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即最后一次）全会上，有七十二个支部的代表出席。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这些支部中，十六个是合法的党（包括在苏区的中国共产党），七个是半合法的，在一些国家里，有合法的非共产党的群众组织，而共产党的支部可在其中工作；在另一些国家应该在法西斯的群众组织里设支部。意大利共产党错在不在这些组织里工作；德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才好。德共已因逮捕在中下层失去大批积极的党员；各党应将组织分散以准备转入非法。
　　不少发言者谈到，准备转入非法很有必要。华西里也夫说，如果德共曾在群众组织中有得力的支部，这些组织就会在合法机构遭到破坏后得以存在。其他各党应该细查、重组它们的干部，创办非法的出版社和灵活的发行机构，安排党证销毁事宜，等等。克拉耶夫斯基说，为非法斗争挑选、培养干部非常重要；他们首先应该是无产者，因小资产阶级总的来说不够坚定。资产阶级的秘密政治人员已国际化——人员和情报都互相交流。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远远落在它的敌人后面。各党都应建立一个组织去审查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审讯期间和在狱中的表现。监狱能锻炼同志，但也能使他们变为叛徒，掌握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埃尔科利说，对苏进攻的迫在眉睫使得为转入非法斗争作准备比以往更为紧迫。皮亚特尼茨基谈到必须挑选好干部、分散党的机构和教育党员应如何对待审查。
　　华西里也夫指出，第十二次全会以来，没有一个党系统地吸收新党员，也没有改进党的社会成份，其结果是，虽然群众更加激进了，共产党并没有壮大，而且党员的更新率非常之高。他以美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为例：美国共产党在1931年至1933年间吸收了二万七千名新党员，而在1933年10月1日该党报告说党员总数只有两万名；法国共产党在1930年至1932年间党吸收了二万五千名新党员，但失去了三万三千名——更新率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四。〔注：原文如此。应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二。——中译本编者〕
　　皮亚特尼茨基谈到社会党人对苏德协定的态度。法国社会党对苏德协定抱批评态度，但是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外交方面签订短期协定，能够阻挠反苏联合战线的建立。“苏联会不会……左右于资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呢，‘民主的’或法西斯的？”形式如何对于一国内部的革命斗争来说可以有所不同，但是从“无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来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法国共产党谴责法国社会党的背叛，因为它支持赫里欧的政策，而在莫斯科，赫里欧的访问被欢迎为“新时代的曙光”。这事在共产党员中引起混乱，只是因为法共中央委员会没能充分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苏联可能与法国结成军事联盟和法国向苏联提供武器这些谣言流传甚广，只会妨碍法共和法国统一总工会建立的反战委员会的工作。以向苏联提供武器为借口，法国可以继续输送武器到日本。波兰共产党对这一点也没能理解清楚。
　　洛佐夫斯基谈到有些工会建议抵制德货。他说，国际工会联合会是一个属于协约国的组织，是为协约国的目的服务的。拟议中的抵制，其企图在于为协约国的商品提供更好的销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行动“走在法国总参谋部指定的方向上，不会超越他们的指示范围”。克诺林也谈到抵制建议。“抵制能给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带来什么呢？……抵制就能破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吗？显然不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抵制呢……它并无目的并且注定要失败的？”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洛佐夫斯基继续说，造成了新的困难，“但阶级关系的尖锐化，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破产，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新的机会。……国际社会民主党得以施展策略的地盘已经大为缩小，这为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创造了新的机会，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通的社会民主派工人现在比较愿意听我们要说话。……尽管有这些机会，“有一件事是我们各国支部共同的——他们统统落后于事态的发展。
　　科斯坦扬也谈到工会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红色工会国际成员人数遭到损失；法国统一总工会在法国总工会中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反对派的工作；在西班牙共产党过高地估计改良主义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瓦解和衰落的速度——在许多地方它们实际上还在发展。美国劳联的力量也被估计过低。改良主义的影响并不会自行衰退——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战斗来反对它。过多的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同红色工会等同，认为它们做的是同样工作。工会的声明读起来与共产党的声明如出一辙，也都是些无产阶级专政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刊在这方面也同样错误。工会不是党，而是党与群众之间联系的传送带。党未能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为“一般成员为反对改良主义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团结”。“在每次全会和代表大会上”，洛佐夫斯基说，"我们一再揭露我们自已的全部弱点和缺点，而好象一部分错误年年重犯，同时新的错误又增加进来。”科斯坦扬，以在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工作的共产党党团的成员身分发言，也谈到了工会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策略（他概述了1932年3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联合决议）：革命工会内部的反对派受到反击，只能是在工会问题上并在工会章程的范围之内。最需要的是教育和说服。“我们的任务——说服群众、孤立领导人——不能单靠指责改良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而只能依靠持久耐心的教育工作”，同时除极端情况外要避免纪律措施。洛佐夫斯基谈到霍纳（英共）被选为矿工工会领导一事。“当然，党为了做到这点费了相当力气。可是后来又做了什么呢？政治局和在少数派运动的领导人当中讨论过霍纳应怎样工作，怎样利用这个职位吗？……他们认为选举本身就是目的，不是作为一个手段去扩大我们的影响、巩固我们的阵地，再争取新的阵地。”在德国共产党人“应动员工人们起来反对”法西斯工会的强制入会，组织“对由法西斯分子任命的一切官员的抵制”，召开会议查明会费用在何处，“揭露充当资本家走狗的所有法西斯分子”。
　　在与全会同时举行的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劝告红色工会国际的支持者“要承担工会官僚以开除相威胁而强加于他们的任何义务”，以便他们积极开展工作。“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改变红色工会反对派工作的表面形式，给它另外一个名称，也许是一个绝对‘天真’的名称，……如果需要，我们要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支部。……我们算是什么样的革命者呢，如果，拘泥于某些形式，不能或不愿在改良主义工会里工作？”
　　马蒂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雷梅勒（德共）的职位问题作了说明。雷梅勒已辞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职务。在上次会议上主席团接受了他的辞呈，并提议全会也这样做。在第十二次全会上，马蒂说，雷梅勒和奈依曼维护一个集团路线，是跟德共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的。他们争辩说，法西斯上台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改变，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是对立的。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社会民主主义两个斗争中，雷梅勒和奈依曼对统一战线问题、罢工问题、德国阶级斗争的发展等问题上都抱不正确的态度，对人民革命的问题也持错误的观点。回到德国以后，雷梅勒还继续他的集团活动。他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八十页的信，包含精心制作的纲领。此信的指导思想是一种“西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这是抵制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理论，——特别是德共——这是同国际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在1932年10月16日的德共党的工作者全国会议上，雷梅勒声明，他将停止一切集团活动，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前书记向共产国际调查委员会详细地叙述了这些活动。
　　马蒂说，雷梅勒仍然同奈依曼集团保持关系。随着法西斯上台，这个集团活动变成了在雷梅勒领导下的派别活动。他曾说过，当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党本来应该举行武装起义，以“维护自己的荣誉”。可是列宁所规定的必要条件一项也不具备，于是这种拚命行动只会给纳粹党人提供他们寻求的摧毁党的机会。德共在这个问题与在其他问题上的策略，都是完全正确的，而雷梅勒则是完全错误的。雷梅勒坚认，德共“遭到了自1914年以来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全世界工人阶级都知道“1914”意味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如果雷梅勒是对的，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就不仅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共产国际的垮台，把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同社会民主党1914年的可耻行径作比较，这是卑鄙的。坚信他们正处于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时代，雷梅勒就跟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同一立场上，而顺利的前景却站在共产国际前头。
　　马蒂发言之后，里希特〔舒伯特〕代表德共发言。他说，共产国际一贯帮助德共与机会主义和错误倾向斗争；由于它的帮助，机会主义者被清除了，“就象最近的这个雷梅勒—奈依曼集团那样”。“西欧共产主义”这个观念只不过是奥托·鲍威尔那个观念的回声，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只适用于亚洲而不适用于欧洲。“我们想给雷梅勒一个机会，在苏共的布尔什维克监督之下，去改正错误。”皮亚特尼茨基说，德共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错误“主要是奈依曼的过失，当时他是领导者”。
　　皮克说，鲍威尔和托洛茨基提出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这个观念，是十分危险的；它将意味着，“同布吕宁和资产阶级某几部分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原则上本来是正确的”。奈依曼—雷梅勒集团把它说成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专政”，从而否认了阶级内容和阶级统治在一个法西斯专政下和在“魏玛民主”下是一样的。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认可，对法西斯专政由资产阶级民主生长出来这事的否定。唯一能够制止希特勒上台的力量本是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但这事却遭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阻挠了。“因此，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要想实现，只有清算社会民主党在群众身上的影响才行。”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剥夺了德共享有的大多数工人的支持，金融资本才得以建成法西斯的专政。社会民主党竭尽所能就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性质欺骗工人，阻止他们参加斗争。即使现在，虽然受到压制，它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它处于危机状态，但它依然存在。“我们共产党人有责任去摧毁它。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我们态度上任何犹豫，我们对争取社会民主派群众的统一战线政策上任何含糊，都会增加危险，使社会民主党得以重新巩固并且阻挡我们重建工人阶级的团结。”陶里亚蒂也称奈依曼和雷梅勒为“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德国政权的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而社会民主党人却相信反动时期已经来临。“社会民主党人的断言，无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斗争目标必须是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去，只不过是一种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中，同它在1919年直到目前一样，扮演资产阶级警犬角色。”雷梅勒被从德共转交给苏共。
　　全会以后雷梅勒承认了错误；他接受了宗派主义这个指控，摒弃了错误的“西欧共产主义理论”；还同意要是在1933年1月30日举行武装起义，就会铸成大错；他的关于目前他们正处在“法西斯主义时代”的说法是具有危险性的错误，是与列宁"“帝国主义时代”理论不相容的，等等。奈依曼也承认错误；他的反中央委员会的分裂行径是不负责任的、反党的、罪恶的：“我重申无条件地同意1933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问题的历史性决议。”德共中央委员会，在发表奈依曼声明时补充说，他以前也曾发表过表示忠诚的声明，他务必通过长期的实际工作来证实他最近的这个声明。
　　洪别尔—德罗被指控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他否认这个指控时，他承认说过共产国际要各国共产党同各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活动的指示，“标志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重大改变，回到了自上和自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承认，共产国际政策的这个评价，严重地重犯我在1928年犯过的机会主义错误。”克诺林断言，共产国际没有必要改变路线：“在对形势的所有估计上，我们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分析一年一年都有道理。我们并没有机会修正我们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对形势的分析是真实的，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正是那“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给“高级斯芬克斯”洪别尔—德罗那个观念，说在给第二国际的答复中“共产国际开始了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新策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左派，除了我们党以外。我们是唯一的左派。……或者加入我们的队伍，或者我们就打你们。没有别的道路。并且，我们反对“左派”的战斗，将是最激烈的。”
　　全会批准了政治书记处对独立党采取的行动。结束全会时，陶里亚蒂说，全会对“形势作了认真的、科学的分析”。各党务必重新检查、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作，找出并根除他们所以落后的原因。全会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决定了在1934年下半年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议程将不迟于1934年6月1日以前公布。
　　1932年的帐目表明，总收入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美元，其中党费占九十六万八千美元。党费来自三十八个党，共有党员三百六十万人；十九个党免交党费。支出的主要项目是：行政费用四十一万八千美元；补助金、出版经费和教育经费六十万零一千美元；旅差费四万八千美元。
　　全会后，共产国际期刊上一篇文章说，决定中的新内容是，认识到为以革命手段解决危机而斗争这个一般化口号现在已很不够了；各国党必须制定夺取政权后就要付诸实施的“具体纲领”。这一点就强调了宣传苏联成就的重要性。被引为共产党工作上缺陷的另一例证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人不是加入了法西斯队伍就是完全放弃了政治活动。全会上一些发言，文章继续写道，暴露出严重的机会主义曲解。在法国的一个例子是，“统一战线纲领的主要论点谈的是要保卫法国‘民主’”。类似的“藏起党的面孔”企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那里都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说，全会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举行的，革命危机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德国党和日本党的行动正在提高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威望。然而各支部未能利用世界危机和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成为这次全会特点的严厉批评，后来收到了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