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克南： 同志们！在邻近各室举行协商会议已经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因此，我要严格执行关于发言时间的规定。发言时间限10分钟。我们将监督每一个人发言不得超过规定的时间，因为这次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到9分钟时，我就摇第一遍铃，发言人只能把一个题目讲完，不能再讲其他题目。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我们抗议主席关于严格执行发言时问规定的声明，因为发言时间本来就太短。 主席克南： 我还是要严格执行规定。这将有助于提醒那些把举行大会的时间用来举行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我宣布：讨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现在开始。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赫姆佩尔同志首先发言。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们赞成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作为专门议题讨论，但我们不能不反驳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在他的报告中所发表的议论。长期以来，季诺维也夫同志习惯于把我们与诸如塞拉蒂、迪特曼等机会主义分子相提并论。我们坚决抗议把我们与这些人相提并论。我们的全部历史，我们党的全部发展过程都证明，这是违背事实的。 作为证据，我可以举出我们党在冒险的卡普暴动期间以及在去年8月所采取的立场。去年8月，俄国红军接近德国边境，兵临华沙城下。当时，只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而包括当时的德国共产党和斯巴达克联盟在内的其他各党，都没有为积极支援苏维埃俄国而做任何事情。其次，我要指出我们在电气技师罢工期间所坚持的立场，我们的俄国同志和拉狄克同志都承认这次罢工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而能够表明我们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例子恐怕连一个也举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而所有这一切证明，我们与机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我们的策略和原则，我们在讨论其他议题时再谈。希望提供机会，使我们得以充分阐明我们的立场。现在，仅用10分钟时间是无法谈清楚的。我只是抗议把我们同塞拉蒂、迪特曼一伙相提并论。 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攻击我们的题为《列维博士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这本小册子。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小册子的作者是哥尔特。我们声明，这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哥尔特参加了小册子的编辑工作。但该书的责任由我们完全承担。哥尔特的罪名，亦即我们党的罪名是什么呢？罪名就是我们批评了第三国际的策略，说他们只注重群众的数量，而根本不顾群众的质量。我们的确这样说过，在讨论其他议题时，我们不仅仍要坚持，而且要努力说明我们的这一观点。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政治风度令我们深感遗憾，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们确实说过，德国没有俄国大老粗，而只有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也是反革命的。”你们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明天就应当发动革命。我们可以充分地证明，我们遵照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二十一条精神所要进行的革命，恰恰是联合无产阶级群众，而不是相反。我们完全有权在此指出德国革命给国际无产阶级所带来的经验教训。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如此轻视这一经验，实属不该。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虽然也鼓吹统一，但无须多久，就会投奔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营垒。随后，他引证今年5月1日的《共产主义工人报》，从中摘引几行，而我现在也读几行，然后就立刻转入季诺维也夫同志所涉及的问题。我来读：“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的主张，其实，纯粹是虚张声势，它们要采取的无非是议会—工联主义的斗争方法。这样的党只可奉命在节假日举行支援苏俄的示威游行，而这样的示威游行对于革命斗争是毫无用处的。”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代表的策略。我们声明，这条道路我们再也不走了。我们还要指出，尽管这一策略已在俄国国家政策中得到论证，但也绝不等于我们和吕勒一样，鼓动人们反对苏俄。实际上，我们将不得不为捍卫俄国这一无产阶级政权而竭尽全力。但是，为适应西欧革命的条件，有一个目标我们必须实现，这就是：设法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脱离俄国国家政策体系。季诺维也夫同志恰恰抓住这一点，对我们说：“你们就继续这样干吧，干吧，总有一天，你们会被请出第三国际。”他引证我们党责成我们退出第三国际的电报。断言：“你们一退出第三国际，就要反对苏维埃俄国。”同志们！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声明，现在我们为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而斗争，今后也决不背离这条道路。如果我们不希望留在第三国际，如果我们要继续走机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不会继续支持苏维埃俄国。但是，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策略我们决不放过。 为防止误解或歪曲我们的言论，我们特意为我们的党团起草一份有关声明，现在我来宣读： “我们最坚决地抗议试图用断章取义的手段在政治上把我们与塞拉蒂和迪特曼相提并论。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苏维埃政权因世界革命进程受阻而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也预感到，由于这种困境，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苏维埃俄国的眼前利益有可能产生实际矛盾或表面矛盾。
“执行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曾经声明，第三国际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工具，相反，俄国苏维埃政权是第三国际的坚强堡垒。我们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认为，一旦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切身利益与第三国际的切身利益发生矛盾，就要把这一点在第三国际范围内必公开而友好的方式加以说明。 “我们始终以实际行动履行我们应当履行的支援苏维埃俄国的义务，例如：每年大张旗鼓地庆祝十月革命节，积极支援被扣押的红军战士，为1920年八月发动作准备，尽管这次发动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过错而归于失败。支援苏维埃俄国，是我们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主导思想之一，尽管我们党因第三国际实施改良主义策略而疑虑重重。 “我们的上述立场不会改变，但是，只要我们发现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因认识模糊而错误地表现为第三国际的改良主义政策，我们就将随时随地加以抵制。同时，我们确信，这种政策也同苏维埃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利益背道而驰。” 弗勒利希（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我同意赫姆佩尔同志所说的一点，即：这个问题现在难以深入讨论，而要等到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否继续留在第三国际这一相关的议题时才能办到。 执行委员会已经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国际。关于执行委员会这样做的理由，人们已经说得相当明白，那就是：这个党有积极性，它与德国统一共产党①合并将会带来益处，它可以对德国统一共产党起促进作用。原来，我们反对该党加入国际，认为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该党的力量及其积极性。当时我们的意见是，这个党的十分明显的宗派主义性质有碍它发挥积极性，其根据是，它屡次过分炫耀这种积极性，同时，它的积极性几乎每一次都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党的宗派主义性质不但表现在组织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如议会制、工会工作等，而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两党存在着分歧。事实表明，该党自从作为同情党加入第三国际以来，它的本性难改。我们在实践中看到，这个党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表现出它的宗派主义性质。该党对待局部行动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此。它郑重表示，凡是与无产阶级的重大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它一概反对。它把旨在工人阶级革命化和吸引工人阶级参加运动的政策称之为机会主义政策。因此，这个党反对我们的《公开信》，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从而表明它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 ① 此处俄文版为ГКРП，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显然有误，应为德国统一共产党（ГОКП）。——译者注
后来，我们看出，这个党因目光短浅而根本不能正确判断政治形势。在赔款问题上就是如此。这个党根本不理解当时日益紧张的形势和赔款问题对全体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潜在意义，竟在党的报纸上发表言论，认为所有这一切与无产阶级不相干，纯粹是各国资产阶级的事情；还说什么它毫无理由干预这种争议，它所着重的仅仅是宣传本党的终极目标。一句话，这表明它完全不善于相机行事，不善于趁机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在执行委员会作出两党联合的决定之后，我们曾力求与该党接近，共同工作。结果，在三月发动期间，我们根本不能共事。我们曾表示，如能共同解决实际问题，共同磋商一切事情，我们就能促使该党在积极发动期间实行明确的政策。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指望落空了，我们上了大当。首先，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它自己也被卷入的那次发动的意义一窍不通。那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的绝妙小册子挖空心思地“证明”，三月发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盲动。（喊声：“胡说！”）这是《保尔·列维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小册子中的一句话，大家不妨读一读。尊敬的捷曼同志，假如您愿意的话，将来我提出证据给您看。 可见，在这方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与保尔·列维的观点如出一辙。多么奇怪，把自己也被卷入的发动叫作盲动，并攻击德国统一共产党。其实，以往不知干了多少真正冒险勾当的正是攻击者自己。赫姆佩尔同志刚才谈到，在进攻华沙期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组织过一次规模大的发动。搞这次发动的目的何在呢？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占领费里贝尔特和克登两座城市吗？（喊声。赫姆佩尔同志在台下进行反驳。）但是，敬爱的赫姆佩尔同志，要知道，我说的不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目标的策略。也不是揭露。你们自己也承认，这次发动是我们一手组织的。（喊声：“还有别人！”）既然组织这一次大规模的发动，目的在于在两座城市中建立苏维埃共和国，那么，老实说，你们把自己与德国统一共产党一道参加的发动叫做盲动，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同志们！这次发动使我们得出许许多多重要结论。我们看出，在组织上，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制，发动本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共产主义工人党得出的结论却与此截然相反，认为这次发动表明，集中制和纪律起着反革命的作用；还要指出的是，这个党恰恰从这次发动中得出狭隘的宗派主义教训。它主张，无论组织任何发动，都要自由表现个人主义，并要注意保持党的纯洁，使之像蒸馏水一样清澈透明，换句话说，要有意识地远离群众，放弃一切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一个坚持这种观点的党永远也不可能领导真正革命的斗争，长此以往，就只能起破坏作用。 这样，在我们共同组织这次发动之后，我们就继续保持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联系，我们原以为，该党确实要起到促进我们党的某种作用，果然，就在我们从德国动身前不久，它真的在“政治上”发挥一次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但它不是向我们宣告举行新的发动，而是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绝招：你们应当以消极对抗来抵制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变成斯汀尼斯先生的有效的经济机构。”老实说，这套政治把戏只能出自该党的宗派主义立场，因此，我们认为，让这样的党继续长期留在第三国际是不能允许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在三月发动期间以及在其他场合，我们都感受到，加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大都是富有朝气的革命者，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同斗争。我们确信，当国际向他们提出“你们愿意加入群众性政党还是愿意加入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政党”这样一个问题时，其中的优秀分子就会转到我们一边来。我们认为，虽然领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家们仍在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立场，仍想堵住通往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及国际的道路，但只要国际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就会改弦易辙。我们认为，那些现在无端攻击共产国际的人终将醒悟过来，他们不应当再欺骗群众，虽然群众现在还拥护他们，但是他们终将站到我们一边。（齐声赞同。） 罗兰-霍尔斯特（荷兰共产党少数派）： 同志们！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占用几分钟时间，谈谈荷兰的事情，消除误会。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荷兰马克思主义学派”，并猛然地抨击了哥尔特同志。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几句。我个人并不认为我有权断言荷兰的这一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流派，断言它具有民族马克思主义特殊变种的特点。依我看，民族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荷兰确有某些民族特点，那也完全是我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谈不上是优点。像潘涅库克和哥尔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个共产国际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国家没有开展群众运动。更可悲的是，这个国家的党至今也尚未建立起同群众的经常而有机的联系，令人遗憾。这一事实使他们在纵观形势时不免失之偏颇。正因为如此，我们为这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没有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而感到十分惋惜。潘涅库克同志有公务在身，至于哥尔特，我敢说他是愿意参加的。他好像是已经动身，只是尚未来到莫斯科罢了。尽管如此，但我仍希望他来参加，希望他在这里亲自说明他的观点。 也许，他到不了莫斯科，这样，就由我来陈述如下。去年，在代表大会上散发了潘涅库克同志的小册子译本。全体与会者、全体代表都有机会了解他们的观点。这样做，是对潘涅库克同志的赏识，因此，我只希望哥尔特同志也能享有同等待遇。 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有人提议把哥尔特同志最近发表的一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连同他参与编辑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小册子一起翻译过来。但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多此一举。我认为，根据这本小册子评论哥尔特同志有失公允。如果有哪一位想了解哥尔特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我就向他推荐哥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信中包含了他的所有基本观点。如果这封德文公开信尚未译成别国文字，那我希望将它翻译过来。还有，《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刊载了托洛茨基同志在执行委员会发表的抨击哥尔特同志的讲话记录。托洛茨基同志除具有种种非凡的才干以外，他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雄辩家①。人们读了他的这篇讲话，还会发现，他还具有善于击中对方要害的高招 可惜，《共产国际》杂志不发表哥尔特同志的讲话，。所以我认为，要了解哥尔特同志的观点，不能单凭托洛茨基的一篇从心理学上说是精彩的讲话，还要根据哥尔特本人的言论，这样才较为妥当。 ① 原译“善辩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1》中译为“雄辩家”，现据以改正。——校者
关于我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无产者》撰稿一事，再谈几句。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责怪了我几句，虽然责怪的语气婉转，就如给我一粒金丹一样，但我仍觉得有回答的必要。据我所知，至今还无人抵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因而我认为，我为该党机关报和其他国际党刊撰稿是我个人的权利。虽然我个人并不赞成弗勒利希同志的观点，但我仍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如下。首先，我不仅仅为德国统一共产党机关报，而且也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刊物撰稿，这无疑是我应尽的义务。我乐意尽这样的义务，理由之一是，我赞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某些观点、策略手段及其党纲的某些论点；理由之二是，我珍视该党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经检验证明是革命的意图。托洛茨基同志说，法国左派的这种革命精神也是我们所赏识的。其实，在我看来，所谓法国左派，纯系子虚乌有。因而我认为，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撰稿，不过，我希望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同时，我也希望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终于下定决心，在不久的将来与统一共产党实行联合。我个人并不赞成保留这种孤立的小党，这或许是因为多年以来我在荷兰这个有限范围内亲身体验过保留这种状况对党所造成的危害，以及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多么难于保持正确方针。我认为，一旦在重大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要纠正党使其采取正确方针，就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工作加以解决，而不必由外界施加影响。我深信，我们是左派，我们甘当左派，并且深信，在类似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当服从国际的纪律，因为保持无产阶级行动一致和策略一致，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问题。（齐声赞同。） 诺伊曼（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严厉批评与去年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它的批评一样，是有充分根据的。执行委员会充分了解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立场，想必也完全知道这个党的实际活动与理论活动，可是，仍不顾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的意志，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第三国际。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后果有两种。我明白执行委员会这样做的动机，只是它的指望全盘落空了。第一，无论在哪一方面，工人党的活动都没有对统一共产党的革命工作促进作用，因为本来就没有指靠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任何必要；况且，自从举行两党联席代表大会以来，工人党的作用已经几乎丧失殆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只是给了它人为的活力。我们必须承认，原来，在有众多的工人彼此观点相一致的各个企业和各个地方，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优秀分子都愿意加入统一共产党，而那些已加入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工人转而加入统一共产党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自接受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以来，上述现象就几乎自动地立刻不见了。与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还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德国工人具有从事工会组织活动50年的历史，因而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工人党不仅是政党，而且是自动与党相联系的生产组织；因此，凡是加入工会的工人就立刻明白，他们必须谋求另外一种共产主义人组织形式即生产组织。工人的这种追求，对于我们党的工会工作和企业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并且是不利的影响。自然，工会官僚就立刻利用了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的工人情绪。这种情绪在统一共产党内部也广为传播，致使生产组织问题、统一共产党日常宣传问题，以及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的地位问题，都对加入统一共产党的工人产生了影响。 同志们！现在我们可以指出，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当中，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宣传不仅得到同情（尤其是在工会分裂问题上），而且甚至得到某种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因为执行委员会没有经常地、明确地强调指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待其他组织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待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态度称之为同情的态度。不信，你们读一读工人党的报纸，就必然得出结论：在德国，统一共产党是罪大恶极的匪帮。这就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但执行委员会在决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国际时，却偏偏忽视这一情况。 当你听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特别是其他国家代表的发言时，你会为工人党的势力范围之大而感到吃惊。果真工人党的势力范围有如此之大，哪怕有它三分之一也罢，那就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屡次发现，它的所有组织，实际上是工会官僚手中的工具。而工会官僚现在给工厂委员会、德国统一共产党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划等号，目的就在于破坏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旨在推翻工会官僚的工会工作。但要把这一点向工人解释明白，谈何容易。因此，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今后应当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一个虽然同情国际，但又不放过一切机会并在每一期党报上一贯猛烈抨击国际纲领的党，绝不可以加入国际。第三国际为能得到这个党如此这般的同情，真该谢天谢地！因此，代表大会坚决表明自己的观点，至关重要。在我发言之前，有的同志表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应当与德国统一共产党达成谅解，对此，我要说，这种尝试我们做过不是一次，而是六次、七次、二十次。到头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却说，它的立场绝不改变。有鉴于此，我们声明，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实属失策，因为我们在德国清楚地了解，它的加入必将产生人们意料之中的后果。如果说，过去有个别党员另有见解，那么今天，他们应该同意我们早就一再说过的话。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提请代表大会，务必要求执行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务必设法防止这一类只有妨碍各支部工作的事件再次发生，使我们今后不再陷入这种境地。（齐声赞同。） 主席克南： 由谢顿同志发言。 谢顿（荷兰共产党）： 同志们！我们必须简单说明一下。关于荷兰党的方针问题，人们在会上已经谈了不少，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荷兰党拥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方针。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相反，大陆上可能再也没有别的党像我们党那样始终一贯地自觉地拥护俄国党的策略即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言论和行动上捍卫俄国革命，而我们党并非今日才成立。在荷兰真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最高学派”吗？没有，这种思潮在我国无足轻重。 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代表我们党的少数派，她断言，潘涅库克和哥尔特是国际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人在过去是人才，而现在已经不是了。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为他们辩解的理由是，他们生活的国家一没有开展群众运动，二没有建立群众联系，这种理由不能完全成立。这两位同志无权发表声明，因为他们从不参加宣传鼓动。我们在工作，而他们——无论是潘涅库克或者是哥尔特——却从不工作。他们没有为《论坛报》即我们的报纸写过一篇文章。难道能以荷兰没有开展群众运动为理由而为自称是我们党党员的这两位同志开脱吗？不能。诸如俄国和德国那样的群众运动，在我国确实没有。但革命运动在荷兰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这两位同志不参加罢了。这也正是他们容易误入歧途的原因所在。脱离运动而制定出来的策略当然不会是成功的，因为策略只能产生于同群众的联系，产生于同运动本身的联系。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这里即在代表大会上得知，这两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最高学派”的同志与荷兰工人运动毫不相干。 主席克南： 由米哈拉克同志发言。 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 同志们！在没有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之前，关于执行委员会与波兰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我想说几句。迄今为止，它们彼此几乎毫无联系。我们生活的国家已变成名符其实的军营，在边境地区，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党与国外几乎无法联系。我们党成立于1918年底，是继俄国共产党之后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没有与外界任何合作的情况下，单独制定党的策略和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当然，执行委员会所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如工会工作问题，我们也都存在。我们从一开始所采取的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针，与后来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一年半乃至两年以来为解决这一类问题所采取的方针相类似。做一个群众性政党，经常深入工会开展工作是我们一贯的愿望。尽管战前我们就有了所谓党的工会，但我们仍在1918年成立了共同工会。 我们的工会工作和工会活动富有成效，可谓成绩显赫，虽然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不过，关于这一点，等我谈其他问题时再谈。现在，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方面，如同在联系群众方面一样，我们的处境极为艰难，因为迄今为止，就像在沙皇政府统治时期一样，我们仍是一个地下党，这就使我们的任务大为复杂化。但是，做一个群众性政党和开展工会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我们党上上下下都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这一活动。由此可见，在这方面，我们与国际完全一致，虽然我们与国际没有任何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联系。 现在，谈谈另外一个，也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谈过的问题即意大利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接到与事件有关的必要材料和消息之后，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各地党代表会议就立刻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至于法国党，我们在得知该党分裂和蔡特金同志在图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后，也非常高兴。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特殊策略问题，大概是你们所完全不了解的，这就是：我国国境与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紧相毗连，我们不能不自问：一旦苏俄与波兰交战，我们怎么办？1916年初，即1月或2月，波兰社会爱国主义者就曾叫嚷：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要来了，红军已发动进攻。俄国红军是否有权进入波兰，在当时面临这个问题的何止我们一个党。——1919年2月，我们对此作出了回答：有权，俄国红军有权进入波兰，而波兰无产阶级也有权请求红军支援波兰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波兰的斗争。我们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公开申明这一主张。我们有工人代表苏维埃设在华沙，尽管我们的一些同志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之后常常遭到逮捕，但是同志们仍然勇敢地把这个问题提交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按照上述精神通过决议。稍晚些时候，也就是去年，当我们再次面临这个问题时，我们党的组织一无例外地——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无条件地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而把波兰军队看成是敌人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提出的其他问题，如苏俄作为国家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国际革命问题、红军问题上，我们也没有任何分歧。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区别。我国工人很难想象，将苏俄、俄国党及其任务同西欧任何共产党的任务分割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工人认为上述问题毫无区别。俄国苏维埃政权就是我们的政权。在苏维埃俄国及其任务与国际的任务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区别和任何矛盾。谁不这样认为，谁就不是共产党人。以上是我要向大家说的简单几句话。 其次，我还要补充一句，晚些时候，我们将以书面形式向大家说明我们对执行委员会活动的态度。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说一句，我们对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表示完全赞同。（齐声赞同。） 主席完南： 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捷曼同志发言。 捷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前一位发言人再次谈到一个问题，也是季诺维也夫已经指责过的问题，即我们对俄国国家政策的批评与迪特曼的批评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关于这一点，我本人不打算细谈，以后有人来谈。但我要再次抗议把一切批评都称作反革命的批评的这种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等于压制所有一切反对派。这证明，有人根本不懂反对派存在的必要，而缺少反对派，诸如国际这一类庞大的机体就会完全腐烂。我愿意举例说明。克列孟梭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说过，世界大战不是一场防御战，但我绝不认为在座的有哪一位——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好，别人也好——会因为这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相同就得出结论，说克列孟梭和李卜克内西是同一类人。把我们与迪特曼划等号，同样是可笑的。但我要说明什么是反对派，为什么要有反对派；我要指出，仅仅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就要取消反对派，就采取这种对付手段，这是不能允许的。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出言不逊。我们倒要说，我们可不是在贵族女子学院里上课。这一招是我们向俄国同志学来的，俄国同志只要抓住短处就历来狠批一通。有时，为缓和一下，他们也用上“兄弟般”这样的字眼，但尖酸刻薄的话却照说不误。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作为反对派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深感重任在身，因而我要说，在我们看来，第三国际问题决非是一般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我们已经表明，反对派能起有益的作用，可惜，执行委员会不启用能起有益作用的反对派，这是失策。相反，他们念念不忘，总想阻止在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接触我们的刊物。 举几个实际例子。为反对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刊向工人阶级通报情况所采用的手段，我们在三月发动之前，曾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指出，一项方针，经共产党报纸连续几个月反复宣布，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现在又要求群众立刻转变观念，这是很难办到的。而执行委员会有条件，又有刊物，本应看出统一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执行委员会在三月发动以前，掌握这一情况，还为时不晚。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拉狄克同志在4月和5月说过的话，我们早在1月就说过了。他们说的话，同我们早先对执行委员会所说的话，一句也不差。当列维还在其位时，我们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国际成员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也正是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后来所证实的，即：统一共产党的多数党员在发动期间抵制发动，其罪责应由统一共产党来承担，因为它利用党刊在三月发动以前一连数月进行机会主义宣传。导致任何反对派遭受长期压制的手段是不能采取的。 遗憾的是，弗勒利希同志阅读我们的报纸并不比执行委员会多，虽然他有更便利的条件。他简直是信口开河。你们说，我们是天真的傻瓜，我们对所有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的方针是错误的。你们说，这在赔款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你们要人相信，仿佛我们的文章在鼓吹：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没有，我们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当然，我们并没有指出德法冲突的威胁，因为现在人人可以确信，这种冲突对于我们不但不构成威胁，反而促使资产阶级实行有效的联合。我们说过，无产阶级应当对此表示关注，而不应等待预料中的德法冲突发生。 我谈的关键是，不能压制批评；对于代表世界各国各式各样工人的这个机构来说，批评是不可缺少的。即使有一天反对派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大家一定还记得上次代表大会。当时与季诺维也夫在主席台上并坐的大会名誉主席塞拉蒂和列维，现在成了上次代表大会的污点。还是关心一下，别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因被迫退出第三国际而沾污这次代表大会吧。（拉狄克同志喊道：“那么吕勒呢？”）他不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杰纳利（意大利共产党） （他用意大利语发言，发言译自德文记录稿）： 同志们！专门涉及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情况，意大利代表团等一会儿再谈。意大利代表团对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表示完全赞同。你们所掌握的有关意大利社会党的情况，只能反映该党活动的一小部分。我们不得不提出新论据，指控意大利社会党，如果涉及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那我们就不能不向你们也进几句忠言。意大利共产党深受塞拉蒂所犯错误之害，塞拉蒂给党的组织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党对塞拉蒂的幻想已经破灭，党从塞拉蒂及其他中派分子的所作所为之中吸取了教训。因此，意大利共产党有义务提请大家注意，如果对什麦拉里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采取如同对塞拉蒂等人所采取的那种策略，那将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的无产者构成严重的威胁。 意共有责任在此说明这一点。我们了解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了解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派自己的领袖来莫斯科的原因。但我们必须得到关于反对什麦拉里一类中派分子机会主义的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报告中有若干部分听来很像塞拉蒂的文章、报告和信件，特别是，报告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不存在任何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并且要求下次代表大会按照这样的精神通过相应的决议。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执行委员会如此信任什麦拉里。大战期间，什麦拉里保护奥地利帝国主义，而在查理皇帝加冕期间，派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伊松佐战役之后，他打电报给博罗耶维奇。大战结束后，他来到莫斯科时，已经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党上上下下对他的信任，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威信扫地。他找到季诺维也夫同志，要求向他“贷款”。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他竟然得到了信任。那么，他如何对待这种信任呢？什麦拉里鼓吹说，做一名共产党人，就是做一名社会党人，既要相信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又不必立志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执行委员会的谦让，什麦拉里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百般阻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成立。他希望共产党继续保留社会党的名称，把执行委员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党必须改组的决定隐瞒起来，不让无产者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知道。《红色权利报》的一名撰稿人写了一篇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还有一名新闻记者公开发表反对苏俄的言论。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面对这些分子，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他们要求把这些撰稿人开除出党，而什麦拉里则为他们辩解。我们希望，我们同什麦拉里、列维和塞拉蒂打交道的经验成为执行委员会和这次代表大会的教训。我们希望避免再次失望，因此，我们要求：第一，撤销什麦拉里的领导职务，第二，由执行委员会起草告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书，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机会主义的种种弊端及其危害性；第三，发表告全世界无产者书，号召必须同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 （杰纳利同志宣读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如下。） “鉴于①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意大利代表团提议由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批准上述声明，并作为补遗，决定如下：
① 1988年人大版译为“注意到”，兹据2011年版改为“鉴于”。——校者
“1．国际不仅必须同什麦拉里的活动划清界限，而且必须禁止什麦拉里担任党内领导职务。 “2．国际将向已经加入共产国际大家庭并取得这个大家庭充分信任的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发表文告，指出什麦拉里及其朋友的一切机会主义倾向①，以及由这样的人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将给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① 1988年人大版译为“偏向”，兹据2011年版改为“倾向”。——校者
“3．国际应当继续坚持并尽可能加强它在各国已经开展的反对党内形形色色的中派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避免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再次失望和遭受危险的失败所不可缺少的。” 黑克尔特（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意大利问题在德国党内引起危机，其原因如下。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在里窝那的分裂即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共产党人脱离塞拉蒂的追随者，是执行委员会一手策动的，因为执行委员会似乎要放弃它自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要把群众性政党重新变成宗派。在这些同志看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显然是要利用清党手段把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变成宗派，于是他们以此为理由声称，在里窝那的分裂将对整个国际的今后发展起到治标的作用。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政策非反不可。德国共产党内的分歧导致一些领导同志向执行委员会表示，他们不赞成党中央的多数派，说党中央的多数派对意大利问题的评价与保尔·列维及其某些朋友不同，表示他们不能参与实施这种亡党的政策。事实如何呢？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塞拉蒂是会议主席——人们原以为，塞拉蒂一回到意大利，就会以诚实革命家的姿态率领意大利工人奔向共产主义。谁知塞拉蒂辜负了我们对他的信任。 世界代表大会刚一闭幕，塞拉蒂就立即抵制代表大会的决议。他没有回到意大利工人那里去，而在人们稍微促了促他、启发他醒悟，希望他最终履行他应当履行的义务之后，他竟写开了信和文章，公开反对共产国际。 1920年12月18日，由布雷特施德主编的德国独立社会党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刊物《社会党人》发表塞拉蒂的一篇文章，文章力图证明：在俄国，传播革命的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万恶的苏维埃资产阶级继续骑在受苦受难的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如此卑鄙和露骨地攻击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恐怕连克里斯平或迪特曼也未必敢。塞拉蒂如此攻击是有其明显的用意的，就是说，他要证明屠拉梯是一个真正革命者，而屠拉梯也抨击苏维埃资产阶级推行欺压苦难的俄国人民的政策。文章接着罗列了屠拉梯在意大利议会中的历次精彩发言，吹嘘屠拉梯的发言动人心弦，以致有一位未来共产党的党员拥抱屠拉梯。塞拉蒂的文章还写道：“如果这是事实，就不能要求我们与屠拉梯分道扬镳。意大利社会党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无法实现。” 其后，在里窝那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列维同志受德国共产党派遣，出席了代表大会。保尔·列维是领袖，已经加入国际，对国际中的情况并非全然不了解。他不会不知道塞拉蒂在布雷特施德主编的《社会党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但在里窝那，列维却同意谈判，而且，正如意大利同志再次证实的那样，非但不坚决地批判塞拉蒂，反而以其所采取的立场支持塞拉蒂所代表的倾向。而塞拉蒂眼看有列维在支持，就更加嚣张，竟然同左翼分子连谈也不愿谈开除屠拉梯和特雷维斯的问题。相反，当我们共产党的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是要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还是要屠拉梯和特雷维斯二者必居其一这个问题时，塞拉蒂就退出共产国际，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可是现在，列维及其在德国的一些朋友却说，塞拉蒂走这一条路并只能走这一条路，完全是执行委员会派往里窝那的代表的过错。如此说来，分裂似乎是误会引起的。他们明确表示，在里窝那的分裂有其不可告人的既定的目的，就是要再次把群众性政党变成小党。后来，在党代表与中央委员会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受到我们党信任的多数派声明，他们不认为列维是正确的，相反，根据有关意大利国内事态发展的材料来看，必须认定：列维在工人问题上玩弄了不应当玩弄的把戏，因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试图弄清执行委员会是否赞同被它派到里窝那去的两名叛徒的立场时，列维竟敢嘲笑德国党中央和他当时已经退出的党代表机构。他说：“我们不能走多数派所选定的道路，甚至不能对这一条道路多少表示赞同。于是，多数派乞灵于特尔斐的神谕宣示①，想从皮蒂娅②口中打听清楚意大利全部历史的真正含义。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根据事件得出关于事件产生原因的结论，并作出我们自己的判决。因为——我们假设——中央委员会的党代表机构的多数派会接到莫斯科作出的适合于他们的答复。这证明什么呢？无非是证明执行委员会也错误地估计了具体的对比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接着，列维在他的一篇题为《我们》（指他本人及其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朋友）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一如既往，坚决拒绝把自己同塞拉蒂混为一谈或对塞拉蒂进行谴责，我们作为外国人，拒绝对意大利作出自己的判决；我们不赞成执行委员会的立场，而执行委员会采取这一立场所依据的事实，也就是执行委员会用来论证自己所作判决的那个事实。” ①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阿波罗神亲自选中在特尔斐城修建自己的神庙，其中有神谕宣示所，影响很大。——译者注
② 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译者注 保尔·列维不顾大量的指控材料，拒绝亲自谴责塞拉蒂。而塞拉蒂这样的人在社会党内岂止一个，他所干的这一类勾当也绝非仅此一端。大家一定还记得有一件比这更为出奇的事。达拉贡纳先生是加入第三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他作为第三国际成员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官僚代表大会，并在一个专门委员会与托马·菲门及代表阿姆斯特丹的其他罪犯一道起草一份文告，说要像远离瘟疫一样，远离莫斯科代表，要坚定地维护阿姆斯特丹国际。这就是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们的所作所为，而列维竟认为，跟这样的党不应当分道扬镳！ 话又说回来，到头来，会不会是意共和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意共的执行委员会的同志搞错了呢？会不会是意大利社会党仍愿意继续留在第三国际并和国际其他成员一道共事呢？耐人寻味的是，《前进报》——它是塞拉蒂派或屠拉梯派（塞拉蒂已经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从一类领袖降到了二类领袖）以及特意跑来出席大会的拉查理、马菲和利鲍里蒂三位代表（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攻击那些脱离他们的共产党人）的中央机关报——在1921年6月16日就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发表文章说： “与去年不同，代表团已不抱多大希望，也不再无条件地、满腔热情地代表我们党对国际运动领袖表示赞同。事态天天证明，我们不仅对意大利问题，而且对许多其他国家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
“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比意大利社会党内部运动更加右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一个本来非常有希望的党——德国党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征兆。 “如果我们的消息确实，现在，就连俄国国内也有人开始反对始终不肯正视现实的顽固态度。毫无疑问，这种变化丝毫也不会影响代表大会，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操纵代表大会的行家里手，他的观点历来能获得普遍的赞同。但是在国际内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对个人独裁表示不满，这种独裁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无产阶级独裁，而是对无产阶级独裁的讽刺。（齐声抗议。） “尽管处境艰难，但我们的同志仍以克拉拉·蔡特金、保尔·列维及其他许多人为榜样，决心表明自己的愿望，决心指出表明这种愿望的必要性。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能被那些应当听取意见的人所听取。共产国际不能为任何人所垄断。共产国际应当存在、发展和斗争，但它也必须清醒地判断时机，恰当地估计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方面。” 这一期《前进报》还刊载了一幅表现意大利社会党与焦利蒂作斗争的漫画。漫画中的焦利蒂是一个投掷炸弹的法西斯分子，对方则是一个手执选民证的男子。漫画告诉人们：对付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要靠选票。（高声赞同。）这就是那些英雄好汉，为了国际，列维曾经要拉他们一把；为了他们，列维又和其他一些同志示威式地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以便把意大利问题变成德国问题、国际问题，以此来直接为反革命分子效劳。 同志们！国际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结果今后在一切场合再次出现，并希望以此引为教训。我们要完全赞成杰纳利同志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所表明的一切见解。我们坚持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充分重视捷克共产党，以避免里窝那事件重演，避免什麦拉里变成塞拉蒂第二。里窝那之类的事件所引起的震动对于我们继续向前进未必有利。我请求执行委员会允许我们今后在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采取像在意大利问题上所采取的完全一样的步骤。（齐声赞同。） 主席克南： 由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代表马尔察恩同志发言。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同志们！我只就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所谈的德国三月发动发表意见。顺便援引他在报告中说的话，他说：“我们公开承认，我们犯了大错误。革命进攻的理论是胡闹，是癖好。愿上帝保佑，取消这套理论。”①这是他公开承认的，我就从这一点谈起。我们是所谓反对派，被人骂成机会主义分子，可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所说的，当初我们就完全料到了。我们看到德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千方百计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危险，并同既定方针展开了斗争。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和几乎所有的党刊、党报都是坚持这一套理论的强有力的阵地，有意识地竭力强调这一套革命进攻的理论。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你们现在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言论中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作为革命者眼看有这种危险，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想，假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德国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也绝不会与我们两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与我们的判断相吻合。限于发言时间，我不能深入地分析策略论点，也不能介绍事件发生前的历史背景。待讨论策略问题时我再细谈。 ① 见季诺维也夫在本次大会上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这里所引文字与报告有出入。——编者注
同志们！趁此机会，我要指出一点。希望各代表团共同遵守一条，即：不互相猜疑，实事求是，态度明朗，有话当众讲，不遮遮掩掩。实话实说，以便我们大家从各个不同国家的斗争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被卷入三月发动的工人多达50万。我想，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执行委员会得到的材料把数字弄错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在这里当着德国代表、执行委员会和我们自己的面，把德国这一场斗争的规模彻底弄清。今天，我只想弄清这个事实。以后，在讨论策略问题时，还有必要对这场运动所引起的方针问题和前提进行研究。 那么，运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除发生战斗的地区以外，即在国内其他地区，运动搞得如何？首先，我们要指出，在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在波莫瑞和梅克伦堡，人们关于总罢工一无所知。其次，我们要指出，在整个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丝毫不见这一类运动的踪影。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马格德堡、安加利特和汉诺威，也看不见总罢工的征兆。那么，德国还有什么地方？当然，首先是萨克森工业区，这里有百万之众的无产阶级。可是，必须指出，在三月发动期间，在萨克森工业区参加总罢工的也仅仅是个别企业的几批人数有限的工人，总计约有几千人。（喧闹声和抗议声。）再看柏林这个工业中心。柏林是德国政府所在地，有几百万工人大军，他们继1918年11月之后再次表明德国工人具有从事伟大革命斗争的能力；柏林有统一共产党，在举行党的联席代表大会期间，该党拥有党员35-40万。在柏林参加罢工的工人约有4500-5000人。（喧闹声。）同志们！这是事实，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不谈事实。情况必须彻底弄清，以免根据错误的前提下结论。在讨论策略问题时，我们将详细说明斗争之所以未能充分开展的原因。我们对中央委员会采取反对立场，对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发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持批评态度，是出于我们正确的无产阶级嗅觉和革命成功的愿望。 在莱茵河沿岸地区，威斯特伐利亚以及作为产煤区和全国重要工业中心的鲁尔地区，情况如何呢？大企业根本谈不上举行罢工，举行罢工的仅仅是一部分煤矿，至多占煤矿总数的20%。即使这一部分煤矿，举行的也只是局部罢工，只有几个除外，举行了有全体矿工参加的罢工。同志们！这至少不能叫作总罢工，因为矿工只罢工一天，第二天就又复工。在鲁尔区和其他地区，工人队伍闹分裂，工人与工人之间展开斗争。在莱菌河沿岸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州，党委会不顾党中央的意志，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三就被迫放弃斗争，放弃总罢工的口号。 沿海一带的情况如何呢？在不来梅和不来梅港举行过几起局部罢工，罢工工人有二三百人。在施特廷、基尔和卢卑克无一起罢工。至于汉堡，州党委会向地方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解除国家警察、地方警察和民团的武装，否则，就要举行总罢工。工人占领了几个造船厂和几家工厂，继而举行游行示威，最后以流血冲突告终。不到两天，即在短短的时间内，汉堡的斗争即被镇压下去。 同志们！让国外同志了解德国三月发动的规模，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三月发动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议论的话题，这样，等晚些时候讨论策略问题时，就可以根据事件真相来决定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现在，我来谈一下“战场”即德国中部和与之相连的图林根州的情况。在德国中部，工人受了戈尔金格言论的挑拨。必须指出，在这里参加斗争的莱恩工厂工人有22000人，铜矿和页岩矿采掘工人约有40000人。可是，同志们，我们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不信，所有了解事件经过的人都能证明，当时，就在一个州范围内，有的地方打枪，有的地方干活；（笑声。）只有军队到处镇压工人。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是，在德国中部参加罢工的足有12万人。加上别处罢工人数，总计约有20-22万人。季诺维也夫同志，这就是德国的客观实际。我提议，可以由任何一位来自柏林的同志进行反驳，也可以请任何一位来自科尼斯堡、东普鲁士或其他地区的人根据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来介绍事件经过，看我说的对不对。出于推进德国革命这一忠诚的无产阶级观点，（喧闹声。）我们希望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先调查情况，然后再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指导观点是错误的。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请求，讨论三月发动，不能脱离这一观点。以上是三月发动的真实情况。关键就在于：人们在这场运动中操之过急，而不等事态正常地发展，以及不等工人多少掌握一些有关戈尔金格卑劣挑拨勾当的情况，就立刻开展斗争。 最后，再补充几句。现在，执行委员会在对德广播中向德国工人表示：你们做得对。这一点我能理解，因为事到如今，即使执行委员会已了解真相，它也只能做这样的表示。但我们要谴责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党的活动家，他们在党内讨论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对，滥用执行委员会的上述表示。我们确信，这种表示会被人利用，这是执行委员会至少未曾料到的。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就以上所有这些事实和三月发动的教训发表意见，就因为必须用革命观点，为着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利益，来解决我们在德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赞同。） 明岑贝尔格（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同志们！人们往往责备青年，说青年过分好强，过分好胜。因此，我们原不打算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发言，而希望由其他党，首先是在报告中遭到严厉批评的党代表发言。我们指的是瑞典、挪威和意大利的社会党，这些党都有代表在场。但他们不发言，所以，只好由青年联盟先发言。 同志们！我们预先声明，无论在共产主义青年国际——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证明——还是在基层青年联盟中，青年联盟都完全、彻底地拥护、支持和运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年提出的策略。首先，我们赞同共产国际对意大利问题的方针，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事实：里窝那代表大会闭幕刚刚几天，意大利青年代表大会就召开了，青年联盟42000名成员中有40000名青年一致强烈地反对塞拉蒂，一致热烈地拥护共产国际和共产党。 我们也赞同共产国际对德国问题的立场。我要指出，马尔察恩同志探讨三月发动问题的方式相当奇特。假如马尔察恩同志真的愿意阐明这次事件，那么，正如青年联盟任何支部的任何年轻成员都知道的那样，马尔察恩同志不会不知道，评论策略和三月发动，关键不在于运动规模大小，而在于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应不应该号召起来斗争；马尔察恩同志不会不知道，问题并不在于运动规模有多大，而在于运动规模为何不更大。（齐声赞同。）因此，亲爱的马尔察恩同志，等会儿有其他同志会向您证明——公公道道地讲——罪责和责任主要应由列维及其一派承担。因为他们坚持消极立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喊声：“那么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问我吗？当时我在柏林，听候中央委员会支配，我们正忙于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我们还认为，如果共产主义工人党议会党团早就积极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以革命方式有效地利用议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就不至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危机。我们深信，如果德国统一共产党当初就是一个如同它现在立志要成为的那样的党的话，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早就不存在了。（赞同声。） 同志们！我声明，将来在调整青年联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我们将主动宣布：青年联盟在一切可能场合发挥政治上独立作用的使命已告完结。我们将以此实际行动表明，共产主义青年国际联盟完全、彻底地拥护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新提纲和议案中宣布：各国青年联盟的任务是，在确有真正革命共产党的地方，服从真正革命共产党的政治口号。（齐声赞同。） 但是，在此我们要指出一点不足，也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所承认的一点不足，即组织上的联系太差。我们明知道这个问题还要讨论，可我们现在就希望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组织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当初，若与执行委员会更迅速地取得联系，那么一些荒唐事件也许就不会在中欧发生。与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联系问题、报纸问题，干脆说，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不仅具有组织上的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我们并不是提出，而只是指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结束他的讲话时提到，有人挑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对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采取一种因不满而对抗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同志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我只能证明他的话确实是对的。无论怎样处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共产匡际之间的个别组织问题，我们都只能表示：在齐美尔瓦尔德时代率先转到共产党人一边，并在艰苦的大战期间英勇支援共产党人的青年联盟，永远也不会断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齐声赞同。） 再有一点。当前，机会主义分子为拉帮结伙——这一点我们清楚地知道——抛出“莫斯科可以休矣，莫斯科的指挥棒可以休矣！”的口号。当前，俄国共产党正单独承受革命重担，以保证世界革命；在此危难关头，我们要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朋友们断然宣布：由于你们消极，不求进取，俄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承受斗争的担子越重，我们对俄国共产党的感情就越深厚，我们的精神就越振奋。我们毫无理由在危难关头叛变和出卖我们的同志，而这些同志在危难关头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手段，在你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看来，不是不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不符合这个，不符合那个。 正是在此危难关头，我们要同全世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一道声明：“我们同莫斯科站在一起，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共产国际站在一起！”（齐声赞同。）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我一直在观察报告的辩论情况，我越来越感到惊奇，但也松了一口气。我看完有关指摘执行委员会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的材料以后，本以为西欧、中欧以及虽然是东方的、但与西欧交往密切的其他国家（笑声。）的同志会纷纷站起来发言，先是历数执行委员会的罪过，当着代表大会的面指责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继而宣布：我们可不想跟这个怪物，跟这个陷阱沾任何边。（笑声。）可是，同志们，实际却不是这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群喽罗反倒成了辩论的中心，他们既骂我们可恶透顶，又煞费苦心为自己辩解、开脱。会上有两位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同志发言，他们是该党反对派特别请来的。目的在于声讨执行委员会所犯的罪行。罪行之一，执行委员会是西欧暴动的罪魁祸首；罪行之二，执行委员会大搞独裁，用我们从前的一位朋友列维的话说，执行委员会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肃反委员会”。 这种指控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诺伊曼同志以为他被选民派到莫斯科来是要争论共产主义问题，其实是上当了，而马尔察恩同志称三月发动为“巴枯宁式的”盲动，一口咬定“你们错了”，并以此得意洋洋，其实是徒劳的。事已至此，我们就奉送你们一句家喻户晓的俄国成语：“你们咎由自取。”既然你们不肯批评，那我们就要提出质问。诺伊曼同志和马尔察恩同志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作过发言，他们跟列维一样，说三月发动是巴枯宁式的盲动。现在，我们要问：“既然被卷入这次发动的工人尽管不足50万，但毕竟达到20万——这个数字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那么，这到底是巴枯宁式的盲动还是阶级斗争？至于20万这个数字，让德国代表团同你们去争论吧。我只问。这是不是巴枯宁式的盲动？如果不是，那么，列维宣布将德国党革除教门，当着西欧工人的面践踏执行委员会的威信，把执行委员会说成是一小撮丧失天良的冒险家，而你们为他打掩护，居心何在？问题并不在于列维。那个列维从来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壕战友，他的指责与执行委员会无干，可是你们，同志们，你们是无产者。你们打算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所以，我要告诫你们，这件事情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你们与列维相互帮腔足有一个月之久，你们跟随他到处反对国际，也反对你们自己的党，而现在却跑来表示亲善，对我们讲：“你们在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上错了，参加斗争的工人只有20万。”马尔察恩同志，这怎么行！（掌声。）（马尔察恩同志喊道：“只有10分钟时间，我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马尔察思同志！本来，你应该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向大会表示：我们宣布赞成列维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这才是你应该办的头一件事情。（掌声。）马尔察恩同志，你说：“是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也说过，那套进攻的理论是胡闹。”这是执行委员会说给浴血奋战的德国工人听的，因为德国工人不是在进攻中，而是在戈尔金格向他们发动进攻，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阵地时吃了败仗的，那时，称进攻的理论是错误的，乃是我们的责任。马尔察恩同志，在我的面前放着蔡特金同志于4月7日战斗过了一个月以后，在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议案。议案关于进攻是怎样论述的呢？我来谈一下：“德国统一共产党之所以非加紧活动不可，之所以非采取进攻行动不可，这是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当时，进攻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同志们，这才是关键所在！马尔察恩同志本来有机会谈到这一点。我暂且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本人从未赞成过进攻的理论），即：如果说，坚持进攻的立场是罪过，是错误的话，那么，蔡特金同志也有一份。你们责备我们——其实，我们对于进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不批评德国党中央？我们的回答是，应当受批评的还有其他同志。如果说，现在，不仅已经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而且蔡特金同志也都认为进攻策略一般不应成为非采用不可的策略，那么，我们也并不因此而感到欣慰。代表上述一派发言的马尔察恩同志不应当苛求塔尔海默同志和弗勒利希同志，指责他们是进攻理论的“凶神”。这个理论是我们大家通过的。 这个问题，等讨论策略问题时，我们还要充分地说明；现在，经过辩论，有一点应该明确，即我们想了解你们如何看待执行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赞成开除列维这一件事。你们的见解如何？列维有一段话说得完全正确？他在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皮克同志说过，我们不就其实质讨论三月发动。问题纯属‘违反纪律’。而我认为：‘问题就在于三月发动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我就应该被开除，如果是错——我及我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错——别人就应该被开除。’” 现在，从你们口中再也听不到巴枯宁式的盲动这一提法了，一句也听不到了。这怎么行，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说个清楚明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已经肯定了开除列维这一件事，现在需要人们在这里表明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赞成还是谴责。同志们！在讨论总结报告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审议。有很多同志要发言，我请求你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座的有意大利社会党代表。重要的是，这些代表要说出他们的见解，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要听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要通过意大利问题来检验我们所通过的并在去年已着手实施的全部策略是否正确。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方针是群众方针，但是我们在里窝那也说过，我们所主张的群众性政党并不是不讲条件的。谢德曼的党和英国工党不也是群众性政党吗？我们要的是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因此，那些从前说过执行委员会在里窝那走上宗派道路的同志（有五位同志正是以此为借口而退出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在了解了有关塞拉蒂党及其策略，以及该党如何从莫斯科发展到阿姆斯特丹的详尽材科之后，必须说出来，我们对意大利党实行了什么样的宗派政策？他们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屠拉梯一边？第二次代表大会本来为我们指明了创造革命的群众性政党的途径，而如果说我们在里窝那反对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而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哈雷的行动也同样是错误的，（热烈鼓掌。）不然，我们就必须接受希法亭和迪特曼，因为拥护这两个人的群众比拥护塞拉蒂及其一伙的群众更多。 同志们！还有一系列根本未涉及到的问题如法共政策问题、巴尔干各国形势问题和巴尔干各国党的问题，有待你们讨论。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有意识地将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与策略问题的讨论分开，以免有人怀疑我们逃避责任或躲避批评。我们想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替我们做了。我们与个别党的联系确实很差，但你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发表意见，要避免笼统，力求具体，逐一说明。赞成也罢，不赞成也罢，反正，执行委员会今后要走的路仍旧是它过去所走的路。这就是，反对国际中一切中派的和半中派的倾向；强化共产党的纪律，使之成为统一的、战斗的党，但也绝不允许策动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以群众性为借口而过早地举行发动。（鼓掌。）对所有这些问题，代表大会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 最后，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再谈几句，该党在我们的辩论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不成比例。这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演出。罗兰-霍尔斯特同志曾被一期《共产主义工人报》授予荷兰学派代表头衔，但她谢绝这一称号，甘当这个学派创始人潘涅库克和哥尔特的辩护士。她说：我们是小国，搞不了大革命，我们的同志偶尔写几篇异样的文章，不值得大惊小怪。同志们！我们还可以替他们举出其他原因。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天文学家，只知道抬头看星星，而对活生生的工人却从来视而不见。另有一位是哲学家兼诗人。（笑声。）所以，当谢顿同志站起来发言，并以荷兰党名义宣读反对荷兰党的声明时，我对他寄予几分同情。而当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也在这里发言，只从自己的宗派问题出发，淋漓尽致地发挥宗派主义幻想力时，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些同志受荷兰货的毒害何其深。如果说，我们不得不与许许多多的发言人展开论战，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荷兰学派，这个学派已形成思潮，只要共产主义运动在哪里兴起，它就在哪里冒头。 这场战役就要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会场进行。共产国际走去年所选择的道路对与不对，今天，共产国际经一再缓期而终于宣布：“玩笑不能再开了，要荷兰学派还是要共产国际，现在你们必须作出抉择。”对与不对，要弄个水落石出。同志们！你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将预先决定你们对大会其他各项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如果能圆满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刀而解，因为以往工作中遵循的就是这个方针，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这条道路。那也就是：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明天的会议定于上午11时举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或明天晚上或后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或专门委员会会议明天是否举行，待明天下午5时决定。无论如何，辩论明天要继续进行，现在宣布闭会。 （会议于午夜12时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