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讨论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主席克南： 宣布开会。第一位报名发言的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黑克尔特同志。为详细而全面地了解三月发动的情况，主席团同意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要求，将发言时间延长半小时。我们相信大家不会反对。既然没有人反对，现在就请黑克尔特同志发言。 黑克尔特： 同志们！在说明我们在三月发动时期所采取的方针之前，首先我要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对波兰代表团的，第二点意见是对列宁同志的。米哈拉克同志代表波兰代表团表示，应该把德国代表团训斥一顿。他还说，当有人训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像老太婆那样百依百顺。然后，他谈到我们所犯的错误。德国代表团任何人也听不懂他要说什么，但是，米哈拉克同志如此反对我们提出的修正案，这倒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波兰代表团的同志曾向我们表示，他们同意我们的提案。不仅如此，米哈拉克同志本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也表示，波兰代表团同意我们提出的修正案。咄咄怪事。一个人发言本来是攻击别国代表团，可是到头来，搬起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而且也砸了自己代表团的脚。 现在谈谈对列宁同志的意见。列宁批评我们提出的修正案，但是我们认为他操之过急了。他所指责的某些东西，在我们的提案中拫本不存在。除非列宁同志没有仔细看过我们的提案，要不就是别有用心，否则他不会这样说。（喧哗声和叫喊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例如，他批评我们主张从提纲中删去《公开信》三个字。假如列宁同志仔细看过提纲中的这一段，那么他会同意删去这三个字，因为提纲中说，正因为有了这封《公开信》，德国共产党才成为群众性政党；提纲还说，这封信是在1919年公布的。其实，在1919年根本就没有《公开信，而且共产党是12月15日在柏林举行的联席代表大会上才成为群众性政党的。《公开信》是今年2月写的。可见，这封《公开信》我们是在成为群众性政党两个月之后才写的。因此，提纲中的这一段，引证《公开信》，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提纲中另有一处也提到《公开信》，但是我们同意保留，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公开信》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因此，列宁同志批评我们的论据也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你们对论据未免太轻视了吧！”）我对论据丝毫也不轻视……。列宁同志还批评我们要在提纲第2页中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几个字删去，认为我们居心不良。其实，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改为“工人阶级”，其含义反而更广泛，所以我认为列宁的批评是无的放矢。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列宁同志就最初的修正案中关于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或“目标”这句话所作的批评是相当有道理的。拉狄克同志昨天向我们表示，可以采用“目标”二字，但我跟列宁同志一样，倾向于保留“原则”二字。共产主义的原则包括目标，况且列宁同志的论据看来也是正确的，因为别国也习惯于这种提法。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或一门科学，它还是一种运动，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运动，以建立明确的社会制度。可见，它表示斗争的方法，这也就体现出共产主义的原则。因此，我认为保留“原则”二字更为适宜，不必改成“目标”。 其次，谈谈“争取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的同志认为，“大多数”的提法不妥，容易使人理解为争取大多数工人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加入组织，而这恰恰等于助长共产国际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势力，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总嫌组织还不够强大，所以惧怕一切运动。从特拉奇尼同志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恰恰就是这样理解的。他非常明确地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不是要进一步扩大组织，而是设法使40万已加入组织的工人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发挥积极性，而不是仅仅在那里组织群众。 如果上述一切都成立的话，那我真不知道列宁同志究竟要批评我们什么。我看他多半是故弄玄虚。我不能不认为，他言犹未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而不仅仅德国代表团，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列宁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如能作出某种解释，那就再好不过了。如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就将感到万分满意，因为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党大智大勇，我们真的要拜师求教。我们有证据表明，我们从我们党的历史中，从我们参加过的革命运动中学会了一些东西。因此，我们也想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这是对我们队伍中机会主义分子的最有力的批判。 同志们！现在的共产党刚刚在德国诞生不久，即在去年十二月事件发生时才诞生。全体工人即现已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全体工人，不是在斗争中，而是在一种婚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假如他们是在斗争中联合的，那他们就能识别哪个理论是错的，哪个理论是对的。在哈雷，我们同独立社会党①的领导同志就统一党应该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达成了协议。由于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战斗，所以这与其说是考验同志们的革命力量和勇敢精神，不如说是单纯把组织联合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在两党合并时，原来留在党内的成员不会继续留在党内，一有战斗考验，力量的部署就要发生变化。果然，在三月战斗的日子里，力量部署变了。既然这是事实，那么批评——严厉批评——党员数量减少了，就没有根据了。假如同志们这样说：工人在加入这个或那个组织的时候并不了解我们党是一个严肃的战斗的党，那他们就对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无须向俄国同志进行辩解。列宁同志已经替我们作了最精采的辩解，他说：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战斗的时候，谁反对他们，谁就是犯罪，列维就是一个。一年来，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它是现在的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倒霉又倒霉。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内也掀起了―股革命的浪潮，那些热衷于冒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一大批共产主义无产者因不了解分裂的用意和明确的共产主义号召，也跟着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一起离开了党。接着，卡普叛乱开始了。这次叛乱弄得我们措手不及。在无数次会议上，我们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争论不休，致使其余无产阶级对于我们所讲的话不屑一顾。 ① 独立社会党，又称独立党，全称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译者注
在卡普叛乱期间，我们党所发挥的作用不十分成功，尽管说起来，这多半是中央委员会和首都的过错，而决不是地方的过错。在地方，同志们作战十分英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拉狄克同志说了一句话：“一个在关键时刻不能立即提出明确口号的党是没有能力进行战斗的。”这句话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严重的纷争，所以，我承认同志们批评我们表现得很差，是完全有道理的。列宁同志好像就是在那时指出，由于我们的错误，革命的胜利被断送了。 这样说，恐怕是说得太重了。但至少是，这个批评有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同志们，卡普叛乱并不能证明我们党有必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因为党内总有人认力，只要是对付敌人，就意味着碰壁，意味着冒险。这些人的头子就是列维同志。我没有必要提供证据，大家只要回忆一下列维论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策略的文章，以及他对慕尼黑运动的批评，也就够了。这样，一种因循守旧的心理就在我们党内和斯巴达克联盟中占了上风。独立社会党左派的革命无产者纷纷向我们靠拢，但是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理智，也不是因为认清了革命时代的运动规律，而是凭一时的冲动，如同一个晴雨表，只见这种冲动忽上忽下。当俄国兵临华沙的时候，德国独立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那时，在德国城乡和街头巷尾，工人纷纷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发动革命，俄国人攻克华沙并进军柏林已经指日可待了。说这种话的人都不是出于内在的信念和渴望进行革命斗争的加入第三国际的人。他们寄希望于外来的力量来解放他们。后来，大退却开始了，人们也就随之清醒过来了。在德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达到顶点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独立社会党左派尽管人数很多，但他们没有从党的机构中得到任何东西。这一点很快就看出来了。加入统一共产党的人，比我们的同志原来预计的要少得多。我们刚刚联合起来，刚刚说出我们的意见——即广大群众既已加入我们这一边，我们的责任就无比加重了——德国电气工人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在这个运动期间，我们党明显地摇摆不定。党下不了决心，不能使这个运动变成一场普遍的运动。为此，我们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斥责，它认为，我们本应更广泛和更有力地利用这次运动。但是那时，我们党还积极不起来。党内正经历一场斗争：一派主张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另一派则表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只要回忆一下，卡普叛乱期间，保尔·列维同志在柏林军事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词，也就足够了。他说，在今后两三年内休想开展革命运动。工会官僚对我们的进攻，使我们遭受到极大的压力，同志们失去了主动精神。 后来，又遇到意大利问题。说到这里，我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因为拉狄克同志问道：新的中央委员会，即清除右派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在五名中央委员退出中央委员会之后，一直到3月17日以前这三周内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凡是留心阅读《红旗》上的文章，注意我们的文告，密切注视会议的人都知道，意大利问题并没有因为有五位同志退出中央委员会而了结。我们党在内部经受了一次很大的震动，我们在很多会议上与同志们反复辩论，反复证明克拉拉·蔡特金、列维、多伊米希和布拉斯是错误的，有许多同志对于我所说的话报以嘲笑。这就是我们党的情况。党内不团结。中央委员会在群众中还没有坚实的基础。 不久，事态又进一步扩大了：上西里西亚举行公民投票，这次公民投票正赶上大动荡的不安定时期。在上西里西亚，有几伙匪帮彼此厮杀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此时举行公民投票，难免引起一场大乱。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清楚，靠投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上西里西亚爆发起义，证明我们是对的。 此时，又提出了裁军问题。3月16日，协约国向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通过立法程序解除巴伐利亚的武装，并且要限期办到。在此之前，协约国刚刚占领了杜塞尔多夫市、杜斯堡市和鲁罗尔特，并在莱茵河上建立了新的海关线，因此，我们非常清楚，协约国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动真格的。顺便提—下，最后通牒还要求德国从国家银行支付黄金。德国资产阶级大为恼火。这且不说，矿工们把供应煤炭的协定抛到脑后，并拒绝加班生产。他们把履行协定与否，看成是无所谓的事，因为他们看到，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矿工们就是这样被束缚住手脚的。此外，当时德国的农业也一团糟，工资合同屡遭地主的破坏，农业工人随时都有掀起广泛运动的可能。 这场运动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客观事实。当时，我们只是不能断定这场运动是立刻来临，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来临。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的同志断言我们错了，说在上西里西亚不会发生任何起义，“上面的指示”不会得到执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以下几点是正确的，即：党应该增强自己的积极性，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张皇失措，以至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只有五六万人的斯巴达克联盟。我们已经是一个拥有40万名共产党员的政党，这40万名党员已在12月5日宣誓，要变被动为主动，肩负起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除上述种种事件以外，还有失业工人运动。失业工人预定3月23日在各大城市和工业区举行大游行，并联络各工厂的工人，以争取就业。此举虽属荒唐，但是我们不便明说，因为如果说出来，我们就会完全失去信任，而如果失去信任，那也是咎由自取。当时，失业人数猛增一倍，面对如此严重的失业现象，我们的举动决不能像在1920年那样，也不能像保尔·列维那样，编造流氓无产阶级的理论，并就此高枕无忧。 接着，同志们，海尔辛格进行挑拨离间。他主动发动攻击。现在，批评家纷纷说（而列维则一口咬定），俄国派遣特使和海尔辛格搞挑拨离间二者是有联系的。（有人喊道：“亏他说得出来！亏他说得出来！”）。列维说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不知道，也许他的朋友们能替他向代表大会做出解释。反正我们的哈雷党委会明确告诉工人：“你们不能听海尔辛格的，不可以动用武器。”但是，曼斯菲尔德的一部分工人却不听劝告。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他们在曼斯菲尔德进行了防御战。问题在于：预先不与工厂特派员或合法的工厂委员会商妥，便让警察进驻工厂。工人对此表示反对，异口同声地说：“妙极了！正求之不得呢！”于是工会官僚便插手进来，说这是“野蛮的”罢工。 曼斯菲尔德的工人虽然领取了罢工期间的工资，并迫使警察退出了工厂，但他们很快就看到，在工会官僚和矿工工会的协助之下，他们在领取下一个月的工资时，他们罢工期间的四分之三的工资竟重新被扣发。工人受骗上当了，他们大为恼火，急于反击。可是，我们劝他们说：“不可这么办。工会官僚正在你们队伍中挑拨离间，你们再也不能像两周前那样进行斗争了。你们应当等待时机，重新团结起来，然后采取行动。”然而，同志们，工人―旦被惹恼了，你再想劝他们不要上挑拨离间的当，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向他们反复说了多次，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拿起了武器。同志们，在曼斯菲尔德工人展开战斗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德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报刊试图对那些胆小怕事的温和派施加影响。报刊说什么共产党人割人耳朵，挖人眼睛。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大书特书战争恐怖。我们的同志一听就知道这是谎言和欺骗，我们汉堡的同志以及失业工人也要举行示威游行，以揭露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谎言，捍卫共产党。党并没有号召他们，是他们自觉自愿奋起保卫共产党的。他们认为，既然曼斯菲尔德的工人奋起斗争，他们就不能袖手旁观。到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情况大致如下：同志们与中央委员会失去了联系（恢复联系是相当不容易的）；在曼斯菲尔德和汉堡进行着战斗，白色恐怖猖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提出总罢工的口号，这次罢工是敌人逼出来的。我们明明知道，节日就要临近了，开展运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可是党处于这种地位，决不能说因为复活节就要到了，我们无能为力；党决不能眼看着同志们遭到镇压而不闻不问。我们如不宣布总罢工，就要完全失去工人群众的信任，工人群众就要把我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只知道夸夸其谈，却不善于斗争。说实在的，下面的同志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下面的同志，首先是共产党员同志，决不会理解党的这种消极态度。现在有人说，这场运动的信号是《红旗》发出的，该报发表了题为《武装起来！》的文章。坦率地讲，我们没有几个人欢迎这篇文章的发表，而那些单凭这家报纸了解事态发展情况的同志在看了这篇文章么后，确实会感到事情不妙。我们的同志纷纷表示，有必要给信号，向工人说明事情的真相。他们说，因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海尔辛格在上西里西亚发动攻击，而且还有种种其他情况足以引起爆炸性局势，所以，我们有必要事先敲警钟。我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那篇文章是好是坏，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团之中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但是，硬说那篇文章引起了这场运动，这未免不妥，因为即使不发表那篇文章，运动也照样会发生。然而，糟糕的是，那些批评运动的人竟弄不清楚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肯认真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党犯了一系列错误，其实，党对所犯错误迸行的自我批评，比蔡特金同志及其朋友所提出的批评要严厉得多。我这样说，有文件为证。德国共产党在关于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提纲中总结了三月发动的经验，提纲中写道： “共产党员务必参加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性运动，以期扩大运动的规模和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局部运动的最初口号必须与当时的条件和参加运动的群众或应当吸收到运动中来的群众的觉悟水平相适应。随着斗争的发展和群众热情的提高，战斗口号也应当更加响亮。
“相反。共产党同样应当善于在运动遇到阻力时，降低自己的口号，必要时，停止斗争，以保持群众队伍的团结。 “共产党员既要同工人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积极地支持他们的一切要求，又不能每一次都迁就工人阶级中最落后最消极的分子。共产党员不能只是一味地宣传，等待群众自动地参加运动。 “共产党员必须在情况危及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时，走在群众的前面，努力引导群众参加斗争，即使只能引导一部分群众也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随便放弃已经争取到手的重要阵地。 “对于已经发生的恐怖行动，我们自有明确的立场，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个别的暴力行为不是不可取的，但只能作为军事行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暴力行为必须加以抛弃，因为这种行为不是取代，就是诱发群众性的行动。’” 以上所引，是我们的经验之谈，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提交共产国际审议。我们的提纲还多处强调一个观点，即：必须时刻与群众打成一片，提出任何口号都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但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我们有时也必须提出比群众的觉悟更高的要求。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同志的义务和责任，并且，这与去年所确定的、俄国同志所遵循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我们的德国批评家只知道罗列我们在运动期间所犯的错误，那种在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必要采取的、但是实际又发生的个人恐怖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其目的在于煽动或替代运动，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坚决加以摈弃。我们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表示过：“对于这种行动我们一概加以谴责，并坚决与之划清界线。”本来应该吸取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产生了意见分歧。同志们在这里坚持的理论跟我们的不同。我们认为那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人说，共产党员也犯了错误。根据何在呢？根据就是“也号称是共产党员”的迪韦尔所公布的、经党委会会议详细审议过的材料。当有人提议，希望他们拿出指控的材料时，他们却沉默不语。提议的是克南同志，所以党委会只有对材料中所公布的、没有任何根据的无稽之谈，嗤之以鼻。 现在我来谈谈为什么三月发动会不可避免地犯那么多的错误。产生这些错误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运动的规律，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无能。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反对派的分子采取了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有意识地抵制运动。他们声称运动违背他们的良心，并且还扮演了英雄豪杰的角色。他们在《莫斯科报》上发表声明，指责不该乘坐汽车去各个工厂。当柏林决定举行总罢工时，我们就接待了工厂代理人代表，请求那些变成批评家的同志来找我们当面说出自己的意见。谁知，他们突然都成了大忙人，只来了马尔察恩一个人。在那次会议上，不是柏林理事会，而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提出，必须手握大棒到各个工厂去，驱赶工人参加斗争。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尽管如此，但仍有一部分同志于星期一手握大捧跑到各个工厂去，结果，群众开始同我们离心离德。而马尔察恩和诺伊曼所加入的一伙竟散布说，拿着大棒去参加工人会议的命令是柏林发出的。也许他们现在仍在坚持这种谎言。我们断然声明，不是我们的未来的批评家，而是党中央委员会禁止中央委员干这种蠢事。有一件事情说出来同志们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安娜·盖尔、布拉斯和其他人都出席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他们赞同关于宣布总罢工的决定，受纪律的约束，当时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保持沉默，可是后来他们跳到列维的圈子里，对中央委员会极尽诽谤之能事。有人出主意，要切断电线。我同布兰德勒向同志们解释说，这是胡闹，因为被切断的电线只消两个小时即可重新接上。后来有消息说，在不来梅准备炸毁发电站，我们就立刻表示不赞成。我们给不来梅发了电报，制止他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法会使群众更加脱离我们，而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本来就不在我们一边。 列维断言，他一再要同我们联系，但始终没能联系上；其他批评我们的人也说，他们不能跟我们同心同德。我们曾请求多伊米希来见我们，可是他不但不来，而且写了一封众所周知的信。我们请谁，谁也不来。后来他们全部露面了，但是他们的意见却一大堆。如果列维愿意的话，那他是能够来的，是他本人不愿意来。他存心要使我们走邪路，进而把我们赶出共产党，但其目的并不是由他亲自开始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热衷于他在《苏维埃报》第4期上所鼓吹的政策，关于那项政策，他说道：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应当走下去，要不顾一切后果，走到底。我们立即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考虑到运动内部的现状，有关组织方面的批评只能正面提出，那么，后来怎么样呢？星期三，即运动尚在进行时，列维带着一份写好的文告来到柏林，但是蔡特金却反对在运动进行期间登载这篇文告。这是星期三的事情，星期五斗争就停止了。我知道，列维和他的某些朋犮有联系由来已久，这些朋友跑到地方靠党的经费从事活动。显然，在共产党员遭受警方迫害时，他们在地方是不难找到臭味相投的人。 待到文告终于公布，以拯救政党（因为“瑰宝受到了玷污”，这是他们小册子的用语）时，一些机敏的分子便嗅出味道不对，于是就站到了反对派一边。不妨谈谈这些反对派分子，因为讨论三月发动不能不涉及具体的人。列维在他的小册子中，在数字上—再捣鬼，他硬是证明，我们在选举中只获得票数的1／16，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只占工会总数的1／18。经他这样一证明，反对者便大声疾呼：就此止步。如果说非要批评这场刚刚结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可的话，那也不能以这样的材料为批评的依据。单搞数字骗术是不行的。于是，站到反对派一边的一部分同志便脱离他们而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在我发言之后，德国反对派的同志也要发言，希望他们谈谈他们自己在三月发动期间的表现如何。希望他们不再兜圈子，希望他们说出他们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同时，希望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为了在党内建立统一战线，以打败自己的敌人，而坐着汽车去各个工厂的，去全国各地的。代表大会在听取同志们关于他们怎样开展有益的活动，怎样传播进攻精神的介绍之后，定会感到欣慰。我们丝毫也不感到失望；我们了解参加我们运动的同志；我们了解某些同志需要得到支持，因为在危机关头，他们完全失去自治能力和领导能力。 蔡特金同志！关于您，我想说几句。您是知道的，一开始，您并没有加入斯巴达克联盟。您不会忘记，当您还没有同我们站在一起时，您说过：“那是一群傻瓜，一群笨蛋！加入这类团体有损我的人格。”然而后来，您却同意了我们的观点。从您在本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判断，我想您也正处在动摇之中，因为您重新走上了同我们实行联合，而同列维实行决裂的道路。关于这—点，您也许还要思考思考。 我们本想在德国国内对三月发动进行更深刻的批评，但是，当我们对同志提出批评时，却招来他们对党的更猛烈的攻击。我们提出，希望“解释者同盟”写一篇文章，证明何为巴枯宁式的盲动……（马尔察恩：“这被否决了。”）没有，没有被否决。我要指出，当三月发动被称作巴枯宁式的盲动时，马尔察恩同志就被提名代表工会中央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关的论据。可是他不肯写，其实，他也写不出来，因为什么是巴枯宁主义，他自己也不懂。（笑声。）列维跟我们耍了一个什么把戏呢？当我们告诉他，党认为他的委任状无效时，他就给议会主席写信，说他不放弃他的委任状，并且还补充说，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的任性，而是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德国共产党竟然成为资产阶级议会寻开心的目标了。蔡特金同志！据说，您亲自拜见了议会主席，并且表示您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委任状……。 蔡特金： 这是不确实的。我现在就来证明。有人告诉我，白匪在党的常务委员会发现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声明。我就去见议会主席，对他说：“假使有陌生人交出这份声明，就请先让我过目，以便由我来证实这是不是党的声明。” 黑克尔特： 如系误传那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列维确实说过，他只有同他的八位朋友商妥之后，才会放弃自己的委任状。在开姆尼茨州宣布列维不再是该州代表之后，他就用那八位朋友来推诿，就如同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用那八位捍卫他的小册子的朋友来推诿—样。请听听他们的说法吧。他们一再声称他们与列维志同道合，并且竭力阻挠党中央委员会批判三月发动。 蔡特金同志千不该万不该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来掩盖列维同志及其一伙破坏德国共产党的纪律和叛卖行为。（场内活跃表示赞同。）这是最糟糕的。同志们，我敢说，如果没有蔡特金，列维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如果没有蔡特金，列维是不会发表任何声明的：如果没有蔡特金，我们就不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成为被告，因为，我们有我们党的文件，有我们亲自为报纸写的文章，我们能证明三月发动究竟有什么错误。我们丝毫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的错误，我们愿意认识错误，找出错误发生的原因，以使别国的同志不至于干出像我们所干出的那种蠢事。列维存心要封堵这条有助于拯救德国共产党的道路，而在这方面，蔡特金则为他提供了便利。我们期待反对派在这次会议上对我们加以评论；我们期待着对我们的行动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并期待我们的行动得到承认。希望他们用事实来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也希望他们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他们促使列维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因为，列维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公开表示过，是他们迫使他不顾党的意志而保留自己的委任状的。他公开说过，如果他的八个朋友愿意的话，他就放弃委任状。我们请求代表大会采取措施，让这些同志不要再像猫一样围着猫食转来转去。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布里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同志们！首先，我要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做两点声明。第一点，关于我们党就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的问题。我们所表决的是整体决议，至于决议中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条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尤其坚持我们发表过的声明。第二点，关于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及其报告。我们完全同意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并准备投赞成票；我们也同意他的报告。但是报告中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除外。关于这一点，我来具体谈谈。我们提议，将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两派即什麦拉尔一派和穆纳、古拉、扎波托茨基一派的字样删去。我们还提议，将“这些现象表现在什麦拉尔的追随者所推行的政策中”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被关押的穆纳、古拉和扎波托茨基同志”的字样统统删去。删改后的文字应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如能彻底克服各种中派主义的习俗和思想，如能遵守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指示，那它就能担负起这些任务。” 我们提议作这样的删改，是出于下列考虑的：整个提纲没有一处指名谈到某一个党和党的派别，也没有一处指名道姓，既未提加香，也未谈弗罗萨尔，而只点了塞拉蒂和列维的名字，共产党的其他右翼分子的名字一个也没提。平等的原则是应当普遍适用的。法共被允许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应当被允许。我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是最高会议场所，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党应当享有同其他兄弟党一样的待遇。 还有一个理由。我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此郑重声明：在我们党内不存在这样的派别。同时，我要在此说明，克拉德诺的一位工人代表要求我和代表团，代表他和克拉德诺的其他同志声明：在我们党内不存在什麦拉尔一派或别的什么派。意见分歧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派别分歧。说明我们党内不存在派别分歧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被列入什麦拉尔一派的斯卡拉同志和万涅克同志不久前同扎波托茨基、穆纳、古拉三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可见，他们是合作的。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在观点上同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分歧，从该信的性质来看，也得不出任何关于派别的结论。我声明，我是代表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我发表的意见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共同磋商的结果，因此，我是完全履行我们的同志们的嘱托。同志们！我向诸位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出席本次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共有19位同志，其中只有两位是知识分子，其余的不是过去的老工人，就是至今仍在工厂作工的工人。克南同志不久前讲过，我们有极严格的纪律，我们的领袖只能照我们的同志的要求办理。我在这里发言，就等于是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发言，就等于是克拉德诺、布拉格、布隆、梅尔什—奥斯特拉乌及其他重要工业中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代表们向诸位发言。我再次声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党内不存在任何派别斗争，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亲眼看到了各个党的派别斗争，懂得了什么是派别斗争，所以，我们将努力防止我们党内今后出现这样的斗争。紧密团结，严格遵守纪律，这是我们党的特点，今后我们将继续保持党的这种严格的纪律。这至少是我们的—种志向，也非如此不可。 同志们！我在这里不打算再谈论什麦拉里同志。我们代表团认为，关于他，应该讲的，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中都已经讲过了。我只想告诉诸位，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不仅出于我们党的利益，而且也出于整个共产国际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利益当然也是整个共产国际的利益。首先，我们要保持党的统一，要使我们统一的大党加入国际的行列，即共产国际的行列。但是，我从前已经说过，并在执行委员会中多次表示过疑虑，即稍有不慎，即使是一个最优秀的党也难免不受到损害。我想举一家报纸作为证明，这家报纸在我国最先提出加入共产国际。它叫《Serven》报，是工人组织办的，它先后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经常批评我们党和个别人，就连什麦拉里同志也屡遭它的批评。但是，就在5月20日，该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冒险主义策略的文章，其中写道：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刚刚有了联合成为国际政党的可能，各种各样的威胁到这项合并的现象和影响就纷纷出现了，致使无产阶级大受其害。意大利党和德国党的党内斗争的反响，某些神秘人物（他们的声望很高，但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小）的起瓦解作用的野心，也都有可能在我们党内造成一种不利于革命无产阶级彻底联合的局面。”
写这篇文章的多半是那些跟我们的德国同志一道工作，并跟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人。我举这个例子，只不过是想证明，实际上，我们在执行委员中早就在维护我们党的统一。 同志们！这种危险现在已完全不存在了；而我们要求删改一些词句，则是另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从我们党的利益出发的。问题在于，对什麦拉里的评论实际上是旁敲侧击。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本意，而是反话，他们避而不谈本意，但是我们早就听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的这套把戏是有其一定用意的。那么本意是什么，反话又是什么？他们明着说什麦拉里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中派分子、半中派主义的政客，暗着却说：既然如此，我们的党也就不怎么样。这与其说是批判什麦拉里，不如说是指责我们党。明着说“什麦拉里是一个可恶的政客”，暗着却指“你们党是一个无所作为、十分消极的、要不得的党，而这都全怪什麦拉里”。同志们！我们是为捍卫我们的党才要求删改那些词句的。我们敢说，就素质而言，我们的党完全不坏，也并不消极。 同志们！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党的素质。克拉德诺是共产主义的堡垒，那里的同志参加过数百次艰苦的战斗，他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素质。我见过他们在法庭上坚贞不屈的气概，我了解他们的大无畏的品质，他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他们的共产主义品质。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布隆市的工人共产党员主持党的、工会的、劳动组合的工作，他们主持整个工人运动。奥斯特拉乌市的工人也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品质，就在不久以前，他们的人数还很少，如今，他们在奥斯特拉乌市的工人阶级中已占绝大多数，并在继续吸收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波兰工人加入共产党员的队伍。同志们！我国工人阶级的品质就是我们党的品质。假使我们的党不具备这样优秀的，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说，我国工人阶级所特有的坚强而健康的品质，那它就不会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同志们！有人说我们党是消极的，我不以为然。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和不间断地进行斗争。在9月份，旧社会民主党分裂了，形成两个党，在12月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工人阶级实际参加了这场斗争；党也号召工人参加斗争。德国同志在这里抱怨说，在三月发动期间，在50万有组织的同志中只有20万参加了斗争。但是，人人知道，在我国，加上德国的同志，我们才共有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员42万人，而在十二月战斗中参加战斗的工人有将近100万。 同志们！我们党的品质也就是我国工人的品质，我们丝毫也没有消极。在彼尔兹城有一个12000人的工厂，叫做司可达工厂，我们在该厂总共才有300名共产党员。就全国而言，这是我们的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在十二月战斗中，这300名共产党员冒着失业的危险举行罢工，从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估计，他们现在仍在失业。在我国决没有德国的那种情况，即50万人之中，只有20万人参加斗争。只要我们党发出战斗号召，每一个党员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必要时刻，自然而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总之，同志们，我们党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工作。有人在这里说，保加利亚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党，但是我敢说，这个非常出色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刊物上、会议上、斗争中和在议会中所做的一切，我们党也完全做到了。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我们还应该学会点什么，那我们一定去学。 我们十分熟悉德国的情况。我们并不认为你们进行的那场大规模的斗争是不成功的，对于你们的斗争，我们没有加以指责。我们敬佩你们的斗争和你们的革命活动。再重复一遍，对于你们的斗争，我们从未指责过。必须指出，对于你们所做的一切（除了动真枪真刀以外），我们都清清楚楚！但是，你们的伟大的共产党在德国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同样做了。我有足够的材料和确凿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再重复一次，我们并不消极。因此，我们要求将这样的提法从提纲中删去。坦率地讲，你们可以随便批评我们；可以撇开文件，毫无根据地批评我们，就像你们已经做的那样；你们叫以负责任地或不负责任地批评我们，随你们的便；但是，我们认为，在此处和别处所引证的这种词句，并不仅仅指责什麦拉里，而且也指责我们党。同志们，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指责。我们不愿回国后受到人们的讥笑或听见人们说出这样的话：“你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声嘶力竭地高呼共产国际万岁！可是却反而遭到共产国际的谴责。”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至于你们是怎么想的，那是你们的事情。 最后，我们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来。你们对待我们太缺乏耐心了。你们对我们的指责没有文件材料作依据（拉狄克同志，我指的不是您，您十分了解我们的情况；我指的是在场的其他提出批评的人）。同志们！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太缺乏耐心了。关于某些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我也谈谈我的或者说是我们的意见。你们说，我们党的素质差。但是，我们觉得某些共产党也并不都是跟工人打成一片的。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对这些共产党仍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干得不错，对此，我们是心中有数的，并且可以反复地加以证明。我深知我们干得不错，我们只想对诸位讲一句：“同志们！你们怎么评论我们都可以，但是，我们也有权利发表评论，我们有资格对你们说：但愿你们也能像我们那样工作和斗争，这样，你们就会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赞同声。） 马尔察恩： 同志们！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有一句忠言：要想解决矛盾，就要对矛盾作客观的分析。我一定要照此办理。我不想也不能像黑克尔特同志那样傲慢无礼。但是，我要着重指出，如果今后有人继续学着黑克尔特同志的腔调跟我们谈话，那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与合作。我们是以德国统一共产党反对派代表的身分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代表大会的，我来此的目的是解决矛盾，为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共同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黑克尔特同志发言几乎整整用了一个小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他把列维同志骂了又骂，而在德国代表团的一再要求之下，列维事件已在许多报告中剖折得清清楚楚了。接着，黑克尔特又大骂所有赞成列维的同志，其中包括蔡特金。我们了解黑克尔特同志。他的言行经常危害德国运动，从成立斯巴达克联盟时起就是如此。但是，我首先要告诉黑克尔特同志一点：他在这里可以亲自领教代表大会是如何评价他的声明的。他在这里就卡普冒险行为，向列维同志（有人喊道：“称他同志？”）提出了指责。我们不甚了解斯巴达克联盟的内情。但是，至少清楚地知道，在召开党的联席代表大会之前不久，恰恰是黑克尔特和布兰德勒恳请列维担任主席。（拉狄克喊道：“是独立社会党断然要求的！”）如果今天对列维的指责是实事求是的话，那我们就完全不明白斯巴达克联盟的同志们怎么会提议让列维担任主席。由此不难看出，黑克尔特大骂这个人，大骂那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蔡特金是一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声望的同志，竟然也遭到攻击，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们了解黑克尔特，因此，对他的话毫不介意。我们声明：这是世界代表大会，不是夸夸其谈的场所；我们无权向代表大会说谎话，无权欺骗代表大会，而只能客观地讲述事实。 把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报告同拉狄克同志的报告加以比较（两个报告所论述的基本点，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加以重视），我们的结论是，这两个报告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确定了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和我的朋友们大体上同意拉狄克的报告。（有人喊道：“当初要采取攻势，你们也同意！”）对于各国所遇到的困难采取任何轻视的态度，对于所犯的错误避而不在代表大会上谈论，这无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认识到我们所犯的错误，就要作出明确的决策。（有人喊道：“蔡特金的错误呢！”）。我真不明白，怎么能为了解脱自己而在这里任意歪曲事实。 在三月事件的前夕，德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即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党左派举行联席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的情绪无疑是高涨的，我们彼此郑重地保证要为革命利益而竭尽全力，要为促进革命的发展而全力以赴。我们作为反对派代表（除了诺伊曼和我本人以外，其他同志皆因受阻而未到会），作为德国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中央全国工会指导处成员（有人喊道：“这很说明问题！”），驱车跑遍了全国各个州，为的是在各种会议上抨击工会官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工会负责人和工厂委员会下达指示等。由此你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同企业职员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有资格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你们应当明白，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存在两种心理。在集会和示威游行时，他们的情绪高昂，而一回到工厂，他们的头脑就更为冷静，因为他们把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了。在斯巴达克联盟与独立社会党实行合并即创建党之后，由于彼此有一个在内部相互适应的过程，而曾经遇到不少麻烦。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开展工作，特别是开展工会和企业的工作，所以在三月发动之前，党在工人群众中仍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与此同时，工厂主发动的攻势也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工厂主在一些企业中煽动工人罢工，策动同盟歇业等，以达到降低工人工资和恶化劳动条件的目的。于是，统一共产党便发出了公开信，并提出工人和职员结成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击退工厂主发动的总攻势，从而获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任。能说明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日益增长的一个最好标志是，工会官僚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开始解雇职员和开除共产党员。所有这一切，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增强了党的作用和影响。工会官僚的真实面目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汉堡以及莱沃库森的油漆工厂的罢工运动和同盟歇业促使鼓吹阶级合作原则的工会官僚公开叛变。结果，尽管党的机关尚未开始工作，但是我们的影响却增长了。我们还可以指出，在普鲁士选举运动期间，尽管我们利用选举运动不但要获得委任状，而且要宣传采取群众性的积极行动的口号，但是我们仍获得125万张选票，换句话说，我们比独立社会党多获得25万张选票。黑克尔特说，内部的经济冲突日趋尖锐，他的话是对的，他讲了工业中的破坏活动，还讲了失业工人的数量在迅速增长。矿工拒绝就加班生产达成协议。于是，我们就把工作重点转向鼓励矿工坚持继续斗争。钾工业部门的企业主们不肯遵守现行工资率，致使冲突越发尖锐。 接着，德国中部爆发冲突，其后，即在举行三月发动之前大约六个星期，波莫瑞和东普鲁士的农业工人也掀起风潮。这一系列经济冲突愈演愈烈，使我们在德国获得有利时机；加上对外关系恶化，如巴黎的最后通牒，杜塞尔多夫被占领，解除武装事件等，可以说，在整个政治地平线上布满了冲突的乌云。在以资产阶级及其反革命同谋者和同伙为一方，同以统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大势力彼此对峙的重要关头，党中央作为总参谋部有责任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弗里斯兰喊道：“应当选你当主席！”）我看，弗里斯兰当主席更合适……。当然，必须指出，德国政府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执行机关，又有海尔辛格和谢韦林格这样忠实的仆从，也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德国政府知道，假使以上种种冲突一起发挥作用，则局势将会相当不稳。因此，海尔辛格和谢韦林格便想出了进军德国中部这一着，即有预谋地进行挑衅，目的在于及早结束德国中部的冲突。这种事情在德国并非头一次发生。不妨回忆一下1919年的一月冲突，当时，当局解除了警察局长艾赫戈尔内的职务，以此迫使工人展开斗争，从而防止了德国中部的斗争与鲁尔区的事件彼此呼应。事态继续发展，五名中央委员退出了中央委员会。3月17日，举行了众所周知的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而且产生了人所共知的所谓进攻问题。（有人喊道：“你们对这个问题表示过反对意见吗？”）同志们！等一会儿我还要谈这个问题。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都可以依照个人的愿望，根据布兰德勒的报告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判断。 布兰德勒的报告本应提出新的革命路线，但是报告却使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提醒拉狄克注意这个情况，这样，拉狄克就对这个问题谈了他的见解。但是，个别中央委员却坚持“冒险主义的”观点。以弗勒利希为例，他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从前的一套必须抛弃，要强化革命。”（有人喊道：“完全正确！”）怎么个强化法呢？靠他来强化吗？假使我们中央委员会确有能够强化革命的能人，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能人！弗里斯兰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说，即便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诚然，在3月17日的联席会议上，限于时间而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我仍然利用我的有限的发言时间，说明了不能把布兰德勒的讲话理解为预先就赞同拟议中的行动。接着，我驳斥了弗里斯兰同志，我说：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是搞不成总罢工的，也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凡是了解工厂真实情况的人都知道，一个千八百人的工厂只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共产党员离开工厂，只会疏远群众，这实在是一种不智之举。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早在季诺维也夫作报告时，我就说明了这次发动的规模，当时没有任何人，包括黑克尔特同志在内，对此作出反应。对于我提出的数字，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也提不出异议。现在，经黑克尔特同志一描述，人们产生的印象是，工人不听劝告。他还举出汉堡为例。但是，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汉堡是一座拥有大约100万人口的城市。而据台尔曼同志统计，在汉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1万名。（台尔曼喊道：“是码头工人！”）柏林的斗争规模，我已经说过了。可惜，运动的规模就是如此。 我们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同志们！在研究了这次发动的后果之后，必须承认，工人已经不再把我们当作政党而加以信任，这是令人遗憾的。就在斗争的过程中，在发生冲突的几乎所有工业区，都曾有过工人相互对立的情况。同志们，十分自然，工厂中有积极性的工人都被挑选出来了，而留在工厂的工人则因为对事态的进程有误解，便采取了完全消极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在工厂和工会中失去了所有的支撑点。工会官僚即迪特曼之流和格拉斯曼之流便钻了空子，严厉对付共产党员。同志们！面对这一切，人们原以为至少是中央委员会将会主动设法不再提及这一段历史，因为，事件一过，党就要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矛盾。但是，并没有这么办。（红旗报》不顾现实，继续宣扬这是革命的进攻，说斗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如此等等。这家报纸以其胡言乱语和百般辱骂，简直把工人驱向孟什维主义领袖的怀抱之中。你们自己不也谴责过《红旗报》的这种方针吗？如此看来，我们努力消除混乱局面，并竭尽全力使党和整个运动重新回到明智的基础上来，是有充分理由的。（有人减道：“就凭你这么一说吗？”）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就三月发动所发表的一切言论都有力地充实了我们的批评。（拉狄克：“不对！”）这就怪了。您如果这么说，那您的处境可就不太妙了，并且，您在代表大会上喊这么一句，也决不会使人们加深对您的敬佩之情。您的见解本来是同我们完全一样的，我们来到莫斯科之后，在同您磋商时，您就表示过：“对，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您害怕了，不敢承认自己当初表明的见解，既然如此，那就劳驾了，您现在也不要指责我们吧。您与其这样指责我们，不如这样指责您自己。（拉狄克：“厚颜无耻！我不想再和你争论！”）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把宣传变成行动看成是比上天还难；在你们心目中，我们跟迪特曼或格拉斯曼是划等号的。然而，事实是，在战时，我们即反对派代表站在斗争的前头，并且在十一月革命之后，我们还指挥了战斗。（拉狄克：“那么在十一月革命和1919年一月战斗期间，你又在什么地方？”）那时，我在行动委员会；在一月战斗之后，我被征兵入伍，到了托尔诺，再往后，如果您想确切了解的话，我一有机会就开了小差，为的是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您这么喊叫，是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的。马尔察恩和诺伊曼都不是白吃饭的笔杆子理论家。在战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理事会和工业委员会中都干得很出色。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显然，我们对第三国际比对列维更有好感。我要纠正一下：“完全正确，我们对第三国际的好感比对任何个人要胜过十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为德国党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加速革命的发展。（鼓掌。）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不要过于计较过去，而要表明我们今后的打算。我们是要说说我们的打算。（有人喊道：“就怕你们再一次捣乱！”） 同志们！既然老是有人喊叫，我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在中央委员会于星期四在柏林宣布举行总罢工之后，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立即前往鲁尔区（因为矿工需要外力支援），从罢工开始，直至罢工结束，我就一直在那里尽我的义务。（弗里斯兰：“你完全明白，我们指的不是你，而是你的那一派！”）说到诺伊曼、弗兰根和蔡特金同志，他们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有人喊道：“弥勒、多伊米希！”）没有一个同志怠工。（喊声。）正当中央委员会溜之大吉，连它继续存在与否都不肯说一声的时候，盖尔同志和迪韦尔同志就去找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并为我们的党刊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有人喊道：“是怎么提供的？”）这是他们的工作，这项工作他们完成了。这与怠工风马牛不相及。你们的种种诽谤是不值一驳的。你们生拉硬扯，企图回避现实的后果。（黑克尔特：“你们倒是活跃，给德国党抹黑。”）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考虑到德国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经过共同努力和共同斗争，我们是能够在冲突的基础上消除现存分歧的，因为企业主发动的进攻使这种冲突愈来愈频繁。尽管有种种情况，但是，我并不认为在我们德国，事情会耽搁很久。我的看法是，企业主会越发蛮干下去，而我们只要是不打算让工人阶级变成叫花子，则不出几个月，就得全线出击。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德国国内党的关系一团糟，所以工人阶级异常沉闷，只有在企业和工会中大力开展工作，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工会官僚的有害影响。革命后，我们在德国进行的历次战斗均未达到目的，或者说无产阶级都打输了，究其原因，就是工会官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治了群众。我能够理解并且赞成拉狄克同志的想法，即共产党员永远也不能脱离群众，与群众密切合作，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我们如果在党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告，接二连三地提出口号（有人喊道：“还有声明呢！”），天天大骂工会官僚，那就做不到这一点。工人在政治上尚不成熟，我们这样干，就会把工人直接推入那些领袖的怀抱里。要通过在企业和工会中积极开展工作的办法，将工人争取过来。但愿我们党内那种吹毛求疵的现象再也不要发生了，希望塔尔海默、弗勒利希和弗里斯兰这些大理论家有一天也来参加工会会议，发表一下反对迪特曼的意见，哪怕有一次也行。他们总是怀疑：“这里有机会主义者吧，那里有机会主义者吧”，这样，他们就可以治一治自己的疑心病。这种疑心实在是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害。除非我们在工作和斗争的基础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德国党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难以走上正轨的。 我们不想再谈论列维事件，因为，按照德国代表团的要求，这一事件已由代表大会解决了，而我们也是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这里，有人谈到了《苏维埃报》；黑克尔特说，马尔察恩应当写—篇关于三月发动的文章；有的无产阶级代表冷嘲热讽……。 文章我写了，寄给出版局了。文章转到中央委员会手里，但被中央委员会否定了。拉狄克同志在这里即在莫斯科说：“你给《苏维埃报》写文章，但是你这个大笨蛋为何不在党刊上发表呢？”我回答他说：“文章被中央委员会否定了。”他说：“这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当时黑克尔特公出，所以我把文章交给了瓦尔特同志，他担任黑克尔特的副手。文章的题目叫做《三月发动与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在文章中，我以无产阶级应有的坦率的态度对情况作了忠实的报道。瓦尔特没有接受这篇文章。所以，《苏维埃报》以及其他等等，都与我不相干。我一心尊重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怎样决定，我就一定怎样办。（有人喊道：“正确！”） 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我们是怀着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种崇高的感情，来到莫斯科的。我们在这里即在俄国了解了情况，同时也看到了阴暗面。我们要努力推进德国革命，以支援我们的俄国兄弟。但是，我要问：一个阻止党报成为工人的机关报，而他自己却利用党报同领袖们进行争论的空谈家，难道是真正的领袖吗？不是，这样干，只会疏远工人。我们要消除我们党内的这种状况。我们有最美好的愿望，所以我不希望黑克尔特所造成的那种气氛再继续下去。我们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在我结束发言之后，还有其他同志要发言，他们将就黑克尔特所谈论的细节发表意见。我已经坚决驳斥了关于我们怠工的指责。我们的意图是光明正大的，因此，我们吁请代表大会协助我们在德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赞同声。） 布哈林： 同志们！马尔察恩同志刚才发言，表示不赞成黑克尔特同志讲话的语气，但是，他自己讲话的语气跟黑克尔特并没有两样。所以，我现在一举一动就得小心翼翼，像一只小绵羊了。（笑声。）人们在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倾向和问题时，谈了许多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赫姆佩尔同志谈了群众运动的新方法问题，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早在战前就对这些问题作过详尽的论述。一切有关进攻问题的言论也都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列宁同志也承认，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一概反对进攻。因此，是不是也要把列宁同志的这句话写进提纲里呢？（笑声。）（托洛茨基：“要写就得写全。列宁同志说：‘只有死顽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在讨论总的世界形势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目前在欧洲显然已经出现的相对均势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突然被打破，因而某个国家的整个形势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突然发生变化。如果说列宁同志由此而谈到了其他，那就有必要将列宁同志的这些话简单地加以阐述，但决不能违背列宁的原意。我举几个例子。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党中央向我们的全体鼓动工作者发布一道指令：鉴于资产阶级硬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主张国内战争，所以你们要揭露这种无耻的谎言。这是我们党自己发布的指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项指令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再看看另外―种情况，譬如说十月革命前。如果在十月革命前说这样的话，发布这样的指令，那就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犯罪。不消说，我们在十月革命前给我们的全体鼓动工作者的指令是：举行起义，发动公开的国内战争！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事情。在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期间，我们党及其公认的领袖列宁是赞成这项和约的，这是你们大冢都知道的。后来，在发生波兰事件的时候，同样是列宁同志却主张发动进攻，即主张采取军事策略。当然，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上述例子证明，策略路线决不能―成不变，而要灵活多变，要永远取决于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和具体情况。如果懂得了这一点，那就不能不向我们的那些不善于辩证地理解列宁同志的讲话的同志敲敲警钟了。（笑声。）我们敢说，今后如果有哪个政党明明具备了充分的前提而又不发动进攻，那么，未来的执行委员会，不论其构成如何，都会狠狠地教训这个政党。换句话说，俄国代表团的提纲所提出的共同策略路线决不能成为机会主义分子在共产党内胡作非为的挡箭牌。（热烈的赞同声，鼓掌。） 关于德国的关系问题，我也谈几句。在个别同志之间存在着―种从辩证法上根本讲不通的矛盾。他们一方面说，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们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只应当考虑未来。侬我看，这不是矛盾，而是荒谬。条件问题，我们必须谈，能够谈，也有胆量谈。虽然马尔察恩同志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但是，关于列维事件我多少还是要谈一谈，因为这决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方向的问题。我们明明知道，迄今为止，在德国党内，个别分子在政治上仍与列维有某种相似之处。关于三月事件，人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现在再谈这个问题就未免可笑了。不过，列维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值得分析的地方，经过分析，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位先生已经变成一个地道的孟什维克了。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是要宗派还是要政党？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回顾一下过去，回顾一下列维先生在笫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言行，人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列维声称：共产国际必须是清一色的共产主义国际，如果接受职业工团主义者加入国际，则是对共产国际的犯罪。那样，就等于——我一字不差地援引他的原话——断送国际。（有人喊道：“大家注意听！大家注意听！”）这是列维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列维现在一口咬定，说我们要搞宗派，而他反倒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团体。这又是一个从辩证法上讲不通的矛盾，这只能说明列维不惜制造种种借口，以达到他脱离政党的目的。在群众与领袖的问题上，列维曾经猛烈地批评过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并且十分正确地指出，该党有一个派别不能正确地评价领袖在群众性政党中的作用。然而今天，他却在他的文章中宣称他拥护俄国党内的一个派别即所谓工人反对派。在这个反对派内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盛行的那些倾向都已显露出来了，这是列维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话。这再次表明，为破坏工人阶级的大党即共产党，列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热烈的赞同声。） 再谈第三个问题，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这本来是一个清清楚楚的问题，列维也不会对此有别的理解。但是，让我们看看他最近的文章吧。他在文章中关于俄国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觉得，既然俄国进入了实行租让的阶段，我们就更有必要创造条件以开展政治斗争。”
这是什么意思呢？看了全文就可以明白了。在他看来，俄国的局势不完全明朗。俄国现在既有政治危机，又有社会危机。要想找到正确的途径，就要对共产党加以修正。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修正主张呢？当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孟什维克的主张，因而也是反对专政的主张。这是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当然是对俄国党的全部政策的攻击。这同列维先生以往攻击莫斯枓和莫斯科的指示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其余则不过是心理战而已。从逻辑上推理，这是一种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苗子。（热烈的赞同声。）不消说，孟什维主义味道十足。换句话说，这是变专政的观点为自由民主的观点。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其次，我们面临着党的专政问题。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的共产主义者都一无例外地坚信，阶级的专政只能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才能实现。我们早就批驳过把阶级的专政同党的专政对立起来的荒谬的想法。这的确是荒谬的。在这一点上，列维原来是完全赞成我们的。如今，他在最近发表的小册子里谈论起俄国的事务，试图对俄国的经验作出总结。他写道： “任何无产阶级的专政都是共产党人的专政。但是，任何共产党的专政并不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总之，既然把无产阶级同共产党割裂开来，那党的专政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了。我不禁要问：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确定党的阶级成分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能有超阶级的政党吗？是有还是没有？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即不存在超阶级的政党。执政的共产党必定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这某个阶级是什么阶级呢？既然是共产党，那它捍卫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这样，列维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意思：反对党的专政。单从理论上讲，其论点可能就是：无产阶级快要不行了；由政党来执政；拥护政党的不仅不是全体无产阶级，而且甚至可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多数。现在请回答我，既然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已经非阶级化，那么执政党难道就不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该由谁来代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呢？当然是政党和执政党。那么问题何在？归根结底，这一派胡言就是要发挥反对党的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这种思想的来龙去脉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看到，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也有类似的自由主义倾向的苗头。我有意识地谈起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种思想意识和这种征兆是十分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与少数派相距不远了，并且也超出共产党的界限。（热烈的赞同声。）由此，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必须同包括德国党在内的所有各党内部的这种倾向，甚至是这种倾向的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一切已经形成这种思想的联盟和派别都必须立即解散。依我看，德国党内的所有反对派到现在都必须取消。（热烈的赞同声。）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关系。赫姆佩尔同志说：我们不需要领袖，不需要理论家。我认为，这种说法就等于承认：该党之所以如此仇视领袖，就因为它选举的领袖太差劲了。（笑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各种小册子和宣传品，其中有该党的主要理论家赫尔曼·哥尔特的一本名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较之赫姆佩尔同志今天的发言，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全部思想体系论述得更为透彻，因为论外交才干，哥尔特不及赫姆佩尔，虽然哥尔特同志是文学家，而赫姆佩尔是普通工人。今天，我们已经听取了普通工人布里扬同志的发言。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哥尔特在其小册子中都谈了一些什么。他说：“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个致命弱点以及不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两种革命都不考虑科学的策略即历史上国际的策略……”哥尔特的这种议论，俨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牧师在说教。 他接着说道：“在制定策略时，不考虑德国、西欧及美国的阶级条件和工业。这都全怪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俄国人以及整个第三国际。” 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在喀琅施塔特的无产阶级奋起造你们的反，造共产党的反之后，在你们在彼得堡不得不实行戒严以防无产阶级造反（如同你们的全部策略一样，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之后，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实行阶级的专政比实行党的专政好得多吗？难道还不明白，在西欧和北美实行阶级的专政比实行党的专政好得多吗？难道还不明白，‘左翼’也许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吗？”
哥尔特在小册子的末尾写道： “在这种专政明明导致种种可悲的后果之后，我们现在如果继续遵循俄国的策略，实行党的专政，领袖的专政，那就不是愚蠢，而是犯罪，对革命犯罪。”
总之，哥尔特在小册子的开头说，就俄国这个农业国而言，实行党的专政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说，这一策略自然是不适用的。因此，不加区别地套用此策略，是对国际和对革命的犯罪。可是，在小册子的末页上，他却改口说，俄国犯了种种错误，俄国也应当实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政策。（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提出异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我们俄国有句俗话说，鳄鱼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其身长是一样的。（笑声。）这句话在政治上也适用。哥尔特在小册子的末页上把他在小册子的首页上所说的话彻底推翻了。总之，俄国与北美之间毫无区别，但北美与俄国之间却有区别。接着，哥尔特向我们谈起了工会，并且指出，把农业国俄国的做法搬到别国去，是莫大的策略错误。他还说，工会是抱残守缺的机构，因而是要不得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喊道：“小册子里没有这么说！”）亲爱的同志们，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请你们说说，为什么这样联系政党就不可以呢？要知道，政党也是早就存在了。你们会说：是的，所以社会民主党是要不得的。这就是说，照你们这样类比，旧工会也是要不得的。政党的遭遇必然也是工会的遭遇。你们如果把你们关于政党的一套想法也用之于工会，那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不错，旧工会的职能根本不同，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赫姆佩尔同志今天向我们宣扬的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在俄国和别国不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同工会作过斗争。我们从来就反对它们关于工会运动问题的观点。我们说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们应当做好准备，以便同党以及党的其他组织共同进行最后的斗争。你们没有提出一条现由来反对这一点。哥尔特所依据的理由实在可笑。他把问题完全歪曲了，宣称：“现代的西欧和美国是一个已经托拉斯化、银行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资本不是按工种，而是按企业形成的。”总之，不按工种，而按企业。他完全错了。既不按企业，甚至也不按工业部门，而是按工业部门的各种组合。哥尔特的这番话纯系无稽之谈。即便他是对的，那又能证明什么呢？倒是能证明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工会的组织。就哥尔特而言，他别的什么也证明不了。就连赫姆佩尔同志也未敢提出别的证明。不能认为：“时代变了，组织也要变。”新的组织固然好，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旧的组织不能抛弃。按企业来搞，说到底，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其唯一可取之处是，在工会内部实行的原则也应当同组织生产的原则相一致。假使你们只满足于诸如此类的笼统的提法，那你们为何不这样联系政党呢？ 关于各党的相互关系以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你们的论据也同样是不充分的。哥尔特说，在俄国，因为无产阶级人数不多，所以政党才能胜利。在别国，资本主义异常强大，敌人也强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任何领袖，不需要任何真正的政党，而只需要全新的组织。对此，我的回答是，这种论据荒谬透顶。不可以把政党同领袖对立起来。只要是一个大党，就必须设立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意味着领袖的领导。 铃声响了，这是提醒我应该结束发言了，因此，我要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说这样几句话。他们认为自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的理论家这样写的，而这位理论家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比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还要强。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努力挖掘危机的社会原因。我们的危机何在呢？这场危机不是别的，恰恰是农民的旺代①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党人与农民的旺代相勾结，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你们视而不见，却反而说什么你们的无产阶级政党胜过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提出异议，有人高喊：“这是故意歪曲！”）这不是故意歪曲。是写在纸上，抹不掉的。难道这些话能有别的意思吗？（拉狄克喊道：“什么意思也没有，一派胡言。”）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向同志们指出：这种目的，这种观念已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即列维纠合在一起了；你们所坚持的理论立场同列维的理论立场是没有区别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叫喊：“那么在实践上呢？”）假使你们在实践上搞的是一套，而在理论上搞的是另一套，那就说明你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乱了套。因此，我们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如下要求：他们不能容许自己的领袖带领他们走邪路；他们的领袖不应当写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不然的话，这样的党我们就不能不加以取缔了。（热烈的赞同声，鼓掌。） ① 意即反革命势力或反革命策源地。旺代是法国的省名，18世纪来叶法国革命时，该省成为多年的反革命中心地。——译者注
主席克南： 报告大会，除德国、捷克和波兰代表团以外，匈牙利代表团的多数派也就分发下去的补充材料向主席团递交了声明。其次，通知各位，明天上午11时继续就策略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于晚11时30分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