划常常遭受挫折。苏联直接地减少了‘工资基金商品’的生产，腾出资源完成其它领域的投资。通过限制实际消费水平，提高剥削率，让投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大了工资与工资购买力之间的差异，即增加了显性的或隐性的通货膨胀。
　　总之，尽管苏联的发展模式与马克思的模型并不完全相符，它也遭受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曼德尔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苏联的经济一直保持匀速增长，直到20年前才开始下降。事实上，苏联各同盟国的经济在衰退之前，经济增长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下滑，并不像曼德尔所说，直到60年代才显现出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苏联官方增长率的数据如下：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1951-1955 11.3%
　　1956-1960 9.2%
　　1961-1965 6.5%
　　1966-1970 7.8%
　　1971-1975 5.7%


　　其它的权威机构预测的平均增长率比苏联官方公布的要低一些，但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趋势是一致的。[11]
　　要得到苏联早在1956年12月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就是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那时，苏联首次放弃了和平时期的过于‘紧张’的计划，即放弃那些不可能完成的投资目标。正如一本关于苏联经济的西方标准学术著作所说，‘在195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缓显而易见。’[12]
　　恰恰针对这些经济上的失误，赫鲁晓夫从十九世纪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早期，多次尝试经济改革，但都未成功。他的这些施政举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称为‘兔脑子’的愚蠢政策。曼德尔的理论导致他自己否认这一时期经济失误的现实，以至于宣称‘直到20年前’，也就是1970年，而不是50年代中叶，经济增长率才开始下滑。
　　无论曼德尔有没有意识到，与之相比，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在50年代中叶就已经认识到了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内在原因，那就是经济问题。[13]
　　即使拿现在的眼光看，曼德尔的观点也令人瞠目结舌。他说尽管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为零……也不能说明有什么法则导致这种情况必然发生’。事实上，早在1989年夏天，他写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苏联的总产值已经不是零增长了，而是开始暴跌。到1990年十月，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副主席托尔库欣（Tolkushin）对外宣布，‘今年9月份，工业产值同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14]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这个经济矛盾是如何产生的。仅仅说‘不是必然发生的’而对问题避而不答是不行的。认为经济萧条‘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却不说这些错误来自哪里，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做辩护。
　　曼德尔另一个观点也同样令人惊讶，那就是苏联存在巨大浪费因而无法完成相应的积累。这会让人误以为西方不存在巨大的浪费。事实上，西方‘可利用资源’的浪费率超过了30%或40%，来自各方的统计数据，不管是文斯·帕卡德（Wance Packard）探听丑闻之流，还是巴兰（Balan）和斯威齐（Sweezy）[15]或者麦克·开盾（Mike Kidron）[16]，都说明了这一点。
　　很久之前，《批评》杂志的一群理论家指出，苏联是独一无二的浪费型经济体，他们认为苏联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最近，许多东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采纳了这个观点，认为苏联走向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相信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存在。
　　但是，正如曼德尔所说，即使最严苛的历史学家来审视苏联的经济，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曼德尔曾与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批评》杂志的编辑）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十九世纪20年代末至60年代，苏联经济确实赶上了西方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苏联蓬勃发展的重工业只是一个存在巨大浪费的部门，那么苏联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只要对苏联进行严谨的研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农业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是大幅增长的。苏联打败纳粹，乃至到最近能与美国在军事上相匹敌，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诸如坦克、核潜艇和核弹都是重工业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个庞大的，高产的重工业部门做支撑是不可能的。而且，农业生产资料的巨大积累也必不可少。
　　另外，曼德尔认为这些不可能是造成浪费的原因，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重工业之所以强制性增长，是因为剥夺了其它部门的资源，尤其是为工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资源。因此，在斯大林集体主义政策下，对农业的投入很低，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故而他们对土地的投入也很低。他们只能在贫瘠的自留地上种土豆为生，而政府却掠夺了他们手中几乎所有的粮食，去养活城市里日益壮大的工人劳动力，哪怕是30年代最严重的饥荒时期，还把粮食出口，购买国外的机械设备。
　　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前二十年，苏联曾多次试图改善农业的现状，但每一次美俄军事紧张加剧，都会把苏联拖到发展重工业和升级军事装备的老路上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成了空谈。
　　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是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推翻他的那些人并没有实现当初许下的诺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1970年拖拉机和卡车的产量只是1966-1970年计划的一半，而化肥产量只完成了计划的30%左右。[17]正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统计学家们解释的那样：

　　“因为国际关系的原因，没能按照计划对农业投入足够的资源，1969的投入虽然比1968年多，但还是低于1966-1970年的设想。”[18]

　　对农业低投入的种种结果，最终导致农村青年劳力大量流失，留下来的大部分是老年人，道路、粮食存储设备等基础设施匮乏。在1972年大饥荒之后，执政者近乎绝望，即使想振兴农业，在丰收的年份，农村却缺乏有技能、有干劲儿的劳动力，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设备运输庄稼。[19]
　　而1979-1980年的二次冷战打破了缓和的国际关系，苏联对农业的投资又一次为工业和军备预算做出了牺牲：在1971-1980年，苏联的农业股票价格快速增长，只比1981-1986年间略低。[20]
　　曼德尔举化肥生产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减少对化肥厂的投资，而加大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1968年苏联农业每公顷土地只使用62公斤化肥，而当时美国是每公顷227公斤，英国是每公顷766公斤。
　　当然，浪费是导致苏联发展水平低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而且，浪费本身就是强制积累的一个副作用，正如苏联把资源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转移的压力阻碍了工厂生产足够的化肥袋来装运增加的化肥产量，导致许多化肥的浪费。[21]
　　20年过去了，如曼德尔所说，今天苏联的化肥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但他如果相信‘苏联的化肥产量是美国与西欧产量之和’，那他一定是被误导了。1986年苏联的化肥使用量为2308万吨，而美国与西欧总共是4107万吨。[22]可耕地每公顷的化肥消耗量比美国稍微多一点，而美国土地的平均肥力众所周知比苏联的要高得多（尽管美国与苏联的可耕地面积产不多，但苏联的土地大部分在更北的纬度地带），而且苏联的化肥等级较低。[23]还有一点更明显，对农业低投入，导致苏联比美国的拖拉机要少40%，要想在运输和播撒途中不浪费显然更加困难。[24]
　　广大农村的道路和粮食存储设备没有一丁点儿的投资，拖拉机数量不够，大部分年轻有技术的劳动力去城镇和重工业就业，土地不肥沃，化肥又劣等，因此，与美国相比，苏联农业低产出和高浪费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只有认识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财富积累理念主导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清楚苏联农业的问题所在。
　　但是曼德尔不仅没有接受‘新派理论家’关于浪费的观点，他还多次为斯大林式的东方政权辩护。
　　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苏联的失业率不高，对经济没什么影响’。‘十月革命的益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曾有的，将来也是不会有的。而苏联媒体已经于去年承认苏联全国范围内存在较高的结构性失业。俄国《真理报》报道说，在1986年，阿塞拜疆的失业率为27.6%，亚美尼亚[25]的失业率为18%，《莫斯科新闻报》报道亚洲共和国的失业人口有600万。[26]甚至在早期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期间，还裁掉了技术落后的工厂的工人。因此，俄罗斯《消息报》估计，1990年春，苏联失业总人口有800万应该是正确的。[27]这个数字意味着苏联的失业率与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差不多，比日本的失业率高得多！[28]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曼德尔认为“苏联工人阶级消费所占比重，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它国家相比，要‘高得多’”。事实上，据一位官方国营工会的领导人透露，“工人和白领工资在国民收入的比例是35%，在世界排名中较低”，这种说法才是可信的。[29] 曼德尔的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如果他继续说苏联工人消费比重要比其它类似国家要‘高得多’，那他最好提供一些证据。
　　连拥护斯大林的人都已经放弃的诡辩学，曼德尔却还在坚持。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些问题对理解苏联经济如何运转至关重要，曼德尔却在这个问题上自相矛盾。他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理论，那就是为官僚阶级生产消费品主导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而两个段落之后，他又写道：

　　“为了保护以及扩大苏联官僚阶级的特权……不得不发展经济到一定程度……没有汽车厂，三百万中上层官僚就没有汽车。没有足够的钢铁，电力或铁矿，汽车工业就不能良好地发展。”

　　如果这不是说官僚对消费品的需求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那这又是在说什么呢？
　　然后，他认为，官僚阶级消费的欲望是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也是最近经济放缓的原因：

　　“只要消费品的短缺刺激到官僚阶级的欲望，他就会狂热地渴望‘为了生产而生产’，渴望‘技术进步’。但是一旦这些党政要员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这种欲望就会消失。”

　　对于这种自相矛盾地说法，我只有一种解释。用官僚阶级的消费需求来解释一个国家经济问题，是愚蠢的，比如用它解释以大力扩张重工业为特征的苏联的经济问题。曼德尔暂时采纳了这个观点，但后来又走回了老路，因为另一种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竞争是导致苏联发展重工业的原因。这让曼德尔不得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观点。曼德尔没能在认识上更加深入，反而喜欢自相矛盾。
　　曼德尔理论的出发点与他的实际上的错误密不可分。他拒绝承认过去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认识不到苏联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认识不到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在危机周期，认识不到苏联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与其它地区大量失业共存的现象，认识不到增长率的长期下滑，也认识不到近年来广泛爆发的危机是苏联产能必然下滑，经济陷入灾难性萎缩的原因。
　　与他相反，我们把苏联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很久之前就认识到原因所在。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在1948年就指出了苏联经济从斯大林时期充满活力到最终不可逆转地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五十年代中期，他还指出正是这个原因使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梦破碎。过度积累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本来就是难题，我在15年前就指出，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让执政者难上加难。[30]
　　为了克服经济上的瓶颈，执政者要找到所需的资源来也变得越来越难。经济增长的行业因得不到所需的原材料，生产不出所需的商品，而另一些行业生产的商品却大量积压，因为这是为那些已经放弃投资的领域生产的。一些行业‘产能不足’，尤其是生产‘工资商品’的部门，而另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尤其是生产‘金融商品’的行业。政府决策人员再也无力阻止产能的实际下滑以及大规模的公开性通货膨胀。在1979-1980年，波兰已经如此，现在已经蔓延到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为了突破经济瓶颈，那些掌管经济的人把目光转向了国际贸易。东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一直导致外贸赤字，还导致通货膨胀。在19世纪7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与国际经济大规模接轨，向西方寻求资本积累以及希望通过与西方市场做贸易来偿还贷款。在十九世纪90年代，苏联和保加利亚为了应付国内危机，也开始采用相同的办法，直到去年，官方披露的数据才让人看出端倪。
　　即使寄希望于国际市场，也只能暂时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就像1971-75年，波兰盖莱克政府早期所做的那样），不久国内的经济危机还是会加重。官僚阶级不得不同时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的双重动荡。因为需要偿还外国贷款，迫使官僚阶级担心国内剩余价值与投资之比（即利润率）会下降到国际平均水平以下。
　　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内部动荡导致了危机，迫使其开放国际市场来摆脱危机。但是这种开放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利用旧有资源解决内部危机的能力。就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经济萎缩不可避免。

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论点，曼德尔也忽视了。那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政府没有能力抑制国内经济危机的现象并不是苏联独有的，整个西方及第三世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十九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国家与资本的结合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趋势，只不过苏联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一个又一个国家，都曾出现过政府长期或短期直接掌控一切生产部门的现象，政府大力扩张军事部门，国家经济为军备竞赛服务，政府在计划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及庞大的军事开支已经影响了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回顾十九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不能简简单单地用“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曼德尔所讲）来解释。这不符合西方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在1940-1971年，英国没有普遍的经济衰退，也没有因缺乏市场而导致的经济下滑，英国的情况是经济停滞与发展的交替，政府多次出手干预经济，减少了‘需求过度’（即产能不足），遏制了通货膨胀，平衡了对外贸易赤字。
　　正如托尼·克里夫指出的那样，那些年发达西方国家经历的经济危机与斯大林政府的经济危机高度相似：

　　那些导致经济陷入长期战时经济的因素同样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消费资料的生产让位于军备物资的生产，出现产能不足的危机，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均衡，原材料不足等等。[31]

　　直到七十年代早期，这一切才开始改变。国家资本主义军备经济引发的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开始削弱自身的发展。生产力开始脱离政府的管控，前所未有地增长。国际贸易比国际产能增长的还要快，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靠国际合作来完成。为了不丧失技术领先和优势的竞争地位，资本家不得不在全球范围经营企业，或者至少是与国际上其他资本家联合起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国家政府发现，他们主导的经济与这些国家相比开始处于劣势。
　　阿根廷和巴西，西班牙和爱尔兰，南韩和埃及，这些国家都对外开放了国际投资和部分国家资本的国际市场，但是开放的程度各有不同。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内经济也开始根据变化的世界劳动分工快速调整。
　　这些变化意味着政府开始丧失其抑制危机的能力，以及阻止资本过度积累（即产能不足的危机）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能力。这个原因导致十九世纪70年代中叶和90年代早期爆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32]因此，无数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政府突然发现，旧的‘凯恩斯’办法或者‘进口代替发展的战略’不再适用了。
　　这些原因也越来越困扰着苏联。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瓶颈及遏制因‘过度投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老的办法是把资源从‘非优先发展行业’转移到‘优先发展’行业。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以及产能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贸易，可转移的资源大幅减少。受于资源的限制，许多原来‘优先发展’的企业和‘非优先发展’的行业达不到原来的产能水平，更不用说那些在‘计划’之中的新兴产业。消费品和一些生产资料的短缺更加严重，经济发展整体停滞，甚至开始下滑。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陷入全面危机。
　　曾经有一段时期，执政者试图通过改革摆脱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先是‘加速战略’，然后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再后来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但是这些改革没能发挥作用，整个社会不仅没能摆脱经济危机还陷入了社会和政治危机。这时一部分统治阶级开始相信他们已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危机蔓延，让企业自由竞争短缺的资源，即使这可能导致国内经济陷入了30年代以来发达西方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大规模衰退。
　　经济衰退说明产能不足已转变为产能过剩。这是为什么波兰工厂卖不出商品而倒闭的原因，也是乡村食物堆积如山而越来越多的人挨饿的原因。华沙的商店1989年还空空如也，到了1900年货物堆积如山，工薪阶层却无力购买，不论曼德尔是否明白，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导致的。
　　这类似于在沙塔林（Shatalin）计划下，戈尔巴乔夫所计划在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我以前的几篇文章已经详细阐述，市场之路及经济衰退并不能解决官僚阶级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像西方那样导致统治阶级的分裂。[33]官僚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不断发展的计划经济牵着他们的鼻子往这条道路上走。很可惜，曼德尔之辈为不充分的理论阐述蒙蔽之深，使他们拒绝承认这一点。

理论和实践的两个传统


　　现在谈谈曼德尔对我的最后一条抨击，他指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些辩论感兴趣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是‘学者’，是‘无可救药的分裂派’，唯一的兴趣是‘搅浑革命洪流的人为界限’。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无论它的主观革命性有多强，一个理论若建立在自相矛盾和错误基础上，就不可能指导前后一致的，乃至革命的实践。
　　理论不是抽象的，脱离于实践的。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如何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现实世界，以及自身的任务。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一个人的理论认知决定了他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能对1914-18年的帝国主义有正确的认知，站出来反对战争；而有些人只是简单地咬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旧的条条框框，屈服于压力转而支持他们的统治阶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支持俄国建立临时政府的原因。
　　今天我们目睹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们不能依赖常识来认识这些变化。正如葛兰西（Gramsci）反复强调的那样，靠常识来判断，只会让人不假思索，接受未经批判的流行思想，也就是那些统治阶级的思想。
　　60年来，东西方的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宣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是现存的唯一的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者借此向他们的人民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手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而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借此把矛头指向东方，并宣称社会主义是广大工人丧失自由的缘由，以此来削弱对自己的攻击。有东西方的领导人共同做推手，这一观念成为世界广大人民的‘常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挑战这些常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幸的是，曼德尔不但没能这么做，反而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辩护道“实际上，在这些国家或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事实……在若干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春风吹又生”。
　　如果因为流行就接受这些观点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工党组成的一直是‘社会主义’政府，而今天的东欧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些观点被广为接受，就像东欧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个观念一样深入人心。
　　我们不得不拒绝所有这些观点，因为从科学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从生产与剥削的关系说起，并且这个关系并不会因为简单地更换执政党，政府接管生产工具……或政府放弃一部分所有权而改变。
　　如果不挑战这些‘常识’，就不能提出一个清晰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纲领。一个工人政权，无论它多么不健全，或者多么腐朽，变成资本主义政权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反革命潮流的阶段。但是如果真朝这个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会不支持最反对这种变革的那些党政要员吗？他们会支持利加乔夫（Ligachev）反对私有化的言论吗？会支持斯大林的情人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谴责戈尔巴乔夫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吗？会支持杨·伊利埃斯库（Iliescu）镇压布加勒斯特的示威学生吗？在西德霸权主义下，镇压民主运动易如反掌，马克思主义者很有可能支持昂纳克（Honecker）武力镇压民主运动吗？
　　曼德尔认为没有哪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落入这个陷阱。但它过去给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创造了制造了一个假象。不论曼德尔今天如何诡辩，他确实在1956年怂恿大批东西方的改革家相信，波兰工党领袖哥穆尔卡（Gomulka）掌权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他写道：

　　“民主运动的力量不可阻挡。波兰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还有许多胜仗要打。但是最主要的一仗已经取得胜利，那就是数百万的工人再次承认工人政权。”[34]

　　他称赞波兰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政权是民主运动的急先锋，同时还抱怨匈牙利政党领导层当中的改革派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民众的施压与共产党上层的反对措施之间的微妙联系，是波兰的民主运动可能胜利的因素，但在匈牙利却不存在这个情况。”

　　他不仅哀悼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Imre Nagy）是赫鲁晓夫的牺牲品，还赞扬他‘领导……改革所做的努力’。[35]
　　在曼德尔苏联学说的影响下，包括一些活跃在第四国际多年的许多人做的有些过火。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支持镇压东德和匈牙利的起义，还支持镇压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某些小派系，比如美国的科克伦（Cochrane）领导的组织及英国的劳伦斯（Lawrence）领导的组织。英国的劳伦斯领导的组织是一个激进的团体，曾多年是曼德尔第四国际的官方分部，他们认为针对德国的昂纳克（Honecker）与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结合而成的‘策略联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好应对的准备，并且支持镇压布加勒斯特的学生示威。另外，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有25年历史的曼德尔第四国际最大的分支机构，在几年前，与之分道扬镳并坚称不再是‘托派’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其在政治上对卡斯特罗（Castro）的崇拜。
　　实际上，从不严谨的理论框架出发，虽说不一定，但却更容易得出保守的结论。曼德尔的理论是不严谨的。他认为‘匈牙利、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远离社会舞台’。但只要客观地分析这些国家的国情，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虽说这些国家换了执政党，但实际上，管理企业并从中牟利的统治阶级却毫发无损。此时，匈牙利和波兰的工业至少80%归政府所有，但约20%已经私有化并转移到了有党政要员背景的人手中。军队，警察和大多数媒体依然在原所属人的掌控之中。执政的人或许换了，但政体的关键结构并未发生改变。
　　东德的情况有些复杂。东德原来任命的经理与西方资本达成了共识。即使企业被西方完全接管，这些高级经理依然保留原职位，成为新统治阶级的下属。德国最大的资本主义政党的东德分支，基督教民主党，这个苏联眼中的前卫政党，里面满是在东德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至于东德的前军官团以及斯塔西的前成员，西德资本主义也为他们找到了发挥作用的地方。[36]
　　如曼德尔所说，假如东欧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从代表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政权转变为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政权，他应该能说出这种决定性的转变和革命上的倒退是何时发生的。是1989年秋冬之际东欧系列革命的时候吗？是非斯大林政府形成的时候吗？还是不到20%的工业开始私有化的时候呢？或者说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仍然会发生呢？
　　曼德尔暗示私有化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他指出私有化能够导致苏联经济衰退。例如波兰，经济私有化只占20%，那么国家经济一定是工人政权在掌控了（或者说它是一个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人政权？）。可是波兰遭受了比西方自30年代以来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
　　曼德尔的逻辑是，工人斗争的关键是捍卫‘工人政权‘的剩余果实，即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这种逻辑对东方国家真正的左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工人非常清楚，旧的计划经济导致了抢购风潮，物资短缺，生态灾难，失业率上升和现在的经济衰退。他们憎恨仍然坚持旧体制的部分要员。这也是为什么雷日科夫（Ryzhkov）强烈地反对苏联新的工人组织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组织在叶利钦快速私有化的号召下，轻易地屈服于他所描绘的幻景。这也是为什么瓦文萨（Walesa）能针对政府要员，在波兰煽动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并当选总统，还要求经济更广更快地私有化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东德的工人掉入陷阱的原因，他们相信只要快速并入西德，他们的未来就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提醒工人，市场和私有化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只要走回以前的老路，保持原有的制度不变，一切都会重回正轨’，那么这些提醒就没人相信了。更糟的是，有些社会主义者还呼吁工人为保卫旧的制度而做出牺牲。
　　1989年春末，大多数东德联左（United Left）的成员就曾呼吁工人做出这种牺牲。当西德总理科尔（Kohl）承诺东西德马克实行一比一的汇率之后，基民盟赢得大选。然后科尔却要反悔，于是爆发了一场浩大的示威游行。大多数联左成员反对示威，认为保护国有东德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有一席之地才是最重要的，而高汇率能让东德工人拿到更多的薪水，显然不利于企业在国际中的竞争。
　　幸运的是，少部分联左成员反对这个观点，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工人要有独立的组织，只有这样，面对原来的雇主以及与其原来的雇主沆瀣一气对他们进行剥削的西德利益集团，他们才能够捍卫自己的利益。[37]
　　在苏联，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一部分官僚集团企图动员工人，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改革’与市场框架之中。另一部分则宣称，捍卫旧体制就是捍卫工人的利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两者都会坚决发对，认为这两者都是让工人自己为经济危机买单。只有清醒的认识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而是左右摇摆，从一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走到另一种剥削形式，我们才能坚持己见。
　　看看各个国家企业改组和私有化的历史，比如英国，就会明白这些争论的重要性。当国家控股企业时，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就业常常受到最猛烈的抨击。管理层督促工人接受企业改组的条件，作为保持企业国有化的代价，以英国利兰汽车有限公司和英国造船业为例，企业管理层还赢得了工会领导人和高级工会代表的支持。在五到十年间，公司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歇业、裁员、再发展之后，还是这些管理层，他们支持私有化，给自己大幅度增加薪水。私有化是在对工人的抨击之后才开始的，而非之前。工会官员和代表把私有化看得比受到抨击更加重要，这使得工人要想反击更加困难。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曼德尔东方的追随者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
　　认识和了解国家资本主义，不仅对于苏联是重要的，对于其它国家也同样重要。在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左派国家，苏联的危机必然导致一场世界危机。许多民众原来相信斯大林模式是替代西方和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发展模式，现在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
　　正是这种怀疑态度，让南非共产党，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仍在继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找到了实行混合经济和吸纳外资的合理理由。[38]正是这个根本原因，希腊共产党从一个接纳欧洲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发展到与右翼新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南非或希腊的革命党人要为苏联内变寻求一个清晰的解释，当然不是出于狭隘之见。除非他们自己把问题争辩个明白而不是模棱两可，否则他们无法达成所愿。而曼德尔却暗示，东欧革命党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或他的观点无关紧要，并号召他们加入自己的第四国际，这是在怂恿他们模棱两可。如果他对自己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非常自信，他当然会坚持认为我们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应该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阵营。
　　探讨国家资本主义，其意义已经扩大到了苏联之外。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复制了斯大林政权的极权主义特征。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能让这些社会主义者明白这种特征从何而来，并且明白在经济危机和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双重影响之下，他们最终将走向分裂。
　　相比之下，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详细分析，就很容易落入陷阱，把这些政权看作是特立独行的，比其它任何政权都要可怕。九十年代末，在伊朗问题上就是这么的思想混乱，那时美国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发动第一场海湾战争，意在摧毁伊朗。凡·穆哈达姆（Val Moghadam）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把伊斯兰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民粹主义政策、计划经济政策以及落伍的贷款禁令等政策，说成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难道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吗？……它跟资本主义沾不上边，更不用说是资产阶级政府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不是资本主义政权，而是鉴于民主权利和人民对社会经济的需求，这个政权没能合理有效地管理政治经济……正是这个原因，1979年夏天，伊斯兰政府开始对大型工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39]

　　正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缺乏了解，才会导致这样的认识：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比如霍梅尼（Khomeini）领导的政权，本质上不如‘正常’的资本主义政权。在对比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激进态度’与霍梅尼的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之后，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得出了上述结论，并发表在同期的《新左派评论》杂志上。[40]正是这些分析导致无人反对美国对伊朗的侵犯。
　　哈利迪数年来一直主张，苏联政权不同于西方，甚至要优越于西方。他在1990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在共产党执政的苏联，确实存在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其差异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标准；二是‘履行国际义务，这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亮点’。[41]接着他把苏联描述为‘时代的累犯’。[42]不假思索就解释苏联的变革，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苏联的变革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

　　“马克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资本主义，既低估了它蓬勃发展的潜力，也对它自身不会有灾变性目的论估计不足……[43]

　　现在有必要，也有机会这样做的是：不仅要重新评估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还要评估和梳理整个西方社会激进的革命传统。

　　尤其是面对复苏的时代、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挑战，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是回归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激进的革命潮流与之相关联的程度。[44]
　　在1990年夏末的一次广播采访中，可以看出哈利迪的主张在现实中的意义，他催促西方军事力量干预伊拉克。他认为，“即使制裁失败，我将来也不会认为把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的行为是非正义的。”[45]
　　在国际上，真正的左派要对付这种定位不当的言行，唯一的办法是用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去审视苏联一切陈旧的常识观念。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理直气壮地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对世界体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为建立一个国际左翼团体而努力。
　　但是组成我们这个左翼团体的各个国家机构当然不能走曼德尔的老路，简单地探讨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曼德尔是正确的，我们就不会‘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希腊铁路组织（OSE）也不会成为希腊极左翼最大的组织，并有能力干预近期的大罢工；德国社会主义工作组也不会在前东德的联左中赢得一席之地。
　　尽管我们这个左翼团体的各个机构规模较小，但围绕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它们所做的工作既不抽象也不执迷于宗派主义。法国‘国际社会主义（Socialisme Internationale）’团体近年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要求左派对抗法国国民战线（Front National）的纳粹分子上，法国最大的革命组织‘法国工人斗争（Lutte Ouvriere）’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而法国第二大组织‘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aire）直到1990年夏初才认真考虑这项工作。‘国际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在政治领域最‘臭名昭著’的工作是，1989在众多的革命组织中站出来，独自面对种族主义右翼势力精心安排的抗议活动，坚定捍卫移民家庭女孩戴穆斯林面纱去上学的权利。
　　在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挪威等国的组织团体，各种斗争都很活跃——从捍卫堕胎权到组织纠察队对抗破坏工会的活动，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还试图通过发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宣传与鼓动相结合的文章，使革命政治与新一代活跃分子联系起来。近年来，我们所有的组织都在反对西方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包括1996年和1997年针对伊朗的战争，以及最近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作出了模范般的记录。
　　曼德尔抱怨道我们的团体规模小，他领导的第四国际也并无二致：我们在国际上约有6000名支持者，他的第四国际在1985年号称有1万名党员[46]，不久第四国际失去了曾经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分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以我们双方的支持者都只有数千人，而世界上的工人阶级有数十亿之众。这一事实不会让我们双方难堪，因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控制左派，不屠杀他们的时候就边缘化这些反对者，从而失去了左派的信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已经崩塌的斯大林主义。
　　曼德尔相信，只要回避分析这些问题，并拒绝与现实世界妥协，一个小小的组织就能发展壮大。我们却不这样认为。只有看清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本质，我们的组织才能发展并在东西方的阶级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这些问题含糊其词或许能吸引当时不明事理的人加入，但最终必将失去他们。


注释

[1] 见弗·伊·列宁(V.I. lenin)，《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尼古拉斯·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伦敦，1972年）；尼·布哈林（N. Bukharin），《过度时期的经济》（纽约，1971年）【发布在网络上的《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pdf版第二部分】；同上，见列宁批注本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

[2] 弗·恩格斯(F. Engels)的《埃尔福特纲领批判》（模板印刷机印刷，英文翻译版，伦敦，第二版）

[3] 尼·布哈林(N. Bukharin)，《帝国主义》，第119-125页。

[4] 列·托洛茨基(L. Trotsky)，《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规划》第一卷（纽约，1945年），第23页。

[5] 爱·阿姆斯登（注释的注释：Alice Amsden，美国学者，著作有《亚洲新巨人:南韩与后发工业化》《超越后进发展：台湾的产业升级策略》等。）(A. Amsden)，《第三世界工业化：“全球福特主义”还是发展新模式？》，《新左派评论》第182卷，伦敦，1990年7/8月，第21页。

[6] 戈德曼（Goldman）与科尔巴（Korba）合著，《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布拉格，1969年），第41页。

[7] 瑞·哈钦斯（注释的注释：Raymond Hutchings，美国学者，著作有《Soviet Secrecy and Non-Secrecy》《The Soviet Budget》等。），《苏联历史上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发表在《苏联研究》，1969年1月。

[8] 翻译自《东欧经济学杂志》第十卷，第3和4期。

[9] 翻译自布·霍尔瓦特(B. Horvat)的《南斯拉夫的商业循环》，发表在《东欧经济学》第9卷，第3期和第4期。

[10] 如果曼德尔真的看过我们的组织在那段时间发表的材料，他应该会知道，我们不仅没有支持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免于这些自相矛盾，反而花了很多精力与支持这些观点的反对者进行争论。例如，请见迈·基德伦（注释的注释：Michael Kidron，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对雷·克罗斯兰（注释的注释：Charles Anthony Raven Crosland，英国工党政治家，党内右派社会民主派分子。）与杰·斯特雷奇（注释的注释：John Strachey，英国政治家，先后从属于工党、新党、共产党。）的批评，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965年，伦敦），以及他对左派改良主义的反驳，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一辑，1661-1662年冬。

[11] 例如，请见巴·科斯坦斯基（注释的注释：Barry Kostinsky，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和米·贝尔金达斯(Misha Belkindas，美国经济学家。)，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关于苏联官方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问题和解决办法的估计》（华盛顿，1990年）。

[12] 亚·诺夫（注释的注释：Alexander Nove，当代经济学家，1958～1963年于伦敦学院执教;1963～1980年,被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任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苏联经济史》（1969年，伦敦），第361页。

[13] 例如，见《俄罗斯帝国的未来，改革或革命》，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956年12月，（1982年在伦敦重印，没有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重印）;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俄罗斯帝国》，1958年，伦敦；《俄罗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作为《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卷出版。

[14] 由1990年10月12日BBC监测处的讲话翻译而来。

[15] 见保罗·巴兰（P. Baran） 和保罗·斯威齐（P.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哈蒙兹沃思，1973）。

[16] 见迈·基德伦（M. Kidron）和艾·达拉斯（E. Dallas）合著的《废弃的美国：1970》；见迈·基德伦（M. Kidron）的《资本和理论》(伦敦, 1974年)。

[17] 数据来自温·G·哈恩（注释的注释：该书作者名为Werner G. Hahn，原文引用时作Harm，疑为笔误。）的《1960-1970 年，苏维埃农业政治学》(巴尔的摩, 1973年)的第197-199页和第224-225页.

[18] 《财政》28/69. （注释的注释：Finansy SSR 28/69，Finansy在捷克斯洛伐克语中近似于英语之“Finance”，故而推定此者大抵为捷克斯洛伐克之一金融类刊物；然，SSR作何义解，犹不明也。）

[19] 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请参见拉登科夫（Ladenkov）的《经济学问答》，1967年11月20日，翻译自《苏维埃评论》 第九卷，第3期。

[20] 请参见前面引文，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给出的增长率的估计，第10-13页。

[21] 请见丹·瓦·康克林（注释的注释：Daniel Wagner Conklin，美国企业家。）的《 苏联技术变革的障碍：化肥的情况》, 发表在《苏维埃研究》，1969年, 第359页。

[22] 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农业统计》，1986年, 第178, 176和11页。

[23] 关于苏维埃化肥缺点的早期讨论，请参见前面所引文献，丹·瓦·康克林（D. W. Conklin）, 第353页。

[24] 世界粮农组织，参见前面所引文献。

[25] 俄国《真理报》，1989年，10月31日。

[26] 《莫斯科消息》，1989年9月3日。

[27] 伊·埃德良（I. Adirim） 在《目前苏联失业率的水平、模式和趋势》一文中建议大概的失业人数为840万，占劳动力的6.2%，《苏联研究》，1989年7月，第460页。

[28] 1990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6%。很难比较世界各国失业率的差异。但有一点很清楚，苏联的失业率与西方相比差别不会很大。

[29] 米娜耶娃（Minayeva）, 全国总工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1月12日发表在《劳动报》的报道。

[30] 见我的文章《波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一辑, 第93期p22-29,1976年，第94期p26-31,1977年。我在《东欧的阶级斗争》（伦敦，1983）一书的末章对这个论点做了总结。

[31] 托尼·克里夫（T. Cliff），《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1957年3月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 1956年《社会主义评论》重印此文于伦敦。

[32] 政府仍在持续发挥作用。1974-76年和1980-82年的经济衰退没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衰退严重。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和德国的失业率最高，占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失业率最高的国家—英国，失业率只有14%。曼德尔忽略了这个事实，把上两次经济衰退与过去150年的平均情况作比较，而不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份做比较，是天真而愚蠢的，因为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青年活力期，而不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老年期。

[33] 见克里斯·哈曼（C. Harman）《市场的神话》，《国际社会主义》第42卷第2期；《暴风雨来临》，《国际社会主义》第46卷第2期。

[34] 艾·杰曼（E. Germaine）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笔名) ，《第四国际》，1956年12月，第21-22页。

[35] 同上，第23页。

[36] 要想知道东德基民盟内政部长为保持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各派系的运作所作的努力，请见《阶级斗争》1990年6月刊第4页，和1990年10月刊第4页的报道。

[37] 详细的报道请见《阶级斗争》，1990年5月，第9-11页。

[38] 乔·斯洛沃（注释的注释：Joe Slovo，南非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非共产党第十任总书记。）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伦敦, 1990年).

[39] 瓦·穆甘达姆（注释的注释：Valentine Moghadam，生于伊朗，女权主义学者、女权运动家。），《 '社会主义还是反帝国主义？左派和伊朗革命》，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66期, 1987年11月-12月，第20页。

[40] 伊朗革命及其影响，弗雷德·哈利迪的采访, 同上，第37页。

[41] 弗·哈利迪(注释的注释：Fred Halliday，爱尔兰学者，专攻国际关系和中东问题。）, 《冷战的结束》, 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80期,1990年3月-4月, 第12-13页。

[42] 《新左派评论》，第180期,第22页。

[43] 《新左派评论》，第180期,第18页。

[44] 《新左派评论》，第180期,第23页。

[45] 《今日的马克思主义》采访，1990年10月。

[46] 这时澳大利亚支部离开了第四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