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这次会议和以后各次会议，都在莫斯科举行。——编者注
列宁宣布开会。 确定议事规则和议事日程 塞拉蒂宣读如下规定： 1．全体会议于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和晚上6点至9点举行； 2．报告人作报告只限1小时。此外，辩论完毕后，可用半小时作总结发言； 3．补充报告人可占用与报告人相同的时间； 4．每个发言人对议程均有权发表意见，但只限一次，时间2分钟； 5．任何代表对每个问题均有权发表意见，但只限两次，第一次10分钟，第二次5分钟； 6．要求发言，只准用书面形式提出申情； 7．至少要有三名享有表决权的代表提出要求，才能使用记名投票方式； 8．任何建议（包括对日程的建议），均须以书面形式（两种正式文字中选用一种）提交主席团，建议人履行这一手续之后，才能发言。 接着，塞拉蒂宣读主席团提出的议事日程： 1．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 2．工会和工厂委员会； 3．议会制问题； 4．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5．土地问题； 6．对“中派”各种新思潮的态度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7．共产国际章程； 8．组织问题（公开和秘密组织、妇女组织等等）； 9．青年共产主义运动； 10．选举； 11．其他事项。 里德（美国）： 我以29名代表的名义，提议改动一下议程，即把议会制问题提到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问题的前面。对于我们西方国家的代表来说，认真讨论工会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最好能把有关工会问题的全部材料翻译出来，加以研究，并准备对这个问题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另外，我建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最好能允许把英语作为大会的正式语言之一。在我所掌握的名单中，有40多名代表懂英语。在这里，懂英语的代表大大超过懂法语和不懂英语的代表。 塞拉蒂： 我代表主席团提议拒绝这个意见。顺便提一下，在执行委员会中，现在建议把工会问题作为第三项议程来讨论的这些同志，曾坚决主张把该问题作为第一项议程来讨论。执行委员会制定这份议事日程，是充分理解这些或那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至于正式语言问题，我们声明，不能允许把英语作为大会的正式语言，因为这样做会使讨论过于复杂化。但是，英国同志可以用英语发言。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设法为他们随时翻译一切讲话。我们决定这样做，是为了加速讨论的进程。 里德的意见被提交大会表决，在绝大多数反对、14票赞成的情况下被否决。 列宁提议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就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作报告。 季诺维也夫作报告：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很抱歉，对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不得不用我掌握得不太熟练的语言作报告。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文字的详细提纲［注：即《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译者注］，因此，我在这个报告中只谈谈提纲中某些最重要的条款。 我们生活在重新评价一切事物的价值的时代，生活在有些人否定党的作用及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的时代。必须指出，在英、美、法这样先进的国家的工人中间，也有一些相当强大的思潮，它们不懂得自己的政党的作用，甚至直接否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也许，我们今天所处的困难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具备提出此类问题的条件。依我看，这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在战时遭受危机的最大标志。现在，这个问题相当广泛地、往往也十分尖锐地被提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这一危机的结果和表现，也就是第二国际破产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有许多同志自称为共产党人，自认为与群众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他们却否定党或者错误地理解党的作用。潘涅库克同志的这种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这种情绪，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注：这里所指的小册子显然是指：潘涅库克《世界革命和共产党的策略》维也纳工人书店出版社1920年版，共49页。——译者注］，我们已经印好，今天或明天就可以发给大家。你们可以从这个小册子中发现他对群众的盲目崇拜，他企图把群众和党本身对立起来。我认为潘涅库克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是对那些不懂得共产党的作用和否定党的人们的最好的宣传资料，这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伙同潘涅库克进行这种宣传的一个实例。 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呢？ 我在我草拟的提纲中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最先进、最觉悟、因而也是最革命的部分。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共产党本来应当是这样的，但并不都是这样的，这也是实话。是的，许多加入第二国际的政党所执行的政策，竟使它们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最后它们所联合的竟然不是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不是它的最觉悟的部分。但我们仍然坚信，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将把工人阶级最优秀、最觉悟的部分团结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犹如把人的头同整个身躯、把人的右手同人体分离开来一样，是不可能的。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头部，组织就是无产者在他们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右手。 在俄国革命中，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群众和我们并肩战斗，一起经受失败，一起夺取胜利。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工人群众只有在坚强团结的、有组织的、为他们指引道路的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地行动起来。 有时，那些对党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同志，自以为站在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上。而我认为，这不是左翼反对派，恰恰相反，这种反对党的情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残余。资产阶级自己喝酒，却规劝无产阶级喝水。每个好心肠的资产者，一到21岁就成为政党的成员，但他对工人却鼓吹无党无派，而且他往往能使无产者上这个圈套。 甚至经过三年革命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也还有相当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在上这个圈套。 资产阶级念念不忘一项十分明确的政策，即向工人阶级鼓吹无党无派。它不能到工人那里去对他们说：“请到我们资产阶级政党里来吧”，因为工人是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正因为如此，它就向工人提出这样一种“论调”，说什么你们不需要政党，你们有工会和其他联合会就完全够了；你们何必在政治纲领上伤脑筋呢？由于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宣传手段——学校、报刊、艺术、议会，因而它得以使工人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完全不理解政党思想，使他们接受工人不需要政党这一虚伪的思想。 那些反对建立政党并以左派自居的人，并不懂得当前发生的情况，而一味重申资产阶级借助其数十年来操纵的宣传机器向他们灌输的东西。另外，有些同志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党的领导也可以进行斗争，这就可以证明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革命时代，并且低估了这个时代。如果他们认识到，我们已经真正进入极其顽强而又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那么，他们首先会开始明白：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必须有一个总参谋部——集中的党。很显然，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后，在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党为首的一系列政党垮台之后，许多工人的言谈中必然会流露出政党思想业已破产的想法。的确，常常有人说，在战争时期，政党思想就已经破产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提纲第4条中指出。 “共产国际坚定不移地确认，绝对不能把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垮台描绘成为无产阶级一切政党的破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一个新颖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
在这一原则上，我们也坚持反对革命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同志。我们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弟兄，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垮台，即第二国际的垮台，并不是政党思想本身的破产。要知道，我们有理由反驳工团主义者，例如，列金、德国的所谓“自由”工会（自由黄色工会）和以茹奥为首的法国工团主义者遭到了破产，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工会思想本身也遭到了破产。因而我们也不能说，第二国际和一系列政党的破产，就等于政党原则的破产。“左派”糊涂虫吕勒不久前庄严地声称，政党原则必将同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一起遭到破产。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苏维埃制度不仅不排斥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而且恰恰相反，它是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当然，这个党的构成必须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它应当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它将引导全体无产阶级走向胜利。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否定党的论调的根源，那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多年来向我们所宣扬的那一套论调，即工人可以是“无党无派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党，有工会完全够了。这是地地道道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屈服。 其次，是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我们亲眼看到许多旧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叛卖工人阶级事业的党。我们要对来自工团主义者队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各的同志们说，时代的口号绝不是否定政党的存在。不是的，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斗争日益激烈、日益尖锐，我们应当说，时代的任务是：旧政党破产了，打倒旧的政党，现在应该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万岁。在议会制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由于社会民主党议员成批背叛，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便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了。现在日益明显地看出，新时代必定会出现新人物，即使在资产阶级议会中，也会如此。这些同志将显示出自己是真正的斗士，他们以自身的活动向工人阶级证明，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可以待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并能在那里为无产阶级作出重大的贡献，例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但要用言论而且要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宣传。 许多政党以自己的活动证明，建立新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可能的。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向工团主义者指出：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拥护者，宣传无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种宣传在客观上只能对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有利。由于工团主义者和工业化主义者鼓吹反对共产党，他们打算以工会或某些不定型的“一般”工人协会来代替共产党，所以他们与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不谋而合了。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若干年里，一直鼓吹所谓工人代表大会思想，认为工人代表大会应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英国和美国的形形色包的“工党分子”，实际上显然在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向工人鼓吹建立不定型的工人协会，以代替政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工业化主义者愿意进行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但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没有理解到，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就等于无头的躯干。 革命的工团主义和工业化主义，只是同第二国际陈腐的反革命意识形态相比，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同共产主义相比，工团主义和工业化主义却是后退了一步。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在4月成立大会的纲领性宣言中所作的声明），他们在建立一个政党，但是建立的“不是这个词的一般含义的政党”。可见，这个声明乃是在思想上向工团主义和工业化主义的反动观点投降。 我曾与一些好心的朋友——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交谈过，他们说：“我们一定执行你们向我们提出的一切任务，我们必将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引导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这一切将由工团主义者和我们的工会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党能做些什么呢？”请问这些朋友：如果你们真的主张建立苏维埃政府，你们首先应该有一个政府所要执行的纲领。你们应该有土地问题纲领、对外和对内政策纲领，应该向我们说说你们对中农的态度，你们将怎样建立军队，怎样创办学校等等。一旦你们对这些问题开始作出决定，并且确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们就已开始变成政党了。我们对我们俄国的非党工人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那里还有数以万计的非党工人，但是他们支持我们，并且跟我们一道走。我们召开这些非党工人的代表会议，我们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要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同波兰的战争问题；在土地和教育问题上，我们需要得到你们的回答。你们愿意同我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吗？假如愿意的话，就请你们讨论这些问题吧！如果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这种协议将成为共产党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我们愿意把优秀分子联合起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也就是共产党。 我们对昨天接纳进来的、享有表决权的那些同志，也要这样说，因为他们正在而且必将走向共产主义。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阶级的政党愈强大，通往胜利的道路也就愈短、愈容易。这个党在我们面临斗争、但尚未开始激烈搏斗的时刻，也就是说在今天，就应该制定纲领，把工人阶级最优秀、最觉悟的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在关键时刻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在每个企业中，优秀人物都应当成为我们党的成员。不错，一开始他们只是少数人，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明确的纲领，就能成为最觉悟的分子，取得工人们的信任，到需要时，就会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伟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真正规模，至今谁都无法具体地想象出来。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我们面临的这场斗争是多么伟大。 给工人阶级指明正确道路的，并不是那些只关心日常利益的不定型的工会，而是那个把无产阶级优秀力量联合起来的党，它经过多年才得以形成，并已组成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问题就在于必须建立真正能带领群众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在逻辑上很显然，那些对党持否定态度的同志，往往会完全不自觉地认为：我们并没有处于残酷斗争的时期，而是处于先前的和平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全都工作几乎就是宣传（而且宣传往往搞得很差）。他们不懂得，虽然宣传现在仍然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它已不是我们的唯一任务，现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国内战争已经来临，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实际的革命行动。因而，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在明天最紧迫的无产阶级政策问题上将采取什么立场的组织，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需要党。但是，需要怎样的党呢？在这里，我们要把应当告诉右派分子的一切，十分明确地说出来。我们不需要第二国际所属政党那样的党，也不需要现在还是中派政党那样的党。这类政党在客观上起反动的作用。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起的始终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作用。这一点无须加以证明。很显然，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目前之所以那么困难，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力量强大、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我们不需要那种愿意遵循日益恶化的第二国际传统的党。我们不需要那样奉行尽量收罗党员这一简易原则的党。我们不需要那种蜕化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只是由工人贵族组成的党，在这样的党里，工人官僚往往会变成单纯追逐自身利益的帮会。我们不需要那种把刚刚入党的人提出来作竞选候选人的党。我们不需要那种不是由工人，而是由46名教授、45名或更多的律师作代表的议会党团。对于选种议会党团，我们只好说：45名律师作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就被断送了！（鼓掌。）我们不需要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议会党团，我们十分清楚，那里有些人在最紧要的关头，不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是脚踏两只船，暗中破坏我们的斗争。 我们应该透过放大镜仔细察看我们党的社会成分。我们应当小心，不要使那些敌视无产阶级的分子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党。十分明显，目前有许多工人（其中较好的一部分对待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抱严肃态度的）被德国那样的党或者意大利那样的议会党团弄糊涂了。在意大利，情况严重到了极点，整个工人阶级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政策。然而，在议会中所能代表党发言的却是屠拉梯，十年来，他一直执行资产阶级政策，而且至今仍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政策。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出现否定党本身的种种思潮。在德国，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代表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的是亨克之流，他们常常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和谢德曼一个鼻孔出气，只是稍稍变换一下腔调罢了。因此，很明显，难怪那里一些并非恶劣的工人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比这个党强。当然，如果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比这个党强，那他们的结论就错了。不能这样说，我们认为：如果某个党不好，我们就应该想一切办法组织一个真正的好党；首先我们应该把少数人组织起来，再逐步地开展工作，争取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以，当有人向我们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党这个问题时，我们回答说：表示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党，我们还是要指出，它们并不是共产党的样板。因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使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相信无论如何要清党，必要时，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不管怎样，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对于我们需要怎样的党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概括地说，也必然涉及到组织问题。 从组织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怎样的党呢？我们必须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适应现有的条件。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各国所共有的现象，但是，有时也会有适应各该国现有条件的现象。关于这种具体情况，我不想多谈，只是补充一点，如今有一种反对党的严格集中原则的思潮，其中有些人是对党根本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些人虽然赞同必须建党，但是并不认为党必须实行集中制，必须有铁的纪律。这种说法，我们不只是从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那里能听到，而且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部分成员那里也能听到。我们认为，整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正需要一个集中的党。 大家经常议论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经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20年的时间建立了党，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军事化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我们肯定要遭受20次的失败，这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有工人，我们党的所有党员，都能向你们证实这个真理。这就是我们学会了的东西。 不能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国内战争的实际含义。发动国内战争，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渡过持续一年、两年或三年的国内战争，却是相当艰难的。那时得把数以万计的同志和党员派往前线，他们要在前线遭到大量的牺牲；那时得要求党员作出重大的牺牲；那时得在24小时、甚至24分钟之内作出十分重要的决定；那时要取得工人的绝对信任，才能获得全面的胜利。当前的形势是：我们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斗争，战争的钟声真正敲响了，我们将举起刀枪冲击资产阶级。这种形势迫使我们不仅对各国政党，而且对共产国际宣称：我们需要有一个集中的、具有铁的军事纪律的组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真正需要达到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应该懂得，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很好地、严密地组织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到制定共产国际章程和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再详细地论述。 有时会听到某些同志说：“是的，现在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我们还没有掌握政权，也许我们的确还需要党；但是，我们一旦取得胜利，我们就完全不再需要党了。”我同德国一些优秀的工人共产党员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曾发表过这种议论。在这里，我想引证一下俄国党的经验。恰恰是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在我们建立政府之后，党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一天天地增强了。我们俄国党的作用，从来还没有像我们胜利之后的今天这样大。在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时，都需要党的切实监督。 考茨基之流对我们说：在你们俄国，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党专政。他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责难我们，这完全错了。我们实行的是工人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也是共产党专政。（鼓掌。）共产党专政只是工人阶级专政的职能、象征和表现。我们的党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应把它同由律师组成的党混为一谈。我们有60万至70万优秀工人加入了党，它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工人阶级的事情由它的优秀代表来掌管，这是很自然的。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是同时确立起来的。党有权监督各种各样的组织，有权清洗这些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党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革命胜利之后，党的作用并没有缩小，反而加强了。 现在，苏维埃政权思想几乎赢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心。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坚信，人类正在迎接苏维埃制度的建立，这是对的。但有人往往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什么在苏维埃制度下，我们不需要党。苏维埃应该代替党，党应该融合在苏维埃里，应当“适应”苏维埃思想。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引证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1917年，我们俄国人之所以能迅速地控制苏维埃（他们曾反对工人政策八个月之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决心十足的、能起积极作用的党。现在，共产主义影响在苏维埃中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是强大的。苏维埃的存在不但不排斥党的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正相反，党是苏维埃存在的必要前提，因为党是苏维埃的领导力量，是苏维埃的主脑，是苏维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完全明确地向同志们声明：不只是在谈论苏维埃的今天，而且早在我们已经有了苏维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需要有一个日益发展的、强大的共产党了。有人往往会反驳我们说：几乎整个工人阶级都组织到苏维埃中了，而吸收到党里的，只是工人阶级的少数，今后也将永远是这样。不会永远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就已经不是这样了。在第二国际时代，社会民主党始终未能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组织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当时，这是实际情况。当政权属于资产阶级的时候，当资产阶级掌握报刊、学校、议会和艺术的时候，由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宣传，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误入歧途，滑进资产阶级阵营。很清楚，资产阶级报刊使党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工人阶级有了出版自由之后，在我们掌握学校和报刊之后，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将逐渐转向我们这方面的时刻就会来到（这个时刻不会那么遥远）。最后，我们把工人阶级的大部分直接组织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的时刻，也一定会来到。现在前景已经完全两样了。可见，建立苏维埃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党。 把工人组织划分为党、工会和合作社三种形式的这种所谓经典式的旧方法，在当前是错误的。现在，这种旧方法已为另一种划分法所代替，即政党、苏维埃和工会。在这方面，也许会发生变化，产生新的形式，也许某一次革命会提出或创造某种新形式。大概将来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根据俄国革命的实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即将划分为共产党、苏维埃和工会三种形式。我们应当到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在议会中、在工会中、在党组织中。但是，整个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脑，却始终是党。 由此可见，无论是苏维埃政府，或者是革命化的工会，都不会否定党的存在的必要性。有人会对我们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当黄色工会存在的时候，党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会，党就不再需要了。我对他们的回答是：不。即使有了革命的工会，即使工会像我们这里似的已经完全彻底共产主义化了，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意识到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想象的那种未来的情景。他们所想象的未来情景是这样的：领导核心是工会中央理事会，外国［注：：疑为“围”字之误——校对者］是一系列单独的产业工会，这很好。但请问，他们将借助于怎样的手段去夺取政权？他们将怎样建立红军？因为很清楚，没有红军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他们将按产业原则去组织红军（五金工人军、纺织工人军等等）？难道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去组织这些产业工会的红军总理事会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建立红军，我们连粮食问题都无法解决。 我们需要国家机构，而领导国家机构的只能是党，因为国家行政机构是由全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来掌管的。现在，在我们俄国，工会和我们并肩前进。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十月革命以前，工会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在7月初的日子里，多数工会属于孟什维克。但是，我们在工会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建立了党团，现在强大的多数站在我们一边。可见，党的作用并没有缩小，反而增长了，因为工会已经共产主义化，接受了党的领导。是的，结果只能是这样。马克思就是坚持这个观点的。他指出，有些人认为似乎党只管运动的政治方面，而工会则管运动的经济方面，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并不是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党是一个在所有各个方面指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共产党的各项原则应当用来指导苏维埃、工会、学校、合作社以及所有联合工人阶级的组织。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不只是讨论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个在竞选时才需要的机构，也不是机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种议会机关。不是的，这是包含工人运动全部精华的组织，它领导着工人阶级的所有的社会组织，领导着工人阶级各个方而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所以，我们要对那些认为不定型的工会可以代替政党的人说：你们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是能领导工会并给工会增加新生力量的党，是能给工会指引道路并成为其指路明灯的党。 因此，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代表大会应当简明扼要地声称：现在，我们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每个工人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或者在武装起义期间，以及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都同样需要有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不容小资产阶级分子混进来的共产党。是的，党可能同小资产阶级分子达成临时性的政治协议，但这不是在党内，因为党本身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进来，或是同他们联合起来。党应当在反革命的议会中，按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精神推行革命议会制的思想。党应该把普通的革命工人，而不是把专门捍卫资产阶级事业的狡猾的律师派到议会中去。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时时刻刻在最严重、最复杂的形势下给苏维埃指出正确革命道路的党。 同志们，请设想一下，假若我们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能有共产党，那该多么好！当然，我们很清楚，当时所以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建党所必需的重要条件和前提。然而，假如当时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但是真正的共产党，我们的法国先驱者就必然会避免许多错误。不过，即使是选样，也许还是保证不了法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当然，我们决不是想以此来贬低公社社员创建功绩的英勇精神，而是希望无产阶级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 目前，许多国家已出现这样的形势，即很快就要爆发大规模的起义。然而，若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即使不大的，但却团结一致的，有觉悟的共产党，那我们必将遭受无谓的重大牺牲。我们必须纠正以往的过错，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共产党的那些国家中，比如在英国和美国，有些同志竟拒绝建立党，他们早晚会痛恨自己的这个过错。一旦斗争开始，他们会真正认识到，不及时地锻造武器，不点亮那座必要时能给工人阶级指明道路的灯塔，是多么轻率。 同志们，我想，我该结束这个报告了。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指出，假如我们想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首先就要掌握这个基本思想，即我们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有一个集中的、实行铁的纪律的党。我们正处于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我们不能没有党。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党。你们应该从俄国工人那里吸取真正值得学习的东西。当然，在我们的运动中也有缺点，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些缺点，我们决不想充当教员。但是我要指出一点，就是20多年来，我们逐步锻造了这个武器——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是很好的范例。无论在狱中或在西伯利亚，无论在流放地或在异国，党始终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使俄国工人具有最美好的思想，这就是对党的热爱。对于俄国先进工人来说，党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他们把党看得比生命还宝贵，比什么都亲近，党是他们的灯塔和指路明灯。在这方面，各国工人阶级是应当向俄国工人学习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 拉姆赛（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很遗憾，共产国际虽然掌握有全部文件和报告，但是它对于人所共知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实质，显然了解得很不够。我必须提醒你们，这个运动刚刚产生时，各工人组织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车间代表委员会为了给共产主义运动奠定基础，曾作出很大的努力。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还在竭力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开展全部宣传工作的，因此，我们指示我们的全体成员和所有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组织本着这种精神从事活动。 麦克莱恩（英国社会党）： 在提纲第6条中，最后一部分指示各国共产党尽可能同工人阶级的一般运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一条说得不够明确，所以我认为对这一条有必要加以修改，以体现出对英国运动的深切关注。我们希望共产国际能毫无保留地为我们制定一个在我们的特殊条件下必须执行的明确的行动方针。 在英国，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大党——工党。然而，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却归附于它。我来谈谈英国工党。它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群众性政党，它不是一个一般所说的政党，这就是说，它的成员不是作为党的绝对拥护者以个人名义加入其队伍的，而是集体地、大批地加入的，即他们的工会集体加入了这个党。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加入这个党的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社会党是赞成加入的，但其他一些集团则持否定态度。工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在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现阶段，它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实际上这是工会运动的一支政治力量。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同志们认为，在工会运动内部做经济工作是必要的，但在工会运动内部做政治工作则毫无好处。而我们，却恰恰相反，认为可以利用工党的全国性机关和地方机关，利用工党的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从而引导工人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之所以留在工党里，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增强它，而是因为它那里有群众，在那里可以接近群众。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活动随时随地揭穿工党领袖的“号召”。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个党，我们就会丧失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有利场所。尽管工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拥有庞大的机构，有报刊，在议会和各级市政机关中有自己的代表。放弃在工会中随时进行宣传的机会，乃是自我毁灭的行动，因而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庞大的机构。我是主张这样做的代表者，我们不愿自我毁灭，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此外，我要强调指出，最近期间，英国社会党及其他政党在工党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因而这个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工党毕竟在逐渐向左转。我认为，右派领袖和原先的组织，在群众压力之下渐渐销声匿迹了，这也是我们留在这个党内的理由。 我对拉姆赛同志的声明感到非常满意。他表示拥护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听到他这样说，我很高兴。以往，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是反对议会制的，甚至它的全部工作和宣传都是反对政治活动的，这曾使共产党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我要说，如果他的声明意味着他和他的战友将加入共产党，将成为奋起推翻资本主义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英国社会党人是最高兴的。 我要提出的修正案是经英国社会党两个代表签署同意的，其内容如下： “在那些非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共产党可以加入该党，以便在其内部组织和形成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并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着眼点引上共产主义轨道。但是，只有在共产党能够自由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佩斯塔尼亚（西班牙劳动联盟）： 工会运动比一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而且运动的两个派别——右派和左派，都是重要的。对工会的评价，不能只依据它们靠近共产主义的程度，在这方面，俄国是个很好的例子。问题首先在于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这必须是革命精神。 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说，某些工人阶层对工人政党持否定态度，完全是由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有人认为，工团主义这样的革命运动，除了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外，没有其他任何渊源。这样阐述实在太简单了，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当然不能。说什么工团领导人声称，他们不愿意搞政治，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政治工作。甚至有过这种情况：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竟劝说工人参政，说什么这样做符合工人的利益。我的处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有人对我参加政治活动怀有偏见。我从来没有说过，工团所应追求的是狭隘的工会目的。这取决于工团具有的精神。有人认为，俄共所掌握的红军的建立，应归功于俄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是这么回事。协助夺取政权的军队和政党，向来就有，我可以引用法国革命的例子来证明。主要的是要有工会这样的革命的战斗姐织，它们才能加快斗争和革命的爆发。 坦纳（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同志论述的重点，是要证明极其需要建立纪律森严的、集中的共产党，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是一码事。但他对这种论点的正确性，说得不够明确。过去和现在俄国所实行的一切，根本不应作为其他一切国家学习的样板。我们深信，英国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英国的形势完全不同于革命前的俄国。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所理解的。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由少数人来实行，即由以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为代表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少数派来实行。各政党的成员可能不同意这样做，但他们应该明白，如今在英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要比过去的俄国多得多，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英国革命工人来说，具有非常现实、非常明显的意义。 麦克莱恩指责我们说，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有反对政治的倾向，因而认定我们放弃一切政治活动。这不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否定议会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真正的政治活动。麦克莱恩进而对拉姆赛同志的声明感到高兴，认为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们又要同他们一起工作了。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许多积极活动家，曾经是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但是他们脱离了这些政党，认为它们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从未丧失过信心，而是一直在宣传共产主义原则。根本谈不上我们像悔过自新的罪人那样回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思想，我们在产业工人中间做了比大多数政党多得多的工作。难道麦克莱恩想说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唯一的革命政党，或者是致力于英国革命的唯一力量吗？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一些代表，并不认为组织政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他们根据自己在其他政党中的经验确信，参与这些政党，特别是英国社会党的活动，这只能是浪费时间。但是，即使这些人不参加政党，也决不能由此而说他们革命精神不足，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是极富于革命精神的。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并用革命的观点去解决。他们考虑到他们急待克服的种种困难，并着手去解决。有人在这里批评工业化主义者。他们是不是想证明他们的策略和方法是正确的？难道各社会主义政党从工业化主义者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吗？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英国的某些政党在犹豫不决之后才认识到采取直接行动、举行总罢工等等的必要性。其实，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一直在宣传“直接行动”，而且工人们已开始懂得“直接行动”的意义，并开始掌握这种行动的方法。现在，有人还力图使工人拥护议会制，然而工人们却认为必须尽快地结束议会制，英国工人对议会活动日益丧失信心，极力设法恢复这种信心，只不过是延缓信心的彻底丧失罢了。你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只会在加入工党问题上遭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反对。工人们会说，共产党人打算把他们引向歧途。请记住，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所联合的工人，将成为革命的突击部队。我们是最先主张直接行动的，我们不只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达到共同的目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只有在政党的帮助下，才能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积极行动起来。这要看对“政党”这个词是怎样理解的。在我们英国，有一种叫社会委员会或社会理事会的组织，专门研究社会性质的问题。俄国同志在其推论中不应只以俄国的经验为根据。他们多年来已与其他各国群众失去任何联系，只有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去看看，研究一下那里的情况和工人的新观点，并把那里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加以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才能对那里的政策及其革命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 请问俄国同志和其他同志，难道你们从其他国家的斗争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再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吗？难道你们来这里不是学习，而只是教导别人吗？英国革命将由我们来进行，俄国同志是不能进行这场革命的；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在学习并准备这样做。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第二国际主要是由于它没有气节、目标暧昧不明而垮台。必须注意，不要使第三国际陷入另一个极端，不要过于教条。 必须设法使每个组织在其国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使它能根据其特殊条件进行活动，并能适应这种特殊条件。第三国际应采取这样的立场：使各个政党在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和方式方法上达成协议，而其余的一切交由各党自行处理。 拉科西（匈牙利）： 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俄国相比，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匈牙利工人文化程度较高，国家比较统一，铁路网比较稠密，公路良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 可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比苏维埃俄国更为接近西方国家。然而，我们的经验可以完全证实俄国对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的共产党一直以俄国为榜样，是个严格集中、严守纪律的党，只有经过一定考验的同志才能成为党员，党内实行严格的制度。匈牙利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一样，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自从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以来，由于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和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充斥于社会民主党内）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党就不再体现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意志了。 此外，我们在建立专政时，特别需要有觉悟的、能独立行动的工人。我们不得不从合并了的政党的队伍中挑选一切合适的分子，把他们安排到各个苏维埃岗位上。这样一来，党被削弱了，显得无所作为了。因此，当我们在政治问题上需要向整个无产阶级呼吁时，也只能向工会发出呼吁，因为整个无产阶级几乎都加入了工会的行列。结果，出现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同志所要求的那种情况：工会同样也执行党的任务。很显然，随着专政的建立，工会的职能和任务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会必须执行一系列新的任务，例如组织生产，规定劳动纪律等等。但是，工会在此之前，却忙于接纳大量新成员，因而连这些任务也都不能很好地完成。 每个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工会无力及时处理革命初期出现的大量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会造成相当困难的局面。由于党的软弱无力，除上述任务外，我们在匈牙利还不得不把建立红军、改组教育、分配食品等等其他政治任务，也交给了工会。但是，很显然，工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即使它们承担了这些任务，它们在任何一方面也不能取得多少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不只是因为那些专政前的革命工会大都反动化了，而且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成立的。几个月之后，我们面前出现了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共产党的任务。因此，除专政为我们提出的那些艰巨的任务之外，我们还不得不增添一项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就已解决了的任务，因为俄国早已有了共产党。 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一个在各方面类似俄国党那样的党。内部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我们这个意图完全落空了。但是，我一定要再次指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经验，从各方面都证实了俄国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一离开党，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我们就得因而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我们在着手改组我们的队伍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最大不幸，就是我们在专政时期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比较有纪律的党。于是，我们着手建立一个严格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我深信，我们的党再次建立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将坚决实行俄国共产党的一切原则，借以证实和巩固俄国同志的经验。 怀恩科普（荷兰）： 按照规定，我应当用德语发言。但是，我认为用英语比较好，因为我想谈谈英国同志们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认为，大会最好不要采纳麦克莱恩同志的补充意见，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中，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我认为英国同志应当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国内自行解决了。但是，麦克莱恩同志却偏偏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确认加入工党是必要的。大家都知道，英国社会党想留在这个党内。我建议我们不要作出这个决定。正如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论述这个问题时所写的，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决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建议英国同志在力求把英国所有共产主义队伍联合成为统一的共产党的基础上独立地解决这个问题。拉姆赛和坦纳两位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非常恰当。你们知道，在关于建立统一的共产党这个问题上，工党问题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如果国际代表大会预先作出英国社会党可以留在工党内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在英国建立不了统一的共产党，或者将建立一个没有英国社会党参加的统一共产党。依我看，这两种情况都不好。英国共产党必须在英国社会党帮助之下建立起来，至于条件，让它们在英国自行磋商好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就这个纯属英国问题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那我们首先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要在这里研究英国工党的各个方面及其特殊条件下的全部历史，是非常困难的。 我认为有必要再提一下坦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话。我的党并不同意坦纳同志的观点。但我还是应该说，我仔细地听了他的发言，因为从他的发言中可以感到他要加入共产国际的真正愿望。坦纳同志警告我们：不要过于教条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对的。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警告我们，不要犯右的教条主义。他写道，真正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只是说空话，我们应该避免说空话。但是，既然我们要放弃右的教条主义，那我们对待同志也不应采取左的教条主义。因此，坦纳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不要忘记，其他国家中的关系跟俄国截然不同。这一点，俄国同志是很清楚的。要知道，常常有人说，俄国革命不管怎样困难，但终究是比其他国家即将进行的革命容易些。创造是完全不同于革命的。我们不能空谈学习俄国同志的榜样，俄国革命必定会使我们得到教益，但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不能简单地把俄国的模式应用于西欧或美国。坦纳同志说，不应成为教条主义者，而应成为机敏的、顺应形势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那种理应联合并必将联合一切真正革命派别的国际。 列维（德国）： 我们谈论党的实质时，应该注意到党和阶级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如同主体与客体那样彼此关联，或者说如同内核与外壳那样在一起构成果实。如果我们自问，党和阶级的区别在哪里？那我们应该说，本质上的区别是：党具有明确的目标、非凡的智慧和鲜明的纲领。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其提纲中所说的：“如果无产阶级有一个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并在内外政策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当前具体行动纲领的政党为其领导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才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插曲，而会是无产阶级进行长期共产主义建设的出发点。” 正如内核没有外壳就会干枯一样，如果党找不到同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众相结合的途径，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就必然会成为宗派组织。我认为，既然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大家必定都同意党应该有明确的纲领，应该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寻求联系群众的途径。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可使我们接近群众的途径。我们既应在工会中、在行将建立苏维埃组织的地方、在苏维埃中、在议会中工作，也应在非党组织中工作，因为非党组织是从实际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是在社会和经济分化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必须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所以我不能同意报告人在提纲第6条中所说的这段话：“共产主义者除建立共产党外，还要全力支持建立最广泛的非党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内部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但是，正是为了富有成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为了不让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控制这些广泛的工人组织，先进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团结一致的共产党……” 我认为，这一条没有提出限制性的规定，即必须指出一定的范围，以免建立工人党团和非党工人组织变成一种角逐现象，同时也避免人为地创造出一些并非是社会和经济必然产物的新的组织形式。在建立新组织时，我们要特别慎重，凡是有这种组织的地方，我们要避免随意地和无条件地扩大这种组织。我讲这一点，主要是指德国，因为那里的工会有近900万会员，然而那里却有些同志对新的组织异想天开，竟打算促使我们共产党人离开工会，而工会乃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广阔的活动场所。 我认为，不仅在建立非党组织时，而且在建立党组织时，也要特别慎重。我们德国的历史，德国共产党的经历，在这方面有过很大的教训。代表大会就英国同志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时，应当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 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英国社会党应该无条件地留在工党里，以便通过工党同群众保持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西欧书记处的代表们同阿姆斯特丹执行局①的看法是相反的。 ① 这里指的是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辅助执行局。关于辅助执行局，见本卷第847-849页。——译者注
在建立那种自称为“非党的”组织时，要特别慎重。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些代表在建立非党组织问题上同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相反，他们居然认为建立非党组织是必要的，而建立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党组织，则没有必要。我希望最有权威的人士，例如西班牙同志，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必须指出，根据某种经验，我并不指望能得到回答。我认为，共产主义观点和西班牙同志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之间的争论，决不能列为大会的任务，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当前世界对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制定统一的、明确的路线。我们本应制定这个统一的、明确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是在这里讨论几十年前早已为西欧大多数工人解决了的问题。 恰恰相反，大会的任务是要告诉英国同志不要轻视非党组织，不要退出工党。大会应当一劳永逸地为所有类似情况制定一条统一而又明确的行动路线。 塞拉蒂： 我代表主席团建议继续开会，并提议委员会逐条研究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 塞拉蒂的意见经过表决，被通过。 塞拉蒂（意大利）： 意大利代表团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整个提纲，因为提纲分析了社团主义、工团主义、工业化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并着重指出了这些思潮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从而捍卫了无产阶级事业，捍卫了集中制和纪律，为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但我们认为，提纲中的某些提法不够明确，例如，有关中农的问题。对于中农这个词要给予确切的定义，否则，我们有陷入可能派的危险。要知道，那些被称作“中农”的人，实际上是最落后的分子。 至于提纲第6条，我们同意列维同志的看法。共产党人应该集中精力去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而不是中立的组织，尽管他们必须在中立的组织中工作。麦克莱恩同志要求允许英国社会党留在工党内。但我本人在这一点上比较同意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工党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战争期间，它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韩德逊的活动可以作为证明。假如我们允许共产党人留在这类组织中，我们将为可能派再次敞开大门。 提纲另一条指出：共产党人可以加入中立的、甚至反动的联合组织，如基督教工会。但基督教工会决不是中立的组织，加入基督教工会，就意味着是基督数徒。大会也应该研究共产党人加入共济会的问题，共济会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政治上机会主义的组织。我们要求大会禁止共产党人参加这类组织。 列宁（俄国）： 同志们，我想对坦纳和麦克莱恩两位同志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坦纳说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么，它实质上就是政党。如果像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把他们当作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很难这么说了）认为，应该有少数人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么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个少数应该组织和引导全体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车间代表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日常同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也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间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政党”这个词，因为英国同志对政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像龚帕斯和韩德逊的那种党，像议会投机家、工人阶级的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像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麦克莱恩同志的发言来谈这个问题。麦克莱恩同志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我在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提纲中已经谈过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①我在那本小册子②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同许多同志谈了以后，确信决定加入工党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坦纳同志却说：你们别太武断了。这种说法在这里很不恰当。拉姆赛同志说：让我们英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吧。如果国际的每一个小的组织都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反对，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吧，那么，这还成什么国际了？那么，还要国际、代表大会以及这一切讨论做什么呢？麦克莱恩同志谈的只是政党的作用，但是这对工会和议会活动的问题是同样适用的。的确，大部分优秀的革命者反对加入工党，因为他们反对利用议会活动作为斗争手段。因此，也许最好把这个问题提交委员会。委员会应当进行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由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不能同意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共产党人有关系。我们应该表示一个原则的意见，指出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 现在我来谈谈麦克莱恩同志在英国工党问题上的某些论点。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蒂同志说这是阶级合作，我说这不是阶级合作。而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容许屠拉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分子留在他们党内，这才真正是阶级合作。但是，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这件事不过是英国工人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绝大多数工人合作的问题。工党的党员全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组织结构，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没有看到过。工会会员共有600—700万人，这个组织却拥有其中的400万工人。至于这些人的政治信仰如何，这是无人过问的。请塞拉蒂同志证明一下，究竟有谁阻止我们在工党内运用批评的权利。你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麦克莱恩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英国社会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韩德逊是叛徒，但是照样留在工党内部。这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落后工人、同后卫队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整个运动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最坚决地要求英国共产党人成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联系其他工人群众的桥梁。如果这个少数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么他们即使把自己叫作政党或者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它也不是党，也没有任何价值。据我所知，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这已经是成立党的一个步骤了。因此，如果不能否认英国工党是由无产者组成的，那么加入工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落后工人的合作。如果不是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共产党就毫无价值，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意大利的同志们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那我们以后就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还要作一个结论，说明加入工党是正确的策略。 坦纳和拉姆赛两位同志对我们说，大多数英国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加入工党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大多数的意见呢？完全不必。要是大多数人还不懂哪一种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等待。即使让两个党同时并存一个时期，也比不回答哪个策略是正确的好。你们当然不会根据到会全体代表的经验和会上提出的论据，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决定，让各国立即成为统一的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可以发出指示。我们应该把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交专门委员会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说：正确的策略是加入工党。如果大多数反对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把少数单独组织起来。这样做是会有教育意义的。如果英国工人群众还是相信以前的策略，那我们就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查我们的结论。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同英国有关系，这样说就是承袭了第二国际那些最坏的习惯做法。我们应该公开说出我们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不能建立群众性的党，那么分裂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 ①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报》第5号中刊载的这一发言的结语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公开地说出我们的意见，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英国共产党人不能就组织群众运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因此发生分裂，那么宁可发生分裂，也要比放弃组织群众运动来得好。获得明确的和足够鲜明的策略和思想，要比继续保持过去的思想混乱好。”——编者注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4—228页译文刊印） 托洛茨基（俄国）： 同志们，《共产党宣言》问世已有3/4个世纪，竟然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是否需要党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列维同志强调的，正是这方面的争论。他指出，西欧和美国大部分工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他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无助于提高共产国际的威望。据我看来，历史事件是与上述那种认为广大工人群众似乎已清楚理解需要党的看法（这是过分乐观的马克思主义看法）相抵触的。显然，如果我们在这里是同谢德曼或者考茨基打交道，或者同他们的英国同志打交道，那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让这些先生相信工人阶级需要党。他们为工人阶级建立了政党，并让这个党去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而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党正经历自己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德国，在这个典型的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我们看到，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勇往直前，但同时却保留着相当多的旧传统的残余。这方面，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个例子。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认为，正是那些反对人们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说话的党，即表露部分工人阶级情绪的第二国际的党，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是否需要党的问题。正因为我知道需要党，我十分了解党的重要性，正因为我既注意到谢德曼，又注意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不仅愿意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面且真正愿意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这是不同于谢德曼的），所以我说：我乐意同这些西班牙、美国和法国同志商谈，以便向他们证明，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消灭资产阶级，党是必不可少的。我要以自身的经验同志般地向他们证明这一点，而不是要用谢德曼的多年经验去反对他们，说什么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我们看到，在英法等早已实行议会制和民主制的国家中，反对议会制倾向的影响是多么大。战争初期，我在法国发现最先勇敢发出反战呼声的是法国工团主义者的一个小集团。这是我的朋友莫纳特、罗斯梅等人的呼声，当时正值德军已逼近巴黎。那时，我们不能提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觉得，和莫纳特、罗斯梅等同志在一起，充满同志般的情谊，尽管他们过去主张无政府主义。可是，我和十分了解党的必要性的列诺得尔以及阿尔贝·托马等等先生（为了不失礼，我不想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同志们，法国工团主义者在工团中进行着革命工作。我现在——比如说，能同罗斯梅同志交谈，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法国工团主义反对民主制传统，反对民主制的诈骗与幻想。他们说：我们不要任何政党，我们拥护无产阶级的工团，拥护工团中采取直接行动（即群众行动）的革命少数派。法国工团主义者所说的这个少数派是指什么呢？这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是一种能预见到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尽管它具有偏见和幻想，但是它并没有妨碍这些工团主义同志在法国发挥革命的作用，并没有影响他们选派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国际代表大会。 我们的朋友所说的这个少数派是什么呢？是指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他们具有鲜明的纲领和自己的组织，他们在组织中讨论一切问题（不只是讨论问题，而且还解决问题），他们受一定纪律的约束。法国工团主义，根据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根据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将不得不建立共产党。佩斯塔尼亚同志说：“我不想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工团主义者，我不想谈论政治，更不想谈论政党。”这很有意思，他不想谈论共产党，是为了不侮辱革命。这就是说，他认为，对共产党的评论，在俄国革命中强调共产党的必要性，是对革命的侮辱。造成选种看法的原因是，党在革命过程中把自己同革命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也有过。 佩斯塔尼亚同志是一位有威望的西班牙工团主义者，他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工团主义的立场上，有些人可以说是议会主义者，还有些人既不是议会主义者，又不是工团主义者，但是主张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等等。我们会向他们提供些什么呢？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即把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这些先进分子带来自己的经验，把经验介绍给别人，彼此展开批评，并作出种种决定。当佩斯塔尼亚同志携带这些决定返回西班牙时，他的同志们会问他：你从莫斯科带回了什么？那时，他可以把提纲交给他们，并建议大家对提纲进行表决。他将捍卫这个提纲，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将在他所建议的提纲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将成立的不是别的什么组织，而是西班牙共产党。 今天我们接到了波兰政府的媾和建议。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人民委员会，但是人民委员会也要受到某种监督。受谁监督呢？难道是受无组织、无纪律的工人阶级群众监督吗？不是的。要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来讨论这个建议和解决这个问题。当需要进行战争时，我们得成立新的师团，得为新师团征集优秀分子，那我们向谁呼吁呢？向党，向党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地方委员会发出派遣共产党员上前线的指示。对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如此。在西班牙将由谁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西班牙共产党，我相信，佩斯塔尼亚同志将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 塞拉蒂同志本人是一个大党的领袖，对他来说，当然无须论证党的必要性。然而他带着讽刺的口吻问我们，我们所说的中农和半无产者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对他们作出种种让步，难道这不是机会主义吗？同志们，什么是机会主义？在我们那里，工人阶级掌权，而工人阶级是受共产党领导并跟随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我们那里不仅有先进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有种种落后的非党分子，他们在一年中，一部分时间在农村工作，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我们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农民阶层。所有这一切，不是我们党造成的，这是我们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工人阶级执政以后指出：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或明天能改变的；在这里，对落后的粗野现象就得作出让步。代表劳动者阶级，而又对统治阶级实行让步，使其易于维护政权，这才是机会主义。考茨基也指责我们，说我们对农民过分让步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应当加速大部分农民的革命化过程，帮助他们由封建观念转向共产主义，因而对落后分子不能不作一定的让步。所以我认为，已得到解答的这个问题（塞拉蒂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不是一个有损俄国共产党尊严的问题。假如我们这样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环境太复杂，我们应当相机行事。我们执政以后，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对德国帝国主义作过让步，接着对英国帝国主义也作过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农民各个阶层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我们把一部分人吸引过来，把另一部分人孤立起来，把第三种人狠狠地镇压下去，这就是革命阶级的机动灵活性。革命阶级上台执政，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会成为党的财富，因为党将把工人阶级积累的所有经验教训集聚起来。我们想象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我们的国际就是这样的国际。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在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指导原则时，我们不应以带有偏见的理论前提为依据，而应阐明各国工人运动中真正显示出来的各种趋势，并应以革命精神促进这些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不应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应是有意识地推动斗争趋势和斗争形式向前发展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斗争形式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形成的。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挪威的工厂委员会，就是这种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乃是劳资斗争条件本身所产生的趋势。 不要单纯从理论设想出发，借口这些运动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试图将其纳入完全不同的轨道。如果我们放弃经验主义道路而走上学理主义道路，那我们就不能建立起斗争的国际。因此，我不打算作抽象的议论，我只是想谈谈革命时期出现的那些趋势。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并设法发展这些趋势。我们应当努力抓住朝气蓬勃的工人运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工人阶级内心的深处，而不是产生于一些理论家的脑海。我作为工团主义者的代表在这里发言，不愿意对俄国同志的种种论据作理论上的探讨，但我仍然打算证明工团主义决不是有些人在这里描述的那种半资产阶级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也要诉诸于理论，以驳斥这里提出的种种论调。 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硬说资产阶级劝告工人不要建立政治组织，因而如果工团主义中出现反对把工人组织到政党中去的倾向，那工团主义的这种倾向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偏见。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资产阶级关于工团主义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呢？请问季诺维也夫同志，难道资产阶级欢迎工业化主义者运动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打算像反对政党那样去同工业化主义者运动进行斗争吗？资产阶级不希望无产阶级建立政党，难道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开展工业化主义运动吗？决非如此！ 我们从各国迫害工团主义者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运动使资产阶级像害怕任何政治运动一样惶恐不安。根据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工业化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危险的论调。恰恰相反，这一点也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证明，在资产阶级看来，工团主义运动和政治革命运动一样是有害的，然而资产阶级并不害怕政党本身。正相反，政党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假如我们研究一下法国革命，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宾党人就支持建立政党的思想，而资产阶级正是沿着雅各宾党人的脚印走的。资产阶级的遗产并不是建立工业组织的思想，而是建立政党的思想。如果我们想从理论上进行巧辩，那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事。 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有人想接受的不是旧议会制，而是议会制的新形式。在这个方面，我不想从理论上来阐明问题，只想引证一下当代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倾向。要知道，革命工人对议会制的热情日益消失，从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当中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议会制的思潮。例如，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和西班牙工团主义，都是反对议会制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充满了反对议会制的情绪，而且还不止于此。你们会说：德国的工团主义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可是，我们已拥有20多万人。我要指出，反对议会制的思想日益传播于德国，这不只是由于受工团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且也是由于革命本身的影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当前，德国的共产党人大都反对议会制。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单纯依据理论观点来看向题，不能在大张旗鼓地把议会制轰出大门之后，又把它从窗户放进来，认为它有利于开展宣传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提纲中最重要的几条。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不具备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能立刻实施的纲领。他还说，工会无力完成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请问，什么样的组织才能担负起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使命？难道是那些联合到党内的、与经济生活毫不相干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是那些对生产和消费一窍不通的分子？谁都得承认，只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组织，才能负起组织经济生活的使命，才能掌握整个经济生活。毫无疑问，工会在经济生活中必定起重大的作用，我们在俄国也看到这一点。 拉姆赛［再次发言］（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我尽量说得简短些。在这里，我代表那些反对英国社会党的共产党人发言。他们不同意加入工党，我确认，只有英国社会党坚持这种观点，其他集团都反对参加工党。我认为，从这里强行发布有关这个问题的指示，是一种策略上的错误。因为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并从这里发布指示，必须了解英国本身的整个情况。同时，也应该承认，英国共产党有权在同工党合并的问题上自行作出决定。合并会给英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工人阶级对工党的策略不感兴趣，它对工党已经厌烦了。 选举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 塞拉蒂： 有人建议停止辩论，谁同意，请举手。有反对的吗？那么建议通过了。主席团提议今晚由下列同志组成委员会，讨论这个议题： 弗赫纳（美国），拉姆赛和麦克莱恩（英国），迈耶尔（德国），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布哈林（俄国），卡巴克契也夫（保加利亚），施泰因哈德（奥地利），怀恩科普（荷兰），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这些同志务必在明天午饭后开会，讨论那些对提纲提出的不同意见，然后在明晚8时向全体会议作报告。（有人提议由列维替换迈耶尔。）谁同意这个委员会? （表决。）谁反对? （表决。）那么委员会选出了。委员会的同志们请在这里再留几分钟。 会议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