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米尔基奇（南斯拉夫）： 我不准备就此问题发言，我只想参加表决。但我认为，我必须在会上表明态度：我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并且声明，南斯拉夫党决不是机会主义党。 季诺维也夫： 说得对。 米尔基奇： 季诺维也夫同志同意我所说的，为此，我非常高兴。1905年，南斯拉夫社会党开除了几个赞成阶级合作的领袖。1912年又开除了几个。 不错，许多人说，这是过去的事，可是现在，党丧失了昔日的革命勇气和决心。同志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交给我几份塞尔维亚报纸，我从中看到，南斯拉夫社会党现已改名为共产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了支持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热情洋溢的宣言。 看过有关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的全部文献以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党可以作为其他所有共产党的榜样。我坚信，它今后的策略必将取得光辉的成果。 我们的同志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发了宣言，号召他们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政府当局自然要借此机会来迫害起草宣言的人。 在结束这个简短声明时，我表示，完全相信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可以引以为荣的政党。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它的指责是不公道的。他这样说，无非是安慰一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还有别的党，也像南斯拉夫党一样受到这种批评。 波姆巴契（意大利）： 我认为，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上的探讨，没有多大好处。重要的是，要看采纳其中哪一项建议对第三国际有利。事关那些具有30年改良主义传统，因而不能接受革命时代精神的政党，不可不注意这个重要问题。 意大利社会党参加了第三国际。但是，波伦亚党代表大会（会上，我曾经表示，不同意博尔迪加同志的意见，反对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反对改变党的名称）以后，没有任何起色。这令人遗憾！它说明，这个党内有些人根本不会真正忠于共产国际。只把屠拉梯驱逐出党是不够的，莫迪利扬尼等五六十人会组成改良派。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清党，决不能以为开除几个老的改良主义领袖就万事大吉了。 我尤其反对容许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因为它们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对大会讨论的提纲作个补充。我所要补充的内容是：要对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的成员进行考察，并授权执委会清除那些不应接纳到共产主义组织中来的政党和党员。对于那些我根本不信任的政党，要容许它们参加第三国际，我是有上述重要的附带条件的。我还认为，决不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共济会这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组织。（鼓掌。） 波拉诺（意大利）： 同志们！我代表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言，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它的活动情况。这个组织早在1907年就存在了。它基本上同意意大利社会党的观点，但是，这个党经常是在我们的推动之下才向左转的。我们一直要求意大利社会党把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清洗出去，我们期望共产国际给予帮助。共产国际应当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增进团结，可是，只有在充分明确本身的历史使命的前提下，这种团结才能实现。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由于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想的斗争而陷于停顿。这两种思潮水火不相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还没有觉察到这个矛盾，他们对矛盾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他们没有设法把那些本应领导运动、实则妨碍运动的人开除出党。 意大利社会党决定全党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在它的队伍中还保留莫迪利扬尼这样的人物，而这伙人仍旧在不遗余力地从事反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就是这个莫迪利扬尼，不久前还声称：社会党必须密切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人所共知的意大利社会党成员屠拉梯最近竟扬言，共产主义策略既幼稚，又荒谬。 真正的共产党不能由这些乌七八糟的人组成。共产国际应当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肃清机会主义影响。 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提纲第7条，上面写着：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要立即同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决裂。我还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第18条，上面写着：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取名共产党。我坚信，意大利社会党必将注意到这个提纲，并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但是，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是需要支持的。这一点务必牢记。如果共产国际接纳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组织，那它就不可能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意大利社会党开展工作。要知道，既要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意大利社会党，又要把这一类人吸收到共产国际里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拉科西（匈牙利）： 第三国际面临的问题，和16个月以前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我们那里各种派别的社会民主党，其中包括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一模一样的党派，发现自己已彻底破产，乃不得不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放弃原来的纲领，转而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倒向第三国际。当时就已看出，这些人在压力面前作出让步，只不过是为了继续掌权，而不是对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有所认识。我们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左派身上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因此，我想预先向同志们打个招呼，免得这种事例在更大范围内重演。 我之所以再三提醒同志们，是由于我发现，克里斯平和迪特曼两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出一辙。他们无条件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和多伊米希一样，他们明明知道白卫军在芬兰、乌克兰等地横施暴虐，却依旧反对使用恐怖手段，主张“实行温和的”专政；既然现在，在革命发生三年以后，连曾经目睹屠杀数万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同志，都泰然自若地来到莫斯科反对恐怖手段，那么，可想而知，人们是不会理解这个制度的。他们即使在自己的苏维埃专政制度下也会反对恐怖手段，直到白色恐怖对他们进行了开导，他们才会对一般恐怖有个正确的认识。 从克里斯平和迪特曼两同志的事例中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方法酷似他们的匈牙利伙伴，他们就是从伙伴那里学来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用心研究俄国的经验，不是为了避免犯错误，而是为了从中找到能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依据。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和克里斯平同志一样，认为俄国人最善长搞妥协。他们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正确。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除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窍不通以外，还有一个十分有害的陋习，就是善于迫使其余左派同志默认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第三国际的前所未有的决议，似乎他们的做法得到了全党一致的拥护。 迪特曼： 您的这个高见是从哪儿得来的？ 拉科西： 这是从您和多伊米希同志那里得来的。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早就有所防备，因为我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事例中看到，人们虽然经历了三年世界革命，仍然对恐怖手段和专政缺乏应有的认识。在以后的几年里，认识也没有提高，而且，他们确实做了一些错事，害得德国无产阶级后来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无产阶级专政失败以后，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虽然他们本该看清自己的过错。我不清楚，迪特曼同志是否知道，一部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自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一位领袖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曾深受其害。这个人就是《自由报》驻维也纳的记者。他以考茨基的口吻写了关于东欧事务的通栏报道。这些文章对谁都不得罪，完全符合《自由报》的要求。 我应当表明，我拥护列宁同志的建议，因为它提出接纳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新条件（没有列入提纲）。其他任何条件，凡是能够防止以草率态度接纳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中派分子加入共产国际的，我都准备拥护。因为我从切身体验中感到，这些人不过是变换一下说法，装出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模样而已，而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目前在德国，以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在匈牙利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 塞拉蒂（意大利）： 我在俄国的晚报上看到意大利代表团团员、议员杜果尼的访俄声明的消息。 我要声明，我不知道杜果尼是否确实发表了这个声明。总之，我声明，意大利代表团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授权他这样做。我们给《前进报》寄去了我们访俄的电讯和消息。我们把我们的看法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了。妄图加在我们头上的其他一切声明，纯属伪造。今天上午我听说了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委托今天前往意大利的达拉贾纳同志到党的执行局去打听一下，刊登在意大利报刊上的杜果尼的声明，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发表的。 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我就要求立即把杜果尼开除出党。 迈耶尔（德国）： 同志们！从会上对接收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再一次感到，要想搞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性质，是多么不容易。对于各种反对意见，对于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批评，该党代表总是指出其他党员的其他讲话和其他声明予以反驳。由此可见，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根本不一致，或者说缺乏明确的目标，而且从上到下立场含糊不清。 独立社会民主党自成立以来对第三国际的态度，足以说明问题。不错，莱比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但是，最近在审查这项决议时才发现，实际上这并不是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而是主张首先和各个所谓社会革命党举行会谈，以便达成协议；如果会谈毫无结果，则与莫斯科建立关系。克里斯平同志在莱比锡就此问题发表的声明中明确表示，决议当中没有讲到直接加入莫斯科国际，而是主张首先举行会谈。这个决议含糊其词，在检查决议执行情况时，我们更是被搞得稀里糊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以后是怎样执行决议的？他们为什么派代表到这里来？代表团在这里的表现，叫人捉摸不透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代表团没有带来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通知或决议。当我们在委员会上问他们，是否愿意和共产国际就他们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时（在执委会上我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回答，只是说，他们谈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他们加入第三国际的某些特殊要求，而是要消除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明显表现出来的对他们的种种误解。然而，这些所谓误解并不会妨碍任何人表明，自己同意还是不同意加入第三国际。 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复信①，也没有表明他们对莫斯科国际的态度。他们的回信是为了批驳执行委员会复信中的某些论点，然而他们只字不提他们的要求，不提他们愿意采取什么方式和遵照什么条件加入第三国际，不提他们为何至今对于加入国际仍然毫无动静。 ① 见《自由报》副刊，1920年7月11日第272号、7月13日第274号、7月14日第276号和7月15日第278号。——编者注
可是，我们从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显然，考茨基、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之流，虽然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是仍旧对第二国际暗送秋波。他们宁愿去巴塞尔或日内瓦，也不愿去莫斯科。只是由于群众反对他们到琉森去，他们才悄悄地溜到莫斯科来，屈从群众加入第三国际的要求（要知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要求直接加入莫斯科国际，这是无容置疑的）。在莫斯科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信①由德国共产党发表，并在公开的集会上进行讨论之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说，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做得不对，只顾着去会谈，却不将这封信公开。 ① 指1920年2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全体工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此信用俄文刊载于《共产国际》第9期第1382—1392页上。——编者注
大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仍旧留恋第二国际，因此，他们才不愿痛痛快快地加入第三国际。这些领袖过去害怕，甚至现在也害怕与俄国、与共产国际讲团结。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致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复信中，对莫斯科国际的复信以及这里所实行的政策所持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评。他们指责执行委员会不顾实际情况企图生搬硬套莫斯科的方法。这不正好说明他们拒绝与俄国讲团结、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路线（虽然并非直截了当地反对），拒绝把所谓地地道道的俄国方法运用到德国去吗？这不正好说明他们拒不采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共产主义策略，而是要走一条根本否定共产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吗？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加入莫斯科国际的主要原因，就是整个共产国际已明确表示并要求他们清除改良主义分子。他们不愿党内有这种分裂，然而这种分裂是势在必行。独立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答复莫斯科国际，说它不允许把这种分裂强加在它的头上，它认为，上述要求是对德国党内生活的干预。在它看来，党的统一比真正共产主义策略重要得多。这种观点在复信中提得十分明确。 由此可见，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右派和左派：右派坚持资产阶级专政，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左派虽然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却对右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再让步。 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就连左派代表也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们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反对一切专政手段，包括恐怖手段在内。在复信中他们再次强调了暴力和恐怖手段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实际上全然不存在，纯属人为造成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以隐蔽的方式同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分庭抗礼，就是不愿声明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国际。 今天，拉狄克同志在他的发言中表示，希望左派最终能下决心实行明确的政策，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要说，我不赞成这种希望。实际上，左派已屈从于右派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在大会上已经看到，在会上发言的不是左派的代表，而是右派的代表迪特曼和克里斯平。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右派和左派有明显的区别，然而，他们没有把情况公开，因为左派拒绝当众公开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左派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声称，他们不希望党分裂，而在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署名的复信中，也是这样说的。 既然我们在这里所要坚持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在德国坚持的观点，即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想成为共产党，就应当清除机会主义分子，那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党派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党内的批评表明，我们不讳疾忌医。如果我们对其他党也采取批评态度，那并不是为了消灭这个党本身，而是为了推动革命运动，并使全体工人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 左派一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向工人群众公布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另一方面又亲自签署了致莫斯科国际的复信，并向广大群众隐瞒了这件事。这封信的口气有点傲慢，不可一世，这是由于选举运动进行得十分顺利，选票数目相当可观；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担心一旦莫斯科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群众直接发生关系，会引起党内的急剧变化。 独立社会民主党不是带领群众进行革命，而是跟在群众后面跑，这是很典型的。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主张和谢德曼政府合作。于是，独立社会民主党顺从并跟随了这部分不成熟的群众。随后，当莫斯科国际在复信中谴责了苏维埃和议会合流的思想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却为此进行辩护，说什么在当时的情势下，确实存在着取缔苏维埃的危险，因此，这种妥协乃是必要的。 在简短的发言中，不可能详细地论述所有问题，但是，只要列举其中几个问题，就足以说明在接纳这个党时务必采取慎重的态度。接纳的先决条件必须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有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的作为，坚决清除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德国共产党代表不相信，通过谈判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自己会找到进入莫斯科国际的道路，因此，我们应当参照执行委员会第一封信的建议，直接和该党群众建立联系。我们还认为，大会期间的会谈不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结果，因此，我们希望执行委员会直接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打交道，说明自己对该党的看法，并且告诉他们，执行委员会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各级领导不抱希望，而寄希望于这个党的工人，即希望他们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和苏维埃俄国一起采取联合行动。 怀恩科普（荷兰）： 许多同志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应当声明，假如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那执行委员会的提案必然会遭到否决。我们听取了人们在会上的发言，他们对执行委员会的提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他们的论点是反对提案的，他们本人也许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当然，是否如此，我不清楚。或许，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反对执行委员会的这项提案，是因为你们仅仅着眼于过去，而不是着眼于群众。但在这点上，我同意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他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要求革命，他们的革命觉悟越来越高，这是事实。迈耶尔同志说得很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没有率领群众进行革命，没有使运动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而是跟着觉悟不高的那一部分群众跑。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执行委员会所选择的途径是不对的。这种途径不会使拥护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其他国家的群众更加革命化，而只会起阻碍的作用。这就是我本人的见解。有人会说我不重视真正拥护这些政党的群众，那就让他们说好了。我是重视他们的，但是，我认为，假如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再度支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伪善的领导人，那群众就会对大革命和第三国际对他们的启蒙又一次感到失望。这就是我们提出反对的理由。 其他同志已经谈到，所有这些国家的领袖不过是一些绊脚石。如果不断地和这些老爷们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他们就会被赶下台，群众也就能放手从事革命斗争。但是，如果顺从这些老爷们的意志，那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只会使他们本人的错误观点更为加深，他们也就能重新上台，并且比过去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波姆巴契同志介绍了他在意大利的亲身体验。他后悔自己以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太软弱了。他认识到自己当时过于温和，现在更加明白那时做错了，因为意大利党并没有因为作出这一让步而变得更加革命，事实恰恰相反，因而他认识到，他现在应当反昔日之道而行之。他说得很对，因此，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当中吸取这个教训。瑞士党的同志也谈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训。 一张小纸片对一个机会主义者来说有多大价值呢？如果需要，他可以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到头来还是我行我素。这种人从来都是耍两面手法，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这些瑞士党的老爷们就属于这类人，此外，还有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之流，以及加香、克里斯平等人。为了巩固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可以随随便便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可事后仍然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办事。当然，我知道，人们认为，执行委员会有这样的权力，只要他们签了字，就能迫使他们照章办事。这是一种误解。我完全同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即必须进一步严肃党纪，执行委员会要有更大的权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我认为，目前执行委员会还缺乏这种权威，而且，它对这些老爷们的忍让表明，它还不能真正迫使他们按照革命者的准则来做。不得不承认，这种策略是错误的。 今天上午，法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他们还要坏一些，但批评的言词却比较温和。当然，他们都差不多，可是，对有些人批评得比较温和，而对加香却十分严厉。 正是由于执行委员会采取了这种立场，我们在大会上才听不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德国共产党的批评。我们应当在这里听到这种批评，然而，事实不然。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没有放过，那么，对其他共产党的问题也应进行友好的批评。这是教育群众如何对待机会主义领袖的最好办法，就是说，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虽然大会的批评重点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但是，大会却不愿听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德国共产党的即使不够友好，然而是善意的批评。德国共产党是否确实一贯率领群众前进呢？这个问题应当在会上提出来，而我们也应当把问题搞清楚。可是，现在，当着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面，这样做不太方便。我们周围不是自己人，我们此时和执政的社会党老爷们坐在一起，而我们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说真心话。可是，执行委员会不给我们创造条件。 塞拉蒂同志今天上午对为什么屠拉梯留在意大利党内这个问题作了圆满的回答：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施展他的宣传伎俩。有人会问：这些机会主义者为什么现在到这里来，还让我们向他们提问题？迈耶尔同志刚才说：我们休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们在这里甚至比在德国时还要厚颜无耻。这些老爷们之所以在这里和共产国际进行会谈，就是因为他们想在那个必将在德国出现的、人数众多的共产党内制造舆论。迈耶尔同志讲得好：要面向群众，把这些领袖甩到一边去，而改良派老爷们却想拉住群众不放，以便从事危害革命的宣传。他们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但这毕竟是事实。如果他们直言不讳，那我们就会说；行行好吧，去你们的吧！因此，他们只好耍外交手腕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上午说的一句话，也是恰到好处，他把这些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鬼把戏叫做庸夫俗子之举。我们也打算在这里领教这套市侩鬼把戏。这决不是正派人干的事！我们应当坚持拉狄克同志在会上提出的那些原则，即我们应当面向群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采取和领袖会谈的办法。我要强调指出，独立社会民主党这老爷们，还有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这里被置于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错误，因而会造成恶果。 总之，现在把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了。会上大体上讨论了加入第三国际应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这一点应当写进提纲里，而且，我认为，提纲里已有许多好的东西。当然，也许还会由于某种修改意见而有所变动。另一个问题是：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怎样才能符合国际的要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们共产党人，这些老爷们无权过问。然而，却偏偏让他们参加提纲审订委员会的工作！ 另一个应当提交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和这些老爷们继续谈判下去。可是，这些问题在会上给搅在一起了。我已经说过，执行委员会对这些老爷们另眼看待。我在委员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毫无用处。这些老爷们就和我们共产党人坐在一起，他们就在这里。我不是轻率地反对某一个人，我只是反对那些两面派的领袖，因为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些人不可能痛改前非。只有群众才能迫使他们改变立场，但如果像会上所打算的那样，那就根本办不到。 最后，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不仅对德国和法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影响很坏。之所以会产生不良影响，是由于人们看到，共产国际在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一起向右转。希法亭和克里斯平半斤八两，没有任何区别，不错，大会只反对希法亭，并没有反对克里斯平。如何才能使所有这些国家的群众起来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支持那些虚伪的议员，而大会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对加香的态度，却适得其反。群众现在已经认识到，不能对议会制存有幻想，社会党老爷们以前的做法有问题，因此，一旦加香回到法国，群众就会发现，这个新国际又向老领袖们妥协了。这样一来，虚伪的旧议会制又会得到加强，群众因而就会离开我们。不应当追求名义上拥护党的群众的数量，而应当凭着他们对第三国际的认识，使他们真正站到我们这一边。 因此，我希望，不要和这些议会党领袖会谈，希望代表大会否决执行委员会过去的策略，并按照最初考虑的种种措施，直接对法国和德国群众做工作。这样做，必将更快地完成当前使革命群众脱离旧的政党的任务。 明岑贝格（青年共产国际）： 同志们！怀恩科普同志指责执行委员会没有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对此我表示不解。如果会上没有该党的代表，那只能由它的代表负责。原来决定给他们以大会的发言权，甚至还考虑让他们对一切争议事项作补充报告。他们没有行使这个权利，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临阵脱逃了。我不知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对此有何想法，但是，大多数德国工人必将一致严厉谴责这种做法，而对那两位如此不负责任的同志，我认为，德国革命运动是无法容忍的。 现在谈谈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问题。今年发生的政治事件，极其充分地证明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和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宣言中有关策略的提法是：“第一国际预示了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第二国际联合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第三国际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 同志们！这种革命的宣传方法，即这种不顾各级党组织和党机关而直接面向工人群众的策略，这种毫不留情地批评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错误的策略，大大地促进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主观力量的觉醒和发展。我认为，共产国际近一年来的成就，不是表现在本次代表大会人数的众多上，而是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多伊米希—诺勃斯路线（虽然去年共产党组织的状况不佳，但却严格划清了右的界限），这和今天的屠拉梯—考茨基—龙格—格里姆路线不一样。去年，德国、匈牙利及其他国家的千百万工人，拿起武器进行了斗争，为实现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目标而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革命宣传所取得的伟大的实际效果，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比吸收上千名新党员要大得多。德国工人在响应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走上街头时，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纲领，而不是本党的思想主张。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德国工人影响之深。他们不断高呼：“苏维埃俄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也和德国工人持同一立场。即使目前还不可能引导群众投入最后的革命战斗，以推翻各该国的资产阶级，然而群众在革命宣传的影响下最终会觉醒过来，以致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各种团体最近通过的关于阻止向波兰提供和运送武器装备的决议，也可说明这一点。当然，这远非我们向那里的同志提出的全部要求，但这毕竟是真正国际团结的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重大，因为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就表现为一连串的革命战争。波兰战争只不过是协约国及其帮凶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进攻的链条上的一环罢了。 同志们！只要我们密切注视近一年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毫无理由改变我们的策略，不能只图增加几个党小组，而不顾实际革命行动的需要，放弃争取广大群众。 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成立共产国际的时机还不成熟。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认为，我们过早地扩大了共产国际组织。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在意大利党、瑞典党、挪威党、丹麦党和南斯拉夫党内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谈到我们内部有敌人。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没有建立起巩固、坚强和有纪律的共产党来，原因就在于党内存在着机会主义。现在，西班牙社会党表示要加入第三国际，瑞士党也打算钻进来。如果今后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了第三国际，成了现在国际的成员，那我不得不为第三国际的前途担心，因为在革命宣传和革命行动方而将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削弱。 列宁： 究竟谁愿意接纳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共产国际成员？ 明岑贝格： 执行委员会内部的会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几星期前，甚至几天前还千方百计反对第三国际的同志，今天却声称准备无条件地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条件。这个事实显然说明，这些条件不够严格。 在目前的革命斗争中，不仅要宣传共产主义和建立共产党，而且要积极开展直接的群众性革命行动，借以推动群众去关心政治，提高他们的革命本领，发展一切主观革命力量，加剧垂死的帝国主义的危机，激化矛盾冲突，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早日到来。这就是我们对那些想参加第三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首先应提出的要求。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采取群众性革命行动的方法是多么重要。执行委员会在宣言中指出，由于1919年7月21日计划中的国际群众性行动遭到了破坏，成千上万的彼得格勒工人又付出了血的代价。原来预定在1919年11月7日以及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牺牲的那一天采取的国际群众性行动，也受到了挫折。因此，在这方面向一切政党提出严格的条件是非常必要的。 对军事准备工作提出的要求也很不够。在资产阶级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做得也很差。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目前的国内战争迫切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在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方面做好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战斗的准备。现在把有关的两项修正案提交主席团。 洛佐夫斯基（俄国）： 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接纳中派的社会党问题。就拿法国社会党来说（它是目前那些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政党的一个典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 当弗罗萨尔和加香在执行委员会露面时，大家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谁都知道，大家质问他们，打算如何处理目前在国际联盟劳工局担任局长的阿尔贝·托马的问题，还问他们考虑过没有，此类社会党人是不能进入第三国际的。弗罗萨尔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阿尔贝·托马的问题，将在最近召开的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解决。 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中派分子，如加香和弗罗萨尔，同时还有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国际联盟成员，总之，近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反对各种工人运动，其中包括革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 法国社会党得了一种病，这种病不仅可以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可以称之为单相思，即渴望和一切人“团结”，“代价在所不惜”。 当有人在执行委员会上向马赛·加香和弗罗萨尔提出保卫祖国的问题时，他们不敢对自己今后的言行打保票。他们只能作模棱两可的回答。可是，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这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是第三国际的根本原则。显而易见，即使在清党之后…… 戈登贝尔格： 他们不会搞清党的。 洛佐夫斯基： ……即使在下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进行清党以后，他们也决不会加入第三国际。但是，法国工人必将自行加入第三国际，必将甩开那些不敢采取必要行动的领袖。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你们看过《人道报》，你们就会发现，他们是怎样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的（像加香所说的那样）。这个斗争叫人捉模不透，活像是儿戏。不错，社会党代表投票反对过凡尔赛和约，但是要知道，他们搞的是什么名堂；他们只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个别条款，而不反对整个和约。 还有一件事，你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这就是加香今天上午在会上向我们宣读的新的宣言。这个宣言和他几天以前的宣言毫无共同之点。他知道，这个宣言要在法国发表，因此，他的措词比八天以前尚未肯定他们是否返回法国时还要含糊得多。 这个回避了一切尖锐问题的宣言充分证明，法国社会党大多数党员无论在思想上或是在行动上，都不配做第三国际的成员。加香在他的宣言中只字不提党的今后的策略，只字不提阶级斗争和推翻资本主义问题，似乎这些都是废话，不值得一提。 在已加入第三国际的社会党当中，大会多次提到了意大利社会党。我必须强调指出，在这个党内，既存在布尔什维主义，又存在孟什维主义。 可是，如果我们问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是否可以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重新联合起来？”那他们肯定会说：“不行。”也许，他们会加上一句：意大利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然而，在俄国，并不是革命促使我们摆脱孟什维克，我们之间的鸿沟早就形成了。因为我们有此体会，我们才敢奉劝意大利同志：“当心！恰恰是在革命时期，在群众要走上街头这一关键时刻，正是这个时候，你们会成为机会主义者的攻击目标。” 在这方面，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例，它发生在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为了统一行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举行了谈判。你们可曾想到，孟什维克正式向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他们要我们解除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让哥萨克开进工人区！我说的这件事千真万确，因为我参加了谈判。当时，我自己就是一个激进的妥协派，对我们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同志的不妥协态度，曾经大放厥词，针锋相对。他们，即孟什维克，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如果哥萨克开进了工人区，那他们会向我们担保工人的人身安全！你们瞧！这就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要求！ 同志们！凭着我们在革命中的切身体会，我们担心，有朝一日，贵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同样也会在你们必将进行的决定性斗争的关键时刻，向你们提出诸如此类的要求来。 克里斯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同志们！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到莫斯科来和我们想干什么，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说句老实话，对于这种问题，我确实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我们来莫斯科，当然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在此地，在莫斯科，本着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和第三国际一起共同商讨密切双方关系的问题（我们接到执行委员会的邀请信后，正式向它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下面我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选择谈判这条道路，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首先我要谈谈我们党的情况。我从我所听到的种种声明发现，兄弟党同志既不了解德国的一般情况，也不了解我们党的特殊情况。大家都知道，战争爆发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充当了战争拥护者的角色。不过，未必有人知道，当时在德国旧社会民主党内，有的同志就表现得很坚定、很果断，他们不仅对旧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对战争立即提出了抗议，作出了反战决议，而且还在四年战争期间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实际工作。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个大党的处境：在10年当中，它把老社会民主党的100万党员和250万工会会员这些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了进来，可是，它周围还有大量对战争持观望态度的工人，而且，当局实行了军事独裁和对反战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你们清楚，这说明什么；你们也会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是多么不容易。只有少数人敢出来散发非法书刊和斯巴达克派的信件…… 富克斯： 都是那些人？ 克里斯平： 的确，我们也在内。比如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同志们可以作证。 瓦尔歇： 不过，您那时还不赞成“实事求是的合作”（“集体行动”）呢！ 克里斯平： 我现在说的是战争初期的情况。请问，您能否认我已尽到一个革命社会党人的义务吗？（瓦尔歇表示同意。）战争期间，我们组织了群众性的反战行动。群众不仅作出了牺牲，而且是重大的牺牲，就连那些“可恶的骗子”、那些“卑劣小人”、那些现在坐在你们当中的领袖，也都参加了群众性的反战行动，他们和其余所有无产者一样，为此付出了代价，遭受了人所共知的、资本主义用来威胁每个革命无产者的惩处。越来越多的反战分子聚集在这少数反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周围，当然，他们当中也混进了一些只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反对战争，而不是在根本上反对这场战争、反对保卫祖国的人。在这个艰苦斗争的环境中，我们当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召集大会，以便对工人进行说理教育，使他们走上正道。我们连开小会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受到迫害，我们必须进行地下活动，不能接近群众。那些最初服从议会党团纪律的同志，战争期间也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拥护阶级斗争。后来战争失败了。这时才有可能公开活动。 富克斯： 您曾反对李卜克内西。 迪特曼： 这一点，我将予以反驳。 克里斯平： 前议员迪特曼同志刚才表示，要对此事作出回答。 当工人和士兵的起义结束了这场战争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突然感到自己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果说，无产阶级当时未能完成这项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其原因首先就在于它没有条件领导工人和士兵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不要以为似乎是某些领袖的叛变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有人喊道：你们当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克里斯平：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国际的新发明，它在社会党的旧纲领里已经有了，上面写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旧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是否遵循这个原理，那是另一回事。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基础，战争结束以后未能立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士兵苏维埃并不可靠，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革命社会党人，他们还缺乏这种觉悟。革命爆发以后，我们才可能认真地考虑群众问题。我们党这时候才开始醒悟，开始认准自己的目标。在三月党代会上，我们对总的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有人喊道：要使苏维埃制度合法化。①） ① 指独立社会民主党三月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纲领性宣言中提出的“把苏维埃制度写进宪法里……”的要求（见1919年3月8日《自由报》第113号下午版）。——编者注
克里斯平： 我们当时曾强调指出：议会制不会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它不过是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一种斗争武器罢了。在极其混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恐怕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做到洁白无瑕，都免不了犯错误。我敢说，谁站在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上，谁就难免受批评。这是很自然的。共产党人批评我们，可是，在德国，他们却受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更加严厉的批评。你们把我们当作叛徒，然而，共产主义工人党却认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可是后来从3月起到莱比锡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继续发展了，而且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更加明确的党纲①，这一点，我们用不着辩解。不过，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可是在“该死的领袖们”的领导下干的。在他们建议之下才把这一点写进纲领里去。这个纲领不是在群众的压力下通过的，不，它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已准备好，当时党的领导还对它百般加以维护呢。我们党的领导是诚心诚意地和认真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在国内，我们经常和德国共产党人采取联合的群众性行动。有人指责我们在政策和策略上摇摆不定，我想指出，我们也可以对共产党人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他们曾几何时也反对过议会制，如今却念起拥护经来了。德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现在有所悔悟，那它也只好承认，自己并非一贯正确。 ①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通过的《行动纲领》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自由报》第596号（公报271号下午版）。——编者注
有人说，群众比他们的领袖，即比你们眼前这些“骗子”强。好在怀恩科普还没有把我们说成是警察局的密探。你们当着全体代表的面侮辱我们党的领袖，好让群众抛弃我们，你们以为这一手会在德国产生影响，你们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德国群众需要的是事实。德国的党员和工人，同我们相处了几十年，对我们非常了解，假如我们是叛徒，他们就不会再次把我们选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你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赞成共产主义，而正是这些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群众把你们想在代表大会上使之名誉扫地的那些人选为领袖。这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吧！你们想争取群众，从而挑动他们去反对党的领导人，你们这种做法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丝毫不用担心，我们这样说在国内是否下得了台。 现在，我想在针对我们的复信使你们大动肝火的问题说上几句。何谓“少女的冲动”？我们接到执行委员会充满恶意的复信后，既不流泪，也不默然忍受打击，我们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并且如实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说过，复信仅仅责备右派领袖违背群众的意愿，这个话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的。执行委员会在给我们的信中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袖都不得人心，它的整个策略是由右派领袖决定的。你们看，在这里居然有人把我们也划到右派领袖那边去了。在莫斯科这个地方允许这样做，可是在德国就行不通了。我党的政策是由党代表大会决定的，党的决议得到全体党员的拥护。谁不执行这些决议，谁就不可能当党的领导，大家也就不会选他。 拉狄克说，我在琉森代表大会上发言拥护国际联盟。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在琉森大会上，我表示反对国际联盟。（拉狄克打断他的话。）拉狄克同志，我不知道，您那里是否有我的发言稿。我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国际联盟的意见。早在1918年冬，我在斯图加特时就在给我们的报纸写的文章中指出，国际联盟是资本主义政府奴役人民的工具，决不是各国人民的联盟。这是我当时说过的话，如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声明反对国际联盟。我们参加琉森代表大会，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揭穿德国社会党右派的真面目。别国的人不太了解德国的情况，这就给社会党右派以可乘之机，使他们有资本轻易地取得其他国家人民的信任，但这并非我们的罪过。我们曾经说过，第二国际已经完蛋，它不可能复活了。如果我在我的小册子上曾经指出，成立莫斯科国际的条件不成熟，那么，我要说明，今无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拉狄克同志本应继续看下去，到底这句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认为成立莫斯科国际为时尚早。我在小册子中说明了，在成立新国际之前要向各国工人讲明新国际的宗旨。工人们应当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阶级斗争有所认识，而只有认清本国的形势，他们才能在国际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整个发言证明，这还不能说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到底谁是大家同意接纳和公认的共产国际成员？唯一没有受到批评的是俄国共产党人。而其余成员，没有一个没有挨过批评。可恰恰是那些在这里受过批评的政党的代表，对“存心为恶”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展开攻击。他们全然忘记了我们已和社会党右派分道扬镳，我们不害怕党的分裂，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对待分裂，不应采取轻率的态度。我觉得，分裂是必然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例。但这个分裂是痛苦的。在分裂之前，要极力促使工人群众对原则性的和明确的策略有所认识。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吸引和团结工人在德国进行革命，要比使他们分裂难得多。然而，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所有工人左派分散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等三四个政党里，而现在又鼓吹建立某种新组织——工人联盟。这种状况对德国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对共产国际极其不利。我们需要一个精干的国际，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建立紧密团结的工人组织，否则我们就根本不能采取任何一种国际行动。团结群众，并使他们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的话），这一点十分重要。 不错，我在莱比锡时曾反对立即加入莫斯科国际。原因何在？同志们，就是因为莫斯科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独立社会民主党，决定把它毁掉，使之不复存在，决定将它彻底消灭。可是，你们要知道，要被消灭的政党的代表，却首先愿意和决定消灭自己的同志进行协商，谋求团结。我们赞成加入共产国际，但我们首先要求取消那些敌视我们的决议。你们打击了我们，还要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你们打击了我们。这是不行的。这个问题需要认识清楚和加以斟酌。（叫喊声。） 说到签订和约问题，德国人民完全赞成我们的观点。当时展开了反对德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民族主义终于被清除了。可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又想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搞民族沙文主义的鬼把戏。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瓦尔歇： 你们曾经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克里斯平： 胡说八道！战争使德国衰竭不堪，假如我们再一次被封锁，那德国人民就会饿死。我们认为，必须使群众具有战斗力，而且必须通过长期克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困化，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赤贫的流氓无产者阶层永远不可能充当先锋队，他们丝毫没有革命性，只有那些比较善于提高自身的福利的工人阶层，才能进行革命。因此，就签订和约问题对我们提出责难，是完全错误的。 下面谈谈恐怖手段和暴力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不诉诸暴力。在使用暴力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下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该杀的人给错杀了。只要认真调查一下，就会弄清楚，被杀的人当中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辜。可是现在，在我们尚未掌握政权以前，我们要声明：我们应当把恐怖手段当作一种政治原则来实行，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叫敌人胆战心惊的国家；至于说我们不能放弃暴力，那是另外一码事。现状迫使我们把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来实行。 我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责骂过布尔什维克，不但如北，我还经常感到，我们和俄国同志是团结一致的。当有人在纽伦堡指责共产党人收下俄国人的钱时，我曾公开表示，我为这种国际团结的举动而自豪。我们一向袒护布尔什维克，并指出他们在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无权损坏他们的威信。（有人喊道，那么考茨基呢？）是的，考茨基当然批评过他们，但他不是党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有人喊道，那么累德堡呢？）可是，累德堡没有损害过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你们又搞错了。累德堡奋不顾身地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不过，他认为，不能把恐怖手段看成是一种政治原则。 而现在，我想在这里指出，就连我们的俄国朋友也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指责我们没有支持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复信中谈到了，具体内容如下： “说到土地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执行委员会向德国革命无产阶级提供的方法，却是唤起那种早已消失了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建议我们向小农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将立即没收大庄园主的财产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将把他们从大庄园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大庄园将归农民阶级所有；将解除他们的债务及其他负担。这个建议恰恰偏离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照此办理势必要立即实现土地社会化，即土地公有和生产社会化。为此，我们必须对小农说明，他们将获得大片土地，将不必还债等等。这意味着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意味着把俄国的情况（在那里，土地已归农民所有）生搬硬套到德国去，这样一来，德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将遭到彻底破坏。” 你们想一想，在德国，把土地交给小农，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革命后果？ 瓦尔歇： 目的是把小农争取过来。 克里斯平： 我们采取这种机会主义手段，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大片土地应当没收，庄园应当按集体原则耕作，而不要分给雇农和小农。首先要使小农有所觉悟，以便从事有利于社会的集体化生产。 迈耶尔同志问，我们在争取加入共产国际方面有哪些行动？我认为，迈耶尔同志已看过我们这方面的正式报告。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屡次三番地力争和莫斯科国际会晤。过了四个月，我们才得到回音。当时，我们正集中力量反击军事叛乱，后来又忙于选举运动，这些事情一结束，我们立即动身到莫斯科来了。我们和其他党协商过，那是因为我们临行前，党代表大会作出了这样的决议，这当然要执行。但是，我们并没有参与同其他党一起召开国际性会议这件事。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才有这种特权。 关于克南曾在瑞士讲过“我们将成立新的国际”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我们说过：“假如莫斯科拒绝我们，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我们愿意让自己被排除在国际政治之外吗？难道你们相信，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在国际舞台上会消极无为吗？诚然，你们德国共产党人曾经预言，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诞生之日，就是我们死亡之时。你们希望我们很快即将覆灭，但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我还想提出一点总的看法。我从讨论中看出，谁也没有回顾历史的发展。许多同志认为，随着第三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一下子就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们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第一国际成立时所抱的信念是，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立即发生，其目的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季诺维也夫所提到的原因，第一国际不复存在了。马克思说的话得到了证实，当时无产阶级本身不具备夺取和掌握政权的前提，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组织起来，并提高自身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能力。为此，要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展争取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广泛斗争，等等。这是第二国际存在时期的历史任务。今天，工人阶级身上具备夺取和掌握政权所必需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我们正处在必须夺取政权的时刻。在俄国，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们希望在其他国家也能在最短期间夺取到政权。因此，必须对工人运动所经历过的发展作出评价，以便理解，第三国际是在它的先驱们当年停止活动的地方继续建立起来的。今天仍持社会党右派观点的政党如果看不清自己的任务，为了这一过失，就必定要付出破产、覆灭的代价。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并根据这一认识开展活动，在德国实行革命的政策。我极力强调这一点，我们随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你们愿意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我们有崇高的意愿，就是要同第三国际建立统一战线。你们不能否定我们的革命的信念、感情和活动。尽管你们曾经怀疑我们是机会主义者，但我们仍将是革命者。你们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我们决不会在德国停止活动，并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如果你们给我们的答复能使我们队伍中的德国无产阶级高兴地接受的话，那对国际无产阶级阵线的事业就更有利。 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同志们！情况要求我在我的朋友克里斯平发言后立即讲话。我请求你们不要由此得出结论，正如怀恩科普同志说的，以为我们打算在这里比在德国更加厚颜无耻地行事。（笑声。）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发言，这的确是实际的情况。 有人责备我们，特别是责备克里斯平和我，说我们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没有致力于立即加入第三国际。责备我们的那些人在这里发了言，并开了一张罗列我们罪状的长长的清单，认为这些过错应归咎于我们，以此证明我们不配加入第三国际。看来，这里隐藏着尖锐的矛盾。就是说，我们党在莱比锡作出的关于必须同第三国际谈判以确定有无可能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联合的结论，原来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们进行谈判的基础，是我们在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我想你们是知道的）规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委员会制度，这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相信，许多党（它们的代表在这里批评了我们）都是独立的，但它们拿不出像我们党的纲领那样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此明确而不含糊的纲领来。 同志们，在我的朋友克里斯平发言之后，我不想再谈一般性的问题。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我要批驳讨论中某些发言人对我们的指责。 我特别应该谈谈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他向派代表参加德国第一届革命政府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提了两条主要的意见。他指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说它的代表当时拒绝了俄国无产阶级给德国无产阶级运送两列火车粮食这一象征性的姿态。其次，他批判独立社会民主党，似乎它当时曾阻挠德国在1918年11月革命第一个星期内和苏维埃俄国恢复外交关系。 我知道，拉狄克同志是最了解德国情况的外国同志中的一个。然而，实际上，就连他也对德国情况了解得并不那么透彻，谈不上作出权威性的判断。我这样说不是想指责他，而仅仅是为了如实地反映情况。我不知道在这个大厅里哪一位是圣人，对各国情况能做到了如指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给各该国无产阶级作出符合他们本国国情和有利于他们本国革命事业的政治指示。这超出常人的能力，是无法办到的。因此，这一回我无意于指责别人。谁要想对德国1918年11、12两个月的情况作出估计，谁就不应当满足于他在德国时从某些同志那里打听到的个别事实。不要以为，根据这些事实就可以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 德国的情况到底怎样呢？战争使德国一蹶不振，国内经济凋敝。人民在身心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这就是德国当时的情况。可是，德国军国主义者无视这一切，到1918年10月还不认为自己会战败，要不是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我国的粮食储备只能维持到1918年年底，德国当局还准备继续打下去。到那时一切都完了，到那时人民都要饿死了。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当局当然明白，决不能让人民挨饿等死，首先要动用现有的全部储备粮，其次要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搞粮食，哪怕是从月球上摘来。因此，对那种迫使全国人民濒临死亡边缘的政策，谁也不会承担责任。 拉狄克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哈阿兹在休斯式电报机旁谈话的。哈阿兹同志是如何回答的呢？我希望拉狄克同志把哈阿兹的全部讲话内容说出来。哈阿兹说，我们认为，建议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团结，这是国际团结的象征。但是，我们知道，俄国人民也在挨饿，至于向德国提供粮食，美国早就答应在德国新粮收获以前，供应足够的粮食。这就是哈阿兹同志在电报机旁对拉狄克同志说的话。请问，这怎么能说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哈阿兹同志举止得体，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们本身也需要粮食，再则我们也清楚，我们一定能弄到粮食，所以，这点粮食你们还是留着自己吃吧！难道说，提出这项建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列车来回瞎跑吗？可贵的倒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来，这足以证明我们之间的团结，既然哈阿兹回答说，我们把这个看成是我们之间团结的象征，我们十分感谢你们的好意。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我不理解，拉狄克同志凭什么说，我们政府因为接受了美国的粮食，就是什么坠入了“威尔逊主义”的泥潭？如果我们当时不依靠世界上唯一能向我们提供粮食的国家，那我们还能从德国什么地方弄到粮食来解救饥饿待毙的人民？对美国可以随意发表看法，不过，美国确实向我们提供了粮食，不仅粮食，而且还有其他食品。 我现在谈谈驱逐俄国使馆人员的问题。据我所知，1918年11月4日或5日，威廉二世政府最后一位总理——麦克斯·巴登亲王当局决定把俄国使馆人员驱逐出柏林，其理由似乎是，越飞凭借其大使地位搞非法活动，在德国搞革命宣传。因此，德国凯泽尔政府也把他驱逐出境。德国革命爆发时，越飞同志因某些出境手续尚未办妥而滞留在俄德边界上。这时，越飞同志获悉，在德国爆发了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控制了政府，他便给在柏林的哈阿兹同志拍了一封电报。哈阿兹接到电报后，立即在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即当时的政府，我、哈阿兹和巴尔特是政府成员）里宣布：我们三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必须立即请越飞回来。这就是我们当场表明的态度，但是，得到外交部长佐尔夫支持的社会党右派却扬言，这绝对不行。 瓦尔歇： 记录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迪特曼： 我会谈到记录的。请允许我先谈几件事。我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事，因为我是事件的参加者。佐尔夫、兰德斯堡、谢德曼和艾伯特对我们说过，越飞是想支持德国革命还是进行反动宣传，反正一个样，因为他们说过，使馆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涉驻在国的内部事务。我们曾指出，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我们作为革命者决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结果是徒劳。越飞的活动有利于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以我们同情他，并声称让他作为大使回来。总之，我们在11月和12月曾就这件事争吵过无数次。 沃尔弗斯坦： 表决了吧？！ 迪特曼： 人民代表委员会由三名右翼社会党人和三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本来是能够制止社会党右派接受关于把越飞驱逐出柏林的决定的。但要通过把越飞请回来的积极提案，我们当时还得不到多数票。票数是3︰3。所以不可能通过把越飞请回德国的提案。你们主席台上的掌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们不能要求别人去为做不到的事情费力气……我等着，只要你们高兴，就这样打断我的话，反正代表们听不见我说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毕竟只能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我们已经走到了头。但我们说过，我们还要提起这件事，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没有完结，我们曾在一切有利的场合下提起这件事。 然而，拉狄克同志的行为使我们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一天，哈阿兹同志激动万分地对我说：“你了解拉狄克同志，你能想象这位聪明人会干这种蠢事吗？从莫斯科通过休斯式电报机和我通了话。这种电报机能同时作记录，所以谈话内容不仅对话双方知道。这一事实拉狄克无疑是知道的，因此他不得不注意他说了什么。拉狄克通知，一个代表团将赴德国参加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团应带一些老练的演说家，他们的任务是到战俘营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革命宣传。” （喊声：好！） 拉狄克： 可怕！ 迪特曼： 我作为革命社会党人欢迎这件事，但这是正式通知一个不支持革命的政府和它的官员，打算派人到战俘营进行革命宣传。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让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界了解这一事实，并使它担心协约国，就是德国不得不与之签订四个星期停战书的协约国也知道这件事。假如德国政府允许这种宣传行动，协约国肯定会把这一行动解释为中止停战。哈阿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通过电话机答复拉狄克说，根本谈不上接受这个建议。此后，拉狄克说，他放弃这种想法。 列维和拉狄克： 喏，你们瞧！ 迪特曼： 这个“你们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建议已经提出，外交部已经知道，佐尔夫和资产阶级官员也都知道。对这些人，我们是不能不考虑的。 拉狄克： 为什么你们不驱逐他们呢？ 迪特曼： 这就离题了。我可是最不反对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人。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具体情况，要了解当时的环境。我们不应该就我们想干什么而争吵不休。对我们这些在政府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一事件造成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我们为恢复同苏维埃俄国关系而作的努力。因为兰德斯堡、谢德曼和艾伯特（不应忘记还有佐尔夫）立即向我们声称：“你们想，如果又把使馆人员请回来，那会是什么情况？那将使我们和协约国的关系极为复杂，以致正当我们的部队现在从莱茵河左岸撤退时，使得停战中止。在这之后协约国会进军，德国将被占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任何不愿引起全体德国人民和工人阶级不快的人，都不敢挑起这种事件。对这一点一定要弄明白！当佐尔夫等人再次告诉我们说，谈不上越飞回来的问题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暂时推迟处理此事。对这件事我们不愿表示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还希望，有机会的话，无论如何推动一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前进报》发表的记录。 然而，报纸错过了发表其他记录的机会，而从这些记录中本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 瓦尔歇和拉狄克： 巴尔特证明了这一点。 迪特曼： 我多少还懂得点礼貌，所以不去引证巴尔特的话。亲爱的拉狄克同志，他谈到你们时，语气却很不客气。我认为，你们是随随便便从《前进报》中抽出一段话来的。其实，巴尔特的原文是：“社会党右派是带着拉狄克的电报来的。拉狄克在电报中郑重宣布，要在莱茵河上展开反对资本主义协约国的共同斗争。关于发报机旁毫无意义的谈话，简直愚蠢透顶，它给世界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①这就是巴尔特的原话。假如你们不去援引巴尔特的话，你们也许会更明智点。我还可以把事关越飞的那段话念给大家听，说他似乎资助了哈阿兹和巴尔特进行革命。在巴尔特的书中写道：“我认为越飞的电报很不高明，假如我也像他那样指名道姓，那大多数同志就难免要掉脑袋，成为反革命派的牺牲品。”②拉狄克同志，即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也不能在巴尔特的全书中找到对你们或多或少有利的东西。我只找出这两段话，要不是你们提出反驳，我是不会把它端出来的。 ① 埃米尔·巴尔特：《德国三月革命》（柏林1919年德文版）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4年俄文版第89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12页。——编者注 再则我们当时已退出政府，后来发生的事和我们无关。我们一向公开主张和苏维埃俄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久前，我们再次向议会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施特克尔和克里斯平同志受党的委托，在议会中申述了这项建议。我们在建议中主张必须恢复苏维埃俄国和德国的关系。不久前，当波兰帝国主义向俄国发动猛烈进攻时，我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是：“不准干涉俄国！我们要求和俄国建立睦邻关系！”我不知道，那些至今仍然相信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对苏维埃俄国持敌视态度的种种报告和报道的同志，是否了解上面这个情况。我想，他们不了解情况，否则他们是不会在这里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抱这种看法的。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许多人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党不是革命党，所以，不能和其他党一起接纳到第三国际里来。我的朋友克里斯平大体上证实了这种指责是何等的不公正，假如有可能向你们介绍我们党自德国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那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会改变对我们党的看法。你们应当认真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老实说，500万人是不会拥护在这里受到共产党报刊大肆责骂的党的，其他许多人假如也对这些指责确信不疑，那他们也会抱同样态度的。在反对大多数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的艰苦斗争中，我们赢得了今天的地位。我们有权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的拥护。我们很清楚，世界革命将向前发展，为此必须使各国无产阶级在统一的、共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以期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来莫斯科的原因，而不像你们所断言的是出于工人群众的压力。我们本来就是工人和无产者，我们出身工人，受过工人的教育，我们参加工人运动已经有25年的历史。我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工人运动，即使在最困难的战争时期，我们也能站稳立场，我们不怕任何牺牲，我们曾多次落入资产阶级国家警察的走狗的手里。既然你们把我们说成是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的人，那我们就有权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留下的伤疤。 如果你们的想法和我们一样，即把俄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进一步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组成统一的严密的队伍，那你们就要像我们那样，在今后的谈判中严肃认真地寻求使我们之间能尽快地接触、能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途径，以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幸福。 罗斯梅： 已经半夜1点了，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