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洛里欧： 同志们！由于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已经到会，主席团一致决定向代表大会提议，把日程上的最后两个议题，即意大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同目前正在审议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联系起来讨论。主席团还建议各国代表团不要重复发言，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有较多的发言机会。其他代表团除非有特别重要的问题，就不要发言了。 克南： 同志们！现在的问题是，在继续讨论的时候，要把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同最终解决意大利的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明天上午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要准备好就他们本身的问题发言，这样我们就能在明天同时结束意大利问题和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主席团请代表大会批准这样的更动。现在继续讨论，由马尔察恩同志发表声明。 马尔察恩（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 同志们！拉狄克同志昨天的发言是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拉狄克即席说：“我抗议主席团让马尔察恩同志作这样的声明，因为议程上没有这个项目。”）拉狄克同志昨天的发言是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德国反对派的同志想回避讨论三月发动的问题。我要明确声明：当我昨天请求主席把我列入发言人名单时，主席问我想谈些什么问题，我说想谈谈三月发动，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提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三月发动问题将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审议。我所以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拉狄克同志在发言中也涉及了这些事。关于策略和理论前提，我们将在审议策略问题时再谈。我在发言时也说过，我所以提到理论问题，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即谈了自己对三月发动的看法，而执行委员会的同志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总之，可以明确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回避讨论三月发动。再强调一下，我们在三月发动期间完完全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喊声：“说得多好听啊！”）中央委员会也应当承认这一点。（一阵喧哗，表示反对。有人喊道：“同志！这不是声明。”又一阵喧哗。主席打铃制止。）出席这次会议的反对派在三月发动期间完完全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中央委员会应当承认这一点。至于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拉狄克（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马尔察思同志刚才发表声明进行申辩，可是谁也没有对他作过这方面的指责，谁也没有指责过他不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三月发动。我只是怪他和诺伊曼同志作为反对派的代表，既没有足够的勇气支持反对派对执行委员会的耸人听闻的指责——说执行委员会通过自己驻柏林的代表挑起了巴枯宁式的冒险，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收回这种诽谤。马尔察恩同志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来说明反对派在三月发动期间的英勇业绩，但是他只字不提影响到他们反对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这个关键性问题。另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是：列维攻击说，三月发动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挑起的，反对派本应声明是否仍旧支持列维的这种攻击，但是他们对此也只字不提。至于说马尔察恩声明他们那伙人参加了三月发动，我可以断言，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过马尔察恩、诺伊曼和蔡特金三位同志抵制三月发动。相反，这种指责是针对理查·弥勒和多伊米希的。说起多伊米希，那是他本人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证实这件事的，他在信中写道，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参加三月战斗。（掌声。） 雅克莫特（比利时工人党左翼）：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邀请比利时工人党左翼作为同情派别来参加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我们应邀来了。自从接到这个邀请，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就决定同旧的党决裂。我们殷切地希望在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能够作为全权的国际支部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还要讨论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不打算占用大会的宝贵时问来详细叙述我们在比利时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例如我们不得不同社会党进行斗争。这里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即比利时恰恰是第二国际的名副其实的头面人物的大本营。我经常听到一些同志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在民族运动中同社会爱国主义者作斗争。必须指出，我们特别有资格谈论这一斗争的困难，因为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治领袖大多出自我们这个国家，如王德威尔得（前主席）、胡斯曼（第二国际书记）、德·布鲁凯尔、安塞尔、胡本，他们占有多数而且影响很大。我们的可悲之处就是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就等于承认比利时工人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因为他们迄今还容忍这些不称职的领导人窃据党的领导职务。 在王德威尔得担任比利时司法大臣期间，警察抄了比利时工人党党员及其左翼领袖们的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王德威尔得竟向国务会议抗议进行这种司法性的抄家，而这种抄家行动又是他自己的检查机关下令进行的。 卡米尔·胡斯曼在公开的议会会议上，主张为政治目的保留身份证制度，并主张完全取消种种限制，以恢复国内正常工商业活动。 德·布鲁凯尔在比利时，就像波里斯·索柯洛夫巡回马戏团在俄国到处散发伪造的照片，以败坏俄国革命运动的声誉一样，起着破坏革命运动的作用。 常任议员胡本，身为党员，却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得太早了，如果再打四个星期，我们就有可能赢得公正的持久和平。 我提到这一切，只是为了说明必须消除社会民主党至今还存在的影响，必须在比利时建立强大的共产党。为此，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并同邻国兄弟党保持正常的牢固联系。我们并不是要向代表大会提什么忠告，我们只是想说，各国党只是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只是每年召开各自的代表大会，这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使邻国之间的政党也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我很高兴地得知以瓦扬-古久里为代表的法国同志和以蔡特金为代表的德国同志作出保证，将竭力以自己的全部道义威望来支持年轻的比利时共产党。我一贯认为在邻国之间保持这种密切联系是绝对必要的。我在这里还想特别提一提跨国工业地区，或者至少是跨界工业地区的意义，如比利时和卢森堡工业地区、法国的布吕埃和隆维矿区，以及共产国际应予特别关注的鲁尔区。依我看来，对这些工人居民特别稠密的工业区，应予特别关注。这要靠加入共产国际的有关各国党相互协调进行。当然，要在共产国际的监督之下这样做。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因为它会阻碍比利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问题是由于有一个集团已加入共产国际而造成的，不过，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愿意运用自己巨大的道义上的影响促进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我们希望在最近期间就同这个集团合并。在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那个集团与目前正处于分裂过程中的比利时工人党左翼之间，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分歧。最近一期《工人共产党人》报刊登了《是什么把我们给分开了》这样一篇文章，作者就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同已加入共产国际的比利时共产党之间关系疏远的问题写道：“我们不主张搞议会活动，因为它只会给党的革命活动带来危害。我们反对建立群众性的党，因为它注定要像老社会民主党那样走上改良主义和叛卖的道路。” 同志们！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比利时开展既符合比利时共产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又符合共产国际纲领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是极其艰难的。 我不想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来延长自己的讲话了，只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能给我们一些指示和教导。我在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强烈希望在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邻国各党的帮助之下，能杜绝自己内部的一切敌对行动，并且深信我们能够在比利时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比利时工人是革命的工人，他们过去不止一次为纯粹政治目的运用总罢工这个武器，他们今后也将这样做。王德威尔得说，战争使理想破灭了。是的，战争只是使那些牺牲无产阶级运动前途去追求资产阶级政权的人的理想破灭了，但它决不能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的理想破灭。 我坚信，到下次代表大会时，我们定将建成一支完整统一的大军，成为共产国际中强大的一员。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 同志们！我很愿意遵照拉狄克同志昨天的建议，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的一切重要问题明确表态。但我要说明，在10分钟之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在专题委员会中让大家预先充分交换意见，才可以限制大会的发言时间。（喊声：“完全正确！”）如果不是这样，责任就不在我们，而在执行委员会了，因为执行委员会没有给我们在专题委员会中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拉狄克即席说：“我建议延长大会发言人的发言时间。”）我要先用几分钟时间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里涉及南斯拉夫的各点，表示一些不同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同志使我们想起他去年的一次演说，他那时指出，在强大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也存在应当立即加以清洗的右翼。季诺维也夫同志现已确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确实摈弃了这个右翼。但是他又硬说南斯拉夫党内还有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种担心是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我不得不用一系列事实来反驳他的轻率推测。整个共产国际都很清楚，南斯拉夫共产党曾经作为斯拉夫社会党进行了20年的革命活动。在整个共产国际内，恐怕找不到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党，从一成立时起就杜绝了改良主义的影响。每一个战前就关心社会主义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是塞尔维亚社会党。由于奥匈帝国覆灭，塞尔维亚变成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党也就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继承了奥匈帝国的大量财富。而我们塞尔维亚社会党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继承的奥地利遗产是最丑恶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更糟糕的是，我们还继承了匈牙利的改良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展艰巨的斗争，清除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进行了这种斗争，并且在短期内完全战胜了改良主义。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说南斯拉夫无产阶级队伍里还存在改良主义。 1919年4月，南斯拉夫党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加入第三国际的欧洲大党。我党早在开始活动的日子里，就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经受了考验。在我们国界那一边曾出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因此，武装干涉匈牙利问题被提上日程。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完全依附于法国。在法国的财政支持之下，在南斯拉夫国内民族主义的宣传鼓动之下，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曾打算参与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及其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已经大得足以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根本无法进行武装干涉。我国没有一个士兵参与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却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工人加入了第一批匈牙利红军。（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最近三年我党经历了三次分裂，从而完全清除了中派和半中派分子。我们不借一切牺牲维护了我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我们开除了身居塞尔维亚社会党领袖地位20年之久的拉普采维奇。他不同于加香，他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都以其革命立场著称于整个共产国际。尽管如此，只要拉普采维奇同志企图使我们的共产党偏离共产国际的革命道路，我们就开除了他。同志们，我不得不指出这个事实以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无限疑虑，并向所有同志证明：我党无可非议的革命风格，我党对党内中派和半中派分子采取的革命态度，都足以保证我们今后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会主义倾向。所以，我们不需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个人保证。 现在谈谈必须答复的第二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不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这能怪谁呢？南斯拉夫共产党去年年底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最近五个月里，我们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三个详细的报告，其中一个报告已经登载在最近一期《国际》杂志上。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不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时，我不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国际的主席竟不读共产国际的正式机关刊物。尽管这是难以设想的，然而这似乎是事实。否则，他就不会说不了解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去年年底被宣布为非法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特别是因为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好像还有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也步上了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后尘。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几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然而，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它开始了巴尔干各国的一个新的政治时期。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实行严酷的专政。他们对我们共产党人说：“是的，你们共产党人是正确的，完全正确。你们正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选择了这个两端论的前者，宣布实行严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从而证明它放弃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种种幻想。西欧无产阶级要是能效法它就好了！的确，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丢掉了一切幻想，它公然宣布法律和宪法只应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只要民主手段行不通，就必须诉诸武力。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就是以武力来维持其阶级统治的。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要一感到自己脚下不稳，都会诉诸武力。我国资产阶级实行了反共的国家政变，其借口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那些日子里，即五个月之前，打算步俄国的后尘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整个国家政权。遗憾的是，那时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决斗来夺取政权，但是它已经强大得足以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了。由于害怕令人可畏的革命，南斯拉夫资产阶级诉诸了武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也步上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后尘。同志们！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专政必定先于无产阶级专政出现。遗憾的是，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动表明，它们从俄国革命接受的有益教训要比无产阶级本身多得多。资产阶级说，它根本不想充当克伦斯基这样的角色。我国内政大臣的这句话，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得到了响应，恐怕在其他国家也会得到响应。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应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之点。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想…… 拉狄克： 建议延长发言时间。 季诺维也夫： 我建议给发言人延长20分钟时间。我个人请求马尔科维奇同志谈谈塞拉蒂和列维的问题。 马尔科维奇： 非常乐意…… 我本来还要谈许多关于我党地下工作期间的活动情况。但是现在必须转变话题，免得季诺维也夫同志以为我要回避他让我谈的问题。 现在谈谈意大利问题。我已提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最近两年里发生过三次分裂，所以不会有人责怪我们害怕分裂。正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听听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发生分裂的意见是不无好处的。我们有机会直接观察意大利社会党的发展，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的发展过程一清二楚。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塞拉蒂的批评实质上是有根有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到的塞拉蒂的那些文章有很多地方带着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倾向。应当指出的一个情况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直到现在，才在代表大会上就塞拉蒂一年前写的文章对他进行批评。我们南斯拉夫对塞拉蒂及其中派主义倾向的批评就早得多了。应当告诉各位，我们在同南斯拉夫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划清界限的时候，总得提到塞拉蒂的名字，因为南斯拉夫的这些中派和半中派分子总是引用塞拉蒂的话和他的文章。由于塞拉蒂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充分信任，所以中派分子在反对我们时，硬说塞拉蒂和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与塞拉蒂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照他们看来，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早在一年之前，在塞拉蒂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冒着同执行委员会决裂的危险去反对塞拉蒂，因为我们当时根本不了解执行委员会是否赞成塞拉蒂的上述文章。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认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就指责我们袒护机会主义分子，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我们是根据以下考虑来认识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的。 意大利党的分裂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而我们党在分裂方面却有一些经验。在南斯拉夫，我们把每一次分裂看作是党内生活的一件大事。像党的其他任何行动一样，分裂不仅要有心理上的准备，而且也要有组织上的准备。意大利党没有做到这一点。这要怪谁呢？一方面要怪意大利共产主义派的同志，另一方面要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权而且应当反对任何党内刚冒出来的中派主义和半中派主义倾向。执行委员会没有理由这样长期耐心地对待塞拉蒂。意大利同志对塞拉蒂及其中派主义倾向也表现得犹豫不决。按照我们南斯拉夫的观点，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得晚了，分裂得太晚了，而不是太早了。（拉狄克喊道：“所以你们才反对？”）（笑声。）不，不是的，是说这次分裂没有经过准备。分裂是应当有所准备的，应当早得多地实行分裂。意大利同志和执行委员会没有这样做。意大利的革命群众没有充分认识塞拉蒂是一个带有中派主义倾向或半中派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这能怪谁呢？只能怪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派，因为他们反对塞拉蒂不够坚决，过分迁就了他。 正由于分裂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意义说它是错误的。为了不致引起任何误解，我想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同中派主义者分裂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如果在塞拉蒂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季诺维也夫同志马上表态，意大利的群众就不会在里窝那支持塞拉蒂，而会同共产主义派站在一起，最近几年变成机会主义分子的塞拉蒂就会被揭露，并被迫卸下自己的假面具。但是意大利的同志没有这样做，意大利的分裂就错在这里。同志们！我认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我们对意大利社会党分裂所持的态度。现在谈谈德国问题。三月发动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具有坚定的斗志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另一方面是领导很不得力。早在三月发动期间，在我们根本不知道列维的小册子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态度的情况下，贝尔格莱德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就对三月发动有了一定的看法。那时，我们就清楚地看出，三月发动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错误。我们当时的意见是，三月发动为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同德国资产阶级进行广泛斗争的极好机会，遗憾的是这个极好的机会被错过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理论观点不对头，另一方面是因为三月发动期间犯了一系列实践方面的严重错误。尽管如此，三月发动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喊声：“听听吧！”）我们赞扬三月发动，把它看作是工人被迫起来反抗海尔辛格进攻的一种自卫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三月发动的领导人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因而本来会成为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的三月发动，却以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告终。我们对三月发动的看法就是这样。 至于说列维的问题——我看出拉狄克同志很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列维发表小册子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也许不仅犯了一个错误，而且犯了许多错误。（场内喧哗声。）德国三月发动的领导人也犯了许多错误。如果他们认为非把犯了错误的列维开除出党，那么以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三月发动的负责的或非负责的领导人就应当为他们的错误受到更重的惩罚。（全场大哗，喊声：“把他们绞死！”）我对列维问题的看法就是这样。（拉狄克喊道：“马尔科维奇同志，那您就提出一个绞死他们的提案吧！”）（笑声。）——我想，我们还有机会谈三月发动问题，谈它的优点，也谈它的缺点。（拉狄克：“现在是审议列维的问题。”）我希望在表决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拿到专题委员会上再讨论讨论。 再讲几句就结束了。应当说，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本来期待这个报告会提供一系列统计资科。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好，他说统计是一种斗争武器。但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的政治工作和革命工作中，统计这个斗争武器所起的作用与武器的统计同样重要。缺乏统计数字无疑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的一大缺点。 最后，我完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最后发出的呼吁，即要求各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得力人物派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来，使共产国际成为真正的世界革命总参谋部。（全场表示赞同。） 主席洛里欧： 本来该由西罗拉同志（芬兰）发言，但是他没有来，所以由柯拉罗夫同志发言。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 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声明，完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执行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但是，我的发言不仅是为了表一个态，我是想简略谈谈报告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即必须创造一种局面，使执行委员会能真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起来。 我们过去一直主张，共产国际的组织和领导要集中化，现在也仍旧坚持这个观点。这是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我们不怕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骂我们是莫斯科的仆从。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远见的、积极工作的、有进取精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我们完全赞成执行委员会以明确而又坚定的态度对待德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分裂问题，以及列维违反革命纪律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指出，执行委员会有时没有及时地明确表态，例如不久前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发生危机时，就是这样。 在危机最尖锐的时刻，德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关上我们通向西方的大门，打开我们通向东方的大门，让我们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吧！” 法国共产党人则认为自己不能明确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阴谋。 在这样的时刻，执行委员会本应提出明确的口号，尽力使两国共产党根据双方同意的纲领采取同一个方针。 非常可悲的是，在这个危机时刻没有做到这一点，两国共产党没有按统一的计划行动而犯了错误。德国共产党人开始宣传同苏俄结盟，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们对德国无产阶级说什么“关上通向西方的大门”，要知道，在这扇大门外面站着的是协约国的无产阶级，德国共产党人本来应当寻找接近协约国无产阶级的道路。法国党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的表现特别可悲，它陷入一团乱麻的罗网之中。 执行委员会对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把工作做到家。我特别注意执行委员会对法国党的态度，因为法国帝国主义在欧洲反革命势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法国政治首领实际上是我们保加利亚的太上皇，他们可以迫使保加利亚政府颁布镇压共产党的法令。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有理由把法国共产党部分地看作是自己的党，因而关心它的活动和发展。 当然，我们承认法国的发展进程有利于我们的目标，我们很高兴看到法国共产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愿闭眼不见法国党必须克服严重的障碍，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 试看，在法国是怎样利用议会主义的。首先，社会党的议会主义弊病孕育出了工团主义，把工人推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现在，当法国无产阶级渴望团结在共产国际周围进行革命的时候，就必须抛弃旧的议会主义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上新的革命的议会主义道路。 在这方面，我还想就报刊问题提一点意见。正像老的社会党传统所表明的那样，工人在党的机关报上从来看不到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他们从机关报上了解到的，只是不同派系的不同观点，而且一般是差别很大的观点。工人必须对此作出判断，并根据各人的胃口提出自己的观点。法国共产党是否抛弃了这个传统，是否能创办一个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在《人道报》上还找不到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清晰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甚至像保尔·路易同志这样的学者，也只是把法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掠夺政策看作是认识错误和偏离方向，也只限于劝告法国帝国主义今后要避免这样做。 在执行委员会内有人已经谈到共产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再次指出，法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党在工会中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肯定的态度。这一情况在法国革命运动中孕育着严重的危机。 必须承认，法国党在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它还没有赢得作为组织者、作为公认的群众领袖的威望。特别要强调的是，法国党至今还认为不能积极动员群众去反对法国资本主义，而法国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是举世闻名的。 指出这些情况，决不是为了谴责法国党。相反，我认为法国同志有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良好愿望，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尽一切力量帮助法国同志。这是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希望执行委员会今后能更加努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则是加强和巩固执行委员会开创的事业，关心改善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派白己的优秀人物充实执行委员会。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前天在自己的报告中开始数落我的一连串罪过，昨天拉狄克同志又接着这么干。我请求给我这个主犯较多的发言时间，因为在10分钟内谈不完所要谈的问题，哪怕是蜻蜓点水也谈不完。谈起我的罪过，首先必须明确，我从来没有同苏黎世的诺勃斯同志进行过任何秘密活动，也没有同他通过信。硬说我犯有这种罪过，想必是一场误会。 谈到意大利问题和我对意大利问题的态度（这对于我退出中央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必须作如下说明。从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中，从黑克尔特和其他同志的发言，其中包括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中，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意大利问题几乎就等于塞拉蒂问题，而不是意大利无产者群众的问题（遗憾的是，意大利无产者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还不甚了了）。大家在这里谈了很多关于塞拉蒂的模棱两可态度、叛卖行为和影响。是的，塞拉蒂的态度不十分明朗，他的政策经常摇摆不定，由此必然得出塞拉蒂是个糊涂人的结论。但是，同志们！我还不敢根据这些理由就对意大利问题妄加判断。同志们！如果我们处理问题只根据个人品行，只根据一贯坚持的政治方针，把一位政治家的态度、立场一股脑儿地暴露在朋友和敌人面前，那么（强调一下，我决不是要批评任何人），拉狄克同志，我看，照此办理，在座的同志中，恐怕就没有几位有资格出席这次会议了，因为他们的态度、立场也是动摇不定的，往往是反复无常的。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抛开了个人因素。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有人对于没有让美髯公（我不了解此公）达拉贡纳来装点主席台的门面也惋惜不已。我决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这种人。不，同志们！坦率地说，我的审美观，由于我们的朋友季诺维也夫的引人注目的仪表和一头卷发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笑声。）如果只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看人，那么老实说，我更喜欢的是屠拉梯，而不是塞拉蒂，因为屠拉梯的形象很完美，尽管我发现他的政策是令人厌恶的，非坚决反对不可。对于我来说，决定的因素始终是同广大群众的关系问题。遗憾的是，广大群众还站在塞拉蒂一边。我只想说明一点：如果塞拉蒂确实像季诺维也夫同志宣读的文件所描绘的那种人，那我就不明白怎么能把这种人选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也不明白执行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更早、更坚决地让意大利党分裂，更加明确地解决争论的问题。 同志们！我终于了解，执行委员会为什么对于大力干预意大利党内关系的发展表现得犹豫不决。因为意大利党是在最困难时期无条件加入第三国际的第一批大党之一。当然，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我们警惕到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个情况。九月事件表明，意大利党无力控制局势，无力以革命方式利用局势来广泛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哪怕在这方面进行一次有力的冲击也好。 特拉奇尼同志在这里告诉大家，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连续争吵了两天，讨论是否应当作出必须开始革命的决定。照我的看法，如果党中央委员会当时立即决定千方百计地开始政治斗争，那是比较合适的。那才能令人确信意大利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对于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怪塞拉蒂，因为他当时不在意大利，而是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我也很明白，我们同样不能完全责怪塞拉蒂派，因为在党中央占多数的是最高纲领派。党中央毕竟通过了一个决定：把问题转交给机会主义的工会去解决。从这里可以明白两件事：（1）我们为之骄傲和赞叹的意大利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2）意大利的起义群众当时还没有走到自己领袖的前面去，否则，根据我过去一贯维护、迄今一直在维护的观点来看，如果群众确实满怀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他们就会不理睬那些动摇不定的工会领袖和政治领袖的任何决定，越过这些领袖径直投入政治斗争。 （黑克尔特即席说：“这和1914年谢德曼派力图掩盖自己的叛卖行径的托词如出一辙。”）（喧哗声。） 对不起，这不是托词，只是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领袖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应当适应群众的水平。当然，领袖的行动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一定的革命环境中，成熟的革命无产阶级确实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新的领袖去接替老的领袖。这样说，丝毫不是想低估政治领袖的过失，而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为了说明执行委员会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任务——千方百计地促使意大利产生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的党，这个党要亲自掌握那些还没有觉悟起来而只是受到革命鼓舞的群众的事业，教育他们，领导他们。 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始终认为非建立这样一个党不可。所以，我完全同意执行委员会的如下决定：意大利党如果想成为第三国际的一员，就必须立即公开同屠拉梯及其一伙决裂。我强调“立即公开”决裂这样的措词，免得有人说我支持所谓统一派，让他们打着共产主义幌子推行屠拉梯的改良主义政策。实行这种决裂的难处在于，这是一个中间性的党，党内无疑存在一大批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证明自己是在诚心诚意地寻求通向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的道路，诚心诚意地渴望找到这条道路，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说说，而且在行动上这样做。因此，把这些群众吸引到统一的意大利共产党内来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并不是像这里有人旁敲侧击的那样，似乎我偏爱中派主义或半中派主义政策。不是的，那是另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据我所知，在这些群众里有参加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人，恰恰是这些工人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反对一切改良派机会主义政策和策略的代表者。第二个原因将向各位表明，我同任何半中派主义的和平主义方针风马牛不相及。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转述得是否确切，如果不确切，请我们的意大利朋友给予纠正）：意大利的城市自治机关、城市首长和市政委员会，在国内战争期间，也有权指挥政治警察。照我看来，意大利必将爆发这样的战争，所以，如果千百个公社中的共产主义者能够指挥武装力量，即使是指挥警察，那么共产主义者的力量实际上会是很强大的。当然，不是让警察充当示威游行队伍中的仪仗队，而是要他们介入冲突，加强革命斗争。 根据这种考虑，我坚持不仅同屠拉梯分子立即分裂，而且尽量把大多数所谓统一派共产主义者都吸收到党内来。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就不要吸收塞拉蒂；但在万不得已时，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也可以吸收塞拉蒂。因为从政治上考虑，魔王必要时也得靠苍蝇为生。我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内在意志坚强的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迫使塞拉蒂态度明朗化并在党内执行实事求是的政策，或者迫使他自我暴露得连任何工人都不再对他抱什么幻想。所以，我坚持这样的观点，执行委员会要求开除屠拉梯分子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经过分裂前的长期摇摆之后，显然应当从保存群众力量出发，而不是从同情塞拉蒂出发，竭力把这些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里窝那的任务本应是，既同我们的左派朋友，也同塞拉蒂分子协商如何千方百计地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格拉齐亚德伊的建议没有指明这一点，但是它也许可以成为团结的基础，把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吸收到统一的共产党内来。这个建议还可以使分裂发生得不像现在这样糊里糊涂，不明不白，而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 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是符合这个观点的，总的说来，也同执行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决议案相吻合。我只是对后者作了一处改动，即必须为塞拉蒂派的大部分工人敞开共产党的大门。我的决议案说了些什么呢？首先，它完全赞成执行委员会关于立即无条件开除屠拉梯集团的要求；其次，它愤怒地查明塞拉蒂犯了两大错误：（1）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后的六个月里，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可导致与屠拉梯集团分裂的建议；（2）在里窝那，他宁愿同14000个屠拉梯分子联合，而不愿同共产党及其68000个无产者联合。决议案的结尾部分确认，有些无产阶级分子无疑是支持塞拉蒂的，但是他们又真诚地渴望共产主义，所以必须给他们留出一条路来，让他们同共产党互相协商并联合在一起，决议案建议执行委员会试试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决议案接着说，当然，在意大利只有一个权威性的共产党，即意大利共产党，只有这个党才能够并且应当得到所有兄弟党的大力支持。同志们！执行委员会在后来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从而证明我的决议案并不包含任何中派主义倾向。如果有人根据这个决议案指责我带有中派主义颇向，那我的处境就一点也不孤立了。 同志们！让我继续讲下去。有一段时期，我下乡宣传去了，所以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一无所知。当我回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时，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又得重新研究意大利问题。我问，这是为什么？答复说：首先是因为列维在柏林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用塞拉蒂的精神解释了这个决议案；其次是因为从里窝那来的执行委员会代表说，我们的决议案不能令人满意，必须修改。至于列维的解释，我认为，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列维的才能，他个人的意见也不能改变整个组织的决定。其实，中央委员会只要做下列声明就够了：列维的所作所为并不代表中央委员会，他随便解释这个决议案，从而歪曲了我们的观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两位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我还想说明一点：很遗憾，由于我身边的材料在边境上被细心的德国警察搜走了，所以我只能凭记忆说，第一个决议案是在1票弃权、1票缺席①的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后来却重新把这个决议案拿来同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一起讨论。关于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我在下面还要说明，它已经被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票所否决。第一个决议案重新被绝大多数票通过，后来根据我的建议，又被修改得更加明确了，因此，对它作任何有利于塞拉蒂的解释都是徒劳的。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执行委员会派驻意大利的代表似乎也说过，原先的决议案无懈可击。 ① 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此处为：“2票缺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同志们！关于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大家在这里议论得很多。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会议曾经明确决定向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更加严密的决议案，作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议案。我们没有特别坚持像现在所解释的那样要求遵守纪律，禁止个别党员提出自己的议案。那么我为什么要反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呢？因为我是同意像现在所解释的那样理解纪律的。我强调这样的决定：只应提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而不是别的什么决议案。这就是多数的决定。 （黑克尔特即席说：“当时恰恰作出相反的决定！”） 同志们！当时曾决定，这个决议案应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但是后来却有人解释说，个别党员如果愿意的话，也有权提出自己的决议案。不过，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它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照我看来，纪律被理解得太死了。我反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决议案的第一个原因是，该决议案在说明开除塞拉蒂集团的理由时，没有提到这个集团在民族问题、工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的其他错误。这三个问题恰恰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过的问题。照我看来，把该集团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作为开除的理由，违背了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定，破坏了它的威信。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意大利人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整个共产国际的立场相距甚远，那么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早就该把意大利党开除出共产国际了。我反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决议案的第二个原因是，几乎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共产党在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迄今还存在着分歧。我记得，俄国兄弟党最近还在土地问题和工会同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因此，如果把这种问题当作衡量一个党是否能参加第三国际的标准，那么现在就不会有哪一个党还能留在第三国际之内了。我反对塔尔海默决议案的第三个原因是，它要求坚决向塞拉蒂集团宣战。我丝毫不反对坚决向塞拉蒂本人宣战，但是不能向塞拉蒂集团宣战，那样，打击面就太大了，照我看来，那样就等于向渴望靠拢共产党的无产者宣战。 当时我认为，这样的宣战在政治上极不明智，理由如下；大家知道，有人责备我同塞拉蒂有过什么外交活动。我要声明，塞拉蒂到柏林去时也在斯图加特耽搁过，他这样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肯定无疑的理由是，到柏林和斯图加特总比到莫斯科容易一些。那么怎么能说我和他有什么外交活动呢？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澄清这个问题是有特殊意义的。听说，塞拉蒂在柏林同德国党中央委员们进行了会谈，让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转交一份建议书或请求书，请执行委员会讨论一下能否派一个特别使团到意大利去，这个使团要同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取得联系，要找出一种立即开除屠拉梯集团和实行新的分裂的方式。考虑到这个情况，我暗自寻思，如果中央委员会已经这样做了，我就不可能比“教皇”本人具有更大的权威了……（拉狄克即席说：“这个教皇就是列维！”）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有人告诉我，同塞拉蒂谈话要小心谨慎，谈话之后要写成书面材料立即送交中央委员会，再让库特·盖尔同志带交莫斯科。我完全照此办理了。塞拉蒂来了以后，我不仅没有同他搞什么外交谈判，反而劈头盖脸地痛斥了他一顿，痛斥他不该给列宁写那封信，不该在图尔发生分裂之后与龙格联系。我告诉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竭力为自己的立场辩解，说他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左、中、右各派一齐向他攻来，为了保住自己，他难免做出不恰当的事来。这些说法极不可信，但是我想利用他的处境来促进分裂，使意大利党内形势明朗化。我对塞拉蒂说：“如果您真想同共产党和解，同共产国际和解，单靠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去转达您的建议是不够的。您最好还是说服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让它自己去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提出这个建议，那样会显得更真诚，在政治上更明智。”经过长谈，塞拉蒂承认了这一点。我寻思应当再把他向前推一步，所以对他说：“您只是这样做是不够的，您应当说服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立即把这个请求书的副本送交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大体附上这样的话：‘尊敬的同志们！兹附上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书的副本一份，请予知照，务祈首肯为感。'” 同志们！塞拉蒂对此也表示同意。但是，我没有同塞拉蒂谈到这样做的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要迫使塞拉蒂或者忠实履行对我的许诺（这有利于互相了解，并使意大利的形势明朗化），或者明确不履行这个许诺。那时我们就抓住了反对他的把柄，那时我们就能证明，他承认第三国际，表示忠于第三国际，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并不打算付诸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投票赞成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的决议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决议案为塞拉蒂提供了廉价的借口，使他可以不必履行自己的许诺，可以不同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达成任何妥协。当然，我已经从我们的意大利朋友那里查明；塞拉蒂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许诺。（喊声：“听听吧！听听吧！”）他所能找到的借口，恰恰是扩大的德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向他宣战的决议案。必须说，如果我处在塞拉蒂的地位，这种威胁性的宣战是动摇不了我的决心的，我仍旧要寻求通向第三国际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道路。我会说，尽管德国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案，我偏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宣布诚心诚意渴望加入第三国际。（掌声。） 同志们！共产国际驻意大利代表拉科西同志也参加了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案的辩论，从而促使我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就我本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指责卡巴克契也夫同志，不过有一点例外，即照我看来，他也曾挑起新的分裂（不过，并不十分起劲），像我一样指责过列维，说列维明明看到对方消极，却不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总之，再强调一下，我所说的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代表，指的是拉科西同志一个人。谁只要仔细看看他的第一次发言稿以及他在德国党中委员会里的讲话稿，谁就会明白他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只是换汤不换药地重弹老调而已。他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参加讨论时，确实说过应当效法意大利的分裂，把不称心的分子也从法国党内清洗出去。他在这里指的是拉封和加香，并且说还可以分裂十次。拉科西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重要的不是党的群众性，而是党的纯洁性！他坚决表示，共产党不能够也不应该招募党员，共产党所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头脑清醒、政治上成熟的同志。这种观点遭到了反驳，后来拉科西同志收回了这个观点。但是，同志们！不久前他同我私下谈话时又提出同样的主张，而且补充说：“蔡特金同志，你们德国党过分臃肿了，必须精简。”我当面讥笑他：“对不起，您这种观点只能令人发笑。照我们看来，德国党还小得不足以胜任自己的任务呢。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党，当然不仅要在数量上，而且要在质量上发展党。我们的问题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与数量有关的质量上。共产党的任务是扩大自己队伍中的无产者的数量，以提高党的质量。” 同志们！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代表发表了这种论调，我认为必须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建立群众性的党呢，还是建立只会做宣传工作的小宗派？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过去我天真地以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不会自作主张地发表一通像那次会议上的那种言论。 （喊声：“最后该怎么解释呢？”） 最后的解释同以前的说法互相矛盾。在中央委员会的解释是，这位有关同志只是发表个人意见而已。再强调一下，我过去天真地以为，在意大利当时的形势下，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和指示行事的，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里窝那这样复杂和严重的关头，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竟自担风险地发表那种论调。我现在才明白自己错了，并且非常高兴地得知执行委员会根本不同意这位代表的看法。但是，这里还要指出一个情况。根据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持的态度，意大利问题肯定会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极其重要的课题。这可能是一种错误观点。同志们！我不是那种高明的理论家，以为自己既是蹩脚的实践家就有权夸夸其谈理论。我是根据当时身临其境的形势作判断的。我暗自寻思，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不能承担责任。我公开承认还有一个原因支配着我，但是为了避免造成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不把它提出来辩论了。我确信，相当大一部分中央委员已经改变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样说，不是为了责备这些同志。我可以一天改变二十四次观点，并承认其中二十三次当了傻瓜，因为不了解情况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怎么能只凭新的论据而不拿出新的实际材料就推翻原有的决定。 （喊声：“可是，列维的态度呢？”） 对不起，列维的态度根本不能作为中央委员会必须遵循的法律。老实说，我本不想证明列维无法左右中央委员会的态度。 （喊声：“而我们呢？……”） 列维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你们必须遵循的法律，那是你们的事。至于我自己，我从来不考虑谁表示什么意见，不管是列维、弥勒的意见，还是舒尔采的意见。我所关心的始终是意见的正确与否。同志们！在党受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致命威胁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处于万分危险的情况下，局势随时都会迫使我们投入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凭良心我不能保证同那些我原来认为观点改变得太快的同志合作，虽然我也很尊重他们。 同志们！我还想说，谁也不能指责我在什么时候害怕当少数，我几乎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记得长期以来我总是单枪匹马地争取利用议会讲坛，甚至弄得连主张参加议会的中央委员都不敢支持我，说什么不能违背民众的一般情绪。请大家来评一评，指出我在42年议会活动的哪一个时候违背了选民的意志，或者有过躲躲闪闪、藏头露尾的情况。没有。所以我寻思，在既定局势下我离开自己的岗位，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警告的表示。我退出中央委员会一事，在这里竟被指责为违反纪律。我不打算在措词上进行争辩，只想说，我若是多少考虑到党还不够巩固，多少考虑到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的退出与列维和其他人的行为毫无关系）会给党造成损失，我就无论如何不会退出的。我还暗想，党的职务并非赏给政治品行优秀者的一块巧克力。不是的。同志们！这是大家确信把合适的人放到了合适地方才委托给他的战斗岗位。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是这种合适的人选，不会是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顶粱柱，只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同志们！我的考虑就是这样，但愿执行委员会主席尽量善意理解我的意思。执行委员会主席凭自己的经验应该知道，有的同志尽管无限忠于党并且严守纪律，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对党应尽的义务，什么是对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什么是对革命应尽的义务？是留在岗位上好，还是离开岗位继续悄悄工作好？我回想起1917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的事件。1917年10月10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认为自己非退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不可。 （拉狄克喊道：“他们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斥责！”）（笑声。） 是的，同志们！但是我也受到了斥责呀！（笑声。）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当时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后又回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同志们！我从来不怕公开承认由己的错误。只要认识到自己有错，我就公开承认。我有权要你们相信一点：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我认为自己当时只能那样做。再说：根据自己的信念再次考虑情况之后，我认为非继续那样做不可，因为对于我来说，忠于无产阶级要此严守党纪更重要。但是，同志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我会首先出来公开悔过。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必须先认识到这一点才行。对于是否违反党纪的问题。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从来不因别人指责我犯了真真假假的错误而感到屈辱。但是，如果我做出任何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我就不仅每次都会感到屈辱，而且会感到卑鄙可耻。我接受指责而不作反驳，并静待代表大会处理。 现在再讲一点有关意大利的问题。照我看来，塞拉蒂及其社会党自里窝那代表_大会以来所执行的政策，无疑是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场内表示赞同。）我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仅就该党在自卫军问题和反法西斯问题上的立场来看，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只会用基督教的传道方式去对付法西斯挑起的内战，这样的党还能不能叫做共产主义的党，甚至还能不能叫做一个政党呢？（笑声。）不能。我宣布，在无产阶级斗争中我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以牙还牙，以暴力摧毁暴力。要战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能靠《前进报》上委婉动听的箫声，只能靠无产阶级群众的武装斗争。（全场活跃表示赞同。）塞拉蒂分子在所有政治问题上的总的立场，无疑都暴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本质。有些同志说，这一点恰恰证明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分裂是正确的。同志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可以说，左翼的退出几乎是硬把统一派推入了屠拉梯分子的怀抱。 （拉狄克即席说：“就像把希法亭推入了谢德曼的怀抱一样。）（笑声。） 可是，同志们，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欢迎这样做，因为这样能揭露不坚定的、犹豫不决的领袖；另一方面，我又对此表示惋惜，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处在这些领袖影响之下。我寻思，尽快把这些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吸引到意大利共产党方面来，不是更容易使他们摆脱领袖的迷惑吗。我想，最好还是让学者们去争论：意大利党的进一步发展证明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分裂是正确的，还是有害的。我注意到，迫使（照我看来）共产国际表态的政策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我认为，代表大会还不能只是满足于让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派严格遵守二十一个条件，同屠拉梯分子彻底划清界限。代表大会还应当坚决摈弃只会使群众受骗上当的机会主义政策。同志们！不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现有文件，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已经向大家作了说明。 如果容许的话，我还想稍微谈谈列维的问题，免得有人误解我想回避这个问题。强调一下，我们并不指责执行委员会所持的态度，我们完全赞成它坚决要求同屠拉梯分子彻底决裂。只不过应当预先考虑，能不能分裂得更早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主要是尽量分化塞拉蒂分子，把其中优秀的工人分子吸收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另外，我要公开批评执行委员会在驻外代表人选问题上不够慎重。这不仅是指我听过他讲话的那位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代表（我不想评论其他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们），而且指执行委员会驻德国代表。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在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作的报告里，说明了自己对第三国际所属各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的态度，从而充分暴露了上述两位不负责任的驻外代表对执行委员会产生致命影响。因此，没有理由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猛烈抨击。 （拉狄克：“列维这样做了，可是你们并没有撤掉他！”）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谈下去。请稍待片刻。关于列维的问题，首先不仅仅是一个纪律问题……（喊声：“完全正确！”）……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凡是注意总的政治形势的人，都能正确评价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只有同共产党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同三月发动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列维事件在这里却被看成违反党纪的问题。我不反对这种看法，但是必须把它同三月发动结合起来看，否则就既不了解历史背景，也没有把这个党纪问题弄得水落石出的气氛。我还想说一点：拉狄克同志昨天私下提到列维的问题，并且形象化地责问道：“列维是在哪一方的革命战壕里作战？”拉狄克同志！如果您是在直接意义上使用这个词，那么我到要问您：三月发动的所有理论家和组织家都是在真正的革命战壕里作战吗？ （嘈杂的喊声：“当然了！”） 另外还有一点。拉狄克同志和我一样清楚，列维同志决不是逃避斗争的胆小鬼。在1919年1月和3月的危险日子里，他没有离开过战场，尽管在利希滕贝格事件之后，敌人悬赏两万马克索取他的脑袋，他不得不同塔尔海默同志一起东躲西藏地过着地下斗争的危险生活。照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革命战壕”。我只提这一点，不再往下细说了。我确信，只要同三月发动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正确评价列维的行为。我始终赞成的只是他对三月发动所持的原则性政治立场。在有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的一些集会上，我也是这样说的。我总是申明，并非赞成列维小册子中的每一句话，也并非同意小册子中的所有意见。如果你们问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本人决不会写这样的小册子，如果要写，也是写成另一种样子。不过，当时确实需要对党的活动进行严肃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中央委员会声称将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这是一个关键。同志们！在没有决定是否要把三月发动同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结合起来讨论之前，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了，因为只有弄清三月发动的来龙去脉，才能评论列维事件。为了答复拉狄克同志提出的问题，我只想谈一点：照我看来，不应当指责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助长了盲动行为。但是有一点毕竟是肯定无疑的：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必将证明，对于三月发动之所以如此发生，以及对于错误的政治提法导致了错误的决定，执行委员会的驻外代表是负有大部分责任的。没有人比拉狄克同志更清楚这一点了。 （拉狄克即席说：“为什么？当时我不在德国呀！”） 几天以前，您当着证人的面说，您一了解全部情况立即对执行委员会驻外代表说，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不想使用非议会用语）至少是不明智的。照我看来，只有我们这些反对派的代表才有资格对列维的行为表示不满。要知道，我们批评三月发动，不是反对进行这场斗争，而是反对错误的斗争方法，反对中央委员会对它的错误领导。可是有人不去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却在列维问题上无休止地争吵。照我看来，中央委员会应当为列维同志树碑立传以示感谢。（笑声。）要知道列维成了替罪羊，成了失望的无产者因三月发动进展不利、领导不力而发泄怒气的替罪羊。 （黑克尔特：“毫无价值的论据！”） 等讨论三月发动的时候，我们还会拿出其他论据的。现在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们是否马上讨论三月发动，或者把它同策略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主席：“同策略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我还想提一提马尔科维奇同志的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他说，如果列维因批评三月发动和已经造成的错误而受到严厉惩罚，那么造成这些错误的人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呢？盲动主义错误在于中央委员会，不在于斗争的群众参加了这次发动。不，同志们！正如哥尔特同志正确指出的，盲动主义存在于中央委员们的头脑里，他们率领群众进行盲动主义的斗争，发出互相矛盾的命令，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丝毫不反对代表大会就列维事件立即通过一个决议。但是，我已经说过，只有搞清全部事实真相之后，才能这样做，因为列维同志是根据信念行动的。他可以引述俄国同志当年为违反纪律所做的辩解那样，来为自己违反纪律的行为辩解。列维是根据真诚的信念行动的，他想拯救党，想为无产阶级效劳。 （拉狄克喊道：“他在为检查官效劳！”） 拉狄克同志，这是很无聊的说法。因为给检查官提供材料的不是列维的小册子，而是《红旗报》上登载的各种各样的宣言和文章。（喧哗声。）列维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我想，提出这样的指控很不明智，正是这样的指控清楚地表明领导人完全不可靠，或者部分不可靠。 （喊声：对！） （拉狄克：“那么，列维所说的革命进攻呢？”） 拉狄克同志，在我们讨论整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谈进攻或退却问题的。您是从整个小册子中断章取义，用不假思索、随手拈来的老药方治病。我可以从任何著作中随便挑出二十行字，然后把作者判定送上断头台。我以后会解释我是怎样理解退却和进攻问题的。 （黑克尔特发出一阵感叹声。） 黑克尔特同志，不管您是否愿意，我都要这样做。迄今为止，您还不能主导我的政治灵魂。 同志们！在列维事件上，应当考虑实际的政治形势，然后考虑他那本小册子的基调和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拉狄克同志竭力抹煞小册子给人留下的印象，硬说它为检查官提供了材料。可是，《红旗报》为检查官提供的材料要多得多呢，它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根据，使人有可能说三月发动是由国外导演的，因为《红旗报》登载的宣言和文章根本没有我们德国的文风，敌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德国人写的。 但是，同志们，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列维的小册子使许多工人蒙受精神上的痛苦，使他们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和言行。我完全理解像回声一样爆发出来的工人们的愤怒和激情。但是我也要说，敌人竭力利用列维的小册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却无力①加以反驳，对于这样的有觉悟的共产党人，我感到惋惜。如果我们担心敌人会根据我们书面或口头的声明对我们评头品足，那么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写一行字，也不能说一句话了，因为敌人总是要歪曲我们，在鸡蛋里挑骨头。我完全相信，如果列维不站出来批评，大家就不会这样快地对三月发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际分析，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就有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同志们！我之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如此不调和的态度，原因在于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当时情况下必须无条件地采取最有力、最激烈的行动；使我感到痛心的不是工人在错误的口号和错误的领导之下进行了自己的斗争，不是的，使我感到痛心的主要是共产党在迫切要求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表现得太软弱。（抗议声。）我现在要求代表大会从理论和策略上全面评论三月发动，因为我确信我们的评论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准备进行更坚决的新的战斗，而不管这种战斗的结局如何。失败也可能是一种成果，只要无产阶级群众是在同优势敌人的战斗中失败的，只要无产阶级在失败之后能够高傲地说：“我们虽然丢掉了一切，但保持了荣誉；我们进行了革命的战斗，但是遭到了革命的失败。”（长时间的喊声和掌声，表示赞同。） ① 注：原译“无能为力”，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无力”。——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主席： 宣布休会。到晚上7时再讨论意大利问题。 （会议于下午3时40分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