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会议（1921年6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相关链接：卡尔·拉狄克

第十次会议

（1921年6月30日）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的声明
·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
·拉狄克作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 世界形势概况
　　↘ “荷兰派”理论
　　↘ 群众斗争的经验
　　　　一、英国矿工的罢工
　　　　二、意大利的斗争
　　　　三，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
　　　　四、三月发动
　　↘ 最近将来的口号
　　↘ 结　论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想就我们昨天一致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现由拉查理同志发言。

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的声明

拉查理：

　　尊敬的同志们！我代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向各位发表如下声明：

　　“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是能够接受这个决议的，何况它完全符合我们在里窝那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本吉伏利奥的决议案。

　　“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据以作出决定的某些论证不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意大利国内的实际情况，因而我们不能掩饰自己焦虑的心情。不过，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这项决议。我们完全认识到，在建立共产国际各个支部问题上，需要革命的统一。

拉查理，马菲，利波尔迪

主席克南：

　　我们能理解这个声明，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尽可能促使社会党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

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

　　下面由霍格伦同志代表瑞典党就昨天的决议发表声明。

　　声明由主席团代为宣读。其内容如下：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瑞典共产党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我想对此加以说明。

　　“为了正确地认识我党的现状，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产生及发展的背景。它成立于1917年3月，是最早脱离老社会民主党的派别之一。当时我们共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反对派，后来它们联合起来，组成瑞典左翼社会民主党。我要说的第一个派别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它主要由青年团发展而成，第二个是摇摆于赫利斯特和列宁之间的知名市长林德哈根所领导的人道和平主义运动^①，第三个是里克斯达克派所支持的中派。不消说，这种情况必然会使人们认识不清党的性质、纲领和策略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党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二十一个条件。林德哈根与中派分子一起退党另行成立他们独自的政党。自那时起，我们党便自称“瑞典共产党”，并且通过了共产主义纲领。

^① 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第二个是摇摆于赫利斯特和列宁之间、由知名市长林德哈根所领导的人道和平主义运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的纲领没有包括武装无产阶级的主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张，而且它向群众以及在里克斯达克讲坛上宣传的，正是这个主张。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们党对待政府委员会的态度所提出的批评，纯属误解。情况是这样的：为了装门面，政府任命了某些议会委员会委员，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反对我们提交委托书，可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党有权自行决定何时和指派何人担任这种委员会委员。

　　“至于我们的《政治报》问题，我想，这也许是编辑部犯了错误，玩忽了职守。不过，有必要听取瑞典党对该报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它认为，该报理论性不强，只具有一般的鼓动性。

　　“我们认为，布兰亭所写的关于我们党的一切，无损于我们党的声誉，正相反，我们俄国同志的名誉却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布兰亭的报纸每天都在挖苦他们。

霍格伦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

主席克南：

　　我把这个声明列入记录。下面还要宣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声明，听完这个声明，我们开始讨论日程上的议题。

　　声明内容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霍尔蒂政府几个月前在布鲁克举行的谈判，以及本月初公布的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因此，特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如下声明：

　　“在协约国压力下产生的小协约国（目前其正式成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想竭力抵制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影响。众所周知，除了上述的正式成员国外，匈牙利霍尔蒂政府和波兰也加入了这一共同行动，它们采取了在战略上敌视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点。大家知道，除了已公布的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要点外，还有有关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条款，这从加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制上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不久，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就遭到驱散，与会人员也被捕入狱。

　　“我们代表团依据阶级斗争的战略应适应资本家的秘密与公开外交行动这一原理，提出如下建议：出席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针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行动举行会议，以便确定自己的实际行动方针，主要是要在上述国家的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小协约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应当号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

　　主席布里扬和书记甘迪耶尔赞成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建议。”

　　同志们！我提议，无须经过讨论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执行委员会和小执行局审议。主席团和小执行局将召集有关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拉狄克作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同志们！现在我们来讨论有关策略的问题，以及议事日程第三和第四项中与策略有关的问题。这两项合并在一起讨论。原指定拉狄克同志为这一问题的报告人，现由拉狄克同志发言。

　　（拉狄克同志宣读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世界形势概况

　　研究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不能离开它所处的时代所具备的活动条件。共产国际在确定自己的策略时，应当以具体分析它所处的时代为出发点。因此，在代表大会开始时，我们曾试图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中尽可能客观地说明目前正在产生影响的力量。这种说明也许可以表明，世界革命是处在上升时期还是衰落时期。要知道，这显然，即使世界革命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也要生存和战斗下去。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持续的喘息时机，那么，共产国际的任务就将与革命存在高涨的总趋势时的任务有所不同了。那时，它的任务将不是使无产者做好应付国内战争一切偶然事件的准备，而是为遥远未来的战斗进行组织、宣传和建立队伍的工作。托洛茨基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因素足以断定世界革命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聚集力而暂时停止发展。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在这一报告的讨论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世界革命方针，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死守教条，看不到它有可能暂时停止发展，看不到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可能出现暂时的转机。我们制定总路线和总方针的依据是：世界革命力量在继续发展，即将到来的不是世界革命的衰落，而是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迎接新的战斗。不仅我们坚持这个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个大厅里的任何人都不会把马尔托夫看成是对世界革命寄予希望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然而，这个马尔托夫在5月1日的《自由报》上却写道：

　　“反革命势力的增强，决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消除了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后果，使生产与交换纳入了正常的轨道。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显示出，资本主义不可能使世界生产恢复到战前的规模，不可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目前，世界生产的情景是：失业现象空前严重；企业不断倒闭，或者生产部门经常缩减生产；有些国家商品奇缺，而另外一些国家商品则大量积压，没有销路。1849年以后由于经济高涨而消除了人民群众深受其苦的危机——这种情景在当今对反革命势力来说，再没有可能出现了。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克服国内矛盾和有计划地进行国际调节来建立正常发挥工业和世界市场作用所需要的经济平衡（可是至今丝毫没有显示出能够消除各国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征兆），那么，在目前革命斗争衰落以后，危机必然会导致新的革命高涨。”

　　马尔托夫的这种论断使我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第二半国际对共产国际的批评到底有几分正确？这种批评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表现得尤为露骨。

　　第二半国际指出：“是的，世界革命尚未结束，而你们却想投机取巧，迅速取胜，可是我们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我们要采取比较缓慢地进行世界革命的方针。”我不准备过多地引用他们的话，免得大家感到厌烦，不过从引文中可以看出，俄国共产主义刊物早在1918年就已指出，鉴于西欧的力最对比及资产阶级实力强大，要想通过人民群众起义来迅速战胜资本，那是异想天开。无须我来提醒，德国代表们自然知道，从1919年起，我们在他们的国家所采取的策略的出发点，就是深信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漫长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的“左”派同志的革命急性病。尽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世界革命力量与世界反动势力即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样一种情况下召开的，但大会的全部决议都是为了使共产国际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和第二半国际之间的区别，说句不客气的话，并不在于这些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很体面地念念不忘“欲速则不达”，而我们却急不可耐。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我们对世界革命漫长的发展过程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第二半国际说，世界革命发展缓慢，它企图以此说明目前这个时期对各个政党来说，是一个安定的、和平的和缓慢的准备时期。当各个政党发展壮大起来的时候，盼望已久的时刻就会来到，到那时，连阿德勒和克里斯平也会在街垒上进行战斗。（笑声。）至于我们说革命发展缓慢，那是想说明我们面临着持久的、大规模的战斗时期，在这一期间，共产党不可能安然处在各种国际环境中，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安安稳稳地进行工作，等待幸福降临。这样是不行的！共产党必须连续战斗，并且不断有所收获。只要注意到眼前已出现的这种缓慢的运动、缓慢的发展，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1919年激战以后，和平发展时期是否已经来临？人民群众武装起义让位于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时期是否已经来临？党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新的浪潮唤起工人群众，掀起一场革命，使党得以重新展开攻势，得以公开进行活动——这一时期是否已经来临？

　　在中欧，这个过程至今没有中断，而在西欧各国，则刚刚开始。但即使这样，那里的共产党也不可能安稳、和平地向前发展和为今后的战斗作准备。不可能！它们必须在随时会遭到迫害和经常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因此，我应当指出，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曾有人对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发表过意见，例如什麦拉里同志的发言，说什么野战已转为阵地战。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对发展过程的错误认识。我们现在不是处于从野战向阵地战过渡的时期，而是处于世界无产阶级大军形成的时期。

　　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怎样？你们是否经历过野战？不，你们只经历过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觉醒的时期。十二月罢工期间，我们只看到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大军的第一次尝试。那么现在，敌人是否允许你们安安稳稳地去准备未来的战斗？它竭力想趁你们还未强大的时候就把你们掐死。请大家注意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冶金工人的斗争情况。我们没有搞阵地战，没有让同志们无所作为、静待时机。没有这样做。我们看到两支相互敌对的大军——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军和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大军在行动，而资本主义企图阻挠我们的行动，企图在我们建立起大军之前把我们打垮。

　　在我们跨进这个未来战斗的时代时，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拒绝接受任何一个曾经引导我们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第二半国际在其代表大会上千方百计地炮制和不择手段地企图抛出一个足以和我们的纲领相抗衡的纲领。这个国际是打着以下招牌出笼的：“共产党人公式化地搬用莫斯科的策略，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变成普遍适用的教条。所以，他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我们西欧党，顺便说一句，西欧一词出自俄国孟什维克之口（哄堂大笑），却要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来运用我们的策略。”

　　即使大家感到厌倦，我也要向你们指出，虽经鲍威尔、克里斯平和罗怕特·格里姆等大理论家长期努力（请不要以为我在讽刺他们），第二半国际最终还是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它作出的如下结论最好能永久保存在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里，借以表明他们经过长期深思熟虑所能作出的论断。第二半国际的决议是这样写的：

　　“阶级斗争一旦发展到民主制将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手段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手段这个地步时，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会强行制止民主的发展，以防止民主的国家政权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只有在资产阶级没有运用必要的手段——首先是军事统治的手段的国家里（这也是因为它不敢下决心以公开的国内战争来取代政治民主方式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手段夺取政权。但是，即使在上述情况下，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也会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暗中进行破坏，以阻止民主的国家政权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运用专政手段来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独裁统治形式，即由工人阶级对夺取的民主国家政权实行独裁统治。

　　“在资产阶级拥有政权手段、强行建立自己的统治、压制劳动人民群众反抗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必将扼杀民主，随时准备采取暴力手段，并向无产阶级公开挑战。在这个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将不是选票，而是斗争中的群众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到那时，工人阶级通过公开的群众性行动（总罢工、武装起义等等）定能夺取和巩固统治权，对战败了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到那时，必须以工人、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工会及其他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为基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决议没有指出，哪里有资产阶级连军事统治手段也没有的国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应当用暴力手段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一般说来，无产阶级要建立苏维埃形式的专政，或者依靠工会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建立自己的专政。这里的其他无产阶级组织是指哪些组织呢？它不是指政党而言，因为我们知道，第二半国际是反对党的专政的，它也不是指合作社而言，所以只能是指工会和工人苏维埃了。但是，一旦工会联合起来，成为政权机构，它们就不能按生产部门将工人联合起来，因为在十个生产部门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是难以运用政权手段的。它们必然要在中央和地方实行联合。那么，结果如何呢？结果出现以生产组织为基础的工人苏维埃制度。于是，我们看到，虽然第二半国际企图到处寻找新的理论主张，但是，它在大谈我们理论上的破产以后，却一无所获，到头来还得承认共产国际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旗帜。

　　唯一的区别，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失去自卫能力，以及会出现无兵无卒的情况。共产国际当然非常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假如我们某个党面对准备不战而降的敌人，那我们认为对他们大可不必动武。我们不必去砸破开着的大门，但是要知道，保险柜通常总是关着的。在结束我的前言部分时，我想指出那些反对共产国际及其主要战略与策略思想的人近几个月来想出来的新见解，即说什么俄国的情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是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持此种论调的人正是那些在自己的原则性决议中承认专政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的人，现在他们又开始改弦易辙了。他们觉得，群众对他们的压力比过去小了，所以他们说：你们看，俄国已向外国资本让步，已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既然如此，还要专政干什么？似乎俄国的情况可证明，专政不会导致共产主义。在审议代表大会日程中关于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形势这一项时，报告人以及参加讨论报告的人都详细谈到上述问题。我只想扼要地指出：如果说，俄国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只有一点，就是这个孤立无援的而且几乎纯属农业经济的国家，必须克服巨大困难，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请允许我指出下面这件事。1919年，奥托·鲍威尔写了一本论述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即论述民主制的小册子。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结果。第二半国际可能同意这种看法，即在奥地利和德国，由于经济崩溃，不能循此道路前进，那里的道路是一条从伦纳走向绍贝尔、从谢德曼走向维尔特的道路，而不是从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们来谈谈占据优势的、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拿英国来说，英国工人阶级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在社会所占的比重很大，政府不得不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但是近三年来，我们既没有看见那里已着手建立哪怕对工人有些许好处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看见它朝奥托·鲍威尔形容为未来伟大前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迈出一步。不仅如此，就连比较重大的社会改革，它也没有进行。俄国的情况表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必须竭尽一切努力来争取独立生存。俄国的情况表明，在小资产阶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困难重重。英国与法国并非在封锁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但是这条道路表明，它所导致的是金融寡头公开占据统治地位，是反动势力掌权。在英国这个民主国家里，政府现正架起机枪来对付和平罢工的矿工。

　　这一切足以论证提纲中所说的话。我们的策略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这个问题是：为使无产阶级能够沿着共产国际成立时发表的宣言所指引的道路去夺取胜利，我们将如何进行斗争？这个问题根本不涉及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道路，它只是反映我们的组织形式，我们活动的指导方针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阶段。

“荷兰派”理论

　　共产国际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向年轻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各国党提出了这一主要任务：为共产主义事业争取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并把那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分子——最积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组成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加入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行列。但共产国际队伍里却有人攻击这条道路。攻击来自那些自认为站在我们左边的同志。这种理论上的指责是哥尔特和潘涅库克领导下的一些同志提出来的。眼下在讨论策略问题时，我们应当扼要地说明对这种理论的看法。我们不准备引经据典使大家感到厌烦，你们在两本小册子——潘涅库克论《世界革命的策略》和哥尔特致列宁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以荷兰派的严谨方式阐明的这种思想（发挥得过分透彻）。在小册子里，对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作了一番描绘。

　　书中的出发点与我们的相同，把世界革命看成是长期的残酷战斗时期。书中说，西欧比起俄国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然更为坚实，其原因。一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很有组织性；二是农民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但又比较保守；三是广大农民群众现已聚集在资产阶级周围；四是无产阶级游动性大，文化水平也比俄国无产阶级高。我不知道，为什么潘涅库克和哥尔特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同我们有所分歧。我们恰恰持这种看法，而且在荷兰同志之前很久，我们就论证了西欧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要比我们俄国坚实得多，我们的专政基础显然比较薄弱。这些理论家一接触我们怎样为共产主义思想、为共产主义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群众这个问题，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想法的出现，只有历史可以作出说明和解释，而马克思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同意这种想法的。他们想象中的运动是这样的：一小群共产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在工人运动中充当预言家，对一切非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批评，并且提出与它们的目标相对立的共产主义目标。这一群人不与群众一起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而斗争，因为这是改良主义。他们不参加群众组织，因为同反革命工会官僚呆在同一个组织里就等于叛变。他们组成一个小型的、纯洁的、水晶般清晰的共产党，并组成一个小型的、同样是纯洁的、作为专政基石的工人生产组织。由上述这些组织给群众作示范。能作什么示范？它们不可能举行起义，因为人数太少，成不了气候。这只能是盲动。可是，它们始终不承认这一点。起义是人民群众的事情。它们不可能举行群众性罢工，而群众却要求罢工。那么，它们要在哪方面作示范呢？在宣传方面。耐人寻味的是，在荷兰市场的一切产品中，我们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实际口号、任何行动计划和任何适用的想法。这种宣传方针充分表明，它的理论基础是在至今没有革命群众运动的国家里形成的，此外，它是由一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个人制定的，其中一位深受我们器重的理论家，只是从天文台上观察天空，而根本不去观察那群贫苦的、可怜的^①人，因而他们不属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位是老语言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如果有人问我们，这种理论如何才能得到无产阶级分子的响应，例如得到德国无产阶级分子的响应，那我们就得说，无产阶级分子在实践中与这种理论无缘。共产主义工人党时成立并不是由于它的创始人决定要斯巴达克联盟贸然投入战斗，而我们认为它面临者漫长的斗争时期。这两个党分道扬镳，是因为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过于缺乏耐性，要求立即行动造成的。荷兰派的出发点却截然不同。荷兰有才华的理论家们说：用不着介入为一块面包而进行的悲惨斗争。你们必定会对工人们说。共产主义不过就是共产主义罢了。生产组织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更加符合这个斗争的需要，它在行动上比工会坚决，也就是说，它恰恰能反荷兰派之道而行之。共产主义工人党运用这套理论，就跟非洲黑人使用背带来装饰自己罪孽的躯体一样。（笑声。）

^① 注：原译“造孽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为“可怜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这套理论能引起共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工人小组害怕同不太纯正的社会主义工人，共产主义工人接触，它们蔑视议会制，仇视工会官僚。这就使它们同共产主义者故步自封论的创造者联结在一起了。从理论上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出发，从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来看，共产国际必须唾弃这种理论。其理由是：如果依据这种理论，遵循这种理论指出的道路，工人运动就休想前进一步。如果说，目前有数十万德国工人拥护共产主义者营垒，那不是由于后者不与他们接触，只是告诉他们共产主义能拯救他们，而是由于共产主义已存在于工人阶级战斗和流血牺牲的地方，由于到处都有共产党，就连工人阶级只为工资而奋斗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们要批评那些模棱两可的口号，我们就是要在斗争中，在聚集着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里，在那些确实由反革命控制的群众性工会里，同群众一道前进。为了斗争，我们只能在那里争取到一部分无产者和我们一道前进。可见，拥护绝对纯洁无瑕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宣传员。我们也非常希望自己的队伍里能有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能培育一批优秀的、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战士。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脱离群众，他们的革命能量也就散失了。

群众斗争的经验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争取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这项主要任务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一系列提纲里，我们表明了对我们政策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且确定了我们要走的道路。为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有必要扼要地指出这方面已取得的经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有关执行委员会工作的长篇报告中，谈了一部分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他受自己发言题目的限制，不得不着重讲述各个政党对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因而不能详细分析以往斗争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共产党如何才能用共产主义精神去影响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运动？如何才能使它们普遍开展和深入发展起来，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要想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向量，只有研究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即研究一切大规模战斗的实际情况，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一、英国矿工的罢工
　　我要从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一个大国中的弱小共产党谈起。让我从英国共产党人在当前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所采取的策略来开始我的话题。我这样开头的原因是，我想把共产党不能离开群众运动这个原理作为我论述具体策略的报告的重点。要知道，共产党再小，它也要走在本国发生的一切群众运动的前头，战斗期间，它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使用到这个群众运动中来。我认为，英国的实例向我们表明，我们有些年轻的、人数不多的共产党，连在这方面应当干的最重要、最简单的事情也还没有做。

　　在整个这次罢工期间，我密切注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的动向。必须承认，英国共产党改变了它对过去的机关报《呼声报》的做法，已能向报纸提出宣传任务，因而现在的报纸的内容表明，它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有一定联系，它不是在月球上出版的（共产党的许多机关报给人以这种印象）。但是应该指出，在这个机关报上看不到党究竟在煤矿区做了些什么。这一事实使我深惑怀疑。于是，我请求曾就英国罢工问题向执行委员会作过详细汇报的我的朋友鲍罗廷，在来自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的代表当中查询一下他们所掌握的矿工运动情况。我希望我们大多数同志看看这份调查材料。我们从中了解到，煤矿区举行过集会，但这不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事先也没有任何计划。集会是由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我问：“你们出席这种集会时提出什么口号？你们向群众讲了些什么？你们对国有化问题抱什么态度？你们对当时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抱什么态度？”有一位同志回答说：“我登上大会讲台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所知道的和月球上的人一样多，不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在发言时不会信口开河。”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党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会导致根本变革的无产阶级斗争，可是这个党还没有着手有计划地部署自己的力量。要知道，力量越小，就越需要合理地使用，这是首要的定规。况且，党并没有向它所使用的力量提出战斗口号。它没有向同志们说明，他们应当给工人群众讲清今天和明天的情况。再就是：在许多地方，党是以“工人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虽然党的宣传工作有成效，但这并没有使群众和共产党建立起联系。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对一些弱小的共产党说：“如果你们只限于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或者你们面对这种运动，只提出‘不要相信你们的领袖’这样一个口号（英国共产党人就根据其充分理由大肆宣扬这个口号），你们就决不可能成为广大的群众性政党。如果你们不帮助无产阶级，即不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不在运动中发挥共产党的作用，不用你们的口号帮助无产阶级了解斗争的经验教训，你们就决不可能领导这些群众前进。”我们要重申我们的口号：接近群众！如果你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日益不断地前进，那对共产主义事业来说，时光就白白流逝了。尤其是弱小党，更要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解决这个任务上。

二、意大利的斗争
　　在上一个报告年度，我们看到三次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行动，即意大利的占领工厂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的斗争和德国的三月发动，共产党人在这些行动中面临严重的考验。请允许我谈谈这三次行动所取得的教训，因为只有同时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正确分析所犯的错误和确定今后的正确道路。我要从意大利的经验教训，即去年大规模的九月运动及从中汲取的教训谈起。我先扼要地向大家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

　　运动开始于意大利的一些冶金工厂。卷入运动的冶金工人人数很多，致使他们的工会感到非得出面领导不可了。那些向冶金工业提供半成品和原料的工厂，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于是，运动超出了化学工业及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范围。在这种声势的感召下，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深的各阶层联合起来，投身到运动中去。

　　无家可归的无产者群众，目睹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化工工人占领工厂，把厂主逐出工厂大门，他们自己也跟着投身到运动中去，并着手占据别墅和宅第，带着妻子、儿女合家住进去。运动扩展到农村：在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地区，农民手举红旗，夺取大地产，成立赤卫队。在工人阶级投入伟大战斗和农村加入运动行列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首要的重大问题是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问题。我们认为，即使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事实根据，我们也应当承认，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工人准备掐住资本主义社会的脖子，他们侵入了资本的圣地——工厂和保险柜。然而，塞拉蒂却说，这纯粹是工会运动。真耐人寻味！他居然把数十万工人占领工厂和企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经常十分顺利），说成是工会运动；他居然把工人组织商品推销、砸开资本家的钱柜、设立公共基金，使冶金工人工会有可能发行纸币（有了纸币，消费合作社就可发给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做法，说成是工会运动；他居然把工人干预资本主义政权的命脉——工厂的企图，说成是工会运动！意大利总理焦利蒂9月26日在参议院所说的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占领工厂的行动开始了。按照官方评论家的看法，下面两种做法是可取的：一是防止运动发生，二是如果我无法及时防止运动发生，那只好用武力迫使工人退出工厂。防止！如何防止？这里牵涉到600个冶金工业企业。为了防止占领工厂的事件发生，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采取行动，往各企业派去许多警卫部队：小企业派上100人，大企业派上几千人。但是，这样一来，我必须无例外地动用我管辖下的全部兵力。可是到哪里去找监视从工厂赶出去的那50万工人的军队？能委派什么人去维护社会治安？指望我有先见之明是不行的。假如我事先打了招呼，那国家的武装力量就会遭到各方面的包围，从而失去一切调动的自由。因此，我认为必须放弃这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借助武力对工厂进行清洗呢？这样一来，我势必要发动一场公开的内战。可是在这之前，劳动总联合会庄严宣称，运动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它只跟于经济斗争范围。当时我所信任的劳动总联合会证明它完全能掌握运动，因为广大工人群众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评论家们想过没有，假如我诉诸暴力，调动军队、国王的近卫军和宪兵去对付工人，那会把国家引向何方？”

　　看来，这个狡滑的、也许是极其狡滑的意大利资本的代表人物焦利蒂的声明，向我们说明了一切。50万工人参加了革命运动。政府无能为力，而得到政府信任并受政府收买的工会官僚却出面谈判，而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工人退出工厂，那工人的全部斗争成果就将化为乌有。

　　意大利劳动总联合会的头头是一些当时以共产主义者面目出现，最近才成为共产国际成员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联合会与采取协同行动的意大利社会党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工团主义工人和无政府主义工人加入了斗争。意大利党知道，工会官僚在竭力扼杀斗争，而工人却渴望战斗。可是，党并没有竭力设法吸引这些工人的代表去共同讨论形势。除了劳动总联合会外，还有庞大的铁路职工组织、海员组织和码头工人组织。党没有考虑吸引这些组织参加斗争。党本想起领导斗争的作用，它宣称要斗争下去。但工会官僚却说：我们要结束斗争，我们将获得监督生产的权利。就这样，党被人说服，同意停止斗争。

　　今天，我向意大利同志提个问题。在意大利对生产实行监督，其结果如何呢？其实，政府根本没有把这件事作为议案提交议会讨论，虽说政府已依法答应工人有权监督生产，只要工人肯让出工厂。斗争停止以后，改良主义报刊开始宣扬，说这种对生产的监督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们说：两个要素——劳动与资本终于将并行不悖；劳动将监督资本发挥作用；资本将监督工人从事劳动。到那时，大幅度贬值的通货将回升。但是，工人一回到工厂，自卫分子就疯狂地向他们反扑了。工人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袭击。位于热那亚、米兰和罗马的党机关报编辑部相继被焚毁，波伦亚工人遭到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关进了监狱。

　　政府处心积虑地首先迫害了那些被社会党排斥在斗争者大家庭之外的人，即迫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大批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社会党在这股强大的洪流面前只想求上帝保佑它摆脱领导革命这件苦差事。

　　我们不知道这个斗争是否能使我们获得政权，不过，它可以使我们有许多收获，首先有如下两方面收获：一是实际监督生产，它不是为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行情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是为真正把工人团结到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伟大无产阶级组织中去的手段；二是武装工人。即使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不能使我们获得政权，但无论如何它也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资本主义的一次强有力的打击。

　　在这个斗争中，工人阶级有可能占领重要的阵地。退一步说，即使它被打败，它也不是毫无收获地退出战斗，它终究获得了斗争经验和熟悉了斗争条件。

　　意大利党逃避了斗争。但它硬说，尽管如此，它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了，选举时，它获得了许多选票。的确，革命，即社会矛盾的发展，即使在我们犯有严重错误时，也会驱使工人到我们这边来。但是，这些错误会妨碍工人寻求正确的道路，会使他们失去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是的，他们投票拥护你们，但是要知道，他们不投票拥护你们还能拥护谁呢？难道投票拥护资本家不成？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认识不足，它错过了可能取得完全胜利或局部胜利的有利时机，结果使资本家的政权得以巩固。奥达·奥尔贝尔格这位意大利—德国改良主义者，几十年来以敏锐的目光通过《前进报》密切注视着意大利运动的动向，她在意大利大选后写道：“由于意大利党在斗争面前战战兢兢，资产阶级遂变得强硬起来。”

三，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
　　下面谈谈捷克斯洛伐克十二月罢工。它的爆发是切尔尼资本主义政府的政策引起的。这个政府为了保护社会民主党人，把所谓资产阶级社会民法的欺骗性法典的全部条款搬出来，据以没收了捷克无产阶级的民众娱乐馆，井将它交给了叛徒领袖。于是，工人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尽管政府立即宣布戒严，甚至是特别戒严（即前奥地利帝国所谓的“紧急戒备”），尽管戒严使电话联络中断，使左派社会党的信使无法通行——尽管存在上述种种情况，运动仍然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几天之后，斗争席卷了旧波希米亚省、摩拉维亚和整个斯洛伐克，而且捷克北部的德国工人完全支持捷克工人的行动。斗争的性质不尽相同。其中一个城市的罢工是在“把民众娱乐馆归还工人，释放被捕工人”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另外一些城市里，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有些地区，工人要求建立工人苏维埃；在另一些地区，工人别企图占领工厂和领地，以及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不管怎么说，很显然，这个自发的运动是完全出乎党的意料的，就连左派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党没有料到，在工人群众当中居然蕴藏着这么巨大的自发的革命能量。要知道，党从成立时起，它的全部政策可归结为：群众数量还不够多，我们不能公开成立共产党，不能公开加入共产国际；群众还不够成熟，他们还不能接受我们公开提出的口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群众竟行动起来，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成熟程度竟远远超过他们的领袖。我们请他们给我拿来一份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但我从中没有发现向工人说明斗争的真正目的和指出运动的教训的任何论述。然而12月16日当运动中止的时候，左派中央委员会竟发表《告民众书》庆贺胜利，其中写道：—度受民族主义蒙蔽的光荣的捷克无产阶级，终于像睡狮一样猛醒，奋起斗争，现在民族主义幻想已经破灭了。

　　可是，无论是这个《告民众书》中，或者是以后任何一期《红色权利报》上，都没有提到为什么斗争以失败告终，捷克无产阶级应如何使今后的斗争能比较顺利地进行。

　　运动中所取得的教训首先在于：你们遭到失败是因为你们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党，是因为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国的工人虽然居住在同一国家的领域内，并遭受同一个政府的压迫和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剥削，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党组织。可见，首先是组织上的教训：捷克斯洛伐克各民族的无产者应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党。可是，你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次是政治上的教训：党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它应当同谁断绝关系，应当加入谁的行列？认清这些问题，成立共产党的思想自然就会产生了。然而，你们也没有想方设法使工人确立这种思想。

　　捷克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领袖们还没有下决心作出群众实际上早已得出的结论。群众已把立足点移到斗争中的共产主义方面来，而领袖们却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这些领袖竟需要经过四个月时间才拿定主意，才小心翼翼地、一步一回头地去做群众实际上早已做过的事。再次是：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工人日益觉醒并投入斗争，但总的形势还没有发展以可以夺取政权的地方，我们应当提出什么口号？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提出哪些过渡性的口号？左派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因而他们既在组织上，也在政治上放弃了由自己直接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无怪乎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鲜明的实例，即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对自发的运动不是施加影响和负起共产主义领导责任，而是听任它自生自灭。我们在这里指出这个错误，至于犯错谋的内因，我们后面将仔细分析。现在，我只想指出，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消极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我们当中至今仍未消失的种种半中派思潮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们日益近似于共产国际所排斥的中派思潮。

四、三月发动
　　现在谈谈一个相反的然而也是典型的事例——相反的错误事例，即德国的三月发动。在开始讨论这个运动之前，我要指出：无论是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部，或者是与各个共产党一起，我们都应当以十分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谈论三月发动的意义和错误。必须认清这个斗争的实质及所犯错误的实质；必须认识到，我们从这些错误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失误，至圣的列维在他的小册子里说，这个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某些狂妄的领袖干预了德国有理性的运动，以及某些类似布兰德勒的鲁莽之徒冲昏了头脑。这种看法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好处。因此，有人也许会说：但愿狂妄的领袖今后别再把诚实的人们引入歧途！从类似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就像刨平的板凳那样，无棱无角，更不用说关于不久前成立的党能够冲锋陷阵的推断是何等荒唐了。这个党的领袖还谈不上享有威望，而且这个党也曾目睹一些显赫人物逐渐丧失革命性。就凭自己一个同志一声号召，它就能冲锋陷阵，岂不怪哉！

　　我还想预先指出：我们开诚布公地、兄弟般地同你们一起分析你们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既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智略过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想假如我们把季诺维也夫派去接替某一位同志，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了。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党来说，要转而采取实际行动，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具备长期的丰富斗争经验，首先是领导成员要心中有数，要全面考虑党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说：当然，对于你们的一切缺点，我们现在比你们看得更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出席国际性代表大会，以便从我们以往的各次战斗中得到教益。我们不想教给你们什么，但想同你们一起学习。如果现在有人对正在坐牢的7000名德国无产者说，他们的斗争徒劳无益，那我们就要提出抗议，因为无产阶级只有从自己的错误中，从自己的失败中才能得到教益。为了取得这个教训而作出的牺牲，对我们今后的胜利是十分宝贵的。

　　现在，请允许我直言不讳地谈谈这一切。我必须谈到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历史。该党是由第一次爆发无产阶级斗争期间起领导作用的斯巴达克联盟组成的。当群众首次举行起义，显然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时，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是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结束以后（以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形式出现的十一月革命，不过是以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而告终），紧接着开始了德国无产阶级为未来的战斗积聚力量的漫长时期。党没有知名的领袖，党内总共剩下两三千工人。它必须防止这支力量分散在前卫性的罢工中，防止它在共产主义旗帜周围形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核心之前就卷入新的战斗。当时，斯巴达克联盟应成为一支制止工人参加无谓罢工的力量，成为一支组织和教育群众准备进行大规模战斗、使他们在斗争中不致失败和孤立无援的力量。由于在1919年——进攻的一年必须采取这种策略，在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中对一切运动的“盲动主义”存在着恐惧症，他们希望上帝保佑，千万别让玻璃迎面飞来，这可是十分危险的。这些领导同志对当时实际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倾向不得不坚持斗争，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上百人的工人小队，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挺机枪，准备贸然发起战斗，这种立场使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在卡普叛乱时期变得孤立了。虽然省里的工人在这个时期到处战绩辉煌，但中央委员会从最初起就没有起任何作用。在类似德国以前发生过的那种大规模总罢工爆发前几小时，中央委员会还在说：群众还没有准备就绪。后来等它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它再也休想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了，它已堕落成为阉割共产主义的、奉公守法的反对派。真正工人党的反对派，其行为动机必然同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在敌人面前，我们的立场永远不会符合资产阶级所谓的“奉公守法”标准。如果说，我们也谋求妥协，那只能像希尔登布兰德的歌词中所说的“以剑还剑”，而不是利用“奉公守法”的谈判。

　　我指出这件事是由于它表明斯巴达克联盟的一些领袖没有极力坚持采取积极的行动。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左派独立社会党领袖，多半是在工会运动中或者在担任议员和独立社会党代表当中有声望的人。他们通过诚实的工作而具备共产主义思想。但是接受书面上的48个条件，要比实行哪怕一个共产主义斗争条件容易得多。（热烈赞同声。）要让这些同志转向积极斗争是很难的。既然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了党的未来及其任务，那就表明它是一个拥有50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不过，这个数字并未经过核实。我认为，我们的党员从来没有超过35万。可是，这样的党竟连一个5万工人的先锋队所能做到的事都做不到。它不应满足于单纯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它在阶级力量的整个对比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它可以通过自发的行动来夺取领导权，它的职责就是在群众处于动荡状态的一切地方号召进行革命行动。在中央委员会里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反对在党的宣言中有意识地写上这些话：“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一个小党，它曾竭力深入到大的工人组织中去，以便通过自己的号召使群众行动起来，向群众实际阐明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条件的学说’（恩格斯语）的共产主义的意义。但它不能独自领导群众的行动，因为群众不拥护它。由于它未能把德国独立社会党争取过来，所以它只能停留在政治宣传上。德国统一共产党却有足够的力量在情况允许或需要的地方采取行动，并承担一切风脸。它应竭力把成千上万的党员联合到工会组织、工厂委员会里去，把千百万自己的拥护者联合到各种组织中去。它应竭力与有觉悟的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揭示他们的贫困处境，唤起广大群众认清这种情况，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它能够唤起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或者亲自领导自发的革命运动。”

　　我认为，这段引文指出了党实行领导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第一，它应当借助报刊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反映他们的疾苦；它应当把数十万工人——工会会员争取过来；它应当等待可能进行或者必须进行群众性发动的时机。只有到那时，它才能领导自发的运动或者号召开展这种运动。虽然这里没有一般地指出党的独自的作用，但是党可以从中获得实际经验。从三月发动到现在，党没有能使它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报刊（任何一个德国同志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的报纸甚至不能适应我党党员人数的需要。（喊声：“完全正确！”）而且，它们只侧重理论教育。它们没有用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强硬语气说话。我们的报刊刊登的是长篇大论的文章，有的文章理论性很强，很有宣传作用，可是在这些文章中却看不到群众的呼声。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这里有我们夺取政权时期俄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全份影印本。当时它一共四个版面，但其中两个版面刊登工厂的简要报道。群众最感兴趣的事在版面上都能得到反映。你们的报纸可不是这样的，这说明党还没有为伟大的斗争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有人说，任何行动都跟克里姆林宫前红场上的阅兵式不一样，决不能事先准备停当。当然，在斗争期间要想把无组织的群众调动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党应当在斗争开始之前做好准备。党的准备工作是指党在集会上、工厂里、报纸上、工会里、无产阶级体育协会和无产阶级小酒馆里所做的一切策略性的工作。总之，在一切地方，无论是在街头，或者是在群众当中，都应做好行动的准备。我应当指出，当党着手这项工作时，它会遇到旧势力的干扰，即遇到官僚机构的消极抵制。要知道，官僚机构只是一种招募性组织，从来不为直接斗争做任何准备工作。过去，根本不可能使优秀的有学识的同志写一些宣传手册和组织起义。党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展政治运动。今天虽然就某个问题写了文章，以激发和唤起工人群众的斗志，可是过三天，又把这一切置之脑后了。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群众？要知道，在德国，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他们成立了工会，会员达1000万。他们成立了党，党员达数百万。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群众。党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它说；凡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站在共产主义一边的人，就算加入党或者靠拢党了。在哈雷代表大会之后，再也不能用最后斗争的口号来吸引新的无产阶级阶层了。我们可以不公开地开展活动，但从哪方面人手？我们应当论据确凿地向群众证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党人和工会领袖谎称他们想进行斗争，但不是为了专政，而是为了一块面包。我们还应当向群众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也好，独立社会党人也好，工会领袖也好，他们统统不想斗争。无产阶级即便饿死，也与他们无关。

　　《公开信》的主意就是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产生的。这是党决定开始战斗的表现，战斗可使党接近群众，可使群众脱离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领袖。谁都知道，这只靠宣传鼓动是办不到的。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就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你们或许还记得铁路工人、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和失业者运动。在1月上旬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通过向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官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群众推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即推到整个工人运动的队伍中来，此时，我们的任务是把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口号扩大到群众中去，如果工会官僚拒不照办，我们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在斗争开始以前，群众能认清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而政府却通过让步使工人队伍发生了分裂，从而使运动夭折了。现在，我要指出当时党的情况。原来那些由于发现党内出现宗派主义倾向而大喊救命的同志——盖尔、布拉斯等老爷们，却是反对这个主意的。这样一来，我们失去了一周的宝贵时间，后来我们因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随后，我们发动了攻势。现在我要问那些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同志：“在我们设法把各地数十万工人争取到我们一边期间，工会的共产主义领袖在哪些地区举行过代表会议？你们有没有通过大的政治运动发动过斗争？你们有没有进行过宣传鼓动进而召开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集会？^①哪怕一次也好。我敢断言，无论是你们，或者是左派，都没有这样做。你们连控制事件的本领都没有，准怪转向攻势时感到为难。”还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点：如果左派一个个感到束手无策，那么党的活动家无疑是最害怕大规模斗争的。后来，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党内在意大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党内的右翼正式形成。这发生在2月底。我要指出，正是这个右翼后来指责党没有做好发动的准备。列维主持中央委员会工作时，除了提议与苏维埃俄国联合外，没有提出其他任何建议，而且这种建议并不能成为群众性行动的口号。左派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内陷于孤立，因此，他们面临的任务是激发党员的积极性。

^① 注：原译“你们通过大的政治运动发动过斗争没有？你们从宣传鼓动进而召开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集会没有？”，兹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现在，我来谈谈当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你们说，那时的政局十分险恶。上西里西亚问题，反动势力的猖獗以及巴伐利亚问题等等，总而言之，当时一切问题都显得格外尖锐。但是，既然存在着危险，那首先就需要加强宣传鼓动工作，让群众注意到这个危险。三月事件初期的一天，我们对报纸进行分类时，我曾将两叠报纸交给托洛茨基同志，其中一叠是3月17日前整份《红旗报》，另一叠是17日以后的。3月17日以前的报纸尽是重复人所共知的真理，但自3月18日起，却突然开始拳击桌面、大声吆喝：“卡尔无视法律！”主要错误恰恰就在这里。你们说，错误是过去犯下的。是的，这是实话。你们说，原来的组织和右翼领袖是有过错的，他们没有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工作。是的，他们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在3月17日以前的三个星期里，当你们独自存在时，你们可有某种转变的迹象？根本没有。你们连最主要一点都不懂，这就是：如果你们准备明天战斗，今天就应当做好战斗准备，就应当占领阵地。

　　3月17日举行了议会党团会议。我想简单谈谈这个委员会所犯的错误，因为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谁要是对3月17日错误估计不足，谁就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动做好准备。我不打算在这里引用原话，免得同志们感到厌倦。我只提出一个问题：3月17日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对各地区代表说了些什么？它首先应当阐明眼前的危险。这样，可得出什么结论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将进入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的时期。因此，首先，党应当通过宣传鼓动使群众做好迎接这个时机的准备，并使自己的组织能适应这个时机的要求。其次，党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尽快揭露阶级利益方面的矛盾是否对党有利？我认为，如果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未做好大规模战斗的准备，那它就不应关注加速运动的进程。你们指出“制裁”的危险性，指出上西里西亚问题和裁军问题，但是要知道，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这是党的政治领导集团如何对待这种危险的问题。即使是英美战争（也许不会爆发）的危险，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集团也应当予以关注。可是，如果你们对美国同志说，“投入斗争吧，因为英美战争必将爆发”，那么这种策略不会为群众所接受。群众并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只是在当前事件的压力下才采取行动。既然党没有准备进行这个斗争，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改变整个组织状况。党是否这样做了呢？不！布兰德勒在他的报告中就已指出：“我们要迎接大规模战斗，我们必须准备好在复活节以后立即投入战斗。”离复活节只有几天了，而他提出怎样的论据呢？他在寻求斗争机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最好采取促使事件尽快发生、诱使敌人主动出击的办法？ ”于是，以骑兵中尉身分出现的弗勒利希同志声称：“如今，我们要同党的传统决裂。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持观望态度，可是现在，我们要掌握主动权来加速革命的进程。”

　　一些组织的代表在“对敌人的冲击越猛越好”的口号下进行了斗争。但是，在他们前去斗争之前，党应当讨论，一旦赫尔辛格在德国中部出现，他们应当怎么办？党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战斗号召发出以后又犹豫不决起来，于是，中央委员会向各组织下达了这样的口令：“要避免斗争，复活节期间行动对我们不利。等敌人占领了工厂，你们才可发动工人起义。”可是，同志们，当时我写信指责德国中部我的一位友人，向他指出“本来指示你们要等待时机，而你们却于3月19日发动了武装斗争”。他给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不发动这次斗争，我们势必等着挨打。”绝决不能在战斗号召发出之后即偃旗息鼓。党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严重性。如果《红旗报》提出每个无产者都应当拿起武器，那么任何一个无产者都不会认为，党这样说是为了准备未来的战斗，相反，他们会把党的话当作战斗号召和斗争的信号。如果说犯了错误，错就错在党没有指出：“我们要迎接大规模的战斗。目前，我们的力量不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但如果赫尔辛格向德国中部地区袭来，那我们就应当同他战斗。我们不应当置德国中部地区我们的同志于不顾。”不过应当如何斗争？用技术手段还是军事手段？假如党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它就应下达下面的命令：如果赫尔辛格向德国中部地区发动进攻，我们就要团结一致，奋起保卫我们在该地区的同志和工人，并且宣布群众性罢工。我们将用“保卫曼斯菲尔德工人，打倒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赫尔辛格”的口号来发动全党的力量。党也有责任告诉曼斯菲尔德工人：“你们居少数。如果你们起来和军队拼杀，和机关枪对着干，你们将被击败。”但党没有这样做。它既没有提出“拿起武器，展开斗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与此相反的口号。党的立场是不切合实际的。

　　当斗争开始，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党却没有意识到它应当提出哪些指引斗争的口号。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三月发动，我们有责任急速援助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多情善感。不过，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在敌人进攻时，党未必能去援助无产者。我们在这里，在俄国，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在红军组建时期亲眼看见，我们的乌克兰兄弟和芬兰兄弟在他们的专政被推翻以后，成了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我们说：不，我们现在不能去援助他们，否则，我们和他们都会被消灭。当匈牙利革命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时，我们没有前去援助，因为我们面前有个主要敌人——人数众多的高尔察克军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分散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和匈牙利同志统统都要被消灭。因此，我们决定拯救世界革命的主力军——苏维埃俄国，而听任它的前沿工事——苏维埃匈牙利被攻破。不过，我要重申：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应当考虑到，德国的中坚是曼斯菲尔德工人，而不是柏林的中央委员会，所以要声援曼斯菲尔德工人。这个集体是无产阶级的核心。有人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德国革命过程中，党组织会一个接一个被破坏，那就很显然，即使让所有革命阶层投入斗争也是徒劳无益的。共产党应当战斗在最前列，而且事先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所以我要说，那些认为这也错了、那也错了的人，并没有指出党对赫尔辛格^①的挑衅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因而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言以对，他们想批评党，但又不从党的斗争中汲取教训。

^① 注：此处原印成“海尔辛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统统译为“赫尔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同志们！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活动。3月24日，我们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工。事后才知道，集合在我们旗帜下的人比我们所期望的要少得多，准确数字无法统计。右翼同志说是20万，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德国中部地区参加斗争的工人就不下20万，但问题不在于此。这是党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斗争，它需要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可是，党是怎样做的呢？它没有揭露所有那些称这个斗争为巴枯宁式盲动的人的诽谤，反而指责我们把极少数人夺取政权的斗争称作盲动，而实际上，我们为了保卫德国中部地区的无产者而高举斗争旗帜，并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阴谋家集团投入了斗争。它没有承认错误，没有承认对手段和目的估计不足——它完全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什么进攻理论。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先公开摆出几个事实。我们反对进攻理论，但必须指出，严格地说，我们并不知道除列维外，还有谁反对这个理论。我断定，在4月7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以后，蔡特金同志在她的批示中表明，她是主张进攻的。我身边就有这个批示，其中写着：“一个大党必须实行进攻。”蔡特金同志指责三月发动，认为它是盲动，但在理论上，她却支持进攻原则。不过，蔡特金同志的批评不可能把错误纠正过来，因为这个批评缺乏主要之点。蔡特金同志没有指出，当赫尔辛格在德国中部地区进行挑衅时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她把这个重大行动说成是盲动，但她同时又坚持进攻理论。这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她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提出进攻，这比三月发动走得更远。

　　为什么蔡特金同志偏偏认为我们应当进攻，而且还要在同苏维埃俄国联合的口号下进行？要知道，既然我们并不认为工人只是由于害怕反动势力（近一年来这种情绪有所表露）才跟着别人去斗争，那么，提出同苏维埃俄国结成邦交的口号来动员广大群众也是徒劳的（邦交所带来的良好结果，也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才能显露出来）。这种纯粹空想的念头必然引起我们对蔡特金同志的怀疑：虽然她坚持进攻观点，但她对三月事件却持否定态度，她关于进攻的言论完全是一种外交辞令，以此显示她对三月发动的一片诚心。这种怀疑的加剧还有以下一个原因，就是和蔡特金同志及赞同她的一伙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这伙人的头头，此人便是保尔·列维，他背叛了被外界称之为盲动的这个无产阶级斗争，而且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至理名言：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每一个局部行动都是盲动。我们曾反对1919年的局部行动，因为这个时期革命正走下坡路，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有可能成为诺斯克和资产阶级急于血腥镇压整个运动的导火线。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应当避免采取局部行动。在革命浪潮高涨时，无疑是需要局部行动的。虽然德国无产阶级做了认真的革命准备，但我们不能过于乐观，除非卡普盲动会再次发生，无产阶级将像社会民主党某书记和希法亭所推断的那样，在一天之内，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好积极行动的准备。”

　　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目前没有必要采取局部行动。如果革命路线开始发展……显然，目前并不存在革命形势。既然如此，那又怎么谈得上革命浪潮高涨呢？

　　列维继续写道：

　　“如果在德国再次掀起革命浪潮，那么和1918年情况一样，必然会爆发局部行动，不同之处仅在于德国无产阶级更加成熟，因而现在的行动将比以往显得更加严密、团结和强大。我们所说的‘局部’行动，仅仅指吸引德国某地、某个大城市或者某个工业区的无产者参加斗争，决不应当把全国或者国内某一地区共产党人的行动或罢工说成是局部行动。我们关于‘部分’、 ‘局部’的概念，总是从纵的，而不是从横的方面着眼的。”

　　作者在他的小册子结尾补充说：“假如挽救不了党（显然，只有列维能办到），那就意味着反革命将取胜，共产国际将垮台。假如革命爆发了，我们当然决不会反对局部行动。不过到那时，局部行动将意味着夺取一个个城市，比如，今天夺取哈雷，明天——法兰克福，后天——柏林等等。换句话说，局部行动将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必将忘记自己历史的全部教训，再次任由别人逐个击破。”

　　假如蔡特金同志一伙人在承认进攻的同时，向中央委员会展开斗争（不过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谢德曼分子为了同苏维埃俄国联合而宣布罢工的5月晴天里，那时列维就会说：“让革命来临吧！我们将首先载歌载舞以示庆贺。”），那么这种做法，同党内左翼在斗争高潮时提出的抽象的、不现实的进攻理论（把自己的错误逐渐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认定这种进攻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呢？首先因为这是对我们玩弄的军事概念。的确，我的党内战友并不认为我有拿破仑的才能，但这并不妨碍我有时抽空阅读一些军事书籍。由于我渴望了解进攻战方面的理论，我决定请教军事上真正的行家，而不是随便向一个德国预备役骑兵中尉讨教。我再一次阅读了克劳塞维茨书中关于进攻与防御的章节。在阅读时我发现，熟悉军事科学对制定政策大有裨益，反之，如果忽视环境的特殊性，那将后患无穷。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又是什么？是等待进攻。”他接着说：“从军事上脱，在对付进攻中，防御的强有力的手段是什么？防御时，我方可抓住所掌握的时机让敌人靠近。这样，在敌人进攻时，我方拥有向敌人发起突然反击的优势。”这里的相似之处何在？你们在政治防御中所抓住的比敌人掌握得更好的时机在哪儿呢？在敌人进攻时，你们能调动你们所掌握的千百万无产者（当然，他们不可能在夜幕掩护下转为攻势），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吗？所有这些都是玩弄类推法，并不合乎情理。但我们从克劳塞维茨那里能找到完全适于解决我们疑问的见解。他把防御称作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其根据是，通过防御，我们可以保卫我们的阵地。在阅读这些字句时，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和无产阶级历次伟大的战役。宪章运动者的斗争是什么斗争？它是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年轻的资本主义的一次自卫行动。那么，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70年代的大战役以及共产国际的诞生又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年轻的工人阶级在大陆上，即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土上进行抗争。19世纪近几十年来的大战役、大罢工以及大批工会的成立——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起来反对90年代末期更为强化的资本主义压迫。什么是社会革命？从它本身的发展看，它不外乎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起义。四年来，资本主义用欺骗手段强迫他们击打仗，让他们死在战场上。现在，它又用极其微薄的劳动报酬使他们陷入毁灭的绝境。如果我们能使整个工人阶级一致抱有同一的想法：“要么进行自卫，要么沦为奴隶”，那么，我们就会像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向敌人扑去。要知道，我们这个庞然大物若不进行突击，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进攻是党的职责，是在各种情况下都使用的主要斗争手段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是脱离实际的。同志们应当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怎样才能展开攻势？我们共产党在占少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组织群众性罢工？而举行群众性罢工的必要的前提是拥有广大群众。起义和决定性的战斗必须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因此，你们会看到，党本身的活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忽视独自采取攻势的机会。

　　如果像卡普时期那样敌人采取分散行动，而且其内部又彼此抗争，那么坚强有力的少数派就应利用这种情况所激发的普遍情绪，把群众吸引到决定性的冲击中来，推动他们前进，哪怕前进一步也好，从而在敌人阵营里打开一个缺口。再者，如果脱离工会的现象继续发生（这种现象刚刚出现，而且目前它只是一种消极的、不革命的征兆，不过，许多人脱离工会以后，成为完全无组织的人，这毕竟能表明他们不信任变节的领袖）。那么，想必会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那时，我们将得以率领因共同的贫困而团结起来的广大群众投入战斗，哪怕是领导他们去反对所有其余的组织。然而，无论如何，党有责任仔细研究和逐个检查各种斗争条件、斗争机会和斗争转机。在那些已有可能采取攻势的地方，党应当通过激励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来为进攻打下基础。我们决不应忽略这一点：只要我们站在群众前面一步，前卫部队和主力部队（国内战争的重炮）之间的距离就不至于拉得太远，我们也就不会由于孤军作战而被击溃。

　　同志们！从三月发动中可以吸取的重要教训有以下几点：（1）不要轻易地从宣传鼓动转为宣扬采取行动，就连那些卓越的共产党——群众性的政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们的本质）也不应当过于自信，因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显示出共产主义真金；只有到那时才能识别哪一个党员真正忠于党，哪一个党员善于斗争；只有到那时才能理解党内各种派别的真正含义。（2）党内的一切消极因素在斗争过程中易于暴露它们的机会主义本质，虽然它们算不上百分之百的中派机会主义，但也相去不远。蔡特金同志和马尔察思同志与列维有很大差别，因此，在中央委员会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时，我们对他们理应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执行委员会（除列维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等一等，待激烈的战斗气氛缓和以后，再与同志们商议并弄清问题所在。列维的行为本身比他的论据更能证明：他同党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他只会在党浴血奋战时向党投掷炸弹。要知道，最近的将来不会出现重犯这种错误的危险；如果只是列维本人相信他所写的关于党将长期失去生命力的论断，那么他可以同党和执行委员会进行商讨。如果连他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又为何这样写呢？列维说，在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指引下，队伍一个接着一个起来进行斗争，因而他把这整个运动称作巴枯宁式的盲动。显然，所有能用来中伤党的论据，都是他求之不得的。至于其余同志，虽然同列维意见一致，但却积极参加了斗争，这表明他们与党是有联系的。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是党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因为他们作为工会活动家，与群众保持着联系，所以他们起着“压舱物"的作用，在紧急关头能防止发生导致船舶及其船长遇难的事故。我们在作组织结论时，应当对德国党说：“我们在这里要查明错误，是为了避免今后重犯这种错误，是为了使你们今后能与同你们并肩战斗的所有人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

　　同志们！从三月事件中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有教益的结论。它表明，我们的下属机构还不适应斗争的需要。为战斗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军政组织，实际上徒有其名。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二是有些地方好歹建立了，但没有实际武装起来；三是纪律松弛。它们不仅不执行党的指示，而且还想迫使党听从它们摆布。从总体上说，党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总之，这一切都是严重而有教益的教训。

　　同志们！我们说，三月发动即使有其错误，但也是向前进了一步，这并不是对那种因我们的批评而感到内心痛苦的人所作的安慰，而只是由于我们深信，你们处于战斗的前夜，如果你们还没有学会斗争，还不懂得应当避免什么，那你们必将遭受更大的失败。因此，既然党表明了斗争的决心，并且团结了经过考验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我们认为，尽管它遭受了重大损失，尽管反对派大为夸大了这个损失，但它经受了这个斗争的锤炼，变得更加巩固了。如果它能利用它所取得的全部有益的教训，那它将比过去强大十倍。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们已经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把4月7日决议同提交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加以比较，便可看出觉醒的苗头了。德国代表团没有在原则上以其他提纲来反对我们的提纲，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巨大的然而还年轻的德国党决心从这个斗争中汲取应有的教训。这样一来，它在今后的斗争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也就是说，将引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结　论

　　我的报告即将结束，在收尾时，我想强调一下我的论点所产生的一些结论。

　　我在发言的开始曾声明，我完全同意其他同志和执行委员会关于我们面临重大战斗的看法。如果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中有关经济繁荣部分在这里会引起争论的话，那只能说明胆小的激进派不敢正视具体存在的事物。所以会发生争论，就是因为有人需要自我吹嘘和自我欺骗。他们说什么革命必将胜利，因为资本主义一天天在解体。他们不理解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资本主义正在解体，但解体不是直线进行的。革命在向前进，但它有起伏，甚至在这重大冲突时期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决不应着手改变方针，不敢行动。不能这样！我们应当准备应付我们采取行动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不支持那种要把宣传鼓动同实际行动对立起来的看法。好的革命宣传鼓动是采取行动的准备。由于我们面临伟大的战斗，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你们说：你们应当成为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大钟，而我们现在仅仅是一口小钟。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国际，那并非由于我们这个国际进行了很好的宣传鼓动，而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红军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和忍饥挨饿进行了很好的宣传鼓动，由于有这样一个斗争，由于俄国革命起到了共产国际大钟的作用。

　　我们各地的宣传鼓动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任何地方，它都没有打动广大群众的心。既然我们说我们面临伟大的战斗，那么我们就应当提醒自己：首先要竭尽全力接近群众；其次要认识到，由于我们不知道明天将遇到什么情况，也许明天我们要投入伟大的战斗，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革命是不能组织的。军队可以由人指挥，但革命却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向我们提出如下的任务：在政治上，向群众说明斗争的意义；在组织上，使无产阶级突击队，即它的先锋队紧密团结起来，以便使它能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奋勇前进，带领群众进行战斗。（热烈赞同声。）

　　行动的时代并不排斥必要的准备工作。有人说：我们先等一等，我们要和过去一样先进行宣传鼓动。我们要对这些人说：别等了，如果明天你们就能开始大规模的行动，那岂不更好。消极等待是组织工作的大敌，但是，不消极等待并不就是进攻，而是在任何情况下用情况所要求的手段去进行斗争。革命鼓动，这是斗争，是革命宣传，是非法组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军事训练，是党的锻炼，是示威和起义。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争取最大的成果。同志们！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向右转，说什么一方面反对机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却又大谈特谈好的“左”派所犯的错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好的“左”派并不站在我们左边，而所有那些随时准备战斗的人，才是共产国际的左翼。凡是用自己的机会主义理论阻碍左翼准备战斗的人，才是站在右边的。那些由于忽视现实的斗争条件和对准备的必要性估计不足，从而难以获胜的人，虽说不是机会主义者，但也不是革命者。

　　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国际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与右翼社会党人那种假的、叛卖性的社会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它用不着针对关于右倾的指控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这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实际已表明执行委员会的路线。这就是我们关于意大利党问题的决议，执行委员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半中派主义倾向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德国问题——开除列维的决议。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对阻碍我们斗争的一切右倾思潮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醒你们认真做好斗争的准备。我想起托洛茨基12年以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很好的文章，其中提到，急性病是机会主义和激进浮夸的共同基础。

　　机会主义想抛开长远的目标，而革命的激进主义则想超越一切障碍。如果从心理角度，而不是从社会角度来看，那急性病就是他们偏离正道的根源。我们对世界革命将不断向前发展深信不疑，我们相信我们将建立广大的群众性政党，因此，我们要提醒你们，不要要求今天就得到只有明天才能得到的东西。你们要先把今天的工作做好。你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并且也要使无产阶级做好战斗的准备。你们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引导它投入历史性的斗争。我们无须找战斗的借口，它会自行到来。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好，我们的战斗就会进行得越顺利。我们所犯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失败。无疑，我们在德国遭受了失败，我们必须纠正我们失策之处，而在这方面，三月发动的教训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战斗经验才这么说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提到，我们也经常号召大家不要过早地进行发动。不过，我们也经常坚决主张，只要时机一到，就要立即发动。

　　同志们！我们一致赞赏列宁在策略问题上的独到见解。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是俄国党的成员，而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才认识到，必须无保留地承认列宁在策略上的独到见解。就拿他的遭到反对的策略的事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向华沙进军来说吧！在党发现具有严重危险的地方，党就要格外谨慎行事，像骡子在悬崖上行走时一样。党一步一步地探着路走，因为当时它还很弱小。可是一旦它有希望获胜，它就要勇往直前，投入战斗。它向华沙进军是为了将革命推向前去。但这一回它被击败了。不过，这个失败对革命者来说却具有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胜利同样伟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于有灵活的策略而能像肠虫或橡皮球那样有伸缩的余地。党会犯错误，但它要随时谨慎从事。

　　同志们！如果说，“左”派同志犯了错误，尤其是在三月发动期间，那么我认为这种错误证明他们值得赞扬。他们表明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因此，尽管他们犯了种种错误，我们仍然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当然，争取胜利的行动要比单纯渴望胜利的心情高贵得多。所以，同志们，我们的策略方针是指望开展世界革命。我们在争取广大群众的过程中可找到通向世界革命的道路。我们要带领这些群众投入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战斗。如果我们每天（即使在解除战斗警报的情况下）都能鼓动这些群众，把他们聚集起来，如果我们每天都能注意发现各种潜力，并能从中发掘对事物有明确认识的革命力量，我们就能非常好地带领他们投入战斗。只要我们做到这点，我们的胜利就有保障。在西欧，夺取政权的斗争要比我们当时的情况困难得多。不过，假如我们遭受了失败，假如我们还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苦难时期，这就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从这种失败中学会如何去夺取胜利。如果说，我们能够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是由于我们拥有30年的革命经验，由于我们在1905年遭到过失败。历史使共产国际有可能缩短无产阶级的苦难历程。我们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哪一种力量能够挽救资本主义。我们要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我们只有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我们仅仅是喉舌和组织者，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置资本主义于死地，它将是一把给资本主义棺材钉上钉子的大锤。无产阶级，这是进步缓慢、不很灵活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他们千百次对自己的力量感到绝望，但他们仍然是我们可靠的基础，我们将依靠他们进行斗争并夺取胜利。（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主席克南：

　　我还要作几项重要通知。我们收到许多有关下一步议程和如何讨论策略问题及拉狄克同志的报告的建议。主席团将举行会议，讨论这些建设，然后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提出具体方案。我们下一次会议在明天上午11时召开，按议程安排将讨论拉狄克同志的报告。

　　（会议于4时20分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