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趋势
（2007）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2期。
译者：房广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车艳秋（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6年冬季号［注：应为2007年冬季号，总第113期，参见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Chris Harman专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为《扫描资本主义的今天和明天》的文章，对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文章内容如下。
译者：房广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车艳秋（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6年冬季号［注：应为2007年冬季号，总第113期，参见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Chris Harman专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为《扫描资本主义的今天和明天》的文章，对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文章内容如下。
世界经济最重大的特征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率不仅落后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而且也低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的水平（见图1）。
伴随着增长率的下降，人均雇佣劳动力投资量持续上升——马克思将之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见图2）。
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是因为公司间竞争迫使公司前所未有地加大投入，提高人均劳动力产出，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领先竞争对手。投资的价值量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量的上升速度。
假设没有经济衰退，总物质产出也有可能提高；但每单位产出的价值会下降，而且最终生产企业的产品价格会下降。因此，近年来，高投资产业（如个人电脑、电视、DVD播放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急剧下降。
在整个系统中，总投资增加的速度大大领先于价值产生的速度。但利润来自价值，除非资本家们能增加流向自己的价值份额，减少流向工人的价值份额，否则就会出现利润投资比率下降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这种趋势在制造业仍然发挥作用（见图3）。
 * 德国的利润率计算采用了1950—1990年的西德和1991—2000年的德国的数据。 来源：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全球动荡的经济学》2006版，第7页。 |
利润率下降有三种结果：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
·资本家对工人和其他受剥削阶层施加更大的压力；
·整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
全球竞争
过去4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跨国公司的崛起。全球跨国公司500强主宰着国际商务，垄断着超过90%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和将近一半的贸易。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1999年的报告，世界上60000个跨国公司和500000个其在世界各地的合作公司掌握着全球总产出的四分之一，价值达11万亿美元，而其中一半多的产量是由跨国公司100强生产的。2002年的UNCTAD报告表明，若将公司与国家的产出做比较，全球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的29个是跨国公司。
这些新情况使许多评论家断言：跨国公司的强势可以使其不必再理会政府。但是，可以从三方面说明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仍然比最大的跨国公司强大许多。44个国家（包括土耳其、埃及、泰国、阿根廷）的经济总量仍大于最大的跨国公司埃克森，而该公司的产出仅为美国的075%，德国的3%。
·所有跨国公司仍然以国家为基地来经营全球业务。
图4列出了公司的平均跨国程度（表示跨国公司的市场、劳动力、投资在本国之外程度的综合指标）。
事实上，这些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全球50强的超过一半的交易仍然依靠其国家基地获得。每当世界经济放缓或进入衰退时，这种依赖性不断增强（见图5）。
换句话说，国家政权对跨国公司仍然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出现时。
·跨国公司依靠国家政权来保护它们的全球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权可担当此种角色。所以在遇到贸易谈判（如WTO谈判）、货币汇率、政府合同分配、关税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收回债务等等问题时，每个跨国公司都期望国家（有时是国家组织，如欧盟）帮其夺取利益。
国家资本主义的等级体系
不同国家在为本国的多国公司争取利益时发挥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系统的顶部是那些在与特定贸易伙伴谈判中拥有重大话语权的跨国公司，在系统的底部是处于劣势的公司。处于上方的以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发现它们比处于下方的公司拥有政治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表现在获得最佳贸易协定方面，也表现在其他相关的重要方面，如要求他国开放投资市场，要求他国接受它们对知识产权的诠释，保持低水平利润汇款税率，获得优惠汇率等方面。
非均衡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的等级系统不是静态的，经济体以不同速度成长，公司在渗透国际市场、在本土之外累计投资的作为也不尽相同。跨国公司以下列三种方式应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排序的变化：
·对工人施压，使公司更具竞争力，以补偿国家显现的弱势。
·尝试增加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以分散风险。
·向国家施压，迫使国家运用政治手段补偿弱化的经济地位，包括经济援助的政治化、通过世界金融体系施压、展示军事力量等。
竞争领域
资本主义是投资追求利润的体系。因此，从资本家对外投资的数据，便可以了解资本家认为最有可能获得利润的领域。图7和图8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可部分反映出近年来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战场。
图7表明，平均而言，超过2/3的大宗海外投资流向工业发达国家，即所谓的三大地区：北美、日本、欧洲。投资量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繁荣时期大幅急剧上升；投资量在其后至今虽有回落，但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这些国家不仅是财富集中的地区，也是资本家期望从进一步剥削中攫取最大利益的地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首先是对这些国家的市场、投资机会控制权的竞争。
老派“第三世界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依靠对南半球穷国的剥削为生——已经不适用于当前体制的现实了。当然，资本家已尽其所能地在穷国攫取了利益（有钱不嫌少），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产生了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剥削形式。
1/3的投资流向“南半球”，但同样只有少数国家对资本有重要意义，而多数国家则无关紧要。
流向这些国家的外国投资中的一半（或大约1/6的全球投资）集中在三个区域——中国（包括香港）、巴西和墨西哥，而176个最穷的国家仅仅吸纳了不到8％的全球对外投资。图8的“南半球”制造业出口模式反映了投资分布不均造成的影响。
但这并不是资本的全部利益所在。还有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东才具有战略意义；这也是在油气价格居高不下时，委内瑞拉、西非以及常被遗忘的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因，只是这些国家的战略意义逊于中东地区而已。
同样，主要原材料也趋向于集中在拥有投资支配权的少数国家手中。人们常常认为穷国是富国的原材料的供应者，但事实远非如此。
美国在2000—2001年度出口了8000万吨粮食；亚洲国家仅出口了1500万吨；南美国家仅有1750万吨；而非洲国家仅仅出口了300万吨。如今巴西是世界最大的产糖国。矿物出口的状况也大致如此。在前10位矿物（石油除外）出口国中，只有智利和巴西是欠发达国家，分别位列第九位和第十位。许多南半球国家依赖原材料和食物出口；全球体系也依赖这些国家获取的少量利润和必需品进口，但依赖程度显然不同。
因此，从资本剥削获利的角度，世界地图是由欧洲、北美、日本、中国、巴西以及三四个最大油气生产国组成的。
发达国家统治阶级几百年的掠夺意味着财富不会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均匀分布。新工党宣称，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摆脱贫困，这完全是胡说。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丧失了可在当前体系内成功贸易的必要资源。
美国力争保持霸权地位
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过去的十年则情况相反。美国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功翻盘是因为他们动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
1．对美国工人的剥削大幅加剧。这点在实际收入（图9）和工作时间（图10）中可见端倪。上述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虽然计算方法略有不同）也表明在过去的1/4世纪中在平均工作年度，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980年的1883小时上升到了1997年的1966小时。
| 韩国 | 2380 |
| 墨西哥 | 1848 |
| 美国 | 1824 |
| 法国 | 1441 |
| 德国 | 1357 |
| 巴西 | 1689 |
图10 2004年工人人均年度工作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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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美国劳工部 | |
2．美国依靠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支配权来支撑其国内经济（其支配地位因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其他国家的买入货币而巩固）。十多年来，美国的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大大快于国内收入和储蓄，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见图11）。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目前这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已经在以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的形式增长。这就为这些银行向美国资本家和消费者贷款提供了基础，也为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国外投资提供了基础。
因此，尽管当前美国一年的贸易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大约4200亿英镑），美国经济仍能保持扩张。美国在本土之外的投资量仅为外国在美国投资的80％。但是，美国仍能将大量利润和利益收获囊中。实际上，为了能把资金留在美国，其他国家的政府和资本家一直在对美国经济进行补贴。
资本家和政府不是慈善家，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家实力。
3．使用国家力量是美国统治阶级为保持霸权地位而使用的第三种武器。它的意识形态也许是新自由主义，但其在本土的实践远非新自由主义。美国使用政府力量干预金融经济事务，强力推行措施保护本国的跨国公司和银行，同时却要求其他经济体转向新自由主义，减少政府参与。
·扩大军备开支的一个作用就是为大公司提供帮助。20世纪90年代早期，五角大楼在美国计算机工业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使美国计算机工业有能力对抗来自日本公司的挑战，克林顿政府是1996年波音与麦道合并的促进者，合并后，一个规模大于任何一家欧洲竞争者的航空巨头诞生了。
·联邦储备局和后来的政府努力为美国工业达成有利的美元汇率（最著名的是在20世纪80年中期与日本、德国达成的“广场协定”）。美国财政部半真半假地向债务累累的国家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借机强化美国金融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大公司濒临倒闭时进行干预，如对1980年的克莱斯勒公司、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联邦储贷保险公司（相当于英国的房屋抵押款协会）、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首要的一点是，拥有军事强势的美国政府是可使其他国家驯服、使世界配合美国商业利益的工具。在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时，在说服弱国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开放市场时，这个工具都在发挥作用。
欧洲的困境
欧洲资本主义发现自己两面受敌。一方面，来自远东的竞争加剧。不仅崛起的中国成为欧洲在许多行业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从日本和“亚洲虎”进口部件，组装，然后在欧洲之外的市场与欧洲产品展开竞争），而且尽管日本经济停滞，但日本资本主义在过去的15年中从未间断投资。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在过去的30年内对国内工人不断加强剥削的美国资本主义。虽然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成功地提高了每工作小时产量，甚至超过美国，但因美国的工作时间更长，每个美国工人的产量仍大大高于欧洲工人。
和其他国家一样，欧洲资本家同样面临着利润率的压力，而且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严重，更难撼动。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为维持政治稳定，欧洲资本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与工会机构合作将“社会伙伴关系”制度化，在工作时间、工作权利、福利等方面向工人妥协。如图13所示，为维持社会安定，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其美国对手。
当资本家们大张旗鼓地提高剥削率时，上述因素使他们面临政治上的困境。但资本家们认为，为了捍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他们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向政府施压，以在国内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时，削弱工人的士气，威胁要将生产转移到东欧和其他地区。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德国资本主义不得不向工人施压，以保卫原有地位。BBC去年这样报道：“真实工资已大幅下降，工作时间几乎回到每周40小时——以致于一些雇主说，雇用一个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的成本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图14清楚反映了德国工人的现状。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德、英、意等国的资本家。他们面临着来自美、日、中、亚洲虎的资本家的竞争。这些国家都可以从工作时间中受益——这些国家的工作时间比德、法至少长300小时。欧洲资本家不会再沿袭过去为求社会安定而向工人妥协的做法。相反，他们会不断采取措施，颠覆过去。结果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阶级斗争很有可能在无法预知的几十年内爆发。
金融不稳定性
美国的债务规模为金融投机提供了额外动力。当在生产领域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压力时，投资者往往会在别处寻找快速获利的机会。
在过去的10年内，世界愈发依赖于一种新的投资借贷形式——衍生工具（见图15）。其诞生的初衷是帮助大企业和银行规避货币汇率突变的风险。但从诞生之日起，衍生工具已成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变动的赌博工具。专于此道的对冲基金现在动辄引起上亿资产的流动。
到2004年中期，衍生工具的总交易价值高达全球GDP的6倍多。因为衍生市场是全球市场，任何国家政府都无法管制。商业人士仍然担忧，如果衍生市场出现大的变故，金融体系会受到破坏，如8年前迫不得已对长期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紧急援助。
中国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真正地大规模扩张。但人们仍在担心，扩张中会出现古典资本主义泡沫的迹象。
极高水平的投资并没有同水平的被雇用劳动力增长率与之匹配。“1978—1993年，被雇用劳动力年增长率为25%；但在1993—2004年，当GDP中的投资份额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时，被雇用劳动力增长却变缓，仅略高于1％。”
有力证据表明，资本投资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对利润率产生了向下的压力。不同企业（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多国公司）为卖出过剩的商品展开竞争，加剧了这种压力。但这些对利润率的压力隐而不现，因为银行系统愿意接受迄今为止数目最大的坏账。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为20%（官方数据）或非官方估计的占GDP的45%。中国很有可能在中期出现大规模的震荡危机，而这种危机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国外资本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强大的增长吸纳了国外的原材料，提高了全球企业买进原材料的价格。同时，大批中国消费品涌入市场，对国外公司产出的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因“长期利润率下降趋势”引起的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因这种压力而加剧。
未来一瞥
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约每10年出现一次衰退的旧经济周期似乎又重新出现，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矛盾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冲击。
·以欧洲为基地的资本越来越担心受到钳制。因此，欧盟的政治家越来越迫切地在福利、养老、工作时间和教育上强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使这样会破坏所有的中间组织（社会民主党、工会组织）在过去几十年对工人的欺骗性统治。
·信贷网络大幅膨胀，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生产和贸易。这个网络只能继续膨胀，除非人们对经济发展态势产生突然的恐慌——如汇率的变化、大的多国公司的破产危机、对大国偿还外债能力的担忧、原材料价格的突然变化等。恐慌可能会导致公司和银行的突然撤贷，从而导致整个信贷系统在不断累加的压力下坍塌。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担忧，处于本国的多国公司的压力下，政府可能会无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目标而动用政治力量进行干预。但多国公司的崛起和越境经济大幅扩张会使政府干预比以往更加困难。
·在国内，国家统治阶级内部会出现更多分裂。每个经济部门都想尽可能得到国家保护，即使这意味着损害其他部门的利益。
·国际上，国家会越来越将政治力量（其最重要要素为军事力量）视为保护“自己”公司（区别于以其他国家为基地的公司）的手段。未来趋势从各国的政府行为中可见一斑——美国政府试图控制世界石油储量第二的国家来确保“新的美国世纪”、中日之间紧张加剧、俄罗斯因其天然气储量在谈判中愈发自信。
·所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和国家间冲突的终结——虽然在全球秩序中位于前列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通过在全球秩序中位于后列的国家的国土上进行的血腥“代理”战争来解决。
军备开支数据表明政治军事联合趋势已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见图16）。
但是，不仅仅美国的军事开支在攀升。目前世界上存在两处政治不稳定区域。一处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另一处是对整个体系更为重要的区域，是从地中海向东延伸至印度河、然后向北延伸至中亚的地区。可以预计，当以国家为基地的多国公司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奋力求生存时，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原动力将会制造更多的军事和政治震荡。
政治危机将会突然爆发。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会出现突然的分裂。列宁将“革命前夜”界定为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都无法忍受旧的制度，阶级内部的尖锐分歧可能会突然打破以往使人民群众保持克制的阶级压迫和意识形态桎梏，使长期隐藏的尖锐问题浮出水面。
但在近期，这种情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条件并未成熟。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近期也不会出现。但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列宁模式”的几次再现。这几次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印尼、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尼泊尔和最近的瓦哈卡州的南墨西哥城——即使不能被视为革命的全面爆发，至少也动员了大批群众，造成了广泛的政治危机。现实昭示，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看到更多类似事件发生，并且发生地点将不仅仅局限于在那些世界掌控者看来无关紧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