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拉拉·蔡特金 -> 《列宁印象记》 相关链接：列宁 “德国问题” 我们国际的第三届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主义妇女第二届国际代表会议，是1921年我在莫斯科作第二次和比较长期的逗留的原因。那时是闷热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两个代表大会在6月下半月和7月上半月举行，而当时太阳常常炽烈地直射着首都的金黄的、色彩美丽的圆屋顶，还毋宁说是由于共产国际各党中的气氛。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中，空气里充满了电；风暴、闪电和雷声是会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中间的悲观论者，他们只有在相信自己能够预感到祸事并预言党的解体和终局的时候才是起劲的。如果德国共产党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激烈争论，没有使别国同志们的内心也激动起来，那末被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就会是坏的国际主义者了。“德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问题，当时也是共产国际本身的问题。 “三月发动”[1]和所谓“进攻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它的基础，从一开始便同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是直到后来，它才被清楚和明确地表述出来为这一发动辩护），迫使整个共产国际不能不彻底阐明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它必须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也就是说，为自己当前的任务，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动员和积极化，建立稳固的基础。 就其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一种设想错误的、准备、组织、指挥和执行得不好的党的发动这点来说，大家知道，我是“三月发动”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我最坚决地反对这种好不容易才搞出来的进攻的理论。此外，我还有个人的账要清算。德国党的领袖们对于在里窝那召开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2]以及对于执行委员会的策略的动摇态度，曾引起我立刻辞去党中央的职务，作为抗议的表示。由于这种“破坏纪律”，我遭到那些在政治上和私交上同我最亲近的人，我的俄国朋友方面的激烈反对，这很使我感到苦恼。 在执行委员会里和在俄国共产党里，也象共产国际的其他许多支部一样，“三月发动”也有着同样多狂热的辩护者，他们称颂它是千百万十分坚决的工人的群众性革命斗争。“进攻的理论”被赞扬为革命的新福音。我知道最激烈的斗争等待着我，因而我不计成败，断然地决定根据共产主义政策的伟大原则从事这些斗争并把它们进行到底。 列宁对于所有出现的这些问题的意见是怎样呢？象他那样一个比谁都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变成行动，知道怎样从历史关系上来看人和事情，懂得怎样估计力量的对比的人，他的意见怎样？他站在“左派”还是“右派”一边？凡是没有无条件欢迎“三月发动”和“进攻的理论”的人自然都被戴上“右倾”和“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我带着颤抖的焦躁心情等待这一问题的明确解答。这对于共产国际的目标、行动的力量及其本身的生存，都有决定的意义。因为我已脱离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我同俄国朋友们通信的路线已经断绝，所以关于列宁对“三月发动”和“进攻的理论”的意见，我只听到过一些谣传和臆测，使人将信将疑。我抵达后不多几天同他作了一次长谈，这才得到一个明确的解答。 列宁首先需要关于德国的一般形势和党内形势的报告。我引证许多事实和数字，力图尽可能清楚而客观地告诉他。列宁不时插入问题来弄清楚某些要点，并作了简略的笔记。我并不隐瞒我对于危险的担心：如果世界代表大会接受“进攻的理论”的基础的话，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在我看来就要受到这样的危险。列宁露出他那亲切的、自信的微笑。 “你从什么时候起跟悲观论者搅到一起的？”他问。“别着急，进攻的理论在代表大会上的影响是有它的限度的。我们还在这里。难道你们以为我们能‘制造’革命而不向革命学习吗？我们要你们也向革命学习。那算不算是一种理论？绝对不是，那是一种幻想，那是浪漫主义，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所以它是在‘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里靠我的亲爱的贝拉[3]的帮助而制造出来的，而贝拉也是属于天赋有诗才的民族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永远比左派更左些。我们却不可以赋诗做梦。倘使我们希望从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获得胜利，我们就必须冷静地、十分冷静地观察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我们会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以及同策略有关的一切争论问题的决议，必须同我们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提纲联系起来，并和这提纲一道加以考虑。它们必须合成一个整体。目前我们还应更注意马克思而不是塔尔海默[4]和贝拉……。从俄国革命中所得到的教训，往往比从德国的‘三月发动’中所得到的更多。象我所说过的，我并不耽心人们在代表大会上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打断了列宁的话：“代表大会还必须对‘三月发动’加以判决，因为那是‘进攻的理论’的结果和实施，是它的历史性的例证。理论和实践能够分开吗？然而我却知道有许多同志一方面驳斥进攻的理论，一方面却又热烈地替‘三月发动’辩护。这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当然，我们将要完全抱着真诚的同情来看待那些无产者们；他们战斗，是因为他们为赫尔辛格[5]手下的一群刽子手所激怒，并且希望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将宣布自己和他们团结一致，不论他们如同童话作家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真有千百万人，或是只有几千人。但我们中央对于‘三月发动’的原则的和策略的态度，则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是另一个问题。那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盲动主义者的丢脸的事，任何理论的、政治的或文学的肥皂都洗刷不清这件事的。” “战斗的无产者的自卫行动和鲁莽从事的党——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机关——的进攻，当然要有区别地加以评价，”列宁很快地和坚决地说。“但你们这些‘三月发动’的反对者没有那样做，自己也有过失。你们只看见中央的错误的政策及其不良后果，而没有看见德国中部的战斗的无产者。况且，保尔·勒维[6]的完全消极的批评，缺乏与党合为一体的感觉，它在语调上比在内容上更使同志们感到难受，把注意力从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转移开去了。就代表大会对‘三月发动’的可能的态度来说，你必须了解，我们绝对必须有一个妥协的基础。不要只是惊讶地、带着责备的神气瞧着我；你和你的朋友们必须把妥协吞咽下去。你们必须满足于取得代表大会收获中的最大部分。你们政策的原则将取得胜利，取得辉煌的胜利。那就可以防止再蹈‘三月发动’的覆辙。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最严格地执行。执行委员会将加以注意。我对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 “代表大会将要彻底摧毁那有名的‘进攻的理论’，并采取符合于你们的思想的策略。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也必须给那个理论的信徒们一些安慰。如果在批评‘三月发动’的时候我们强调工人是受了资产阶级走狗的煽动才起来斗争的，如果我们还表示几分父亲般的‘历史性的’仁慈，那也就可以了。克拉拉，你们会表示反对，说那是掩盖问题等等。但这于你们没有好处。如果将由代表大会决定的策略能够不发生大的摩擦而尽快地为大家所同意，成为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指导原则，那末我们亲爱的‘左派’就会不致太感屈辱，不致太觉难受地回来了。我们也得——而且委实是首先和主要地——考虑党内外真正革命工人们的感情。你有一次写信对我说，我们俄国人应该想法稍微了解一下西欧人的心理，不要突如其来地强迫人家接受我们生硬的、粗暴的方法。这话曾引起了我的注意。”列宁满意地微笑着。 “因此，我们就不好粗暴地对待‘左派’，而是要在他们的伤口上抹些止痛药膏。这样他们就马上会高高兴兴地、精神奋发地同你们合作，以实行我们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策了。因为这等于是团结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群众来支持你们的政策，动员他们，并使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入反对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的斗争。 “而且，应当遵循的那个策略的基础，在你们提交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已有清楚说明。那决议毫不消极，不象保尔·勒维的小册子那样；决议虽进行了批评，却完全是积极的。它怎么会被驳回的呢，并且经过什么讨论、根据什么理由呢？怎样一种非政治的态度呵！人们没有利用你们决议的积极性质和勒维的小册子的消极性质之间的区别把你们同勒维分开来，却干脆站在他的一面抨击你们。” 我打断他的话：“亲爱的列宁同志，或许你以为也必须给我一些安慰，因为我得把妥协吞咽下去？我不用安慰或止痛药膏就能那么做的。” “不，”列宁避开话锋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证明这话，我立刻要给你一顿应得的鞭挞。告诉我，你怎么会这样糊涂透顶，是的，的确，糊涂透顶，以致脱离中央委员会的呢？你的理解力到哪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生气，使我非常生气。不顾这样一个步骤的后果，不让我们知道一点事情，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做得这么糊涂。……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你至少可以打一个电报。” 我把作那决定的理由告诉列宁，那决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突然作出的。他不认为我的那些理由是正当的。 “什么？”他高声叫道，“你不是从中央的同志们那里，而是从整个党接受委任的！你不该把托付给你的责任弃之不顾。”因为我依然倔强，他继续尖锐地批判我的退出中央，并立刻接着说：“昨天妇女大会上对你实行真正有组织的攻击，把你当作最坏的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种攻击难道可以看做应得的惩罚吗？这是在善良的罗伊特（弗里斯兰）[7]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行动我以为恐怕还是他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吧。那简直是愚蠢的，十分愚蠢的。认为在妇女大会上对你攻击就可借此挽救‘进攻的理论’！当然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希望与此有关。我希望你能很高兴地从政治的观点来看那个插曲，虽然在其他方面它在你身上会留下一种不愉快的余味。可是，亲爱的克拉拉，要经常注意工人，注意群众。如果经常想到他们并想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这些闲气就会化为乌有了。我们谁不曾受过这些闲气？你可以相信我，我自己就曾把我所受的闲气硬咽下肚去的。你以为你最赞赏的布尔什维克党一下子就弄得很妥当很完美的吗？甚至朋友们也时常干出极不聪明的事情。可是再来谈谈你的过失 ※※※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主要的问题上去。列宁说明了他对共产国际策略想法的大概，这个想法后来由他用扼要而明晰的语句在代表大会提出，并在委员会的最初几次讨论中用更加精辟的议论加以辩护： “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个浪潮还没有兴起，”他说。“如果我们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险的。我们不是用锁链来鞭挞大海的薛西斯[8]。但确定和注意事实，难道可以说是按兵不动、放弃斗争吗？绝对不是！学习，学习，学习！行动，行动，行动！要有准备，充分彻底的准备，以便能够有意识地和尽我们所有力量充分利用下一次的革命浪潮。这是我们的工作。不倦地进行党的鼓动和党的宣传，最后是党的行动，而党的行动又得摆脱以为它可以代替群众行动的幻想。我们布尔什维克曾怎样在群众中做过工作，直到我们能够对自己说：“我们已经取得这样的进展！前进！因此——走向群众！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代表大会方面的这种态度，定然会使你们‘反对派’满意的。” “还有保尔·勒维！你和你的朋友们对他采取什么立场？代表大会对他将采取什么立场？”这个问题久已在我的舌尖上了。 “保尔·勒维，”列宁回答道。“很不幸，这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其原因主要在于保尔自己。他已离开我们而陷于孤立，顽固地跑进了死胡同。你在代表团中间进行紧张的宣传工作时一定早就知道了。你毋需竭力来说服我。你知道我对保尔·勒维和他的能力评价多高。我在瑞士跟他认识，对他抱有希望。在遭受最残酷的迫害的时期，他证明自己是忠实的，是勇敢、聪明、无私的。我相信他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虽然我觉得他对工人的态度有些冷淡。有些‘请你们别挨近’的神气。自从他的小册子出版之后，我就对他起了怀疑。我怕他在个性上有着强烈的孤高自赏倾向，有些自负文才。‘三月发动’是必须无情地加以批判的。但保尔·勒维有什么表示呢？他把党撕得粉碎。他的批判不仅是极端片面的、夸张的，甚至是恶意的；他没有指出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向。他缺少同党团结一致的精神。这就使一般同志非常愤慨，以致他们不去理会勒维的批评意见中的许多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的正确的政治原则。因此产生了一种情绪（也蔓延到非德国的同志们），在这种情绪中，关于小册子以及勒维本人的争论成为这一论战的唯一的主题，而不是关于‘进攻的理论家’和‘左派’的错误的理论和拙劣的实践。他们得感谢保尔·勒维，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他们摆脱得很便宜，太便宜了。保尔·勒维成为他自己的死对头了。” 我得承认最后一句话的真实性，但我激烈反对列宁其他的话。“保尔·勒维不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自满的文人，”我说。“他不是一个自负不凡的政治野心家。他年轻，没有很多政治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就做了党的领袖，这乃是他的命运而不是他的愿望。在罗莎、卡尔和利奥[9]遇害以后，他不得不担负领导的责任；他曾屡次引为遗憾。这是事实。即使他对待我们的同志们不很热情，有点象隐士的样子，我却依然深信他整个人的每一个纤维都是同党、同工人一致的。不幸的‘三月发动’使他从心底里发生战栗。他坚决相信，党的生命因这一行动而被儿戏地作了孤注一掷并被浪费掉了，而罗莎、卡尔、利奥以及其他许多人却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一想到党的失败就痛苦得哭起来，的确痛哭起来。他认为只有用最激烈的方法党才能够得救。他用甘愿跳进张开大口的万丈深渊，以牺牲个人生命来拯救祖国的那种传说中的罗马人的精神，写了自己的小册子。保尔·勒维的意图是最纯洁的、最无私的。” “我不跟你争论这一点，”列宁回答道。“你为勒维辩护，比他为自己辩护得更好。但你当然知道，政治上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意图而是效果。你们德国人不是有句俗话说：‘走向地狱的路是用良好的意图铺成的’吗？代表大会将谴责保尔·勒维使他难堪。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所以对他谴责，只会是由于破坏纪律，而不是由于他的基本的政治立场。如果承认这一立场实际上是正确的，那末怎能同时又有谴责的可能呢？保尔·勒维回到我们这边来的道路是畅通无阻的，只要他自己不把路堵塞住。他的政治前途操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必须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暂时脱离政治生活。确实这在他是非常痛苦的。我同情他，并且的确感到遗憾。这话你是可以相信的。但我可不能使他不受这一时期的严重考验。 “保尔必须接受这个考验，正如我们俄国人在沙皇统治下被放逐或囚禁一样。那对他可以成为一个勤奋学习和安静地自我了解的时期。他年纪还轻，在党内的历史也不长。他的理论知识满是缺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他确实还只是个刚入学的小学生。他会带着较深的素养，坚定的原则，作为一个较好、较聪明的党的领袖回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务必不要丧失勒维。为了他自己，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过多的人材，必须尽力把现有的保住。如果你对保尔的意见是正确的，那末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对他会是一种不可医治的创伤。用友好的方式向他说明；帮他从一般观点而不是从他那‘自以为是’的个人观点来如实地观察问题。我愿意在这方面给你帮助。倘使勒维服从纪律，安分守己——譬如他可以不用真名在党报上写文章或写些小册子——那末三四个月之后，我就好用公开信来要求让他重新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将经过火的考验。我们希望他将经受住考验。” 我叹了口气。我感到全身发冷，因为我面临着一件不能预知其结果的无法避免的事情。“亲爱的列宁，”我说，“尽你的能力去做吧！你们俄国人动辄就要斗争。并且你们也总是很容易结成朋友。我从你们党史上知道，你们的喜怒就象草原上空飘忽的风一样来去不定。我们‘西欧人’是忧郁的。我们身上压着马克思所说的那座历史的大山。我再恳切地要求你，请你尽力让保尔·勒维留在我们中间吧。” 列宁回答说：“别耽心。我一定履行我对你所作的诺言。只要保尔·勒维能好自为之。” 列宁抓起他的帽子，那顶朴素的、戴旧了的鸭舌帽，踏着从容而有力的步子走了。 ※※※ 德国代表团的“机会主义者”——马尔察恩、诺伊曼、佛兰肯和弥勒等几位同志——可以理解地急于想和列宁会面，以便根据他们的经验，报告关于“三月发动”的性质和后果。佛兰肯同志是莱因地区的代表，其余三个人是工会代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把那些有阶级觉悟的、热心革命的广大无产者所采取的态度，报告给共产国际公认的第一位领袖，并表示自己对于“进攻的理论”和自认为必要的策略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当然也急于想亲自听听列宁对于使他们不安的这些问题的意见。列宁以为答应同志们的要求是“当然的事情”。约定了时日由他和他们在我处聚会。德国同志们比他到得早些，因为我们必须商定怎样参加代表大会的辩论。 列宁一向是遵守时刻的。他几乎一分钟也不差地准时走进了房间，按照他向来的习惯，简直几乎没有给正在讨论得很热烈的其他同志们注意到。“你们好，同志们！”他和他们握手，随即坐在他们中间，以便立刻参加讨论。这一切对我都是亲切的，而我觉得每一位同志都会认识列宁，乃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我就没有想到要把他介绍给同志们。在作了约摸十分钟的一般性谈话之后，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把我拉到旁边，轻轻地问：“告诉我，克拉拉同志，那位同志到底是谁呀？”“什么？你不认识他？”我回答道。“那是列宁同志啊。”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的朋友叫道。“我以为他一定象一个‘大人物’一样，要让我们等得腰酸腿僵呢。最朴实的同志也不能再朴实和再亲切了！你应该知道我们以前的同志赫尔曼·弥勒怎样穿了燕尾服架子十足地在议会里走来走去，因为他当过联邦议会的议长。” 据我看来，“反对派”的同志们和列宁正在互相考察。虽然列宁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但他显然却更想倾听，更想比较、证实和了解情况，而不想“象一篇社论那样谈话”。他不断地提出问题，极有兴趣地细听同志们的议论，常常要求解释或补充。他强调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间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集中制和严格纪律的必要性。列宁嗣后告诉我，那次会谈使他非常高兴。“出色的人，马尔察恩及其朋友们一类的这些德国无产者。我承认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在激烈的演说比赛会上大显身手。我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否会象突击部队那样。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就是象他们那样的人们，组成革命无产阶级广大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伍，他们是工厂和工会的基础和支柱。我们必须团结这样的分子，使他们积极起来。他们使我们与群众联系在一起。” ※※※ 一段与政治无关的插话。当列宁来拜访我的时候，对于屋子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盛大的节日——从那在门口守卫的红军起，到年轻的女炊事员止，更不必说留宿在我住的那所很宽敞的别墅里的从近东和远东来的代表了。那所别墅本来是一个有钱的工厂老板的财产，革命后归莫斯科公社所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了！”消息飞快地辗转相传。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聚到大厅里或大门口去迎接列宁，向他点头招呼。他走到他们那里，用亲切的笑容向他们问好，跟这个或那个人谈几句话，这时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最热烈的高兴神气。在一方面，没有半点拘谨不自然，更不必说低三下四的神气了，在另方面，也没有半点故作谦虚或矫揉做作的表情。红军和工人，雇员，从达吉斯坦、波斯来的代表大会代表，还有因保尔·勒维而出名的、穿着好象童话中的那种服装的“土尔克斯坦人”；他们都把列宁当做自己人那样热爱他，而他也觉得他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有着共同的最亲热的兄弟般的感情。 ※※※ 在委员会的会议和全会上就托洛茨基的报告《经济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进行辩论时，进攻的理论家们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他们仍然希望利用对“共产国际的策略”这一提纲的修改和补充来使他们的思想取得胜利。那些建议是由德国、奥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团提出的。特拉契尼同志[10]作了拥护建议的发言，接着就有人热烈鼓动以求通过。该怎么决定呢？极端紧张的气氛充满了高大宽敞的克里姆林宫大厅；那里，共产党人民议院的火红色的光彩，盖过了旧日皇宫的金黄色闪光的乏味与虚饰。几百个代表，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辩论的展开。 列宁站起来发言。这篇讲辞是一个雄辩的杰作。没有半点卖弄词藻的形迹。只有有份量的明晰的思想在发挥作用，只有无可辩驳的合乎逻辑的论据，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方向。他的语句象未经斧凿的石块那样地抛出去，并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列宁不想把人弄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他是要说服人。他使人信服，并使人神往。他所用的，不是使人陶醉的美丽而响亮的言语，而是光辉的精神；这种精神毫不自欺地理解全部社会现象的真相，并且异常诚实地“说出真话”。列宁的话象痛烈的鞭挞和棍棒的猛击似地落在那些“以猎取‘右派’为游戏”，而不懂得什么才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人们身上。“只有当我们在斗争中把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不仅是大多数的工人而且是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胜利。”每一个人都觉得发出了决定性的打击。当我热情地和列宁握手的时候，我忍不住这样说了：“列宁，你知道，在我们那不见世面的小地方，一个在集会上演讲的人是不敢象你那样讲得又直率又纯朴的。他会害怕自己‘不够’有‘教养’。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情能和你的演说方式相比。那就是托尔斯泰的伟大的艺术。象他一样，你有着伟大的、统一的、确定的方针，不可动摇的真理感。那就是美。也许这是只有斯拉夫民族才有的特征吧？” “这个我不知道，”列宁回答说。“我只知道当我‘成为一个演讲者’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工人和农民，而不是想到我的听众。我希望为他们所理解。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言，必须想到群众，必须为他们讲话。但幸亏没有人听见你那民族心理的假设，否则他们就可能说：‘瞧，瞧，这老头儿给人家的恭维缠上啦。’我们必须当心，免得有人疑心我们这两个老年人在策划反对‘左派’。当然，并没有什么反对‘左派’的阴谋诡计。”——于是列宁尽情地笑着，离开了大厅，做他的工作去了。 ※※※ 在我动身的那一天，列宁来和我话别，并给我一些他认为“万分需要的”“好的教训”。 “当然，你并不完全满意代表大会的结果，”他说。“你并不讳言，你认为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和策略上同保尔·勒维一致，而又不顾这一点反把他开除，是不合逻辑的。惩戒是必要的。我不仅是在想到我以前谈起的勒维的错误。我特别还在想到他使我们在贯彻争取群众的策略上造成多大的困难。他必须认识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他很快又可以用他的政治能力来领导党了。” “我相信，”我回答说，“保尔是能够有办法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而不必取消他个人的意见的。他可以放弃竞选议员的候选人资格，开始出版一种杂志，并在其中的一期里从纯粹历史的观点十分客观地来评价我们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作。这当然要包含而不是摒除对那工作的批评。同时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确实感到代表大会反对他的决议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但尽管那样，他为了运动，还是愿意服从。作为一个政治家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由于这种自我克制的勇敢行为，保尔·勒维只会得益，不会受损。同他的反对者的卑鄙猜疑相反，他表明自己首先顾到的是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列宁说。“但被开除的人是否会听从呢？总之，在对勒维的判断上，我希望你那热心的乐观主义会证明是对的，而不是许多别人的悲观主义。我再向你保证，我一定替勒维写一封恢复党籍的公开信，如果他不自绝于党的话。还是谈主要问题吧！整个说来，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很令人满意的。它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确实标志着共产国际的‘转折点’。它们表示着共产国际向着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结束。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彻底清除‘左派’的一些妄想，即：世界革命将以其初期的暴风雨般的速度继续下去，我们将被第二次的革命浪潮所推进，并且单纯依靠着党的意志和党的行动就可以使我们的事业获得胜利。自然，不靠群众，在纸面上以及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在没有客观条件的真空里，‘使’革命成为‘纯属党的光荣的行动’，那是容易的。但这不是革命的概念，而是十足的庸人的概念。‘左派的蠢事’在德国的‘三月发动’和‘进攻的理论’中有了具体的和最鲜明的表现。因此不得不清算这些蠢事而由你们付出代价。你们是替罪羊。但实际上，这个清算是国际性的。 “而现在你们在德国就必须作为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党，实行已经决定了的策略。仅有由我们搞在一起的你们之间的所谓‘和约’，不是一个坚实的保证。如果‘右派’和‘左派’不是本着良好的真诚意愿，在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作为统一的党来行动，这和约就是一张废纸。因此，尽管你心里不愿意，尽管你表示反抗，你还得回到党中央去。而且即使你个人认为有权利甚或有责任再度脱离，你也不可以那样做。除了在困难时刻为党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以外，你没有别的权利。你现在的责任是把党团结起来。我要你完全个人负责想办法不让发生分裂，或至多只能有极小的分歧。对于那些还缺乏深厚的理论素养或丰富的实际经验的年轻同志，你必须严格，同时也必须很耐心地对待他们。我请你特别照顾罗伊特（弗里斯兰）同志。他很好地、很热心地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几年。作为柏林的‘激进派’的领袖，他必须在党中央才好。光是这一点就可保证改进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据我对罗伊特的了解，他一定会感到受‘和约’的约束，而不得不以同志的方式甚至与所谓右派实行合作。在代表大会期间，我看出他有些固执和偏狭，这种性格是不适于担任领导职位的，而如果一旦固执和偏狭终于慢慢地去掉和摆脱掉，那末一般说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他的了。” 在这里我用吃惊的问题打断了列宁的“好的教训”：“关于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怀疑？” 我的导师笑道：“没有，但是有经验。”随后他又接着说：“由你去帮助那些在工人运动中已经立了功的干练同志集合在我们的旗帜周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在想起象阿道夫·霍夫曼、弗里茨·盖尔、多伊米希、弗里斯等同志。你也必须耐心地对待他们，即使他们偶尔还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表达出共产主义思想，也不要贸然地认为‘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受到危害和损失。这些同志确是极想做好的共产党员，你必须帮助他们成为共产党员。当然，你不可以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残余作任何让步。不管改良主义披着什么颜色的外衣，决不可以让它被偷运进来。可是你必须使这类同志处于只能象共产党员那样讲话和行动的地位。尽管那样，你或许、而且多半是会失望的。假如你失去一个‘故态复萌’的同志，你还可以用坚定而聪明的办法，保留两个、三个、十个曾经和你在一道并已经成为真正共产党员的同志。象阿道夫·霍夫曼、多伊米希等同志，他们把经验和大量的知识带给党，而主要的是，他们是信赖他们的广大工人群众同你们之间的活的纽带。必须考虑的是群众。我们不可用‘左派的’愚蠢或用‘右派的’胆小来吓唬他们。如果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始终表现为言行一致的共产党员，我们就可以争取到群众。你们在德国目前必须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经受考验。不要一开头就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我们感到失望。克拉拉，要经常想到群众，这样你们就会象我们那样地进行革命了：和群众在一起，通过群众。” [1] “三月发动”，1920年3月德国工人们在德国中部的一次武装发动。这是一次冒进的行动，结果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关于“三月发动”及“进攻的理论”，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9—461页。——译者 [2] 大会在1921年1月召开。会上就参加国际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拥护参加国际的代表退出大会，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译者 [3] 贝拉·库恩（Bela Kun，1886—1939），当时是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国际执委会委员，后来是叛徒。——译者 [4] 塔尔海默（Thalheimer，August，1884－194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8－1923年曾任德共中央委员，曾加入“斯巴达克同盟”。1923年促使汉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被开除出中央。1929年被开除出党。——译者 [5] 赫尔辛格（HSrsing），德国中部的反动派领袖。——原编者 [6] 保尔·勒维（Paul Levi 188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加入“斯巴达克同盟”，后因破坏党纪被开除（1921年）。关于列宁对保尔·勒维及“三月发动”的批判，见《给德国共产党的一封信》，载《列宁全集》第3l卷第503—506页。——译者 [7] 罗伊特（Reuter Ernst，1889—195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1921年是“超左派”的“进攻的理论”的拥护者。——译者吧。你得答应我永远不再采取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步骤，否则我们的友谊就此告终了。” [8] 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6—465年间的波斯皇帝，他率领波斯人对希腊进行第三次远征，在准备向阿比多斯进军时，派人在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搭架桥梁，但桥刚架好，即被海浪摧毁。薛西斯大怒，下令将叛逆的大海鞭挞三下，并投铁链跨越海峡。——译者 [9] 罗莎、卡尔、利奥，系指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利奥·约吉希斯。——原编者 [10] 特拉契尼（Terracini，Umberto Elia，1895－ 年）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6—1943年被法西斯监禁和流放。1943一1945年参加反对希特勒占领者及其意大利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它同社会党结成联盟，参加政府，但旋即为反动势力所排挤。特拉契尼于1947年曾任立宪会议主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