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人

　　“政治诗歌，龌龊的诗歌。”^[1]在颓废派艺术家制造的那个脱离现实的、充满漂亮的飘渺幻影的国土里，这个口号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叫喊得更加聒耳，但也往往更加令人生嫌。一帮花得起钱的“艺术鉴赏家”和“艺术知音”们，象追随巴黎和维也纳的流行式样那样认真地、热心地注意着当代艺术流派的演变。对于要求把“倾向”从美学领域中驱逐出去的叫嚣，他们狂热喝彩。有产者日益虚弱，无法从他们统治的丑恶现实中发展出一种思想意识，能够有力地、有成效地鼓舞和形成大规模的艺术创作。而这些“艺术鉴赏家”和“艺术知音”却有意识地或者本能地欢迎从理论上美化有产阶级的有加无已的衰朽。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意识地或者本能地欢迎从美学上装潢打扮统治阶级对被剥削者的思想意识的憎恨。这种思想意识是被剥削的广大群众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满怀欢乐地迎接着未来。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一思想意识只不过引起它对过去的革命的不愉快的回忆，或者更令它害怕的是，向它预告了必将灭亡的前途。
　　把“倾向性”排斥出美的王国是欺人之谈，艺术史当然要揭穿这一谎言。艺术史证明：具有最高的和持久的艺术价值的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伟大社会运动和斗争的精神内容的产儿。无产阶级同席勒一样，也把艺术当成一种“道德力量”，它完全用不着认为这是什么不文明的见识而感到羞愧。当它感觉到艺术作品也呼吸着自己的最美好的历史活动的气息时，当它发现艺术创作以最成熟的艺术手腕表现出它正为之进行斗争的理想时，这些创造就会深深地激动它的心灵。无产阶级最珍爱的是那些按照社会和政治斗争的节拍弹奏七弦琴、用歌声召唤无产者的队伍参加斗争的诗人。这标志了无产阶级的茁壮生长的力量，标志了它对未来如何充满希望而纵情欢呼。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就是这样一位诗人，而且是最卓越的一个。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年6月17日生于德特莫尔特^[2]，是一个教师的儿子。除去在四十年代短暂的几年中能够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力于他热爱的写作生涯外，他始终不得不依靠经商糊口。直到他已经成了一个力竭身衰的老人，才由于所谓的“祖国的谢意”^[3]不再为生活劳碌奔波了。因此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圈子一直局限在“脑力短工”的一个阶层里。他在一首题名为《安息吧》的充满自豪感的动人诗篇中，曾歌唱过这种人生的命运。虽然他还没有落到“枵腹笔耕”的凄惨地步，但是作为一个革命号手，却被反动派逼得从一个国家亡命到另一个国家，整整度过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在这一段日子里，他饱尝忧患，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这在他的诗中屡有流露：

　　他奋力飞上云霄，
　　却不得不在尘埃里
　　忍受着生活的煎熬！

　　尽管如此，弗菜里格拉特却没有让自己的灵魂在“出卖短工”，因为他从“枵腹笔耕者”的世界里，从无产阶级化了的脑力劳动者（尽管他们充满了假象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的世界里吸取了最崇高、最宝贵的东西，即革命的怒火，革命的热情。这种宝贵的精神只有那些不屑于在资产阶级观点的土地上轻率地、自暴自弃地建立住房的人才能够得到。革命本身就是肥沃的历史土壤，而弗莱里格拉特的最有力、最深刻、最动人的创作正是在这种土壤上生长出来的。革命给予他的诗篇以热情（作者正是怀着这种热情才抓住了1848年革命时期的活动和精神）；革命还给了这些诗篇色泽和芳香，使它们直到今天仍然光辉闪烁，直到今天，只要是为了自由而斗争的地方，它们就能令人心醉神驰。
　　弗莱里格拉特只能是这样一个诗人，因为他的艺术灵感不是来自文学的冥想，而是来自现实。特别是当生活带着革命狂飙的创造力量向他汹涌奔来的时候，他的艺术灵感就受到极大的鼓舞，就要凌空飞翔。在谈到1844年作为“信仰告白”发表的那些社会政治诗时，弗莱里格拉特曾说过：“这里面没有一首是凭空臆造的，每一首都是真实事件的产物。”这句话反映了诗人的创作特点的主导方面。
　　青年时代，弗莱里格拉特曾一任自己幻想的野马驰骋在充满异国风光的遥远土地上。他曾以大胆的韵律和绚丽的画面描绘了光彩夺目的热带生活。但是，这与其说是没落颓废的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毋宁说是他在阿姆斯特丹作商人时，环境刺激了他的想象力。国际贸易在那里给海洋架起桥梁，把人们从四面八方投掷在一起。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决不是表现一个厌弃文明的人怎样从不可理解的、火热的现实逃向厌世者能够重新得到快乐和享受的大自然，或者逃向弱者认为是力量的野蛮状态。这些诗作所反映的毋宁说是一种真正的世界公民观点^[4]。这种观点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产物，它的出发点是坚信人类必须团结成一体，而它所理解的人类则包括一切民族，一切种族和各种不同文化的人群。另一方面，弗菜里格拉特的诗神从远方返回祖国，在笼罩着神话色彩的往日的纪念碑前略事休息，便披上戎装战甲登上了政治战场，也并不是由于年青德意志诗人们的嘹亮的“铁云雀”^[5]的召唤。决定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神行动的，是“形势的转变”，就是说，前进的历史力量与阻碍这种力量的三月前反动势力^[6]之间的激烈斗争。正是这种形势迫使他在《秋》这首诗里供认：“我过去以梦境代替生活”，又召唤他说：“起来，回到你的故乡去！好好思索一下吧，你这个沉思者！”思索使他深信：“一个年轻的德国将要诞生”，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将要诞生，它的助产士必然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

　　我们是力量！我们锤击腐朽，
　　直到锤击出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从来就是上帝的眼中钉，
　　他惧怕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

　　这个无产阶级怀着必胜的信念向狂暴的反动势力高喊：

　　你们阻拦我们，却不能压服我们，
　　不管怎么样，世界也是我们的！

　　弗莱里格拉特并不是突然变成了反对派而参加革命的。从他过去认为诗人应该高高站在“瞭望台^[7]”上，到他走到下面“党的城垛”，最后又走进最革命的营垒《新莱茵报》阵营，同马克思、恩格斯并肩战斗，这是他“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他不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超人的惊天动地的伟大行动，而认为是整个民族在提高政治觉悟和进行政治教育的斗争中所必须经历的精神演变过程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他的力量的深厚源泉是来自与人民大众结合的情感中。
　　弗莱里格拉特发展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几个阶段，可以从他的《信仰的告白》两卷诗集、从1846年以《ça ira》^[8]为题出版的一组大胆挑战的诗篇、最后从《现代政治和社会诗》看出来。《ca ira》就已经发出了强烈的革命气息。而《现代政治和社会诗》有一些曾首次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可以说是革命本身的产物。激烈的反抗精神使这些诗篇的每块肌肉都紧紧绷起来，每根神经都在愤怒而兴奋地颤动着。诗人让他的诗歌唱出了热情激昂的语言；呈现出雄伟壮丽的图象。
　　弗莱里格拉特称得起是一个完全的、伟大的诗人，因为他具有完整的人格。他“通过言语和行动坦率地、坚决地”宣布了自己的信念，他怀着自豪的、一往直前的勇气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贡献出去：诗人的崇高荣誉、不久前才获得的使妻子儿女有了安身之所的自由的地位、灿烂的前途和居住在祖国的权利。
　　1844年他放弃了一笔三百泰勒的小小年金。这笔钱是亚·封·洪堡特^[9]违反他的意愿于1842年替他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0]申请得来的。在放弃年金的这一年，他刚刚出版了《信仰的自白》。这本小书向“近年来令人窒息的空气砰然放了一枪”^[11]，这样他就不能在德国居住下去，更不能无拘无束地在德国写作诗歌了。为了到瑞士的拉佩尔斯威尔去，他途经布鲁塞尔。在这里，弗莱里格拉特结识了一些人，其中就有卡尔·马克思。后来他同马克思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成了短期的战友。
　　两年后，他迁居伦敦。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在伦敦重操商人旧业。
　　但是，当三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德国的时候，他再次奔赴战场。他踏上旅途，到杜塞尔多夫住下来，不久便参加了在科隆出版的《新莱茵报》编辑工作。在马克思的天才领导下，这份报纸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立场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企图通过这种鞭挞使资产阶级民主继续前进，有力地完成它的政治使命：从政治上消灭封建专制国家。
　　《死者致生者》一诗象最后审判的号角一样回响着柏林街垒战（连同发生在城堡广场上的尾曲）和巴黎六月战斗^[12]的震荡大地的炮火声。由于这首诗的激昂的呼声，诗人被当局逮捕并受审。在宣布无罪开释以后，弗莱里格拉特迁居到科隆，1849年5月他在这里为被迫停刊的《新莱茵报》最后一期写了一篇不朽的告别词，其中洋溢着不可战胜的顽强战斗精神：

　　再见，——但并不是永别！
　　因为，弟兄们，他们杀不死我的精神。
　　不久我就要站起来，甲胄琅琅，
　　不久我就要回来，披挂着戎装。当战斗的狂风和烈焰
　　把最后的王冠打成碎片，当人们最后宣告“判罪！”，
　　那时我们将一同站立起来。

　　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在科隆也象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比尔克一样不能久居。1851年5月他不得不返回伦敦，再次套上商人的枷锁，他的处境这次比过去更加恶劣。反动派因为这位天才诗人召唤人们进行一场“立场明确”^[13]的战斗，对他进行报复。他们以侮辱德皇和参加阴谋活动——这是警察头子施梯柏^[14]为迫害共产党人捏造的一件“阴谋案”——的罪名，先后向弗莱里格拉特发出两张拘票。
　　同四十年代大多数战士的遭遇一样，普鲁士王位虽有更迭^[15]，祖国的大门始终没有对弗莱里格拉特敞开。如果想符合大赦的条件，就要写申请书，要到法院投案，而弗莱里格拉特却保持着革命战士的骄傲和忠诚，不屑于做这种事。这样，一直拖延到1868年，他才返回祖国。为了避免当局再来找麻烦，他这次在斯图嘉特附近的坎斯塔特住下来。1876年3月18日，“偷偷溜到病榻边”的死神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生时，诗人曾在一首奇妙的诗篇《死神之歌》中歌颂过另一种在革命斗争中的“豪迈的死”，认为这种“为人类为祖国而死”，能使“最优秀、最勇敢的人满怀豪情地悲壮赴义”。但是到头来，这位诗人仍然免不了在病榻上遭到死神的毒手。
　　如果说弗莱里格拉特对革命做过不少贡献，那么他得之于革命的却还要多。在革命的烈火中，他的才能绚烂地开放并结了果实，他的特性发展成极高的艺术技巧。在他的抒发个人感情的诗作中，有一些堪称这类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而他的革命抒情诗，更不乏完美的篇章，其中最优秀的部分，只有极少数诗人才达到其高超的水平，更不要说有谁能超过了。
　　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些抒发革命狂想的诗篇仿佛是不久以前才写作出来的，其思想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仍然散发着新鲜、动人的魅力，这无疑要归功于以卡尔·马克思为精神中心的一些朋友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他同马克思本人的友谊。由于这种影响，诗人才能跳出纯属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浅塘，认识到承担着革命重担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些最优秀的革命诗歌中，洋溢着一种无畏的、必胜的精神，这正是《新莱茵报》的精神。他的诗歌召唤一场在四十年代虽然不是由无产阶级单独发起、但在将来却必须由无产阶级独立进行到底的革命。正因为这样，这些诗歌所表现的好象是活生生的现实，仍然激励着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弗莱里格拉特的战斗的抒情诗的创作，随着革命的热潮而高涨，又随着革命的落潮而消失。但是它不象静静流失的细流，而象突然泻进深渊的巨川。在写了具有预言性的信仰力量和光辉幻景的《革命》和《白桦树旁的战斗》两首诗以后，他的战斗抒情诗就全然绝响了。
　　对革命的希望破灭之后，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热情的烈火被覆上一层庸碌的日常生活的灰烬。但是虽然如此，火焰并没有完全熄灭。
　　毋庸讳言，经过漫长的反动统治年代和流亡岁月，诗人的政治信仰又逐渐靠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也影响了他和马克思的友谊。两人的关系虽然没有断绝，却日渐疏远了。
　　不过，弗莱里格拉特始终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他同具有自由思想的伟大瑞士作家高特夫里特·凯勒^[16]的友谊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将近暮年时，因为受到1870—71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影响，他固然写了一些歌颂对法战争、号召建立统一德国的诗，但这些诗既没有狭隘、狂热的爱国主义的调子，也没有歌颂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乐声；恰恰相反，这里面流露出的是深厚的人道精神。诗人想到血染大地的情景，不禁“情绪抑郁”，心弦震颤，悲叹着“死者，死者”。
　　如果哪个为国王和钱袋热心效劳的无聊文人胡说什么弗莱里格拉特曾拜倒在德意志帝国的约柜^[17]和普鲁士权贵面前，为他们舞蹈讴歌，这简直是对诗人亡灵的极大亵渎。弗莱里格拉特给他的朋友贝尔托尔特·奥尔巴赫^[18]的信里有下面一段话，可以澄清这个问题：

　　“我无需向你提醒，在那些危难的日子里我如何毫无保留地站在民族一边。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因此就认为我把从战斗中产生的‘帝国’看为至高无上的东西，看为我们所有的人奋力追求、即使为之坐牢、流放也在所不计的理想，这可从来不是我的想法。我承认现存的事物，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暂时的必然，但是我并不倾心于这些事物。我尊重你的意见，因为我知道它是以事实和公正的信念为基础的，然而我并不同意这种意见。”

　　作为一个革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今天在德国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诗人，而且就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乐观主义的战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来说，没有第二个诗人赶得上他。在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正值普鲁士人民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他的社会和政治诗中一些优秀篇章以生活本身的现实性激励着我们。我们感到，他的诗好象就是产生于我们这一时代，就是为我们这一时代而写的。弗莱里格拉特诗歌的这种作用证明了德国的政治发展如何落后，换句话说，证明了未能完成1848年的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没落。但是，它也证明了革命给予这位天才艺术家的诗歌以永恒的生命力。

（《平等报》1910年第19期副刊与1907年第24期）

^[1]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普齐市的欧北和酒寮》。

^[2] 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

^[3] 1868年德国资产阶级人士曾以“祖国的谢意”的名义，为弗莱里格拉特立了一个乐捐簿，给他募集了六万塔勒。关于诗人接受德国市侩的施舍一事，马克思曾给予严厉的批评。

^[4] “世界公民”一词出自歌德。

^[5] “铁云雀”是海涅在致盖欧尔格·赫尔威的诗中对后者的称呼。

^[6] 1848年3月，维也纳、米兰、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都发生了人民起义。接着是德国各城市的起义和巴黎的七月起义。“三月前反动势力”一词概括地表示一切仇恨革命的势力。

^[7] 诗人参加革命前，在1841年写的《寄自西班牙》一诗中，有这样几行：“诗人在高高的瞭望台上站立，站得比党的哨兵还高。”

^[8] 法语：“干吧！”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首流行歌曲亦曾以此为题。

^[9] 亚历山大·封·洪堡特(1769—1859)，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10]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795—1861)，1840—1857年为普鲁士国王，1857年起因精神失常，由其弟代为摄政。

^[11] 见《信仰的自白》卷首题词。

^[12] 柏林街垒战开始于1848年6月14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开始于6月23—24日。

^[13] 这里原文引用了弗莱里格拉特的《白桦树旁》一诗中的句子，意思是“必须选择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14] 威廉·施梯伯是当时普鲁士的政治警察局长。

^[15]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61年1月死去，由其弟继位，即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

^[16] 高特夫里特·凯勒(1819—1890)，十九世纪中叶德语文学中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7] 据基督教圣经《旧约》，摩西奉上帝之命所造的木柜，内藏刻有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约法的石版，故称约柜。

^[18] 贝尔托尔特·奥尔巴献(1812—1882)，德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