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科利（陶里亚蒂）提出此项决议。他说，反苏战争原定在1930—1931年，“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策划，不是没有国际社会民主党某些领导人的慷慨帮助的”；它所以没有爆发，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敲了警钟，为数众多的工人响应了。战争危险现在大了许多，要制止它需要共产国际改变策略。“我们不必收回遣责凡尔赛条约的任何一句话。但在目前时……我们有责任正视无产阶级面临的新形势。……这一点还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特别是和平主义者的某些团体，对他们来说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斗争有时成了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挑衅置若周闻的借口”。国际形势的三个基本事实是苏联能力的增长，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及法西斯在德国的横行。结果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苏联的政策遏制了日本人；共产国际将集中全部力量去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法西斯的每一让步，都曾使战争更加逼近。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大部分保留了议会制，或多或少对维护和平一事表示关心。……这是又一个论据，而且决非次要的，可以用来回答那些人，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要把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权利作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政策的核心。”美国并没有立即征服的目标——而是相反，它因日本人的行动而烦恼，法国“足够明智地”看到了对它的安全的威胁，但是英国一再支持国家社会主义，为的是帮助德国准备反苏战争。红军是和平的工具，因为它的军官是工人阶级，而在其他军队，军官则代表反动阶层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这个历史注定的不可避免性真的到来时，“难道鲁尔区的矿工……日本纺织厂的不幸的工人，在伏罗希洛夫同志和红军其他领导人身上认不出阶级兄弟和战斗伙伴吗？”
　　陶里亚蒂说，国际联盟可用来推迟战争的爆发（在讨论皮克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时，坎贝尔曾说：“我们知道，在不少支部里，对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及签订互助条约问题，存在过疑虑和混乱”）。苏联一向注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提供了把苏联的持久和平政策跟其他国家的暂时和平政策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象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那样。“由于这一点，我们很感惊奇，竟然会有人觉得斯大林同志在与法国缔结互助条约之后发表下述声明是不可思议，斯大林同志在声明中表示‘完全理解和赞同法国遵循的将其武装力量保持在符合安全需要的水平上这个防务政策’。”即使从理论观点来看，“在一定情况下一个工人的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缔结一项军事合作协定的可能性，也是无庸置疑的”。苏联将竭尽全力，去避免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紧固集团”相对峙的局面。他批评了那些共产党，他们打算接管和平主义的组织，并使他们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第六次代表大会敦促青年工人不去参加军事训练的志愿团体，这种论点已不切时宜了。“在目前情况下，在这类团体已有群众性的国家里，不去参加这类组织是错误的。”也很有必要去“纠正某些共产党的错误，它们曾通过决议，抵制对空袭采取防御措施”。它们应当为劳动人民要求免费的最好的防毒面具，应当抗议只把掩蔽所提供给富人。
　　大会之前不久，贝拉·库思写道，在与俄国结盟而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战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人务必保持阶级独立性：“无产阶级不能跟统治阶级缔结通常的社会民主党式的国内和平。……人不要抵制战争。他们要参加战争。他们不是简单地去‘分化’，跟苏联红军并肩与共同敌人作战的军队，而是努力去争取这支队伍。”他们应该用战斗去获得对指挥官的民主控制以防止破坏，但唯一可靠的保证乃是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马蒂解释了为什么自一开始法共政治局就赞成法苏互助条约，并引用了列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论述。这个条约只受到叛徒以及法国某些资本主义集团和它们的法西斯代理人的攻击。共产党议员曾投票反对战争贷款，因为他们不信任法国政府会将条约付诸实施。库西宁谈到不少国家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克诺林欢迎第二国际1935年5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它敦促动员世界舆论去反对希特勒，提倡集体安全和欧洲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合作；他说，这个决议将促成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反对战争的联合行动的协议。贝拉·库恩在此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很多和平主义的和宗教的团体现正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反对战争的斗争；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对和平主义者采取新的态度；各党应与一切愿意参加反战群众行动的人们合作。如果战争竟然爆发，“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坚持一个观点，即在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战争中，参加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力图的不仅是自己政府的失败，还要有苏维埃政府的胜利”。曼努伊尔斯基写道，“保卫苏联的利益，决定世界无产阶级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