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庆贺克拉拉·蔡特金65寿辰主席洛里欧： 在正式开会之前，即列宁同志作关于俄国形势报告之前，我有责任报告大会：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克拉拉·蔡特金同志65岁生日。（热烈鼓掌。）由德国代表团团员黑克尔特同志致贺词。 黒克尔特： 同志们！德国代表团很高兴地履行这项义务。我们代表团中有一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今天是她65岁生日。蔡特金这个名字对整个工人国际来说是一个特殊纲领。蔡特金不是在晚年，而是在青年时代就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她怀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投入了工人运动，她至今仍是工人运动的一位忠诚的、忘我的战士。 蔡特金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君迫害过她，资产阶级诽谤过她，甚至连她的一些老战友也诽谤过她。在社会主义者法迫害工人阶级、迫害英勇反对旧普鲁士、反对旧德意志的工人阶层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老同志蔡特金也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社会主义者法废除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右派，蔡特金同志就毅然转到该党的左翼一边。她是一位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英勇战士；修正主义运动刚一出现，她就和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及其他同志一道，以笔为武器，为国际激进派效力；正是她慷慨激昂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思想，也正是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持了卡尔·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采取的激进立场。大战前不久，在真正的左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形成之后，蔡特金就站到左派一边。她的心始终在真正的战斗的无产者一边。她一贯地、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战斗部分一边。她从不半途而废。大战爆发后，蔡特金作为《平等报》编辑，采取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极端爱国主义，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从而为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的重新联合廓清了道路。自大战爆发之日起，她就为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努力联合革命工人。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左翼形成了，她就立即加入了左翼，并与之一道战斗。战后，即革命时期，蔡特金加入斯巴达克联盟，成为我们的优秀领袖之―，成为当时还弱小的德国斯巴达克运动的英勇领导人之一。不久，德国统一共产党成立，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这个党的杰出领袖之一。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由于蔡特金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了方针，因而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现任中央委员会和她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但是，观点的分歧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对她个人产生敌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太敬重我们的这位老战友了。 我们深知，她对我们的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也深知，她将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群众一边。我们希望——岂止希望，我们坚信——她是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深知，我们彼此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会长久存在下去。我认为，共产国际和德国代表团一道仍将长期认为蔡特金同志是工人运动左翼的英勇战士。她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红色将领，率领我们走向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谨向克拉拉·蔡特金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并请大会全体代表和我们一起向她庆贺。 （全场热烈赞同，长时间鼓掌。）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你们颂扬我的功劳，称赞我个人，使我很为难。你们批评我，我反倒很高兴，因为我想到我能以自己的战斗行动为真理服务，促使革命进一步发展。但是，你们一表扬我，我就很不安，因为我想到了我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深知，生活给了我一切，革命思想给了我一切，可惜，我对革命还有欠债，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同志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我是凭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行事的，根本不值得赞扬。我就是我，我只能这样行事。怎能因为江河向前奔流，就赞扬它？怎能因为鸟儿歌唱，就赞扬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为革命事业服务，也是出于内在的必然。（全场热烈赞同。） 黑克尔特同志刚才赞扬了我一番，对此，我不想说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我不能不说说。我能有今天，我能有成绩，这主要归功于德意志的理论，至于实践，我是向历史学习的，也是摹仿我们的法国和英国兄弟的。而我能够立志为革命奋斗——请允许我丝毫不带资产阶级意味地借用一个用语——我能够树立革命道德，这要归功于俄国革命家、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因此，我要终生感激他们。我能有这样的情操，我能有献身革命的这种毅力，这首先是因为从70年代起，我就同俄国革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请允许我再谈一点。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怀念罗莎·卢森堡，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她分不开的。我为她已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 同志们！我太激动了，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我只想表示一点，我有一个宿愿，那就是：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要努力工作，争取看到德国革命的胜利，如有可能的话，也争取看到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我们大家都应当为此而努力。（热烈赞同。）我为之工作，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全场热烈赞同，长时间鼓掌。） 洛里欧： 敬爱的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我很幸运，能在德国代表团致贺词之后，代表大会全体同志向您表示兄弟的情谊。 敬爱的蔡特金同志！我不善于使用华丽的词句，我要尽量用普普通通的话来表达，因为我深信，肺腑之言最能表达我们大家的情感。 今天，是在这里举行会议的整个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一个节日。我们正在为准备革命而紧张地工作，临时中断一会儿工作，为的是当面向您表示庆贺，庆贺您的光辉而崇高的一生。黑克尔特同志简要地叙述了您生平各个时期，但是，敬爱的蔡特金同志，唯独您一个人知道，这43个艰苦奋斗的春秋充满了欢快的喜悦和痛苦的眼泪，使您操碎了心。 您刚才站在这个讲台上，提起您的忠诚的同志——已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确，只有您才有资格说出这些回忆对于您意味着什么，说出与您的43年斗争历史相联系的事情，也就是您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以及其他地方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工作。这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我们铭记您站在革命运动的左翼立场上，为反对旧社会民主党的倾向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更要提到您在大战期间所从事的工作。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对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所做的工作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无产阶级也没有忘记，几乎就在大战前夕，正是您在由您支持召开的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唤起了许多国家的妇女，使他〔她〕们说出了当时误入歧途的无产者没能说出来的话。我不想一一描述大战期间各个斗争的阶段，我只想说说我们法国共产党人特别难忘的一件事。 在图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得知您要光临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对您能否成行，缺乏信心。我们知道法国警方对您了如指掌，他们未必能让您进入法国。我们知道，他们决不准许您入境。但是，我们也知道，您是一位能应付警察的人。后来，当大家得知您已经进入法国国境的时候，当我们在法国本土欢迎您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高兴，而资产阶级是何等的惊慌。 敬爱的蔡特金同志！您为之效力多年、为之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事业方兴未艾。俄国革命的胜利、德国革命的明显发展以及我们同志们的努力，使我们不仅看到，而且坚信：您，敬爱的蔡特金同志，也一定能看到您的事业终于成功。革命正在全速发展。您生前一定能看到您的工作成果：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这就是我们对您的全部祝愿。（热烈欢呼。） 主席洛里欧； 请列宁同志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列宁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①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可能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我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②的译本和关于俄国共产党策略的提纲③，这就是我所能系统地加以准备的一切。现在，我只想对这个材料作一些解释和说明。 ① 列宁作报告用的是德语。——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92—233页。——译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53—1061页。——译者注 要论证我们党的策略，我认为必须从说明国际形势开始。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大会也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定的决议①。我在提纲中只是很简略地谈到这个问题，而且完全是着眼于政治的。我没有谈到经济基础，但是我认为，关于我们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从政治上说，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无疑出现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联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我认为，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和那些到目前为止都被看作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积聚了很多易燃物，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迟早会突然发生暴动、大的战斗和革命。这是完全可能的。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际资产阶级直接同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曾经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焦点，而现在正是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扼杀我们共和国的企图未能得逞，目前出现了一种均势，自然，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 ① 指《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见本卷第962—984页。——译者注
当然，我们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比我们共和国强大得多，完全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他们才无法继续对我们进行战争。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在远东又看到了新的侵略尝试①，毫无疑问，这种尝试今后还会有。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目前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我们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任务。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仍然应当而且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红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既然还要防备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进犯和新入侵，我们就只能这样做。国际形势中出现某种均势的事实对我们的实际政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 ① 指1921年5月26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白卫分子在日本干渉军的支持下推翻远东共和国滨海州公署的事件。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击溃了白卫军，于1922年10月25日解放了符拉迪斯托克，日本军队被迫从远东共和国撤退。——译者注
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直到目前，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其他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诚然，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满意地肯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国际资产阶级不能扼杀我们，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比我们强大百倍。（鼓掌。） 在提纲的第2条里，我对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等问题作了考察。现在要补充的是，我从这里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眼就可以看出，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个和约怎样不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能爆发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里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和近几个月来，这种革命迹象在欧洲比我们所预料的要明显得多。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现在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革命扎扎实实地进行准备，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这就是我们应当从国际形势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暂的喘息时机，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这种均势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许多西欧国家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很可能大多数居民，都已经被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恰恰就是工人阶级中那些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敌对组织。这一点我在提纲的第2条中已经加以说明，我想，在这里我应当谈一谈我们在策略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两点。第一，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愈有组织，历史就要求我们愈加扎实地进行革命的准备，我们就应当愈加扎实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第二，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工人阶级中加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那一部分。假如国际资产阶级不依靠这部分工人，不依靠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反革命分子，那它要支撑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掌声。）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殖民地运动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切旧的政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都还有原来那种感伤的观点的残余，说什么它们无限同情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被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初开始，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政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已经首次在我们的国际内着手准备这个斗争了。自然，在这个广大的领域内，困难要多得多，但是不管怎样，运动在向前发展，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全场活跃以示赞同。） 至于我们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形势，那么，我必须从正确分析阶级关系入手。近几个月来，在这方面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成立了一些新的、反对我们的剥削阶级组织。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站在剥削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在这里，破坏工作是轻而易举的，只消几个月，有时甚至几个星期或几天，就能彻底完成。我们在俄国已经剥夺了剥削者——大地主和资本家。在战争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作为国际资产阶级军事力量的走卒进行活动。现在，当我们击退了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一切反革命政党都在国外建立了组织。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有150万或200万人。他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出版日报，所有的地主政党和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与外国资产阶级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金钱来维持出版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我国先前的所有政党都在通力合作。我们还看到，在国外，俄国的“自由”报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起到最反动的君主派的止，怎样在为大土地占有制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易于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敌人的力量、他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营垒中的政治派别。另一方面，这自然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因为这些俄国反革命流亡者正用各种办法进行准备来同我们作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证明，整个说来，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强烈，尽管在这方面俄国革命所做的工作要比过去的一切革命都多。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村庄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不曾受到震动。尽管这样，只要我们冷静地估量一下国外的俄国反革命流亡者的组织程度和他们的观点在政治上的鲜明程度，我们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强烈。这些人采用各种办法，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妄图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进攻和打垮苏维埃俄国。密切注视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意图、主要的策略手法、主要的派别，对我们是大有教益的，我想外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做。俄国反革命势力主要是在国外活动，外国同志观测他们的活动不会有多大困难。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反革命流亡者消息灵通，组织周密，善于谋划。我想，系统地比较和研究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是怎样利用这种或那种时机的，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对工人阶级会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际的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学会了什么。俄国资产阶级最近几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①这支战败的反动军队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非常好。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也确实获得了很大成绩。当我们一举夺得政权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政治上还不成熟。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当代西欧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一点，必须改善我们自己的组织和方法，我们将全力做到这一点。战胜这两个剥削阶级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想，对将来其他国家的革命来说也不困难。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译者注
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除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最后的两个阶级作斗争。为了摆脱这两个阶级，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不同于对付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办法。对于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我们可以干脆加以剥夺，把他们赶走。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对于最后两个资本主义阶级，也就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者，我们却不能这样做。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两个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少数，约占人口的30—45％。如果加上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50％。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从国际观点看来，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意义实质上就是我们必须从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想确定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即小私有制，怎样对待小生产者，——从国际观点来看，这是—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定能够解决这个课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创造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会有用的，它们定能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准备做得更好。 我在提纲里就是试图分析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一个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农民是很落后的。在革命的发展中，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呢？最初的形式是联盟，紧密的联盟。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不管怎样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做得到的。 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个联盟的：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领导和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以便共同战胜剥削者。 孟什维克却这样推论：农民占大多数，而我们是纯粹的民主派，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但是由于农民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那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复辟。口号都一样：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我们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我们设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而且第一个阶段是军事联盟。三年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它在某些方面却使我们的任务易于完成。这听起来也许奇怪，但却是事实。对农民来说，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反对剥削者、反对大地主的战争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农民多数不会读不会写，但我们的宣传却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证明广大群众（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一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学到东西比从书本上学到东西要容易得多。而我国农民容易接受实际经验，还因为俄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它的各个部分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革命势力能够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暂时得逞，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是因为农民反对我们。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反革命势力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能一度取得胜利，是因为资产阶级争取农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没有多久农民就醒悟了。他们在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实际经验，而且很快就改口了：“是的，布尔什维克相当讨厌，我们不喜欢，但是他们总比白卫分子和立宪会议好。”在农民当中，立宪会议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不仅在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这样，就是在农民当中也是这样。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立宪会议和白卫军是―回事，后者是紧跟着前者来的。孟什维克也利用和农民结成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只有这种联盟是不够的。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基础是我们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基础，因为我国资产阶级是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盟，基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农民从我们这里得到全部土地和对大地主作斗争的支持，而我们则应该因此得到粮食。这种联盟完全是一种新东西，它不是建立在通常那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我们的农民对这一点的了解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要清楚得多。农民心中想道：“这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严厉的领导者，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人。”这样，我们终于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盟的基础。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红军，而在捍卫自己的地产时得到红军的支持。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如奥托·鲍威尔之流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承认联盟最初的形式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但是那时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必须绝对保证军队的供应。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同俄国所有产粮区的联系都给切断了。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是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全凭着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居然经受住了这样深重的磨难和困苦，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全场活跃以示赞同。鼓掌。）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任务毕竟不同了。如果国家的经济没有遭到七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那样的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新的形式上去。可是，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 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把征粮制改成了实物税。这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你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看到，一连好几个月刊载了许多建议，然而真正有效的方案却没有想出来。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产生的必要性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歉收、饲料缺乏、燃料不足，这一切对于整个经济，包括农民经济在内，自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农民不干活了，那我们就得不到木柴。而得不到木柴，工厂就不得不停工。由于严重的歉收和饲料缺乏，经济危机在1921年春季大大扩展了。这一切都是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向农民表明，为了立刻减轻他们的困苦，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迅速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常常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说过），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有的同志在进行宣传时这样论证：我们是准备革命的，但革命不应过于艰苦。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这个论点是什麦拉里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提出来的。我是从赖兴贝格《前进报》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里大概有一个稍微偏左的派别。因此，不能认为这家报纸是不偏不倚的。不管怎样我应当说，如果什麦拉里确实说过这话，那他就错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继什麦拉里之后发言的一些人曾说：“对，我们得同什麦拉里一道干，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内战。”（笑声。）假如这一切是真的，那我必须说，这样的鼓动不是共产主义的鼓动，不是革命的鼓动。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牺牲。革命不同于普通斗争的地方就在于投入运动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这一点讲，一次革命不仅仅对某些个人，而且对整个阶级都意味着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将来也会是这样。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分配这些生活困苦的负担呢？我们代表着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分配这些负担，即把负担分摊在几个阶级身上，从而相对地改善居民中个别阶层的处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原则。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不得不忍受难以想象的困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粮食政策所获得的成就一年比一年大。—般说来，情况无疑是好转了。但是俄国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好处肯定要比工人阶级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理论上看，这自然表明我们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考茨基提出这个论据反对我们时，我们付之一笑。自然，如果不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不赶走大地主，不分配土地，那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是唯一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党。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我们都已经建立了，可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场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就看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分配负担实际上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般说来，农民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而深重的苦难则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 我已经说过，1921年春由于饲料缺乏和歉收，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极为困苦。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帮助农民。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非常痛苦。然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却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这一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理解的，但是，在这个先锋队里还有人不能理解，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而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还用上了机会主义这个字眼。他们说，布尔什维克竟然帮助农民，可是农民是剥削我们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工人却饿着肚子。难道这就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行实物税，这是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年度我们将第一次实行实物税。这个原则还没有经过实践捡验。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只有实物税才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基础。从理论上看，只有这样做才能给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占很大一个少数的国家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存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形式。农民以纳税形式提供一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拿去同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去进行商品交换。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言而喻，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农民在完税之后，有权拿自己的余粮去自由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决不掩饰。如果我们想掩饰，那我们的情况就很不妙了。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是公开这样做的。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让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获得承租权。我们在丝毫不取消国有化的条件下把矿山、森林、石油资源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工业品、机器等来恢复我们自己的工业。 自然，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大家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见一致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十分高兴地指出：我们的农民进步了，他们完全懂得我们目前进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经常有一些很纯朴的农民从遥远的地方跑来对我们说：“怎么回事？我国的资本家、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而外国资本家现在却要到我们这里来？”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已经进步了吗？对于有经济常识的工人是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七年战争的破坏使我们的工业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我们必须向大家、向每一个人讲清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能够在实践上证明这一点，那么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因为这种办法能立刻改善他们的状况，能保证我们的工业得到恢复。是什么情况迫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①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缴纳贡赋。 ① 在德文速记记录中，此处有“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字样。——译者注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缴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缴纳贡赋。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粮食政策。亳无疑问，我们的粮食政策制定得很粗糙，不完善。但是，我们也可以举出已取得的成绩。说到这里，我还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像旧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现代化大工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全俄电气化。瑞典、德国和美国已经接近实现电气化了，虽然它们还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一位从瑞典来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很大一部分工业和30％的农业都已经电气化了。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德国和美国，我们看到电气化的规模还更大。大机器工业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全国电气化。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由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诚然，这些人在思想感情上几乎都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专家都会走到共产主义的，不过不像我们那样要在20年的地下工作中不断地研究、温习和咀嚼共产主义的初步原理。 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权机关都主张我们去请教专家。只要我们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个办法可以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专家工程师们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来。单从理论上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从理论上宣传共产主义，而是换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们说：大工业是使农民不再受穷挨饿的唯一手段。这是人人都同意的。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旧的基础上恢复工业，需要花的力气和时间太多了。我们必须使工业更加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向电气化过渡。电气化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电气化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200多名专家都是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从技术科学观点出发势必承认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从计划到计划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比较谨慎的专家说，完成第一期工程至少需要10年。据巴洛德教授计算，德国实现电气化只要三四年就够了。但对我们来说10年还嫌太少。我在提纲里举了一些具体数字，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还多么有限。我所举的数字小得可怜，你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要大于科学价值。但是我们还得从宣传做起。参加过世界大战并在德国呆过几年的俄国农民在那里都看到，要战胜饥饿，应当怎样按现代化方法从事经营。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些计划本身还没有多大实际作用，可是鼓动作用却很大。 农民看到，现在必须创新。农民懂得，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各行其是，而应当由整个国家一起来做。在德国当过俘虏的农民看到而且认识到，生活，文明的生活，应当以什么作为实在的基础。12000千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熟悉美国、德国或瑞典电气化情况的外国人听了也许会笑。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就算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吧。但是，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只要资本家帮助我们实现我国的电气化，我们不应当因为要给他们几亿公斤石油而惋惜。 最后，我稍微谈一谈“纯粹民主派”。我要引用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信中的一段话：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译者注
我们不能像某些理论家那样提出我们的问题。整个反动派，不单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势力，都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德国同志比其他国家的同志都更清楚“纯粹民主派”标志着什么，因为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领袖都庇护这个“纯粹民主派”而反对凶恶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言论而是根据行动来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么就会发现他们正是小资产阶级“纯粹民主派”的代表。在我国革命中，再就是在最近这次危机即喀琅施塔得暴动期间，他们都十分典型而清楚地表明，纯粹民主派是怎么回事。农民的骚乱来势很猛，工人中间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啊。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饿着肚子，政治积极性自然大受影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如何呢？他们一直动摇不定，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俄国的所有政党在国外组织起来的事实表明了目前的形势。俄国大资产阶级最聪明的领袖们盘算着：“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立刻取胜。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党魁米留可夫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社会革命党人。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实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革命中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研究这种辩证法，即从敌我双方各自怎样进行斗争的实践中研究这种辩证法。立宪民主党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因为他们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想骗一些人上这个圈套。聪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是聪明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聪明的，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吸取了一些经验。现在他们的口号是：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整个资产阶级现在都帮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整个反动派的急先锋。今年春天我们已经有幸看到这种反革命合作的成果了。 因此，我们必须同这些分子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目前军事入侵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处境孤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完全孤立，因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已不能公开对我们发动战争了，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尽管大部分还不拥护共产主义，仍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不允许进行武装干涉。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群众的这种情绪，尽管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现在不能向我们进攻，虽然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总的最终结果未定，可怕的战争状态就将继续下去。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像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我们公开向农民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是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我们可以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然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或是选择资产阶级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欺骗，都是十足的恶意煽动。我们必须同这种欺骗、同这种恶意煽动作最无情的斗争。我们的观点就是：暂时我们还要作重大的让步，要极其谨慎，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均势，由于联合起来的敌人比我们强，由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太薄弱，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的。 关于我们的策略，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我要向同志们说的就是这些。（长时间鼓掌。）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8—56页译文刊印） 讨论主席洛里欧： 同志们！现在讨论列宁同志的报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报名发言。我希望就这个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是十分重要的。请各代表团指派自己的发言人。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由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代表团报名就列宁的报告发言，所以，按照我们代表团对我的委托，我认为我有义务来填补这个空白，承担这一很难得到成效的任务，即首先发表意见。 列宁同志的报告使我们受益匪浅，他说明了俄国共产党要如何克服因俄国经济发展落后和世界革命发展缓慢而产生的困难。列宁同志在关键时刻说出了关键的话。他说：在工业发达国家的同志做好全部充分准备之前，我们俄国将不得不缴纳贡税。可见，列宁的意思显然是这样的——这一点，列宁同志也说得十分明确——赢得时间就能赢得一切。 但是，我要指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感到某种担忧。（有人喊道：“我们也一样！”）我完全相信你们说的是真心话。我还认为，对这种担忧公开议论一番是较为妥当的，因为不仅西方同志而且俄国同志也都有这种担忧。我们始终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党的政策即俄国党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仅仅间接能加强俄国的经济地位和创造恢复俄国本国经济的条件；我们总觉得，这个政策还必然导致另外一种后果，也是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俄国国内，任何政党，不论其力量多么强大，也不论其纪律多么严格，都永远不能不受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点是应该赞成的。党的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可能长期不受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的影响，因为经济条件也影响着政治生活。因此，我们首先担心的是，俄国党限于闭关自守，限于严格的纪律，限于大权独揽而不能绝对保证俄国党在经济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其本色；至于俄国党同外国的关系，我们在讨论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时，至少在委员会中，已经发表过意见。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中有―处说，苏维埃俄国恢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带来多大的变化。我在委员会中曾对这种论断提出过异议，但我只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提纲业经代表大会通过，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又出来了，所以我认为我有权再次正式谈谈这个问题，并说明如下。依我之见，恢复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经济联系可采取订立协定的方式，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目的要对方在政治上承认苏维埃政府，至于协定的经济性质，不过是一个幌子，而且也不对俄国的经济恢复提供任何援助；另一种是（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最大）以协定为基础，建立具体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关系，即实行租让或以信用担保大量输入商品。 果真这种协定得到履行，并且有助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那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也就随之必然得到加强。假如俄国同志已经预先考虑到这种后果并估计到这种危险，那么，鉴于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关，我们就要问：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办？必须承认，俄国迫于形势，目前不得不继续走这条路，应该承认，这种必要性无疑是存在的。因而，所有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就要更主动地抵消这一政策给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活力。但是，我们恰恰有一种印象，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本次代表大会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能证明这一点。完全可以预料——岂止是预料，简直是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国家革命工人的利益与苏维埃政权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责某个个人。这是客观事实。克拉辛同志在同《红旗报》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英国矿工的罢工实际上妨碍了俄英贸易协定的执行。这个例子说明，利益是有矛盾的。反之，假使对英国矿工明确说，“你们不应该罢工，因为俄国需要煤，需要机器”，那就对世界革命作不出任何贡献了。我觉得，有人要在这个问题上搞折衷，那是害己又害人。坦率地说，英国矿工在罢工期间既没有得到有效的援助，也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为了俄国的利益，你们不要罢工。”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过这类事情，但是，我们非常担心，怕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与我们俄国同志的意愿相反，抓住这个理由不放，对开展经济斗争的工人说：“当然，我们站在你们一边，但是，你们要替苏维埃俄国想想，俄国需要你们提供货物，所以不要罢工了。”拉狄克同志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俏皮的玩笑罢了。拉狄克同志要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他对我国的情况缺乏了解，这太遗憾了。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不发生这种危险。这是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因而也是本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如果说本次代表大会的思想路线实际是由我们的俄国同志确定的话，如果说本次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俄国同志手中的话，那么，这不怪俄国同志，而怪其余各党，因为它们缺乏批评的态度，没有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的性质，也不进行任何抵制。不过，我这样说，是另有用意的。我要告诫所有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现在，由于受俄国国家政策的影响，它们都已看上了（依我们看，是看准了）另一条路，所以它们不但要用言论，而且用具体行动，用公开的批评来抵制这种影响，现在，正是它们进行公开批评的机会。（赞同声。） 拉狄克： 同志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肯于在此就其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我真的认为应该给这个党记上一功。同时，我也要指出，扎克斯同志刚才关于一些事实和本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的胆量确实不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态度我们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只不过是说出了孟什维克在其报刊上屡次攻击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时所发表的言论。我不想深入地评论扎克斯同志在他发言中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我不想剖析人所尽知的见解，即认为俄国向西欧采购商品会阻碍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等等。我只想谈谈一个问题，即：俄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内外政策，从俄国无产阶级角度（即不仅从俄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的角度，而且也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角度）看，是否必要？我们既然已经听到了列宁同志的发言，我想就没有必要再来证明：不仅在由战争转入和平的这种形势下，而且一般地说，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除了我们所采取的政策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政策，况且这项政策包含着各国共产党必须吸取的理论精华。多年来，孟什维克一直断言，限于俄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在俄国搞社会主义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有必要有意识地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让资产阶级把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15年前，即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旧党中，布尔什维克也曾坚持认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但是，布尔什维克又指出，除非依靠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否则战胜沙皇制度是不可能的，而托洛茨基同志却认为，任何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掌握了政权，那么根据事物的内在的逻辑，它就不能不尝试实现社会主义，以使自己的政权也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形式。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实际问题：若出现失业现象和资本家开始怠工，那依靠工农联盟的革命政府该怎么办？那就要尝试实现社会主义。在第一次革命时期，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因西欧资本帮助沙俄政府摆脱了困境和身穿军装的农民镇压了革命，我们的这一目的未能达到。那次革命一开始，共产党就非常慎重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掌握了政权，那该怎么办？1917年，列宁同志在其四月提纲中写道：“我们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只能从头做起，因为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中，在经济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组织的普遍形式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考虑大工业、运输和银行社会主义化，只考虑对外贸易垄断制。”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已经超出了这一纲领的界限。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其论实物税的小册子中作了阐述。他指出，如果说我们为了进行战争而不得不耗尽国家资财的话，那么，这资财就不仅包括大工业，而且也包括中小工业。但是，我们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其他的、更重要的、非解决不可的问题。首先，资产阶级不能一下子就打垮，虽然它是应该被打垮的。资产阶级仍在反抗。所以，只好把资产阶级力量的源泉夺过来。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源泉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私有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在缺衣少食、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自然要试图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当时这样做，日子总要比从前好过一些。多吃一口面包或多穿一件衣服，是当时促使工人阶级实行平均主义的动力。现在，我们正处于由外部战争转入暂时和平的阶段，因而经济问题变成了首要问题。政策要适应具体条件。过去，迫于战争，我们的政策无法考虑这些。而现在，就有一个本着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共产党的原则，实行真正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指大工业社会主义化。至于别的方面，就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而是确立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资产阶级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论从苏维埃俄国的角度看，还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都非这样办不可。假使你们不否认苏维埃俄国迄今为止仍是世界革命的坚强砥柱，不否认苏维埃俄国一方面束缚着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不仅为在大工业中实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创造条件，而且还把俄国农民的力量用来实现各个不同的革命目的（否则，农民的力量将会为反革命服务），那你们就应该承认，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同劳芬堡、沃尔弗海姆等人的争论。那时，你们摇摆不定，而他们却鼓动你们说：“我们如果有力量，就应当撕毁凡尔赛和约。”你们再回忆一下，正当我们遭到封锁的时候，我从俄国无产阶级的角度出发，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个政策现在反不得。因为说不定德国革命为争取喘息的机会而承认凡尔赛和约是必要的。即便我们所执行的政策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是必要的，那也要得到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赞同，这样，共产国际就要从上到下对这一政策负责。这样做，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政策追求的不是被孤立的俄国的利益，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持我们的这个方针。 由此便产生第二个问题，即共产国际对俄国政策的态度问题。我可以结合具体情况，证明有人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议论是荒谬透顶的。 扎克斯同志质问道：“那么英国矿工的罢工呢？为何你们不过问他们的罢工？为何你们不呼吁给他们以援助？就因为你们订立了贸易协定，所以张不开嘴！”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我们为什么没过问他们的罢工。原因是，我们知道，说空话无助于英国矿工。只有动员德国和美国矿工停止对英国输出煤炭，才能援助英国矿工。但是，在德国，三月发动刚刚失败，假使我们提出不向英国输出煤炭的口号，那纯粹是为提口号而提口号。至于美国矿工，很可惜，我们同他们的联系非常不够，向他们呼吁，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注意到共产国际一改过去的方针，尽量少作普遍号召，多做具体工作，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定：放空炮是无济于事的。假使你们说：就算是这样，不过，我们到底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也有发言权，那我们的回答是：在执行委员会中，其余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加起来是占多数的。我要明确指出，执行委员会没有就采取任何行动提出任何建议，至于执行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他们已经学会实行弹性而弹性的政策，所以，即便到海地去履行我们的革命义务（只要是我们与该国结盟），那我们也不会感到为难。 现在，根据以上情况，我来简要地作一个结论。苏维埃俄国的政策究竟是什么，你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不仅仅是俄国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当前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假使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政策有没有风险，我们的回答是：当然有风险，而且风险很大。列宁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过，无产阶级政府只能在某个时期内孤立地存在。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一再就这种风险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付这种风险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加速世界革命。 现在，我来谈谈扎克斯同志及其拥护者提出的批评，其中有一处从逻辑上讲是非常矛盾的。他们说：“你们是孤立的；你们的政策使你们冒着很大的风险，这是你们已经承认了的。既然如此，那你们从俄国国家政策的角度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问题仅仅涉及俄国国家政策，那么，照他们这么说，我们就成了“盲动主义分子”，就像有人往往形容我们的那样。我还记得，我在德国出狱之后，《前进报》主编施坦费尔采访我时说：“当我得知您的活动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我认为，由于你们国内的日子不太好过，所以您才到德国来，以迫使协约国占领德国。”哥尔特和潘涅库克指责我们发动三月斗争是“盲动”，你们在内心深处跟他们是同一个观点。但是，你们却又说我们极力要使共产党变成机会主义的党。这就非常矛盾。我们既不是盲动主义分子，又不是机会主义分子。我们认为，假如工人阶级被击败，那苏维埃俄国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尽管有风险，但是我们宁死也要捍卫我们的立场，而你们则不应该战败，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捷曼喊道：“必胜的革命是没有的！”）必胜的革命是没有的！这完全正确。但是，只有蠢才才去进行必败的革命。我们不希望你们作这样的蠢才。（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1919年，你们在斯巴达克联盟中拚命攻击我们的时候，一口咬定：革命已经成熟，唯独斯巴达克联盟看不到这一点。事实证明，当时并不是革命的前夜，革命尚未成熟。两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处在革命的前夜，只能说是革命有希望了。目前，我们还只是在组织进行斗争的骨干队伍，而敌人则企图乘此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我们才劝告你们：不要回避战斗，战斗是必不可免的。但是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基础越广泛，胜利就越有把握。所以，我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在这里所作的让步，我们所实行的妥协政策（我们实行妥协，是明摆着的事实，谁看不见这种事实，谁就会摔跤），是符合共产国际的利益的。而共产国际的利益则要求把所有的党都动员起来，彻底做好决战的准备。反之，既冒风险又无成功把握，硬要去闯，那是违背共产国际的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苏俄党的政策，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大有教益的政策。我们现在都懂得，不认真考虑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也要像我们那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有成功的把握就出击。我们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斗争的。1918年底，协约国开始进行武装干涉，我们展开了斗争，托洛茨基同志（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格外慎重）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一个革命家应该完成的任务，他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中，依靠党建立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薄弱。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巧妙地向威尔逊问道：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多少磅鲜肉？说这句话的目的在于设法赢得时间。当这一招不能奏效时，我们就怀着一颗希望爆发世界革命的心和不顾一切的决心展开斗争，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革命的强大砥柱能否存在，取决于俄国的胜败。但是，我们仍然努力赢得时间，我们至今仍然处于这样的时期。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口号是：要赢得时间以准备夺取胜利。而要准备夺取胜利，正如列宁同志所说，不能光啃书本，而要靠生活经验，靠生活强加于我们的战斗。（全场活跃表示赞同。鼓掌。） 柯伦泰： 同志们！我在此并不代表俄国代表团，而是代表俄共一小部分同志发言。依我们看，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着比党纪要求于我们的更为崇高的职责。我指的是整个共产国际的纪律和我们应对共产国际所担负的职责。我这样说，是希望其他国家的同志知道，在我们俄国共产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俄国的现行政策，对俄国的国内政策的转变非常担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也对其他国家的同志谈谈我们的忧虑。 第一个问题，也是主要的问题是，这种转变，这种政策能否切实巩固和发展俄国的共产主义新经济？要知道，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只有崭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制度才能真正向前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要旧的生产制度（分散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传统，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生产力就不可能提高，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同志们！我们的根据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经过时了；我们也知道，正是这一点促成了社会革命：不是全人类彻底毁灭，就是正在崛起的新阶级创造新的、更加完善的生产方式。总之，我们眼看现在的俄国，眼看俄国国内正在形成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对内政策的这种转变会不会导致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旧生产制度的复辟？我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即新经济政策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在俄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做法能否促使俄国的生产力发展，能否促使俄国的经济繁荣？恢复了资本主义，是否就能扭转经济衰败的局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错了。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在俄国恢复私有制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成立小企业并在法律上予以承认，让小企业与我们的中央经济机构并存，这都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做法。这就是承认可以对资本作一定的让步。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俄国还不是人口单一的国家，我们的政策仍然受到三个社会阶层的影响。第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第二，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现在有的已变成我们的官僚，有的已变成依附于资产阶级的专家，他们与外国资本——当然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相勾结；第三，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力量，是主要的社会阶层。 总而言之，恢复旧生产制度即资本主义，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的要求？决定我国经济政策转变的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满脑子旧传统观念和私有制观念，留恋小块土地，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这里是不是也有外国资本的势力在作怪？外国资本在我们俄国有自己的所谓思想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对我们的政策施加影响。列宁同志也并不否认我们现在和俄国农民结成联盟。但是，这是什么样的联盟？说这种联盟是我国整个经济政策对俄国小资产阶级作出的重大让步，不是更合适吗？的确，坦率地说，这就是让步。列宁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也都承认这是让步。但是他们又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为了等待时机，我们不得不作这种让步；这是在我们外国同志完成社会革命之前，摆脱困境的一种临时出路。但是，在我们的外国同志未完成社会革命之前，俄国必将因这种让步而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如果其他国家的社会革命迟迟几年也不能完成，那就更加危险。当然，我坚信，外国同志的社会革命不会一拖就几年，但是，假如外国同志的社会革命拖延下去，那这种让步将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只有承认，我们的政策所依据的共产主义原则使我们大失所望，共产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法将挫伤工人的锐气。相反，农民却会因此而认为，他们是支撑国家经济繁荣的阶层，从而认定必须要由农民来左右我国的政策。此外，这种让步还会使工人群众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任，不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就，不相信自己能够建立起崭新的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因此，我非常担心，我们如果继续执行这种让步政策，那么等到别国爆发社会革命时，就后悔也来不及，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革命可以依赖的真正可靠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了。到那时候，俄国的农民和市民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将会大大巩固起来，以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进行一次工人革命，以肃清这些敌对的社会势力。这是我们许多同志所担忧的，因此，我有必要再耽误大家几分钟。 列宁同志在这里说过，没有别的出路。我知道，我们好多同志是赞同这一看法的。但是，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往往忘记俄国还有一支未被充分利用的伟大力量呢？这种力量就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创造毅力。同志们一定会说：工人阶级不是不可以大显身手！同志们！你们自己也知道，恰恰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创造力没有被充分利用。如果说在革命的头几年，广大工人群众真正的创造性地参与了共同的工作，那么现在他们就愈来愈受到种种敌对社会势力的排挤，这些敌对社会势力对俄国整个生活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同志在其提纲中极为重视俄国工业、机械的振兴及其发展，但是，对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即富于创造性的工人阶级如何通过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却绝口不谈。关于如何教育和鼓励工人去建立新的生产制度，只字不提。对这个问题毫不重视。殊不知，唯有无产阶级这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要想使无产阶级发挥创造性，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提供发挥主动精神的条件，但是，我国目前的做法却越来越束缚他们的主动精神。为使群众树立起新的精神，我们应该切合实际地考虑如何改变这种做法，而不能光是纸上谈兵。除非照此办理，否则我们就得没完没了地寻找能使我们摆脱困境的新生力量。同志们！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现在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的创造毅力。但是，我只举其中的一个，来说明我们多么不重视培养和鼓励无产阶级的创造毅力。 大家知道，目前，我国饥荒十分严重。可是，我们非但不动员工人去救济饥民，非但不协助工人组织起来以实现救济饥民的目的，却反而在俄国成立什么救济饥饿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委员会，指派政治上敌视我们的异己分子，如库斯柯娃，担任这个委员会领导人，而库斯柯娃就是俄国的贝阿特里切。我们竟然安于这种情况，而不以全副精力去增强工人的自信心，从而加强工农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忘记了，我们重新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就等于是我们的全盘工作付诸东流。我们不应当忘记，工人已习惯于这种取代旧征税制度而由国家供给他们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新制度。他们舍不得放弃这种制度。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观点也都变了，已经适应共产主义了。工人们说过：囤积实质上是犯罪行为，即便我们工人也搞囤积，那仅仅是因为国家对我们供应不足，口粮不够，不得已而犯下的罪行。但是，他们已经逐渐开始树立公有制即公共福利的观念，而这的确是我们革命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培养无产阶级的这种新的创造毅力，造就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新的社会制度的新人，这项任务我们忘记了，我们因政策的转变而把这项任务放弃了。当然，同志们，借助政策的转变，在某个时期内可能会提高俄国的生产力，但只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幅度不会很大。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暂时救活俄国的工业，但我们仍将遭到严重的危险——工人群众失去对我们党的信任。所以，我认为这种政策绝对不值得大加赞扬，而我们偏偏有许多同志极力赞扬这种政策。相反地，我们应该批判这种政策，使来自目前还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对我们来讲，唯一的出路是，保全我们党的强有力的核心，使之维护我们以往的坚强原则，使之能够在革命爆发时大显身手。如果整个苏维埃政策继续转变下去，如果我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变成普普通通的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共产主义共和国，那么坚定的共产党人核心就要把革命红旗接过来，以确保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托洛茨基： 我没有机会经常阅读亨利希·库诺夫主办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理论性机关报《新时代报》，但偶尔也翻阅一下，于是偶然读到亨利希·库诺夫写的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蜕化问题的文章，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怎样才能避免全面的经济崩溃？怎样才能增加工农业生产？怎样才能保证城市工人、职员和科学家的饮食基本得到满足？怎样才能消除这些人日益强烈的不满？”这种提法，从论战的角度看矛头是指向我们的，但实质上是对的。接着，他谈到他认为我们党内存在的派别——“布哈林、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拉林、绍尔尼柯夫等人都支持托洛茨基。”绍尔尼柯夫何许人，我不清楚，也许是索柯里尼柯夫和施略普尼柯夫两人的合名。他没有提柯伦泰同志，不知何故。 库诺夫写道：“其他左翼共产党人”，贝拉·库恩同志，请听，他说左翼共产党人（笑声。），“其他左翼共产党人经过研究，认为只有进一步严格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工厂和农业企业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目前仍保有自主权的经济机构也应当国有化；农民应该把余粮交售给缺少食物的城市居民；取缔倒卖和囤积粮食的法律应当强化。总之，必须大力健全经济企业的法规，大力加强中央统一管理。但是，这一目标只有在停止由工人选举各级负责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工人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大都没有文化。必须把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指派的人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为提高生产率，托洛茨基主张把大多数不赞成共产主义的工会控制起来，不准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将其置于政治组织的监督之下。其次，必须实行农民义务劳动制；宣布经营土地是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农民必须生产并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必需品，否则要严厉制裁。此外，托洛茨甚还反对把大面积的土地租让给外国资本主义公司，认为这违背共产主义。” 一句话，这是一幅我们的朋友柯伧泰的政治画像，只是把它安到托洛茨基头上罢了。总之，这篇文章跟所有杜撰的文章一样，是90年代毫不新奇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翻版，看来，这种思想现在已经成为战后的新理论，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食粮。伯恩施坦所宣扬的一套比之亨利希·库诺夫要系统得多，周密而有条理得多。但其实质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拉回来谈俄国问题。有人说我们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说我本人在租让和改变我国经济政策问题上属于反对派，这不仅仅是库诺夫先生一人的说法，也不仅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而且资本主义的报刊也都这样说。除―小撮人（我们刚才听了其代表的发言）之外，凡是稍稍了解我们内部情况的同志都十分清楚，我们党内在这些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如果说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过这些问题，那也只是讨论必须将哪一部门的哪一部分租让出去较为合适，也就是说，具体讨论租让细节，而恰恰在这具体问题上，我是赞同列宁的。无论布哈林同志还是拉柯夫斯基同志，总之，凡是文章提到的人，原则上都不反对租让，不反对新的农业政策或新的农民政策。这篇文章充分地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水平。其实，任何一个多少真正拥护国际的人（即便在第二国际鼎盛时期也是如此）都会经常关心兄弟党的情况，即使同它有分歧，也是如此。过去，有人说沙皇制度坚如磐石，是压不垮的，但那是谎言；而作为一个党的理论家，就理应平心静气地研究客观现象，至少位应当——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他理解我们，为我们辩解，上帝保佑，决不是这个意思——对他所写的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没有任何分歧，绝大多数都持赞成态度，即使用99％这个数字来形容绝大多数，也不为过分。那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和柯伦泰同志分别以西欧资本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方面向我们论述的那种危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经济委员会中也讨论过。有一位同志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如能在“俄国大草原上”施展本领，那它就得救了，就有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其实，资本主义要想在俄国有所作为，就不能不受到我国铁路网、我国运输能力、我国领土的制约，总之，不能不受到我国整个经济水平的制约。我们指的不是赫尔恩格罗斯之类的公司（如果它为苏维埃共和国提供货物的话，那它就会靠苏维埃共和国而得教），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 果真资本主义能在今后10年内借助俄国而恢复其均势的话，那么，这说明我国没有任何必要求助于西欧资本主义；这说明我国的实力很强，即便不跟西欧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合作也能发展。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国的实力不强，我们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技术，而这种技术目前只讲资本主义的方式；正因为我国的实力不强，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借助俄国而治愈自己的全部创伤。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凡是担心资本主义一旦有了俄国这样一个活动场所就会增强起来的同志，至少应该看到，在俄国的这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之间隔着一个苏维埃俄国，因而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大草原上”得到休整和增强，进而把萌芽中的共产主义经济扼杀之前，还要经历漫长的时期。这样，首当其冲的是萌芽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我在经济委员会中说过：“主要因素不变：在我国，政权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人阶级，而在政治上和国家事务中代表工人阶级的是这个先锋队”；所以，我们搞租让，只能以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为条件。这是无须解释的前提。假使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取得胜利，那就不存在租让问题了，因为资本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要是那样，策略问题也不存在了。但目前，策略问题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政权属于工人阶级，就是说，要由工人阶级出面同资本主义谈判，工人阶级既可以提出租让，也可以拒绝租让，可以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世界革命的形势灵活变通，作出决定。事情就是这样。 我由此得出结论：西欧同志和美国同志之所以担心资本主义会在俄国恢复元气，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技术设备和运输工具，另一方面却低估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头脑。我在前面说过，文章在谈及租让问题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出以所谓左翼共产党人自居的柯伦泰同志。谁知她自己跳了出来，这完全是她的权利。她认为共产国际的纪律高于党的纪律。我不知道，也许这与租让问题也有联系，她想显示一下骑士精神（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恰当的德语来形容），想把自己看作女骑士……（拉狄克喊道：“看作瓦尔基利亚女神！”）……对，看作瓦尔基利亚女神。拉狄克同志这样说，就由他来负责。（笑声。）柯伦泰同志正是这种态度，她擅自报名发言，尽管按照我们的习惯，本应事先在代表团、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进行研究。我只是想问柯伦泰同志所代表的在座的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本来没有人反对搞租让，不知你们对这一事实持什么看法？我们认为，政治上无足轻重并在这个问题上居于区区少数地位的同志，向国际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说自己的倾向，完全是正常现象。 现在，我们来正面地说说柯伦泰同志的发言。她的主导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落，因而没有油水可捞了。这是她的基本思想。其余对她来讲都是多余的。这使我们充分认清了柯伦泰同志的历史观和政治经济观。用哲学的语言讲，这纯粹是一种搬弄静止的、非历史的、教条主义概念的脱离实际的观点。再重复—遍：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没落，因而从它那里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同志们，果真资本主义已经完蛋，那假使英国或法国军队进攻我们，即使进攻黑海沿岸，我们就可以满不在乎地说：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了，可以不去理它了。（鼓掌。）我认为，如果依了柯伦泰同志，那我们就都得完蛋。（热烈鼓掌。）要知道，资本主义决不会按照柯伦泰同志的教条观念去研究它没落与否，它将用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出来的刺刀屠杀我们，将派遣经资本主义纪律严格训练出来的士兵消灭我们。既然没落的资本主义尚且能屠杀我们，那足以证明资本主义仍然相当有力量。就说眼前的事实吧，柯伦泰同志作为俄国党内的反对派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反对派观点，这至少能证明：虽然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不可能为人类开创新局面，但它目前仍然相当强大，足以阻止我们在巴黎或柏林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鼓掌。）再拿资本主义的技术来说，不知柯伦泰同志对精良的机车即真正德国造的资本主义机车是怎样想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恐怕德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至少在两年之内，仍然要利用现有的资本主义机车来往于全国各地。须知，德国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它不可能立即（在头几个月之内）着手制造新机车。可是，同志们，可不可以（从柯伦泰同志的教条观点看）向艾伯特公司购买新的德国机车呢？我想，柯伦泰同志在回答这个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时，是不会反对我们向艾伯特公司购买机车的。购买新机车就得付钱，而且必须支付黄金。可是，同志们，俄国的黄金流入资本主义银行，这会增强资本主义。当然，这笔款额很小，不足以偿还德国的债务。幸好，我们没有这么多黄金。（笑声。）不管怎样，我们如要坚持原则，就不能向资本家支付黄金。不过，也可以采取另一办法，比如说，不支付黄金，而用木材交换。这样，柯伦泰同志也许会说：我赞成苏维埃俄国与德国或英国进行贸易，但不赞成租让。那么，什么是租让呢？为了得到机车，就得出卖木材。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锯子和其他机械设备，于是我们就说：“森林中有的是木材，让英国资本家携带他们的机器和技术装备自己去砍伐吧，我们将以此来换取机车”……一句话，我很想知道柯伦泰同志采取这种原则性反对态度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反对购买机车？是反对支付黄金？还是反对支付木材？我想，她连砍伐森林也都反对吧。（哄堂大笑。） 其次，柯伦泰同志硬说我们要以专家和其他人员即技术人员取代工人阶级。（柯伦泰反驳道：“我没有这么说！”）你说，工人阶级的创造性被其他力量取代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得不让位给别人。但是，所谓其他力量无非是指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农民想取而代之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掌握政权的阶级必须跟农民打交道。至于技术人员问题，我们党内有过争论。争论的余音至今犹在，柯伦泰同志的发言就是一例。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柯伦泰同志如果不是最后一个，就是倒数第二个。同志们，说到底，无产阶级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和创造性，这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也相信，有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全人类的面貌必将改观。但是，我们从未说过，工人阶级生来就有能力建设新社会。工人阶级只能为建设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和政治前提。此外，工人阶级一旦直接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物色必要的辅助力量，使其服务于共产主义经济，使共产主义经济开足马力向前发展。但是，我们从未说过，一个普通工人一旦成为共产党员，就具备胜任技术人员、天文学家或工程师工作的能力。因此，把这种技术力量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其他社会力量”，把技术力量用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这一事实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不够信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 同志们！在我们至今仍须开展工作的极普通的领域即军事领域，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求助于敌视我们的技术力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过许多争论。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犯过不少错误，我们的军事组织曾多次遭到它的阻挠。有人曽对我们说，“你们把敌视我们的技术力量（指旧军官）拉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然而，后来事实表明，假如我们单靠那些忘我执行职责的同志们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假如我们不善于利用敌视我们的军事力量，那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俄国工人阶级有才干，有自我牺牲精神，做到了它能够做到的一切。它在夺取政权之后，认识到国家落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于是发挥了极大的主动精神，通过强制或宣传手段，把旧军官争取过来，为自己服务。（鼓掌。）当时，我们需要军队，但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工人中普遍培养军官。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许多来自工人阶级的红色军官。他们占据着要职，而且其人数日益增多。 技术领域也一样。目前我们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迫使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得不让步。但是，我们满怀信心，我们的工人阶级愈来愈认识到自己是伟大国际的一员，他们能够顶住资本主义的暂时复原和现在业已形成的不稳定的均势，趁机利用敌视我们的力量，利用外来的手段，使其服务于我们的事业。可见，我们对俄国工人说：“我们虽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谈判，但我们将千方百计坚持自力更生”；我们希望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活动作出这样的评判：“我们通过租让向德国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提供某种东西，以换取机器”，这难道是对俄国工人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不信任吗？如果说有人因对工人阶级力量不太信任而应当受到指责的话，那这个人不是我们，而是柯伦泰同志在此所代表的极少数人。（热烈鼓掌。） 克隆： 同志们！我对报名参加俄国政治形势问题讨论的发言人数量如此之少，感到惊讶。在今天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只有一位德国同志。我本人认为，俄国的经济形势要比政治形势重要得多。我担心许多代表将带着这样的印象回国，即认为俄国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缺。其实，我敢断言，在俄国，样样都不富余。假如代表们认为俄国东西很富余，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要想了解俄国的真实情况，就不能从表面看问题。我除了懂英语之外，还会其他语种，所以我有更便当的条件更好地研究这个国家的状况。我敢向代表们断言，当前俄国正在经历极其严重的危机。而且最伤脑筋的是，这一危机显然还将持续很长一个时期。 我知道，今年俄国最主要的产粮省份将严重歉收，这会使经济危机至少延长两年。但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农业歉收。俄国工业生产实际上也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看到，来俄国的工程师并没有被作为专家使用，他们作为翻译被派到共产国际执行局工作，或被分配类似的其他职务。从国外来到俄国的同志很多，可惜他们的知识并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至于俄国是否有能力从国外输入货物一事，我认为（我深信，俄国同志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会证实我的话）俄国即使倾其全部黄金也无力购买它所需货物的千分之一。全世界的黄金储备也不够支付俄国所需的全部货物。正因为如此，俄国要签订某种协定，向资本家提出租让，相当困难。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人如能同本国的合作社组织谈妥，那将帮俄国一大忙。在我离开英国前不久，那里召开过合作社代表会议。代表们纷纷质问批发合作社的常务理事会：为何至今还未同俄国发生贸易关系。理事会的回答是：他们很愿意同俄国进行贸易，只是同俄国同志就这个问题的谈判毫无结果。其实，只要善于同这些人真正打交道，只要愿意向他们实行某种租让，英国的合作社肯定会对俄国企业大量投资。对此，我深信不疑。 柯伦泰同志今天说，对外国资本家实行租让，是要担点风险的。不瞒大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俄国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即必须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假使俄国同志能够促使外国资本家给予某种帮助的话，依我看，俄国同志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实现。即便是魔鬼，只要他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欢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现实主义者。我不能因俄国同志向外国资本家提出租让而对他们进行指责，何况我们无力援助他们。 顺便提一下，我在德国同维干德交换过意见。他认为，俄国搞的共产主义试验已失去其大红的色彩，变成了粉红色，因此，那些有身分的人物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俄国了。我途经比利时和德国时，曾接触过那里的资本家，发现他们对俄国投以贪婪的目光，并感叹道：“哎，要是能同俄国做生意就好了！”我在英国也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个德国百万富翁（应当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幻想家），表示原意跟我一道去俄国，因为他对俄国所搞的试验很感兴趣。我认为他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他肯定地说，如果这种试验确有把握奏效并最终成功的话，那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资本和所有企业都交由俄国支配。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作为大会代表，应该对所有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假如我们同俄国同志就从德、英、法及其他国家派遣专家问题达成协议的话，依我之见，就应当给这些专家以特殊的优待。假使我是俄国同志，我就要力争招聘10万名专家，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哪怕牺牲其他10万同志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对于俄国来说，利用别国工人的技术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俄国的试验失败，如果俄国人恢复不了本国的经济和工业，那我们的全部理想就会化为泡影，这样，我们也就不可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我们必须证明，首先，我们要完成革命；其次，我们要建立起确保全体居民衣、食、住的经济制度和工业体系。 我很关心俄国和俄国人，因此，很想知道我们作为外国人能为俄国恢复其经济机构而尽一点什么样的力量。我经过研究发现，战前，俄国的多数工业企业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在俄国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外国人约有400万。如今，大多数外国人已经回国，致使俄国工业破产。这是导使俄国工业萧条的无可争辩的原因。俄国人称得上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宣传家，但作为组织家，他们并不称职。所以我认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设法帮助俄国同志恢复其工业。我不想指责俄国同志，但我认为，愿意来俄国帮助恢复其工业的外国专家肯定是有的。 赫姆佩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首先，我要对现在缺席的拉狄克同志（有人喊道：“他在这里！”）提个不同的意见。我要对拉狄克同志说，他应该停止使用那种把我们同孟什维克等同起来的攻击性语言，他这样翻来覆去地攻击，实在可笑。 其次，拉狄克同志要我们对下述问题作出回答，即我们是否认为俄国的政策符合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利益？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俄共执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俄国同志自己可以去评论。我们始终认为，俄国同志在本国实行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们从柯伦泰同志的发言中了解到，当前，应该更加注意发扬工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不对资本家实行过多的租让。必须指出，如果俄国的现状与柯伦泰同志的说法相符合的话，那俄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我们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西欧和德国，人们对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截然不同。诚然，我们认为俄国的专政完全适合于俄国的国情，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缺乏成熟的力量，所以有必要采取自上而下的专政。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看到俄国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倾向，即他们愿意为国出力，愿意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志向，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热情。这样，我们就将拥有一支自己的力量，这支力量将胜过外国资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支柱。这支力量发挥的作用愈大，我们对资本家要作的让步就愈少。 另外，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俄国政策对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不指出，当前很难断定这一政策是错的还是对的。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准备工作是沿着错误路线进行的，这要讲清楚。问题在于：我们的俄国同志是否具有超人的力量，他们能否完全不受既成局势的影响而行动，还是他们的工作完全受周围条件的支配。这是必须弄清楚的。我们的本意绝不是说这项政策一无是处，我们只是想弄清错在哪里。错误是有的，错误在继续发展，我们知道，这一错误还会进一步发展下去。“赢得时间”，这是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公开说的。这是对的，我们大家也都同意这一看法。归根结底，我们的任务是：要让我们的先锋队冲破障碍，勇往直前，打破列宁同志所说的不稳定的均势局面，促使爆发世界革命或促使别国爆发革命，以求得外援。但是，我们的先锋队，我们的国家政权能否跨越不稳定的均势局面这一障碍？托洛茨基同志的回答仅仅谈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我们如不选择捷径——向小资产阶级即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让步，也就是为国家资本主义让步，就有灭亡的危险。他认为非照此办理不可。既然非照此办理不可，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既要让步，又要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两者能兼顾吗？有毅力做到这一点吗？我想把问题归结为如下主要一点：假如这种让步持续一年或数年，那共产党能否坚持到底？这个共产党还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吗？共产党会不会由于某种原因而变得更倾向于不输出革命，因为输出革命就会招来新的灾祸。如果在那边，即在德国爆发革命，而这场革命也许要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那我们就无法援助俄国。我们不应忘记：俄共同全国人民一起，一旦走上建设的轨道，就会习惯于过太平和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国内发生动乱，一旦贸易中断，一旦重新遭受过去那样的苦难，人民就又会对现存国家政权不满。这证明广大群众在完成革命之后要求过太平日子，要求休养生息。当前，这一点暴露得十分明显。这一情况今后也会对共产党发生影响；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请问，俄共顶得住吗？ 另外，我还要指出一点。我们知道，在一切经济不景气并由资本家恢复其经济的国家（现在德国重新遇到了这种情况）中，腐败现象极为严重。投机诈骗，危害共产党的勾当，无奇不有，恐怕连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也无力与之斗争。这恰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对此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俄国革命、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要求这种不稳定的均势局面早日结束。（笑声。）我们不会落在别人的后边。我们将很快就这个问题举行磋商，看看能有什么办法加速事态的发展。俄国同志不大了解西欧的现状，以为那里的居民同俄国的居民一样。这就错了。历代沙臬的长期统治使俄国人民锻炼得坚强起来。而我们那里的无产阶级，中了议会主义毒素，完全腐败了。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做法，必须堵死通往机会主义的道路。（有人喊道：“这是谢德曼的理论。”）胡说，这不是谢德曼的理论。谢德曼什么时候堵过机会主义的道路？这里说的是防止战斗的无产阶级、共产党滑向机会主义，因为它们应该永远战斗在最前列。我们指的是在经济方面利用议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机构。 其次，有人试图把消费合作社当作斗争手段来利用，为的是不以革命手段，而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这种资本来支援俄国。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对国际无产阶级施加影响吗？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迫使我们的消费合作社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就能帮上俄国的忙吗？帮不了什么忙。消费合作社跟所有企业一样，首先注重的是资本，说不定，它们提出的价码更高呢。这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第三国际的任务是通过纯粹革命的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手段，使俄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假若遵行第三国际的策略，那一切都无法达到。我们需要更坚定的方针。这是症结所在。（笑声。）同志们笑也罢，列宁同志笑也罢，反正这是我们的信念。（有人喊道：“我们笑的是什么，等会儿布哈林同志将作出回答。”）人人都可以笑。我再次提醒各位，在德国以及在民主运动并非沿着革命轨道发展的所有国家中，工人群众、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及其众多的机会主义分子，都宁愿借助议会、工会等组织，而不愿采取坚决的手段来支援俄国。但不是真正的支援，这纯粹是脱离斗争……。 现在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假使我们不全力阻止外国资本家在俄国势力的发展，假使我们不对此加以防范，不使无产阶级加以监督，那么，总有一天，苏维埃俄国（我们的看法与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完全不同）就要变成国际资本复原（即使不是彻底复原，至少也能复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土壤，对此，国际无产阶级将会痛心疾首。第三国际的政策应是竭力防止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到来。用企业怠工、暗中破坏生产的方法可以达到此目的。当然，我们所说的破坏生产并不是破坏生产资料，而是使企业减少收入。这也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即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革命推向前进。至于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是革命的原动力，这仍不失为一条真理。 总之，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第三国际申明如下：“俄国党应进一步看到危险并对这种危险不加隐讳。唯其如此，才能减少危险。” 其次，俄国党应该充分认识到它是第三国际的基石，因为其余各党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及它。这表现在俄国同志在此没有什么反对派。俄国同志应该看到并懂得：如果他们迫于事态的发展而在国家政策上越来越——坦率地说——向右转，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是超人，说明需要有像第三国际这样的力量与之相抗衡，而第三国际将摈弃议会主义、各式各样的工会和妥协策略。 罗兰-霍尔斯特： 同志们！我今天本来不打算要求发言。但是，我看到大会的讨论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指出，所谓第三国际左派在评价俄国政策问题上彼此存在着分歧。我想简略谈谈这里提到的三个问题。第一，群众的主动精神以及俄共为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活动而采取的措施。我既不想一一谈论当前的困难，也不想评论显然是迫于既成复杂局势而颁布的法律和政府新近采取的措施。我只想强调指出，从总体上说，近几年来，俄国同志以种种有力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他们善于激发和支持工人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不然，苏维埃共和国早已不复存在了。俄国无产阶级正是以这种创造力而使革命得以进展，不然，我们在组织教育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赞同声。） 第二个问题是：俄国党真的热衷于继续维持欧洲资本主义的某种均势即稳定吗？果真如此，那我们显然就面临一场可怕的冲突，一场无法摆脱的悲惨的冲突。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并不这样看。俄国党绝不热衷于维持这种均势；相反，它最关心的是推进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俄国同志一再作出的保证，因为他们的结论与我们平心静气地、不带偏见地观察整个既成局势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诚然，苏维埃俄国以沉重的代价即通过租让，也许能够从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获取商品，但是，另一方面，苏维埃俄国仍面临着资本主义欧洲发动新进攻的危险。为防范这种危险，苏维埃俄国必须保持军事组织，其规模即使不像以前那样庞大，但也不能太小。因为，我们在来此之前，早就了解并经常从报上看到，后来又听到托洛茨基同志说，俄国正处在整个经济破败不堪，物质生活极端困难，俄国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捍卫世界革命，而不得不艰难地生存和力不胜任地工作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所以，不可避免的军国主义仍在千方百计动摇苏维埃俄国的根基。因此，其他国家加强革命，这对苏维埃俄国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完全相信，即使俄国一时无法从国外获取它所需数量的商品，那它也仍可以将自己的军队复员，一心一意地全力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俄共对第三国际的方针问题，我也说几句。现在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俄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但是我深信，这仅仅是一种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表面现象。我在本国也曾经一度为此而苦恼过，但来到这里之后，所见所闻太多了，经过深入观察，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大概是错了。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的革命领袖，正像列宁同志今天在他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都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地、扎扎实实地做好革命的准备？为什么他们告诫我们要防止“左”的危险，防止“盲动”的危险，防止过早地发动革命？难道他们也听信不愿意革命的西欧机会主义分子所鼓吹的论调？我们大家都知道，俄国同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革命，他们对革命满怀信心，并坚定不移地认为：资本主义也许会再现一次活力，但它绝不会彻底恢复元气。这一点，在大会讨论世界形势时，诸位都已经弄清楚了。在专门委员会中，俄国同志的基本论据是：的确，我们有时在爬坡，有时又下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正处于革命发展阶段。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只有用这个观点去观察俄国的政策和第三国际的政策，才能对俄国的政策有正确的认识。必须指出：俄国同志并没有向右转，他们坚持左的方针，他们仍然是左派。这就是我来到俄国之后所得出的看法，我认为我有义务把这一观点公诸于众。从总体上说，俄国同志坚持左的方针，因为他们对革命忠贞不渝。我们生活在西欧和中欧，那里的条件不同，就是说，那里还没有革命，资本主义还在统治，我们不得不在西欧资本主义铁蹄之下生活和斗争，所以，人们不大可能产生这种想法。 “要谨慎，切忌急躁”，这是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样劝告我们，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革命。而俄国同志这样说，其出发点是完全愿意革命的，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知道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们知道，工人群众必能实现革命。即使在今天即困难时期（说不定，这个困难时期预示着美好时期的到来）不能实现，那么在明天或后天他们必定会实现革命。当前，革命力量还不那么强大，第三国际可以把西欧看作俄国的革命配角，因为俄国至今仍然是世界革命的坚强柱石。（全场赞同，鼓掌。） 布哈林： 同志们！我要就某些发言人的发言，特别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扎克斯和赫姆佩尔两位同志的发言，谈几点看法。扎克斯同志用以攻击我们的最有力的论据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租让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会助长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因而阻碍革命事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其理由如下。首先，我们的帮助，从数量上讲，对西欧资本主义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从西欧国家所得到的东西都用之于俄国。相反，我们的东西出口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国家。数字对比，显然于我们有利得多。其次，这种经济现象将加剧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这一点不可忽略。的确，我们签订了租让合同，但是，这可以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政治结构，而这在经济上必然引起后果，因为任何政治瓦解同样也意味着经济生活的混乱。第三，把我的意见归纳一下：我们的东西不是白给，而是有出有进。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一点并加以比较，那你们就立即会承认，与其说是我们帮资本主义的忙，不如说是我们加强自身的力量。以上三点理由足以驳斥扎克斯同志的说法。 现在谈谈柯伦泰同志的发言。她现在显然是处在精神发育时期，在她身上，孟什维克的阴魂不散。（笑声。）所以，她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也就不足为奇了；看得出来，她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有一定的联系。不过，柯伦泰同志的论证过程相当可笑。她一开头就断定并预言道：我们国内正在产生官僚——有产者专家阶级，说这是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将越来越强大，因而我们将不得不进行第三次革命，以打倒这个新阶级。 只要透过放大镜仔细看看这所谓第三次革命，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鼓吹的“第三次”革命。但是，他们的议论却有条理得多。他们把十月革命视为反革命，所以，他们认为第三次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恢复被镇压下去的二月革命。但是，柯伦泰同志所说的未来的第三次革命是大成问题的革命。柯伦泰同志要说明什么呢？说明原先的资产阶级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执政阶级；下一步就是突然由必然王国跃进自由王国。她的论断颇为新奇，她说什么在我国实际执政的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而是农民。这是柯伦泰同志提出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又一论题。现在我们来从实质上剖折这两个论题。她的论据是什么呢？论据就是我们在经济上对农民作出重大的让步。同志们！我也作一个对比。假设有一个资本家即厂长和工人罢工。迫于罢工工人的压力，厂长将工人工资增加一倍，在经济上向工人作出重大的让步。柯伦泰同志便会说：“怎么样！厂长明明向工人作出重大的让步，这说明他已经不再是资本家！……”实质上，这两种论据是没有区别的。请大家从逻辑上来推敲推敲。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理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这样一种人，他们看到资产阶级政府在战时向工人作出重大让步，甚至从工人阶级中选用某些不说话的配角充当部长，就称这个政府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是超阶级的政府。这种思想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赞同声。） 现在谈谈第三个问题即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同志在此阐述的国家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西欧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大家知道（也是完全有根据的），西欧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实行国家垄断。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正确概念。这与列宁所说的完全不同。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下，一切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所有制关系则不同。即便在实行租让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它把自己的财产出租给承租的资本家罢了。所有制关系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在理论上不能把它与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混为一谈。 柯伦泰同志说（这是在她提出的所有批评意见中最有分量的—条），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她的惊人妙语是“我十分担忧”。由此行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忧心忡忡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拉狄克喊道：“可是能高谈阔论！”）柯伦泰同志希望我们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用实物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这最我们实施新方针的开端。怎么，难道柯伦泰同志主张我们重新实行征集制吗？这办不到！在党代会上，工人反对派关于租让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条反对意见也未提。我不知道柯伦泰同志是代表哪个反对派发言的。我认为，这个反对派就是一个人，柯伦泰一个人就完全代表了这个反对派。（笑声。）我要明确指出，反对我们策略的论据一个也没拿出来。说实在的，不能把宣扬创造力、机械精神之类的骗术当作论据。 哥尔特同志在其人所共知的小册子中说，由于俄国同志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世界正走向灭亡。我们今天才明白，哥尔特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什么。原来就是柯伦泰同志的历史唯物主义，柯伦泰大谈创造性精神之类的空活，鼓吹那种轻视低下的物质条件的精神和机械世界观，而这些都受过列宁同志的批判。 总之，我认为柯伦泰同志整个发言的一个主要毛病是，谁都猜不透她的主张究竟是什么。谈话的内容可以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贪污现象，说我们的组织工作不善，说我们有种种失误，这都是对的。但是，同志们，你们应当具体地说出来我们该怎么办，要知道，我们正在全力克服我们的缺点。假如你们有什么灵丹妙药，就请告诉我们，不要客气，我们将感激不尽。（笑声。） 至于克隆同志的发言，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确实应该利用合作社（在这个问题上，赫姆佩尔同志也说得完全对，他说：西欧的合作社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利用合作社这件事与共产国际无关，这是苏维埃政府的事。克隆同志的发言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有点不太合适，但拿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则非常恰当。我们一直公开申明，我们愿意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做生意，愿意同别国共产党人一起搞革命，二者绝不相互排斥。 另外，赫姆佩尔说，现行政策对苏维埃俄国是否合适，他管不着，这是俄国同志的事。（难怪他在发言之后，又专门批评我们的立场。）但我认为，每个共产党都有责任干预其他任何共产党的事务，目的在于总结经验，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观点。赫姆佩尔同志说，柯伦泰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使他对俄国的政策有了清楚的了解。接着，赫姆佩尔同志谈到了“发扬主动精神”问题。是的，同志们，我们可以大谈特谈主动精神，但是请说出来，应该怎样发扬这种主动精神？我们搞过一些试验，如举行非党会议，实行工人监督及其他措施；请大家提出具体的办法。同志们，只要是你们提不出我体的办法，那我们就要说，这种批评是无的放矢。你们提出任何建议，我们都会十分感激地接受，而空谈发扬主动精神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言论我们已经听过千百遍了。这是一种中立政策。如果考虑问题而又不接触实际，那这种议论是徒劳无益的。（全场活跃，表示赞同。）赫姆佩尔同志还说：“假使你们能促使社会阶层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那你们就会有力量，而有了力量，就不必对资本家实行任何租让。”假如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指的哪怕是教育过程即启发我们工人的过程，那么，为扶植这支日益壮大的力量，这个意见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崇高义务。但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有时也夹杂类似喀琅施塔得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喀琅施塔得叛乱就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托洛茨基喊道：“但其目的是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全场活跃，表示赞同。）至于同农民进行斗争的阶级性问题，我在另一场合已经谈过。赫姆佩尔同志还谈到实行租让的国际意义。用他的话来讲，我们热衷于维持对我们起重要作用的西方经济生活，因此，同西方进行贸易和实行租让的策略往后是不能容许的。有一个对比，在这里也许是恰当的。卡尔·伦纳曾经这样对比过。他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资本不能离开工人而存在，工人则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可见，在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共同性；因此，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在每个发展阶段，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相对的共同性。但是，工人阶级还有着更为重大的长远利益，这种利益使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化为乌有。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能从英国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将使我们获得更加重大的更加可靠的保障。俄国革命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因此，我们是共产国际的最积极的部分。 当然，我并不打算驳斥赫姆佩尔同志提出的论据。这些论据把全体德国工人阶级说成是中毒者，这近乎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侮辱。尊敬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志们，如果说全体德国工人阶级都中毒了，那你们还搞什么革命呢？你们的革命岂不成了纯粹放毒吗？！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才好。至于赫姆佩尔同志为怠工辩护的论据，确实有点可笑。他说，我们应该使资本主义企业成为收益不高的企业。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方法。无产阶级应当促使经济状况恶化，以此来实现自身革命化。一句话，为了保住工资就要实行全面经济抵制。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工人会满意，他们都要挨饿，不满现实，起来革命，进而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赫姆佩尔同志还说：“假如你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那你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同志们！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也听到过这种论调。那时，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跟将军们同坐就席，因而你们自己也就成了将军。”但是，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的形势变得有利得多，资本主义社会生怕我们让它感染布尔什维主义的毒素。另一方面，不也能说现在就不存在危险，但危险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现在是时间问题，就看我们能否坚持住？ 我们能否坚持住？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完全有把握的回答。但是，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时间。如果说我们要灭亡，那这并不说明西欧革命也要灭亡。你们将会吸取我们的经验。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灭亡。至于赫姆佩尔同志的发言，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他是赞成还是反对租让，这个问题他也没有问答。其实，这是要害。他提出的批评跟柯伦泰同志一样，空洞无物。假使赫姆佩尔同志的意思是说，俄国党应当看到危险，那我们就回答：我们看到了危险。既然所有俄国发言人上台都表示：阶级力量的对比迫使我们为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得不向农民作重大的让步，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我们看到了危险。 一场旨在清除官僚分子的斗争已在我们党内开始了。前些天，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在政治委员的严格监督下把许多人清除出党，也许要清除10多万名。这说明看到了危险。所以，赫姆佩尔同志的劝告尽管很好，但他提得晚了点。他的论调无非是通常所谓“俄国指挥捧”的翻版。这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从理论上进行进攻，以此来说明各国代表团不可能独立行动，因为有俄国指挥捧。但是，这种攻击不会得逞。至于把第三国际比作苏维埃政权的对立物，赫姆佩尔同志的这套说法，简直是不合逻辑，因为第三国际是国际联盟的对立物。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机构和作为工人阶级独立革命组织的第三国际之间是有分工的。 总而言之，我要指出，所有针对我们的批评都不是真正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全场热烈赞同。） 主席柯拉罗夫： 所有报名发言的人都作了发言。讨论到此结束。现在由列宁同志作总结发言。 列宁：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布哈林在会上所谈的看法。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因而不作总结发言。（全场喧哗、笑声。） 表决并通过关于俄共策略的决议主席柯拉罗夫： 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已转交主席团，以便向大会宣读。现由克南同志宣读。 克南（宣读①）： ① 见本卷第1062—1063页。——译者注
主席柯拉罗夫： 现在就这项决议举行表决。先通知大会，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已在决议上签字，并把签了字的决议文本交给主席团了。 朗格兰日： 我代表法国代表团声明：法国代表团也同意这项决议。 主席柯拉罗夫： 有反对这项决议的吗？宣布决议一致通过。（长时间的热烈赞同声、掌声。）我宣布，下次会议定于明天即星期三下午6时举行。议程是继续讨论工会问题。 （会议于晚上7时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