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主席团接到许多同志的意见书，建议稍微加快代表大会的进程；工会代表们坚决要求大会早点开完，这样他们好接着举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认为，在讨论下几项议程时，要集中精力于主要问题。这是由于讨论第一项议程时，许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后不能这么办了。我们认为，今天开始讨论的策略问题，实际上用两次会议时间就可以讨论完毕。我们打算尽量做到这一点。当然，材料、建议和提纲要转交专题委员会审议。根据专题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也许再用半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审议完毕。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争取用两次会议时间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同志们！谁想发言，请报名。好，我们开始讨论策略问题。首先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赫姆佩尔同志发言，因为他的发言比较长。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听完拉狄克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所要遵循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同意拉狄克同志头几个结论，因为他在结论中认为，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势在必行。不过，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我们着手讨论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如何将斗争中的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立即产生了分歧。我打算简单地说说这些分歧，因为给我的发言时间很少。 我们先谈谈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以来这个时期的情况。通过对德国和奥地利革命以及这个时期一切革命斗争的观察，我们可以肯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以苏维埃形式出现的。有时是由无产阶级所建立，有时是由群众提出的组织形式。这一点，后来在意大利占领工厂时发生的较小革命冲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苏维埃，或者至少是苏维埃的组织形式。英国无产阶级在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成立了工厂委员会。（车间代表委员会真正掌握了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以后，德国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大小小的革命发动中产生了按苏维埃、按企业进行斗争的形式。这就是革命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考虑并且指出，既然这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的组织形式，那我们这些想要并应当领导这个革命的共产党人，就应当按照这种形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我们以共产主义工人党化表的身分表明我们这个想法，同时我们要指出，这个想法并不像拉狄克同志所想象的出自荷兰，出自哥尔特同志的脑海。这个想法出自我们从1918年起始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我们的工人不可能是大理论家。我们只有我们的斗争经验。我们认为，必须把那些真正希望同旧工人运动决裂的革命工人解放出来，因此，我们要支持那些新的革命形式。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旧工人运动的任务，或者说，回顾一下战前，即革命初期工人运动的任务，那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旧工人运动的任务，一是从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就是说成立政党，向议会和政府机关派出自己的代表，使我们的代表在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公开许可下来捍卫工人的利益。这是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履行了，在当时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那时，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应当关心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处境，应当极力开展斗争，一旦斗争无效，就要着手进行谈判。这一点，我不准备多说。这就是战前工人组织的任务。但是革命一开始，其他任务就相继提出来了。工人组织已不能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不能只限于此。它们不能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向议会派出代表；它们不能再乞求稍微改善一下工人阶级的处境。这是改良主义。在这方面，有人会对我们说：我们并不想这么做。我们相信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过，假如你们步旧工人运动的后尘，那你们就必然被引上这条道路，到那时，任何提纲对你们都无济于事了。这是经验之谈。旧工人运动有它自己的特殊组织，并非毫无道理。怎样才能在议会中有选派代表的权利呢？为此，不需要有革命战士，而只需要了解本国的生活情况，只需要会进行交涉的人、会提出报告的议员，仅此而已。在经济方面必须怎样做呢？要把工人联合起来，从联合的组织中挑选善于同企业主、同有组织的企业主打交道的工人代表。这些组织由领袖控制，群众绝对听从他们的摆布。他们募集款项，以便用于偶尔举行的罢工，再就是建立互助会。这种工会是工人阶级为了实现明确的目标，即为了顺应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的一种工具。如果共产党人认为，可以利用这个丝毫不能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可以在这种工人组织的帮助下进行革命，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而且免不了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经常看到，一切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工人组织，尽管它们讲的都是一些革命道理，但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个就都不中用了。这就是我们从以往的体验中所应汲取的严重教训。我们说，无产阶级不应忘记自己的目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应当为此目标建立专门的组织，事实上它也正是着手这么做的。最近在德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某个企业的工人提出了要求，而企业主拒不接受，那么，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推选他们所熟悉的人为本企业、本工厂的全权代表，只要一着手这样做，这些代表就必定反工会之道而行之。这是小规模冲突与罢工以及大规模战斗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教导。 可见，工人阶级不得不组织起来，而且它为了进行经济方面的革命斗争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说，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当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抛弃旧工人运动的错误路线。我们有自己的新路线，我们即将进行革命斗争，因此，我们说：革命的发展已经表明，工人一定要这样组织起来，一旦战斗发生，我们共产党人就要领导他们进行战斗。因此，共产党人应当帮助无产阶级按企业和工厂建立起目标非常明确的组织，这个目标就是把生产、生产力和工厂夺过来，并对它们实行领导。 同志们！我不能在谈论这个问题上耽误太多时间。共产党人的职责是正视现实，并且实际行动起来。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是由实现其斗争目标的组织及斗争任务决定的。必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目前要通过对一般经济状况，尤其是敌人营垒状况的研究来确定斗争的方法。敌人已在采取预防的对策。当然，他们老早就在这么做，只不过现在进一步加紧罢了。这些对策旨在：（1）保住他们的政权——国家政权；（2）维护他们对工业和给他们创造利润的经济统治地位。资本家不可能再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绝对不可能。但是，他们可以用牺牲其他部门的办法来巩固经济核心部门。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这种趋势。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密切注视这一动向，应当观察那些认准目标的资本家的企图今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对工人来说，这种趋势的明显后果是：在这些仍然富有生命力的企业里工作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将同企业，即同这个经济核心部门一起保存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核心部门，即这些托拉斯和超级托拉斯在各国已建立起国际联系，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如果一部分无产阶级在这些高度集中的企业里解决了工作和生计问题，那么，另一部分无产阶级必然要被赶到街头。在当前的制度下，这一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出卖劳动力的地方，他们注定要死亡。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分化，经济上的分化。那些留在企业里依然有工资收入的工人，最怕丢掉饭碗。而被赶出企业大门的工人，对那些仍然能够活下去的人十分仇视。这种分裂是资本和资产阶级报刊有意加以维持的。现在，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复苏的。 我们不要说，复苏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们要说，复苏只不过是短时的情况，而且它是建筑在饥饿待毙的无产者的尸体上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制定我们的战斗策略和确定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同无产阶级一起阻止他们实现这种企图：用毁掉一部分经济和饿死无产阶级的手段来巩固另一部分经济。这样做，工人阶级也许会遭到失败。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任何应战时机，用拉狄克同志的话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阻止资本主义实现它这样复苏经济的如意算盘。为达此目的，我们应当利用大批的、不断增加的失业群众和忍饥挨饿的无产者群众。我们应当把他们聚集起来，团结起来。但是，我们团结他们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推选议会代表或者通过决议。我们应当从他们的生活需求出发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建立苏维埃，使他们同苏维埃、同企业全权代表取得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就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实效的无产阶级联合组织，不断斗争的组织。发言、决议和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到的《公开信》，并不是可使革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行动纲领。唯一的行动纲领是不断进行斗争。 拉狄克同志谈到进攻和防御问题。早在今年年初，我们就目睹了德国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所有议会党和团体，都像资产阶级那样不遗余力地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无聊的表现是资本所需要的，因而无论如何应当加以制止。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利用所有企业中的一切冲突，促使冲突爆发并扩大；要分别地对各个资本家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各个企业之间要建立联系；要扩大和激化冲突。同志们！我们看到，德国中部事件就是这样酝酿成熟，并最终发展成为三月发动的。发动从袭击赫尔辛格开始，最后发展成为疾风暴雨式的战斗。这就是我们对进攻这个词义的理解，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进攻。可是，毫无准备地突然下达进攻命令，这种做法当然是荒谬的。 我还想谈谈去年8月20日红军驻守东普鲁士边境和华沙边境时我们的行动。这也属于进攻和防御问题。我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打算用几周时间，通过公开集会、向企业散发传单和宣传品，以及利用红军逼近边界所激发的情绪，一句话，就是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工作。针对军队及装备将从法国经过德国开往前方，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最终作出起义的决定。我们有计划地在各方面作了准备。8月19日晚和8月20日（我们现在才能公开谈论这件事，因为以前我们许多同志曾因此而坐牢），《红旗报》、《自由报》及各省报分别刊登了告无产者书：“德国无产着，请注意！各地旧密探、奸细及形形色色居心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制造一场惨酷的屠杀……”现在，我们公开承认，如果说，我们也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在这一天我们曾竭尽全力地企图制止必定在德国的主要地区爆发的发动。在许多地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因而有人才得以讥笑我们的同志在费里贝特和克屯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做法。 我们声明，任由别人讥笑，我们全不在意，共产党人在那种情况下是应当转入攻势的。对德国来说，这就是进攻，不过就国际范围而言，这不是进攻，而是同战斗中的俄国兄弟实现团结的一个普通行动，因为他们由于别人给敌人任意运送军用物资而陷入了困境。这一点是必须考虑到的。 下面谈谈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局部要求问题（《公开信》、生产监督等等）。拉狄克同志已经说明了局部要求可能包括的和不应包括的内容。工会和议会党所支持的《公开信》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机会主义性质。得到战斗的经济团体向革命政治团体支持的《公开信》包含着拉狄克同志和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未曾发现的东西。负责制定《公开信》中提出的斗争计划的行动委员会在哪里？我们当然不接受这个计划，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好汉，我们深信，归根结底还是要同政府交涉，计划上那一套统统是空话。我们赞同一切斗争，但事先必须充分考虑行动方式。决不能草率从事，必须做好革命准备。假如我们存在革命组织，假如斯巴迭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和第三国际最近两年来不是一再要求我们抛开工厂组织和工人委员会，而只利用工会，那我们是可以做好革命准备的。如果我们询问那些经常参加斗争的同志，他们会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会给我们指出唯一正确的斗争道路。可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从逻辑上发挥我的观点。 现在谈谈局部行动问题。我们声明，我们不反对局部行动，一切局部行动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一切以工人阶级的经济需求为出发点的斗争，都应当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德国、英国以及所有经历了40—50年资产阶级民主制统治的、尝够了它的极其危险后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正是这样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必须养成斗争的习惯。口号应当与局部行动的性质相一致。举例来说，如果某企业或者许多企业举行所谓总罢工（当然只波及无关紧要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提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因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口号应当切合实际，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争取实现。这些口号还要同运动的总方向一致。假加国内爆发了总起义，我们那时的口号就是：为实现我们的主要目的而奋斗。 现在谈谈三月发动。我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三月发动实际上造成的影响，这一点这里还没有谈到。三月发动本身并不是能够导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一次运动，这是目前一致的看法。我们也是这样认识的，但仍然有必要提出推翻政府的口号，否则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斗争。现在的社会制度只会使千百万无产者饿死，只会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逐渐死亡。因此，极端贫困的工人阶级除了推翻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的口号适用于德国中部地区，一般地说，也适用于国内其他地区。因此必须提出这个口号，这样才能首先给德国无产阶级指明摆脱贫困处境的唯一出路。请允许我举例说明，这里指的是1918年1月的德国。战争及其一切后果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在兵工厂和船坞工作的工人准备举行反对战争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反对饥饿和赤贫的暴动。他们处在总罢工前夕。结果如何？除少数几个人，其余广大工人群众和士兵无产者都不理解他们的做法。局面还没有打开。那么，全国如何响应这个斗争？关于这次罢工以及工人遭到残酷迫害的消息，一直传到了穷乡僻壤。当事态深入发展，直接威胁到军国主义化的经济以及所谓日耳曼帝国的存亡时，工人和士兵才按照1918年1月的预备战斗给他们的启示采取了行动。目前，我们在德国正经历类似的情况。1921年的三月战斗向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在德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宣传手段使一切角落和僻巷的平民百姓觉醒过来，我们不得不把这项任务交给资产阶级，当然，资产阶级是按它的需要来办的。它一贯戕害我们，辱骂我们是罪犯、恶棍等等，而无产阶级也常常跟着它一起辱骂我们。不过，到了紧要关头，无产阶级就又会回到它一度走过的道路上来。革命就是这样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必须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和现存国家制度的口号。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共产国际的重要教训，这比会上分散我们许多精力的种种琐事重要得多。 同志们！我还要就我想象中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说上几句。直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只有初步的想法。无产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但不是为了取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机构里的席位，不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确实不是，它应当为革命而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应当汲取俄国、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全部经验，以及这些国家一连串战斗的全部经验，并且根据这些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因此我说，共产党人应当立即建立一个可以吸收无产阶级参加的核心组织，在历史发展的推动下，无产阶级势必会走上斗争的道路。而这种组织形式便是按产业、按工业部门、按地区联合起来的工厂组织。目前，它们为数不多。（喊声：“它们越来越少了！”）目前这些组织主要是靠那保护旗帜的人来维持，而一旦斗争爆发，无产阶级势必加入这些组织，因为工会对斗争毫无促进作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第三国际的策略应当以此为指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前进。为了保持对所有这些阶级组织的领导，并经常给予支持，共产党必须执行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而不要按某些领袖的旨意行事。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坚强、团结的党的核心。每一个共产党员部应当成为能够担负任何重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以党的纲领和决议为行动指针，决不应惊慌失措。此外，他还要严守纪律。一旦违反纪律，就只有开除出党或给予其他任何一种处分，决不宽恕。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坚如磐石的、目的明确的、经受战斗锤炼的、不搞不正当交易的政党。只有我们投入斗争，彻底同旧工联主义传统及旧政党传统决裂，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及议会制决裂，我们才能成为这样的政党。共产党人应当踢开这一切绊脚石，不同资产阶级合作，拒绝充当资产阶级削弱和消耗革命能量的工具。共产党人必须抛弃一切不正当的做法，坚决走上从事革命活动的道路。我只能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简单指出共产国际所应遵循的方针，如果它愿承担自己那部分领导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从国际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我们不乏能够承担这一项任务的力量，不乏能够建立工人组织和革命国际的材科。我们看到，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都有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许会说，我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想就此问题说上几句。必领承认，多年来，工人阶级当中的革命分子是同情这些不懂得阶级斗争（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派别的。同志们！问题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策略依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况。德国及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旧方法，在当时是正确的，可是如今在总崩溃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直接斗争的方法。然而这些工人，即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缺乏组织斗争的经验，而且他们又不懂得团结工人阶级的真正方法。因此，共产党人应当过问这件事，使他们学会斗争，学会团结自己的力量和建立组织。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是坚决主张同一切资产阶级传统彻底决裂的。所有那些转到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营垒中去的工人，是在议会领袖叛变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一步骤的。你们要知道，议会制的错误给工人运动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现在必须迫使领袖们摆脱他们目前的处境，如果共产党人对此下不了决心，那他们就是胆小鬼。对共产党人来说，否定议会制和否定工会运动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仅仅是策略问题。我们持有这种观点就会发现，无论在美国，或者在西欧各国，都有一些坚持反对议会制和否认工会运动的庞大的工人组织。现在，问题在于，本次代表大会将作出什么决定。如果它继续走老路，那国际革命就有削弱的危险。如果它坚决同左派联合（他们的代表现在也在莫斯科，应当承认，他们也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那它就会以此为动力大大推动国际革命向前发展。采取什么对策，取决于代表大会。我们正是这样看待加入第三国际问题的。 主席克南： 继续讨论。下面由特拉奇尼同志发言。弗里斯兰同志请求将他的发言列入议程。 弗里斯兰： 同志们！我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建议延长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时间，以便说明许多代表团对拉狄克同志的提纲的修正意见。正如你们从《莫斯科报》上看到的那样，修正案是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代表团提出来的。目前同意这些修正案的，还有德意志-波希米亚代表团以及其他许多代表团。为了更便于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延长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时间。建议给他1小时。 主席克南： 特拉奇尼同志表示，30分钟就足够了，顶多用45分钟，他就可以大体上说明所提出的修正案。我认为，我们可以采纳这个建议。有没有异议？现在由特拉奇尼同志发言。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今天上午，全体代表都从《莫斯科报》上看到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代表团准备向大会提出的修正案。现在，我们接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通知，说它也同意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代表团的意见，并且愿意支持我们提出的修正案。 我现在声明，我们不想修改拉狄克同志昨天在他的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的提纲，至少不想改动提纲的总原则。我们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与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关于世界形势的提纲和报告的精神完全一致。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结束语中指出：拉狄克同志提出抗议，是由于他——托洛茨基同志离开了正题，转到讨论一些技术问题上去了，其实，他应当放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而给拉狄克同志提供充分研讨它们的机会。这件事证明，拉狄克同志的报告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之间的确存在内在联系，从第一个报告转到第二个报告，这并不能说明承认什么新原则，也不等于提出什么新建议。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包括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已经大体上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提纲。这说明，他们也大体上同意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他们既然已经表示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现在就不可能自相矛盾地反对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不过，我们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只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对它还要作许多修改。你们已经看到，这种修正几乎占了今天报纸的整整一个版面。但所有修改之处都符合我现在极力加以说明的总原则。至于个别一些修正，以后让别的同志来论述，他们比我更熟悉其他国家的情况，更熟悉对提纲可能有用的情况。 在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中，有一处谈到了各个国家的情况，以及各个政党内部发生的事件，而且从对情况的总述评出发提出了必须在这些政党和这些国家里执行的策略的结论性意见。我们认为，对“各个政党内部发生的事件”这一提法，要加以修改。就以意大利的情况为例，提纲中关于这方面的措词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敌人会从这些措词中找到攻击我们的论据。让我们看看第四点，上面写着：“塞拉蒂的政策一方面扩大了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扩大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群众把他们当作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领袖）的影响。它还使党内的反议会制倾向和激进浮夸的风气有所滋长。” 但是，我们深信，所谓意大利群众在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物色领导他们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领袖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根本没有自身的组织。当社会党的影响一落千丈的时候，无产阶级群众并没有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当中物色领导他们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领袖。当然，许多仇视共产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人会说：在第三国际谴责意大利社会党的时候，群众着手从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物色领袖。我知道，蔡特金同志曾在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本来就是工团主义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入了党。塞拉蒂在《前进报》上以及在他的讲话中也多次声明，在里窝那出现分裂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离开了社会党人，他们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第三国际和所有加入国际的政党不过是原来属于社会党而现在脱离了该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因此，社会党现在再也不想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留在自己的组织内。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群众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追随无政府主义者，要么追随改良派和中派。目前，改良派是一支相当大的组织力量。但我们完全相信各国群众必将跟着共产党走，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可以看到，那里的群众经历了紧接着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出现的混乱时期，也开始寻找自己重新组织起来的新核心，而他们认为，这个核心就是意大利共产党。 因此，我们建议，有关群众企图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当中物色领袖的词句，应作如下改动：“在积极行动的时刻，这些领袖的中派方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共产党错过完全掌握群众行动的领导权的时机，或者是中派或半中派在行动期间从背后袭击工人。” 当然，目前这种危险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在意大利有一个能够引导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共产党。我们应当提出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激进倾向这一原则性问题。 我们从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已经感到矛头指向“左”派，他们遭到激烈的反对和无情的攻击。当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分析法国共产党问题时，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当场起来发言，企图说明法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仍然十分严重，他列举了许多例子和事实来论证法国共产党没有坚持真正的革命立场。这时，我们看到许多同志挺身而出痛斥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我们并不认为应当采纳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法军进攻卢森堡时，法国共产党应当发动革命和以武力反对占领卢森堡。我们并不认为当法国政府于1919年招募新兵时，法国共产党应当提出“不要应征！要以武力抗拒前来抓法国青年的宪兵！”的口号。不过，我们也不认为，对所有“左”的倾向必须一律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中，对法国党内的“左”派的批评言辞过激，其实这样的派别，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喊声：“是的，言辞太激烈，而不是太温和了。”）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还要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反对右倾的斗争，即反对中派和半中派机会主义的斗争。 我们不要以为，把列维开除出第三国际和德国统一共产党、不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其中包括塞拉蒂）为共产国际成员，第三国际就能完全摆脱一切中派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我们反对中派和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刚刚开始。在第三国际以及属于第三国际的许多政党内，还存在着强大的中派势力，必须对这种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此外，在昨天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们通过的提案里，尤其是在关于执行委员会对待某些已加入第三国际，但还存在中派倾向的政党的态度的提案里，我们已经表态，这些中派倾向必须清除。我们所说的某些政党，是指那些当初由于群众要求，从而违背或者几乎违背领袖意志而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现在，这些领袖之所以加入第三国际，不过是由于群众一再坚决要求而已。不过，这些纯粹在群众压力下才加入第三国际的领袖，完全有可能违反群众的意愿，在第三国际内部重新推行中派主义或者改良主义政策。执行委员会应当密切注视这些政党领袖的动向，要千方百计地防止那些不仅危害各国革命运动，而且也危害整个第三国际的新的塞拉蒂和新的列维出现。所以我们认为，主要不是反对“左”的倾向，而是要坚决开展反对右倾的斗争，尤其是提纲中有关法共情况的段落所反映出来的右倾情绪。要从这些段落中删去一切批评“急躁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革命分子”所代表的倾向的过激言辞，换上纯粹是对“左”派分子提出劝告的相应条文。可以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注意防止这些“左”派分子“干蠢事”。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中已经提出来了。此外，还必须强调指出，法国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当注意扭转右的思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十分详细地论述了与右的思潮作斗争的问题。我们提出关于修改策略问题提纲的建议，只是想以此证明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执行委员会所说的话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料到拉狄克同志会反对我们的修正案，因为在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党问题时，他的发言不是针对“左”的，而是专门针对右的思潮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关于策略问题提纲的修正案中所强调的东西，恰恰同拉狄克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法国党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 当我们着手分析捷克斯洛伐克情况时，遇到另一个原则性问题。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里曾多次概括地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想着重谈谈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这关系到广大的群众性政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觉得，在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中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除了把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以外，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各国共产党致力于其他任何任务。就拿第一点来说，请看：“我们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这些策略问题，牵涉到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吸引到共产主义领域里来的方法，即为了即将到来的斗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把无产阶级的积极部分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始终认为，为了共产主义原则必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这种说法，会在党内及其他工人组织内引起误解。当然，必须竭力把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组织到共产党内来，必须努力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共产党组织。至于“争取群众”的提法，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从革命斗争出发，必须竭力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同情。关于为了共产主义必须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思想，在拉狄克同志的提纲中已经有了。我们从提纲法文本第9页第4段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党拥有35万党员。此外，德国党①拥有约6万党员。就是说，两个党合并之后，党员从数将超过40万。基于这种论断，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当前任务，就是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宣传把本国大多数工人争取过来，并且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认为，像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小国里的拥有40多万党员的共产党，当前还有其他任务，这就是把其余工人吸收到党内来。不能停止宣传，不要把所有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工人拒之门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党还要教育已经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40万工人，以及至今仍然受改良派和民主派领袖影响的那些工人，因为此等领袖向他们灌输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我们说，捷克斯洛伐克党当前的任务，不是单纯靠宣传来吸引工人群众，换句话说，它必须靠积极的行动来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谈我们对革命斗争及其性质的认识。 ① 注：指捷克境内苏台德区（德语区）党的组织。——译者注
这个革命斗争其实是整个或者几乎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并不认为，只有等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时候，才能进行革命行动。我们从多次观察和传闻中，发现俄国革命是在俄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少数派的情况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至于说要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组织到党里来，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吸引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参加革命斗争。当我读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时，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他断定只有把无产阶级的最大多数组织起来，才能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我们的看法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只有积极进行工作，才能把工人阶级吸引到党里来。只有到那时，这些目前仍属于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政党，即多数派政党的工人，用不着我们宣传就会相信共产主义原则好得很，就会脱离改良主义政党。我认为，在共产党公开参加战斗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它即将取得胜利以前，它只能由最积极的工人组成。 现在加入多数派和改良主义政党的工人，虽经我们宣传、劝说，其中多数人仍然不会加入共产党，他们留在党外，在党的外围，可以说是个非党人士的政党。俄国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现在，到了革命斗争胜利三年之后，非党工人才加入共产党，当然他们还缺乏入党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明确、坚定的信念。 这样一来，就不应当在提纲中断言，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共产主义原则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确地说，必须吸引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参加革命斗争，但不应指望这个大多数加入共产党，因为这样做会给改良派提供击败我们的武器。改良派经常说，如果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不加入共产党，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民主派的原则，他们想把它安在共产党头上。这个原则适用于改良派，但不能将它塞进提交共产国际的提纲里。 在关于德国党的任务和德国共产党对第三国际的态度那一段里，我们也发现这类提法。我读给大家听一听：“由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人群众合并而成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它现在已经成为群众性政党）当前的伟大任务是：扩大党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争取工会和摧毁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官僚势力。” 由此可见，德国统一共产党目前就具有扩大自己对广大群众的影响的任务了。不过，我们认为，像德国党这样拥有非常多信徒的政党，当前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德国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中率领这些群众前进。我们可以相信，德国革命运动并没有终止，三月发动失败以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将具有更大的规模。 这个群众斗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德国。我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返回意大利。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当时我发现，三月事件以后，革命胜利的希望渺茫，但德国党在意大利的影响和声望反而大大增强了。意大利工人一遇到我，就不停地打听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现在，我无法表达意大利同志对德国党的赞美心情，因为该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捍卫无产阶级进行了英勇战斗。三月事件以后，意大利工人对德国其产党的评价很高。他们满怀激情、坚信不疑地说，目前德国有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了。但在这以前，意大利工人并没有这种信心。托洛茨基同志摇头，看来他不相信我的话。（托洛茨基：“这不仅仅是针对您现在所说的话。”）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我可以说，我所说的完全反映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情绪。此外，三月发动对德国统一党具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反对改良派和机会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月事件应当使德国党学会在斗争期间运用纪律手段。我们经常讲纪律，但我们没有机会在斗争中运用纪律手段。德国同志在三月战斗期间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他们也能这么做，可是三月事件以前，他们没有这种可能，我们至今也没有这种可能。 拉狄克以及其他同志带着讥讽的口吻谈论进攻理论，选用的术语确实很不恰当。它出自军事术语。既然拉狄克同志用讥讽的语气谈论进攻的理论和实践（德国三月事件以后已经涌现出这方面的理论家），那他显然读过许多有关战术的著作。不过，“进攻理论”一词有它固定的含义，我们应当在这里把它弄清楚。我们坚信，这对革命斗争将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不仅不应当抛弃这个理论，而且还要努力弄清它的精神实质。 我们认为，“进攻理论”是指共产党转为更加积极的一种趋向。这是向共产党强调的一种积极的趋向，而这种趋向应当取代至今在第三国际几乎所有共产党内仍居统治地位的静止趋向。我们认为，我们是用“进攻理论”的公式来说明从消极时期过渡到积极时期，我们觉得，这个词只能这样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个词将像我所解释的那样来理解，那我们在关于策略的提纲里就不应当避而不谈同志们所鼓吹的进攻理论，而只应当修正他们的论点中言过其实之处了。 这就是我们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出的主要的、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不要对“左”派批评得太过火，而让右派在共产党内部、在第三国际内部安然无恙地继续活动。我们认为，在反“左”和反右上，必须更加有力地反对严重危害共产主义的右派。“左”倾的危害性只是在共产党充分发挥积极性时才会表现出来。 此外还必须强调指出，从革命斗争角度来看，各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将大多数工人群众联合在一起。关键仅在于共产党在斗争时刻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 我已经说过，我发言之后，其他同志将就提纲后一部分各点发表意见，我只限于我讲过的那两个问题。 列宁（俄国共产党）： 同志们！很遗憾，我必须克制自己，只进行自卫。（笑声。）我说很遗憾，是因为听了特拉奇尼同志的发言和看了三个代表团的修正案以后，我很想进攻。老实说，对于特拉奇尼和三个代表团所维护的观点，必须实行进攻。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必定要垮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青。我们不能满足于发言反对个别同志。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言论已经腻味透了。我们是有组织的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设法找到正确的路线。自然，我们的提纲是一种妥协，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已经是第三次举行代表大会并已制定出一定的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中间，实行妥协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我们这个由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是经过极其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是经过长时间斟酌并同各个代表团磋商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要确立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现在，当我们不仅正式谴责了真正的中派而且还把他们开除出党以后，这个提纲就更需要。事实就是这样。我应当捍卫这个提纲。既然现在特拉奇尼出来说，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反中派的斗争，接着又讲到打算怎样进行斗争，那么我就要说，如果这些修正意见表示的是某种倾向，那就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共产主义，就没有共产国际了。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竟没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笑声。）你们且听一听特拉奇尼所维护的东西和修正案所说的话吧！修正案一开头就说：“第1页第1栏第19行‘……大多数’应予删去。”大多数！这太危险了！（笑声。）接下去说，应该用“目的” 一词来代替“基本原则”一词。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说目的，那是连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平生接触过、交谈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多，但毕竟见过不少。在目的问题上，我同他们有时可以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从来谈不到一块。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过渡时期使用国家强制手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提出这个建议的同志们搞错了。 第二，修正案提出“‘大多数’一词应予删去”。请大家把整句话看一下： “在很多国家内，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尖锐化，很多群众性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党都还没有在真正的革命斗争中掌握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实际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重新研究策略问题的。”
可是他们想把“大多数”一词删去。我真不明白，假如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商量不好，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一起工作，怎么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呢？难怪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了。请告诉我哪一个党现在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特拉奇尼连想都没有想举个什么例子。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根本不存在。 总之，应当用“目的”一词代替“原则”，而“大多数”一词应当删去。真是不胜感激！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甚至德国党这个最优秀的党之一也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事实。我们面临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并不害怕说出这个真实情况，可是这里有三个代表团却想一开始就说假话，因为，代表大会假如删去“大多数”一词，那就表示代表大会喜欢假话。这是明摆着的事。 接下去有这样一个修正：“第4页第1栏第10行，《公开信》等字‘应予删去’。”今天我已经听到一个有同样看法的发言。那个发言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发言的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赫姆佩尔同志。他说：“《公开信》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动。”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现在特拉奇尼同志又以三个代表团的名义出来说话，想要删去《公开信》一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斗争呢？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 特拉奇尼说，虽然俄国党很小，但我们还是在俄国胜利了。他不满意提纲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讲。这里有27条修正意见。如果我要对这些修正意见一一加以批判，那我就得像某些演说家那样至少讲三个钟头……会上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30—40万党员，必须争取多数，形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并继续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特拉奇尼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他说：既然党已经有40万工人，那我们正要求什么呢？删去！（笑声。）他害怕“群众”这个词，想把它去掉。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 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喊声：“对！”）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难道现在军队的大多数在你们一边？请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全场微动。） 我虽然处在防御地位（笑声），但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应当说，我讲话的目的和原则是捍卫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案和提纲。如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动，那自然是迂腐。我曾看过不少决议，我很清楚其中的每一行都可以作很好的修改。但这是咬文嚼字。如果说现在我还是宣布在政治方面一个字都不能改动，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修改都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质，会把人引入歧途，给共产国际带来危害。因此，我，我们大家，俄国代表团，应当坚持决不改动提纲一个字。我们不但谴责了我们的右派分子，而且把他们赶走了。但是，如果像特拉奇尼那样把反右派的斗争当儿戏，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够啦！否则太危险了！” 特拉奇尼为进攻斗争的理论辩护。赫赫有名的修正案阐述这个问题的篇幅长达两三页。我们没有必要去念它。我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特拉奇尼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他搬出“活跃的趋向”和“从消极转向积极”这些理由来为进攻理论辩护。我们在俄国同中派作斗争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还在15年前，我们就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我们不但战胜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战胜了半无政府主义者。 假如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权不用说三年半，恐怕连三个半星期也保不住，更不可能在这里召开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了。“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这都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用来反对我们的货色。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牢里，在那里捍卫“共产主义的目的”，幻想着“从消极转向积极”。（笑声。）像修正案那样进行论证是不行的，因为那里面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难道在我们的提纲里笼统地阐发过革命进攻理论吗？难道拉狄克或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干过这种蠢事吗？我们在谈进攻理论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时期说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还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就有人怀疑过革命政党是否需要进攻。如果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怀疑这一点，我们就同他斗争，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政党的辩证法一窍不通。难道党可以泛泛地争论是否容许进行革命的进攻吗？在我们这里要找到这样的例子，就要回顾一下15年前的事。只要有否认进攻理论的中派分子或伪装起来的中间分子，就必须立刻把他开除出党。这个问题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但是现在，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三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争论“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的问题，真是太可耻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同我们一起制定这个提纲的拉狄克同志没有分歧。在德国，在真正的进攻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开始谈论革命进攻的理论，也许不完全正确。但三月行动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领导者犯了错误，但这无关紧要。几十万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斗争。然而，不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怎样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我们仍然要重复拉狄克同志在一篇用俄文写的文章中关于赫尔茨所说的话。假如有人英勇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即使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是，假如有几十万人同社会主义叛徒的卑鄙挑衅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对于自己的错误采取批评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在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斗争过去之后，假如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斗争，像列维那样，那就应当把他开除出去。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应当从这里吸取教训：难道我们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吗？（拉狄克：“我们连防御的准备也没有做好。”）是的，当时进攻还只是报纸文章谈论的事。把这种理论应用到1921年德国的三月发动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意识到；但从原则上说，革命进攻理论绝不是错误的。 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已经为我们的革命做好了准备。这是首要的条件。当时我们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了，而我们的口号是：立即媾和，无论如何要媾和。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有反对大地主的革命情绪。拥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社会革命党人在1917年11月还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党。他们曾要求采取革命手段，但是他们也跟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真正英雄们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行动。1917年8、9月间我们曾说：“在理论上，我们和过去一样，仍然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准备采纳他们的纲领，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曾在1917年11月即在我们胜利以后反对过我们并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选进立宪会议的农民，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虽然不像我过去所错误地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争取过来，但不管怎样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争取过来了。差别并不很大。请告诉我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你们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把那里的大多数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也许是意大利吧？（笑声。）有人说，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党，我们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这样说只能证明他不理解俄国革命，也根本不懂得应当怎样准备革命。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如果我们没有在各个方面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在俄国称为孟什维克的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实行清算的话，那我们就连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都不懂。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真正革命的党，同孟什维克决裂。但这只是预备班。我们现在已经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可是特拉奇尼同志却还在弹老调，说预备班的任务是清洗、追查和揭露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真是不胜感激！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得很够了。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说过中派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不但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站在我们一边（在1917年选举时，绝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而反对孟什维克），而且因为有一半军队在我们夺得政权以后马上转到了我们方面来，十分之九的农民群众在几星期之内也转到了我们这一边。我们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而不是我们的土地纲领，并且真正实现了这个纲领。我们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这就是我们取胜这样容易的原因。难道你们在西欧能幻想这样的事吗？太可笑了！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请你们对比一下具体的经济条件吧！尽管大多数那样迅速地转到了我们一边，我们在胜利以后碰到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的目的，而且没有忘记我们的原则，没有容许那些只谈目的、只谈“活跃的趋向”和“从消极转向积极”而不谈原则的人留在我们党内。也许有人会责备我们竟把这些先生关在监狱里。但是，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专政。我们必须为实行专政做准备，而要做准备就得同这种空话、同这种修正案进行斗争。（笑声。）在我们的提纲里处处提到群众。但是，同志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群众。左派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滥用了这个词。而特拉奇尼同志和所有在修正案上签字的同志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群众”这个词。 我已经讲得太久了。因此，我想只就“群众”这个概念再讲几句。“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斗争初期，只要有几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了。假如党不仅能够使自己的党员投入斗争，而且能够使非党员也动起来，那就已经是争取群众的开始。在我们历次革命中，有过几千个工人就可以说是群众的情况。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在我们同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上，你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城市里，几千个工人就能使运动具有明显的群众性。如果几千个从未听说过政治、过着庸碌而又艰难的生活的非党工人开始采取革命行动，那么群众就已经在你们面前了。如果运动不断扩大和增强，那就会逐渐发展成真正的革命。在1905年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你们以后也会领悟到这一点的。当革命的准备已经很充分时，“群众”这个概念就不同了，这时，几千个工人已经不能说是群众了。这个词开始具有别的含义。群众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它指的是大多数，并且不单单是工人的大多数，而且是所有被剥削者的大多数，革命者只能作这种理解，其他任何含义都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一个小党，比如英国党或美国党，在认真研究了政治发展进程，熟悉了非党群众的生活和习惯之后，就能在有利时机掀起革命运动（拉狄克同志指出的矿工罢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这样的党能在这样的时机提出自己的口号，并使几百万工人跟着自己走，那么，群众运动就在你们的面前了。我决不否认，一个很小的党也能发动革命并把它进行到胜利结束。但是应当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此，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有的同志却出来声明：要立刻放弃争取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必须向这些同志宣战。要是没有扎实的准备，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取得胜利。即使一个很小的党也能领导群众跟自己走。在某些时候并不需要有大的组织。 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绝对的多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保持政权，不仅需要工人阶级（这里说的“工人阶级”，是西欧讲的那种，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你们想到过这一点没有？我们在特拉奇尼的发言中能不能找到即使是这种思想的一点点痕迹呢？他的发言只谈“活跃的趋向”、“从消极转向积极”。他有没有提到粮食问题呢？哪怕是一个字也罢？可是工人要求有吃的，虽然他们很能吃苦、挨饿，——我们在俄国多多少少看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做好了这件准备工作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再说一遍：我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我们的提纲，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们不但谴责了中派，而且还把他们驱逐出党了。现在我们应当来反对我们认为同样危险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十分礼貌地向同志们说明真情（这一点在我们的提纲里是说得客气而委婉的），做到不伤害任何人。我们必须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讨伐中派更重要的另一些问题。对付中派这件事我们做得够多了，已经有点腻味了。现在同志们应当学会怎样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德国工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那里，几十万无产者英勇地进行了战斗。谁反对这场斗争，就应当把他立刻开除出去。但是这样做了以后，不应该海阔天空地清谈，而应该立即开始学习，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怎样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掩饰我们的错误。谁怕这样做，谁就不是革命者。相反，假如我们公开对工人说，“是的，我们犯了错误”，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不会重犯这种错误，我们一定会更好地选择时机。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按《到宁全集》中文第2第42卷第27-37页译文刊印——编者注） 主席克南： 请米哈拉克同志发言。 米哈拉克（波兰共产党）： 同志们！其实，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它的提纲中已经作出有关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决定，似乎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些问题和就此作出决议了。不过，看来（这再次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真理，即仅靠提纲不可能建立政党，不可能形成运动和革命行动），即使凭借像样的提纲，行动也未必会成功，如果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考验，即使有非常好的提纲，也许实际上也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因此，我们现在所争论的，就是群众性政党的作用（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讨论了许多次，并且就此作出明确的决议）,以及基本提纲、策略、革命者（议会议员）的行为和纪律等问题。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三月发动问题的要点和意义。问题在于，这个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说明，真正运用起提纲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证明，文件上写的一切东西，首先要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过程中去掌握。 同志们！首先我讲几点个人的、纯粹个人的看法。几天以前，拉狄克同志在发言中责备蔡特金同志不该讲革命进攻问题，以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该提出进攻必要性的理论，当时我就喊道：“这风牛马不相及！”由于拉狄克同志昨天再次企图证明蔡特金同志具有这种进攻理论，那我就不妨就此问题说上几句。 首先，我坦率地说（请拉狄克同志原谅我），这简直是吹毛求疵。如果你们读读提纲，读读三月发动以后蔡特金同志的第一个批语，那么，关于进攻问题，你们在那里会找到什么呢？你们在那里找到的无非是拉狄克同志和我们大家想说的话，只不过语气变得更加肯定和果断罢了。 蔡特金同志在提纲里谈到发动前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不过，她经常使用“进攻”的字眼，而不是“发动”。看来，这给人的印象是，蔡特金在用词上作了让步。她甚至谈到局部进攻问题，即我们所争论的局部行动问题。此外，同志们，在拉狄克同志和几位德国同志共同制定的提纲草案中，谈到准备进攻的必要性，而后来就只谈行动问题了。最后，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冲击也好，进击也好，它和进攻到底有什么不同？我没有熟读德国军事家的著作，不过我想起，就连考茨基也企图赋予战略这个术语以含糊不清的意义。远在战争爆发以前，他与罗莎·卢森堡以及拉狄克同时写了消耗战略问题。这个出自军事辞典的字眼，对于讨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确实毫无用处。 其次，请允许我再谈一个问题。对每一个批评、打击都提心吊胆的德国同志，居然心甘情愿让别人接二连三地攻击蔡特金同志。（会场哗然。）同志们！我还想谈谈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在德国代表团里，年轻人的举止有时像老太婆，只有克拉拉·蔡特金像个男子汉。（笑声和喊声：“您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一点。”）是的，同志们！这里的问题不在“进攻”或者“防御"的字眼上。德语中有个很妙的格言：自卫的最好方法是先发制人。我们的提纲里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先发制人的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三月发动是战斗，是手执武器的发动，而在发动期间，有些领袖对策略方法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不过，同志们，我这里指的是反对派。巴黎公社是由一些对策略的认识非常幼稚、比我们的德国同志还要幼稚得多的人来领导，这一点无人不知。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可是，他们的斗争结束以后，马克思却赞扬了巴黎公社、它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战斗。现在，我想起1905年莫斯科工人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起义。工人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于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说，他们干了蠢事，因为不应当拿起武器。然而，列宁却反驳道：“这好得很！我们应当为这个无望的战斗感到自豪，要估计到它对俄国劳动群众产生的历史影响。” 那么，我们面前首先有巴黎公社的范例，由于它遭受的损失惊人，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很消沉。（会场哗然，有人表示抗议。）不过，它仍然受到称赞。1905年俄国工人的十二月斗争，也是这种情况。每一个共产党人对三月事件同样应持这种态度。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议论得够多的了。我认为，主要错误在于发动怕准备工作做得很糟糕。发动时机选择不当。依我看，主要错误正在于，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领导人根本不了解发动期间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会场哗然。）这个重大错误不同于其余错误，应当着重讨论。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我们听到对这些错误的批评，但遗憾的是，长时间以来我们所听到的，仅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批评。我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的严重错误是，她不认识这一点。列维的批评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把本来不应当公开的事情向全社会透露了。仅凭他这个行为就应当把他绞死，至少也得将他开除出党。拉狄克和列宁说，关键在于对党的态度。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他把确实是秘密谈话的内容传出去了。此举并非偶然。 他在他的批评中仅仅是根据列宁同志的小册子《布尔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说了一遍毫无意义的话。他一不向党指明革命道路，二不给它指出当前的任务，他不会分析革命形势，只知抓住这件卑劣的武器：把他所听到的东西统统抖落出来。凭这一点可以说，党犯了大错误，它自己不去批判性地分析革命，而是坐等机会主义者出版关于革命的小册子。（会场哗然。）现在，我本想宣读波兰代表团的声明，不过眼下我还要说一点，就是我认为代表大会的情绪不该如此。许多同志似乎认为，列宁批评“左”派用了3刻钟时间，可是批评右派只用了1刻钟。 从这种印象出发，许多同志认定，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采取了右倾方针。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别国同志不熟悉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往的斗争情况，要不然，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党是在既反“左”、又反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后退，而是在新情况下和为着新的目的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道路前进。方向没有改变，因而这里并不存在后退。当我从会议记录中看到列宁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时，我马上意识到，只有尽快地发表这个讲话，才能尽早消除我们同志的错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主要目的是提防“左”倾，这一点在俄国已经做到了，后来又提到反右，两者并不矛盾。同志们！列宁表示反对修改提纲原文。波兰代表团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委托我宣读如下声明：“总而言之，波兰代表团赞成三个代表团提出的补充意见，并且保留向专题委员会提出这一类的其他建议的权利。”（笑声和喊声：“你们说的似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沃甘（英国共产党）： 同志们！关于拉狄克同志在报告和提纲中提出的批评，我首先想指出，第三国际下属任何政党都不像英国代表团那样重视批评。不过，我们主张党的批评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批评应当对党有利，使党能从中汲取不仅对它本身、而且对整个国际运动都极其宝贵的教训。二是拉狄克同志在着手批评某个政党之前，应当力求对该党的行动有个比较确切的了解。拉狄克同志发言时引用了英国共产主义报纸。他指责报纸在“三业同盟”罢工和矿工罢工期间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然，拉狄克同志没有读过《共产党人》报上的文章，否则他不会看不到这个党的机关报对英国事件作了十分正确的估价。我看过这个报纸，因此我知道，不仅在矿工斗争期间，而且早在罢工开始以前，它就向全体英国工人发出了有关号召。早在3月5日，报纸就提醒工人注意企业主企图降低工资。报纸的文章指出，企业主向矿工开刀仅仅是他们向英国整个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第一步。报纸继续向工人阐明即将进行的斗争的意义。罢工爆发时，它向他们提出“注视自己领袖的动向”的口号。这个号召响彻整个英国，促使矿工注意自己领袖的动向，帮助他们在与政府和矿主屡次发生冲突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类似性质的文章报纸还发表了许多篇。《共产党人》报向工人论证，他们必须控制矿井的管理权，不然的话，矿主就会剥夺他们的工资。报纸指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斗争中，矿工必须采取足以唤醒英国群众起来行动的措施。矿工罢工期间，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对矿工进行了工作。共产党人通过他们的机关报领导罢工，并尽一切可能帮助矿工。在全英国范围内提出的“注视领袖的动向”的口号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才断言，拉狄克同志毫不留情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拉狄克同志企图使代表大会相信，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在矿工声势浩大的斗争中所负的责任认识不足。我想向拉狄克同志指出，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责任有清楚的认识，并且高度重视矿工的斗争。当时，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关于说服英国工人声援矿工罢工的最好方法问题。所有党员，上至领导成员，下至宣传员，都全力以赴地支持矿工罢工。此外，执行委员会还指示各个支部及所属一切组织在它们所在的地区成立声援罢工者委员会。凡是已经成立这种委员会的地区，共产党员必须听从它们的指挥。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所做的远不止此。它努力寻求使英国整个工人阶级同矿工团结起来的方法，并且利用革命形势以争取更好的效果。 拉狄克同志指责我们，作为一个政党似乎没有公开、坚决地站出来说话，而是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推到矿工委员会头上。英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如果拉狄克同志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历史，那他应当知道，这个运动在我国有着强有力的传统。他应当知道，如果共产党企图把矿工（总数超过125万）联合到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去，对他们施加影响，给他们出谋划策，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 我们刚一认识到在英国我们只能利用我们可能采取的有效的宣传手段，我们便建议我们的党员（他们同时也是各个工会的会员）敦促他们的工会帮助英国工人群众做好迎接即将到来的总罢工的思想准备。我们曾利用工人委员会，因为我们知道，工会会员多半听从他们所在的工业部门的工人的意见，而不是英国共产党的声明。这样一来，结果如何呢？其结果是拉狄克同志所想象不到的。工人委员会在我们的领导下，遵照我们的指示和命令采取了攻势，在英国矿工和其他工人当中收到了从未有过的成效①。我们起到了促使千百万工人认清必须联合起来、宣布总罢工以显示全体工人同矿工团结一致的作用。我们在运输工人和各个工人集体当中散发了传单。我们向各采煤区、工业城市以及所有能前往的地方派出宣传员，以便号召工人支持声势浩大的矿工斗争。 ① 注：原译“在矿工反英国其他工人当中收到从未有过的成效”疑有排印错误，现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改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这就是英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接照拉狄克同志的看法，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做了，而且从拉狄克同志的批评中恰恰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他当时在英国，他也会建议这样做的。这是从他在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推断出来的，他在报告中声称，我们只应当重视现在，而不应当展望渺茫的、遥远的未来。我们曾帮助英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并且竭力争取实现所期望的斗争结局——革命。 这就是我们在英国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报告的结尾——他在其中谈到了必须实行的措施——是合乎情理的，不过我声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正确的策略。 我不敢断言，英国共产党没有犯任何错误，它尽善尽美，我们已经利用了一切时机。可是，无论如何，拉狄克同志指责我们错过一切时机的批评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面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英国共产党感到自己毫无过错，因为它为创造革命条件尽了一切努力。 （会议于下午5时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