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继续讨论工会问题主席杰纳利： 关于工会问题，登记要求发言的还有13人。主席团决定，首先让那些一直尚未参与讨论的政党的代表发言。然后，再由大会决定是否还让其他人发言。现在由兰德莱尔同志发言。 兰德莱尔（匈牙利）：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工会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大家在大会上的表现上看，似乎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昨天在代表大会上显现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实在令人惊讶，今天也许还会如此。假如这种情况不会产生必然的严重后果的话，我也就不会说这番话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曾相当婉转地指出：在参加国际的各个党派中，竟没有一个党派贯彻执行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提纲。同志们！我们都知道，例如，洛里欧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中就曾说过，法国党根本没有在工团主义者当中建立支部。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值得重视的是大家都没有按提纲去做。我们从拉狄克同志以及一些英国代表那里，也得知我们的英国同志对采煤工人的罢工所采取的立场。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还简短地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党在工会问题上所做的，或者确切地说，所没有做的事情。我们还看到，在工会由于政治性罢工而遭到解散时，兄弟的南斯拉夫党并没有在议会中采取必要的相应行动。由此可见，有些党所采取的是莫迪利扬尼的那种行动，即声明自己拥护第三国际，除此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时，再给共产国际寄一张明信片而已。有些党派在理论上承认必须对工会施加影响，但在实践上，它们却竭力使后者不受党的影响。另一些党派则干脆认为山岳应当前来朝拜穆罕默德。他们想用强迫命令的办法争得工会。同志们！请问，用这种办法能争得工会吗？既然承认争取工会对于革命的发展是个至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党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工会运动问题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对工会不能机械地施加影响，同时还指出怎样才能取得施加影响的效果，这就是：不靠机械式的工作，不靠“下达命令”，而是靠耐心细致的、有组织的日常革命工作，即党要时时关心有组织的工人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只有这样做，才能争得工会。从代表大会对讨论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看，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对于夸夸其谈革命工作要比商谈组织工作更感兴趣。这真是令人感到惊奇，要知道，这里的代表中有很多工人。提纲中写道：要把那些议会主义者和玩弄权术者从领导岗位上赶走，干脆就让一些没有经验的工人来接替他们。要知道，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有群众基础，同群众在生活上能打成一片。可是，同志们，没有经验的工人被提拔到负责工作岗位以后，很有可能会与群众断绝联系，接着会变成所谓的“伟大领袖”，因而从这一变动中我们所赢得的，只不过是用一些单纯没有经验的善良的人来取代那些有经验的、狡猾的玩弄权术者。我认为，那些担任了领导职务的同志，为了争取群众，应当多做一些日常的革命工作。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然而，在大多数共产党内，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不过，看来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因此，党对工会产生影响的情况也就十分罕见了。如果都能重视这个问题，都能按我提的方式进行工作，那也就不存在是否要消灭组织的问题，至少，这个问题是不会成为组织问题的。 只有从事日常的革命组织工作，并怀着革命热情去进行这项工作，人们才会承认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性，才会懂得根本不存在首先应从哪里着手革命的准备工作这个问题。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阶层组织起来了（西欧就是如此），失业者也组织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和失业者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即在工会中，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至于它们是工团主义组织还是孟什维克组织，对此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问题的实质，那么，关于这些工会是不是战斗组织这个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了。 要知道，根据倍倍尔、列金等人的观点，工会应当致力于一些日常问题。工会并不力求达到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关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这里曾有人明确指出，目前是危机时期，不可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不可能实现增加工资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必要的宣传和行动来启发有组织的群众的阶级觉悟。正是因为工会在危机时期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所以我们才开展这项工作，使工人摆脱孟什维克和工团主义领袖的影响。 当然，各国共产党不应把一切希望都放在这一点上，它们还应当在其他方面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但是，十分明显，不管在怎样的历史时机和心理状态下，最好是尽可能由工会出面发起革命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把握在这一主动行动中使那些专职工会工作者，即脱离群众的工会官僚、孟什维克等人在行动期间失去对群众的严密控制能力。此外，我认为必须着重指出，涉及工会和有组织的工人的每个重要问题，最好都对共产党议会党团下达有关的指示，使其在议会中开展广泛的共产主义活动，因为这样做，会对有组织的群众产生良好的影响。 再说两句，我的发言就结束了。 我所要说的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即有关降低工资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只是工会国际，而且共产国际也应当值此危机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宣传。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给全世界工人以启发，也许我们在危机时期对他们的激励会使我们得以准备更广泛的行动。即使这后一个目的未能实现，即使这个时期的情势有所好转，那么，工人们至少也会自觉地开始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进行相应的工作（这也是一种准备工作），我们必然能壮大行动的声势。（鼓掌。） 里斯（奥地利）： 同志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对于宣传工作极为重要。因此，我们不应当认为这项工作枯燥无味。当然，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应当和谁作斗争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后来，开始出现较大的分歧，例如，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的分歧，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和工会这样强大的组织进行有效的斗争。这些同志错误地估计并确定了我们的斗争重心。把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大骂一通，未必就万事大吉。他们确实掌握着一定的力量。他们从工会中吸取到这种力量，并利用这种力量来反对我们。由于他们和工会是互为补充的，所以他们才能对资本竖立起一堵防护墙。但同时，每当我们投入战斗时，又不得不在企业中、在街头上同我们自己的兄弟，同工人们进行搏斗。如果你们认为工会本身没有力量，我们可以另建一些单独的工会，这样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你们当中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不是全心全意地拥护革命事业，但是看到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又不得不认为他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会的巨大力量。在奧地利这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里，参加工会的工人有80万左右，而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则有25万党员，他们大都是遍过工厂委员会或所谓特派员被吸收到党内来的。但是，该党能在24小时内号召没有参加它的组织的工人（20—40万人）走上街头。难道这不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地把那些持局外主义的工会会员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吗？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怎么困难。我们在工会中忙于其他事务时，社会民主派和工会官僚对我们几乎并不在意。可是，只要我们一开始在工会和企业中组织我们的支部，斗争就激烈起来了，因为我们的敌人马上会理解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我们在企业中从事工作的所有同志，就会立即被赶出去。这表明我们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召集会议和写革命文章，而且还可以通过在工会中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所以，我们拥护提纲中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党内和工会内的行动是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应当像他们那样在工会中和在共产党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短期内也会像他们一样，能把比我们现有的党员多得多的工人引向斗争。但是，如果置这项工作于不顾，那我们就永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对那些由于目光短浅而不理解这一点的同志，加以劝导。如果敌视工会的话是那些坚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所说的，那倒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出自企业中的工人之口，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了，他们的目光怎么会这样短浅，竟看不出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鼓掌。） 雷斯（澳大利亚）： 我代表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发言。我要反驳埃尔斯曼同志的两个论点。他所坚持的那种观点是共产党人所不能理解，而且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说澳大利亚共产党是由工会领袖们创造的。最近四年来，我们对于许多胡言乱语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要想使一个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是由工会领袖们创造的，那就未免太过分了。我要向大家证实，我们的党是1920年由澳大利亚社会党创建的。从整个发展的情况看，你们会了解这个事态是多么重要，要知道，在我1910年入党时，澳大利亚社会党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因素了。 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党曾向莫斯科提出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是未获答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又采取一些措施争取加入国际，也未获得答复。后来，我们党总算被承认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了。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铲除澳大利亚存在的“左”倾幼稚病和宗派主义的问题向澳大利亚社会党提出质询以后，澳大利亚的党便和澳大利亚左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以便召开会议讨论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共产党也就诞生了。但是，在会议期间发生了分歧。社会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并以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名义办理了登记。其余的代表则继续开会，于是，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两个共产党。上述情况清楚表明，澳大利亚共产党不是由工会会员们创建的。 我还要反驳的另一个论点，涉及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应该在工会中进行的工作。埃尔斯曼同志说，从1912年到1920年，在澳大利亚没有进行过任何革命的宣传鼓动或革命工作。事实并非如此。澳大利亚社会党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革命活动，从来没有害怕过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宣传与俄国工人联合。我可以举出实例来说明我们在工会中怎样合乎时机地进行了工作。1916年，澳大利亚资本家决定消灭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1916年和1917年，这个联合会的许多成员被关进监狱，处以10—15年徒刑。其他人则必须在规定限期内退出自己的组织，到期不服从这个决定的任何人，都有先去自由的危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许多成员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因而遭受到迫害。结果，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被消灭了，可是，澳大利亚资本家却因而给工人们指出一条路，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曾深入到工会中去，在工会中和社会党一起齐心协力地进行了紧张的宣传工作。 埃尔斯曼同志的第三个论点，我也要加以反驳。他说，在6月间举行的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大会上，有80％的代表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在我们的提纲第1页上，关于共产党支部那一段，即第1节末尾部分，明确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党对大多数工人已产生影响。但是，埃尔斯曼同志却说，80％的澳大利亚工人作出决定，要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如果真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就不会有人被判处15年监禁了。如果我们真是如此强大，我们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如果有51％（这比80％少得多）的工人拥护红色工会国际，那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然，他们就不是共产党人了。 我把我讲的三点归纳一下：第一，我想证实澳大利亚共产党不是工会创建的；第二，我请大家相信，从1917年到1920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一起积极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第三，我不认为我们在澳大利亚工会中能获得80％的拥护者，果然是那样，我们也许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摩根： 同志们！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国际与工会运动的关系问题，不仅对工会运动，而且对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在这两个国家中都还没有能吸引革命群众追随的工人运动。我提醒大家注意海伍德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一些情况，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任何反对这种欺骗行为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里所说的那个组织，不仅在美国以工人代表自居，而且在全世界都以工人代表自居。你们不要听信海伍德在第三次国际代表大会讲坛上所讲的那些空话。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美国所进行的空洞宣传，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个组织宣称它有80万成员。80万成员和16年活动，这是多么动听的词句呵！但是，我们从这个组织最近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成员顶多只有15000—16000名。我想劝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成员们仔细研究一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历史，那时，他们就会想象得出他们自己未来的景象。 想在社会奴役制的圈子里建立理想的产业组织，这种企图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迄今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的破产，就是一个明证。想利用“旧的躯壳”来建立新社会，这难道不是毫无意义吗？不久以前，我在这个联合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张有趣的图片。这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分布图。它在世界地图上所占的位置，是以纽约为中心的。我考虑了一下，究竟谁应该坐镇这个中央呢？不是丹尼尔·德莱昂，就是威廉·海伍德。在美国和加拿大，到处可以看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各种宣传画。但是他们宣传的口号，并不是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而是“请赞叹我们组织的完美形式”。这是无可争辩的真实情况。我这里有一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官方报纸。让我把其中一段读给大家听听：“直到现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未能与俄国工会发生直接联系。我们深信，谁也不会提出反对加入工会国际。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认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只有少数成员赞成直接加入政治性的第三国际。”这讲的是真话。接着写道：“我们过去一直是工人组织，现在依旧是工人组织，因而我们希望在产业联合主义的基础上解決社会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些产业工会来作为生产和分配机构。这些产业工会的中央理事会，将是地方和地区的管理机构。各产业工会以及中央理事会应服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统一管理。这就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只有我们把政党（不管它是不是共产党）纳入我们的方案，我们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和取消我们的独立性。接受第三国际的提议，就等于把我们的阵地交给世界工人运动的领袖，就等于承认从社会各阶层聚集起来的政党成员是自己的导师和领导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有过在精神上独立的美好感受，理解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它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实际接受这一类的提议。联合会的目的是建立工人的统治。为此，它奋斗了15年，现在它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它决不会同意那个自己受政党监督的预定方案。” 这段摘录是我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上引来的。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它害怕第三国际，因为第三国际不相信它能起世界性的领导作用。只有15000—16000名成员，竟想进行“世界性的领导”！ 现在，我们来看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返出旧工会的问题。按我的经验来说，我是比较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的。不错，也许有人会说：“要知道，你本人属于‘双重性的’工会，你本人还是加拿大‘大统一工会’的成员。”说得很好。我属于这个工会，不过，它不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那样高傲自大，它并没有自认为可以起世界性组织的作用。它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革命潮流的一个传导者。它是由于我们无力制止的某种情势而产生的。在战争初期，即在1914—1915年，加拿大工人不仅被本国政府，而且也被自己的反动官僚逼进了绝境。他们成了战争牺牲品。当时，美国唯一的一个革命政党——社会党的情况如何呢？它面临一种选择：或者加入工会，参加工人的斗争，或者就得继续进行它的启蒙性的宣传活动，而甘冒被消灭的危险，因而不能完成自己历史性的革命使命。在形势的逼迫下，我们加入了西加拿大工会。革命者加入工会，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打算从内部去搞破坏活动，或者为谋取较高职位而丢掉自己的人格。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服从自己组织的纪律，而组织也对自已的成员实行监督。在温哥华到温尼伯这2000英里长的地段上，革命者之间经常以书面方式讨论策略问题。他们彼此商议如何发展工会，如何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如何选举出席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由于采取了“打入内部”的策略，社会党人才得以在1917年派出51名代表参加渥太华代表大会，从而在工会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派别。从这时起，在加拿大运动史上开拓了一个新时期。这个策略的结果如何呢？这里也许会有一些反对论者对我们说：“不能走向妥协啊！”可是实际上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掌握了理事会，即掌握了温尼伯的旧工会理事会；有些工会选出社会党代表来为工人谋福利。他们是革命者。他们的任务不只是进行议会斗争，而且也要利用运动来达到革命目的。随后爆发了罢工，即这里某些人所说的“工人与雇主的集体讨价还价”。这是“集体讨价还价”！说实在的，当时温尼伯的整个罢工是一种策略，是革命行动。采用集体讨价还价这种通常的办法，是为了把工人团结起来。五金工人罢工了。他们为争取较好的条件而停止了工作。雇主只想同个别一些工种的工人协商，例如同锡矿工人、下水道工人等等协商。但是，五金工人们说：“不行，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要选派一个专门委员会，你们得和我们整个集体进行谈判。”理事会的同志们立即抓住了这个时机。“不行，我们不愿签订这种小范围的集体合同，不行！我们要使本地区的全体工人都参加五金工人的斗争。”他们十分积极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终于把工人们团结起来了，因而1919年的温尼伯罢工也就成了美洲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只是两三个工会，而是所有工会都理解这次行动的意义，因而所有工人以及公务员、邮电局官吏都参加了罢工。他们参加了延续七个星期的宏伟的统一示威行动。 当时的情势简直已临近要夺取政权了。在温尼伯，没有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罢工委员会拥有的权力不亚于国家本身。当然，这只是温尼伯的情况，而不是整个加拿大的情况。如果温尼伯的斗争席卷了整个加拿大，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局面将以革命而结束。同我们相对抗的是一个反动政权；群众没有跟我们走。在我们的拥护者大都被关进监狱以后，罢工也就不得不停止了。 请问，难道你们认为温尼伯革命者的策略不正确吗？我们是牢牢地掌握了工会组织。可见，你们要是遭受了挫折，你们不该怪罪根本原则、怪罪组织保守、怪罪领导人员，只能怪罪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未能找到接近工人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我的经验。我把这点经验告诉共产党人和工会工作者，以便他们将来能从中得到教益。 古尔维奇（美国）： 同志们！我想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同我们代表团的另一位代表马歇尔同志一道指出威廉·海伍德同志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某些不正确的论断。他在昨天的发言中说，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具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那样有觉悟的组织和那样的革命精神，那么，俄国革命就会更加顺利，而且也不会使工业处于那种混乱状态了。这种论断显然表明，连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也是不太了解事情的真象的。任何人都应该了解，俄国工业的混乱，不是由于缺乏觉悟和缺乏正确组织造成的，而是七年战争和其他经济原因造成的。至于革命精神，俄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不需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指教。俄国工人阶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此外，我们美国代表团可以证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切自负表现，只不过暴露出他们狂妄自大而已，同时也证实了他们和其他工团主义者在工会作用和任务方面所奉行的理论是工联主义理论。 他们的思想不外乎是：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工会是新型经济关系的传导者。实际上，俄国的实例使我们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存在的工会和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的工会，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会不能领导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业，因为这种工会的建立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作用，就是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斗争。我们在世界产业联合会的成员中间，也没有看到实行经济管理的任何科学观点和任何科学准备工作。我们不愿冗长地谈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们不想否认它作为革命组织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认为，海伍德同志对它狂热吹捧的态度，不仅越出了真实阐明事实的界限，而且也越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他谈到了“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的确，到目前为止，红色工会国际中的某些代表（不是共产党的代表），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倾向。我们不同意这种倾向？我们认为，取消这个组织，和企图取消美国劳工联合会一样，是违背共产国际提纲的。只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存在，我们就必须尊重它，承认这个事实。如果说，共产党现在需要解决是否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那我们也许会劝告共产党人不要建立新组织，而仍留在美国劳联的行列。我们必须重视世界产业联合会这个现存的组织。我们必须和争取美国劳联一样地争取它，如果我们劝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某些共产党人为了美国劳联而离开这个组织，则无异于使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去接受其内部势力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影响。基于这个理由，我们主张既要在美国劳联中进行工作，也要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进行工作；既不要离开前者，也不要离开后者。我们不希望取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至于革命精神，我们认为它还是具备的，只不过缺乏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这从海伍德同志的声明中也显示出来了。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声称它要操持领导权，认为其他任何革命组织都没有必要存在。这再次表明共产党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内部进行工作的必要性，以便在其中扩展共产主义世界观。 接着，我来谈谈其他一些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谈到中立问题。我们认为，强调一下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极为重要，因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虽然缺乏共产主义意识，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可是我们看到，特别是在美国，有些同情共产主义的工联主义者，竟也持有中立的倾向。你们往往会看到一些在工联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在未跨入工会大门之前是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可是一跨进工会组织的门槛，他们就脱下共产党员的外衣，换上通常的工联主义者的服装。参加了工会的共产党员，常常不愿干预工联事务。我们应该对工联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在美国，建立一种在俄国所存在的那样的信念，即对于加入工会的共产党员来说，必须遵守共产党的纪律，而且对这些党员的要求也许要比对其他党员更为严格。 那时，我们就会像深入到社会党内部那样顺利地打入美国劳联的队伍。既然我们对于在美国劳联中工作的我们所有成员都要实行某种监督，那么，我们的纪律对于在工会中工作的所有同志，也是有约束力的。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切工会积极分子，只要参加了共产党，就要受共产党的管理和监督。我们不想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工会，但是在工会中工作的我们的党员，必须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工会会员。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要知道，工会会员往往要请共产党员为工会工作出主意，因而工联主义者往往易于理解共产党有关工人运动的观点。共产党的观点要比普通的工联主义哲学高出一筹。 最后，我还有几点意见。我们认为，在代表大会即将通过的提纲里，应特别注意红色工会国际驻各国执行局与各该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避免在各个地区出现双重领导现象，至关重要。 红色工会国际驻美国执行局，也和驻其他国家的执行局一样，一方面要执行莫斯科红色工会国际的指示，另一方面要与美国共产党协同工作，这样一来，彼此就会有充分的了解，不致产生任何摩擦。还应当制定出有关的章程。 托拉尔巴·贝奇（西班牙）： 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使西班牙共产党深感兴趣。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联系，是不久前，即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公布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个提纲使西班牙共产党员得、以在工团主义团体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并根据第三国际的精神在那里进行实际有效的宣传。本次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关于工会运动的提纲，若是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有所不同的话，那么，这对于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无疑都会产生危害。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已习惯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如果提纲有所改变，那他们必然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支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回到工会方面去。在西班牙有两大派别。第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它的主要长处是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况且它现在还领导着约有10万会员的西班牙劳动总联合会。很显然，这个总联合会是完全按照茹奧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工团主义工会代表着第二个强大的运动，它是真正按照共产国际的精神行事的。至于它的组织形式，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这样一来，在共产主义小组面前便提出了争取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问题。不错，这些工团主义者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不过，共产主义小组可以尽力提供给他们。近来，在西班牙成立了两个共产党。第一个是老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与西班牙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第二个是统一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两个党有可能在最近期间实行合并。作为西班牙强大革命因素的群众，将由工会和工团主义者来共同领导。现在，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障碍尚待克服。但是，鉴于这里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和意大利党的某些同志所采取的态度，我们不能再采用他们那种口号了，因为这会妨碍两个共产党，即统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联合。我们希望在这里，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能允许放宽一些期限，使我们得以有充分时间解决西班牙的这个问题。西班牙统一共产党已掌握五金工人、采矿工人和马德里的大多数工会，可见，它现在已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我再说一遍，现在我们在西班牙仍然按照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的精神进行工作。毫无疑问，我们还得沿着这个方向工作一个时期，以免影响两个共产党的联合，并且更有把握地把工会和工团主义者争取过来。（赞许声。） 柯拉罗夫： 保加利亚工会还比较年轻。在我们那里，社会民主党的产生比工会早得多。这表明党在工人的经济组织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党人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教导他们懂得工会运动原理，并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此后，社会党人在工会生活中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工会一建立，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工会运动应具有怎样的性质？工会组织和社会党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关系？社会改良主义者希望工会只是一个捍卫工人直接利益，即单纯职业利益的友谊组织，不愿看到工会成为其他某种组织。因此，他们鼓吹工会中立。正相反，革命的社会党人（紧密派）所依据的观点是，经济斗争只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之一，工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只应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行事，因而根本谈不上在工会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上要保持中立。 由于有这种论点，才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工会组织：一个组织维护自己的中立地位；另一个组织则与社会党紧密派并肩携手地进行工作。 两个组织的命运如何呢？ 最初几年，中立组织占优势。但是，由于紧密派坚持不懈的工作，红色工会日益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在产业无产阶级觉醒以后，他们纷纷加入革命工会。由于社会党（紧密派）在战争期间的活动，由于他们在艰难的情势下毫不动摇地忠于工人阶级，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在工会中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红色工会很快就成了保加利亚唯一的工会组织。战争结束以后，各个中立工会迅速瓦解了。就连那唯一一个比较稳固的中立组织，即铁路员工和邮电职员工会，也未能经受住1919年总罢工的考验。去年，所有中立组织的残余分子纷纷加入了红色工会联合会。实际上，保加利亚现在存在的都是革命工会。 我们的工会是真正的红色组织。它们密切地、有机地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工会委员会中的所有同志以及所有工会领袖，都是既在工会中又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大部分工会会员也加入了党。其余的是党的同情分子，我们极力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普及到了广大的工会群众。工会组织在自己的一切斗争中，都依靠共产党在物质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有力支持，党也得到了工会的支持。工会和党到处拥有共同的活动场所，即他们用以进行集中活动的工人俱乐部。 可见，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只是一个统一的巨大革命运动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工人合作社。它们都具有同等价值吗？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对于革命斗争来说，同样都是必要的。就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来说，只有共产党负有领导革命运动的使命。实质上，党是高于工会组织的，它在革命运动中要把所有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团结起来。同样地，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的革命斗争实质来看，党不能被其他任何组织所代替。只要党发出举行罢工的信号，党所拥有的种种斗争手段就能使党把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全部力量和战斗力用于革命。 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所有革命力量的结晶。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必然成为所有革命行动的领导中心。这种发展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会亲眼看到这种发展过程。属于黄色工会的群众，将大批脱离阿姆斯特丹，投奔红色莫斯科。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这一革命潮流。我们的工团主义同志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迈出了第一步，到这里来参加红色工会代表大会。现在他们还应该迈出第二步，我相信他们会毫不迟延地这样做。这种发展进程越快，各国共产党就会越迅速、越坚决地抛弃旧机会主义政党的方法，并以自己的忠诚和革命行动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 托马季（法国）： 同志们！法国在共产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本应由洛里欧同志亲自向大家阐述。但因为他生病，只好由我代替他了。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请允许我对洛佐夫斯基同志提出一些反驳，因为我认为他的论证多少有些偏颇。洛佐夫斯基同志昨天建议我们阐明法国工团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理解向大家阐明我们的观点的全部重要性。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在这里坦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这对于至今还不完全赞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认为理应拒绝参加共同积极活动的人来说，也同样是重要的。 同志们！我们从共产主义观点出发，研究了工会问题以及工会和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整体来说，或是从局部来说，都和伟大的革命任务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会想成为不过问政治的、在原则上保持中立的组织，但它们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们不能这样做。工团主义的提纲，特别是亚眠宪章（即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说的神圣的亚眠宪章）所引证的工团主义概念，是这样说的： “劳动总联合会要把所有认识到必须进行斗争来消灭盛行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工人联合起来，而不问他们的政治派别。”
同志们，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劳动者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斗争来消灭剥削者，那他们也应该清楚地懂得，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应该了解，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不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政治机器，就不能推翻雇主。在这一点上，意见是有分歧的。我希望其他工团主义阵营中的同志们能阐明这种分歧的原因，我相信他们在这里一定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使大家了解我们和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观点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策略上的不同观点会把我们分开，而且我们断言，连那些口口声声说“工会里不准搞任何政治”的人，也摆脱不了政治。 其实，在这些模糊不清的形式后面隐藏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而且是一些最坏的政治观点。工会是所有政党彼此竞相施加影响的一个公开斗争的场地，更不要说仍旧联合着大量工人的黄色工会了。资产阶级政党在工会里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被派进工会，他们在那里说：“工会是专门从事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组织；搞政治不是工会的事。工会可使群众在某个时刻有力量去反抗任何权力、任何政治，以便立即满足工人迫切的物质需要。 似乎只要严格实行小社团政策，就能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资产阶级政党和黄色工会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政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用政治上中立这个幌子作掩护，因为只有靠这种中立，他们才能放手进行活动。但是这种中立不只会使工会对政党保持中立态度，而且会使工会变得过于软弱无力。 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同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同志们打交道，而他们也在极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工会。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积极的宣传者却接受“亚眠宪章”的错误论点，他们说：“法国各工会组织不应从事政治活动。它们应该在自己内部实行自己的政策。在工会之外可以有任何信念；可以说，可随意追随任何派别，可随意参加任何政党。但是，你既然加入了工会，你就应该真正成为一个工会会员。”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向我们表明，他们很善于在工会中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却要求别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诚然，必须承认，社会党最近60年来在法国试图举办和准备选举事宜的行为，给这些同志提供了反对党员从事政治活动的理由，要知道，该党党员就打算把管理工会的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不管怎么说，工会依旧是所有政治派别互相残酷争斗的战场。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工会如果不实行明确的政策，就不能存在，也不能进行活动。确实，只要工会中一提出某个问题，立即就会出现各种政治思潮，而不管它们是否合乎需要，工会运动的基本方针都是由它们决定的。 我只想举出最近10年来出现的性质相同的两个运动。1910年，铁路员工工会为要求增加5法郎工资举行了罢工，因为当时的工人工资十分微薄，工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生活下去。虽然发表声明，各个政党都将保持中立，但我们的同志在政治家的影响下还是参加了这场斗争。结果，他们遭到了失败，这只是因为这些政治家缺乏真诚的政治态度，他们在继续玩弄自己的权术，而对工会和运动本身却很少关心。他们葬送了运动，不过领导运动的人们却声称他们是不过问政治的。其实，他们属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某个”政治派别，这就是说，彼得加勒（工会运动的书记和领袖之一）是受一位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的。我所说的这位政治家是拉彼耶先生，早在1920年，彼得加勒就是为他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赞同声。） 我们在1920年看到同样的情景。工会协同各种成员——共产党员、真正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已表明，只有放弃自己的小社团性质，采取明确的政治形式，这个运动才能取得胜利。但是胆小鬼以及一切不再坚决进行革命的人，即那些再度吹捧亚眠宪章以对付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人，都站出来说：“打倒任何政治！”这就意味着，在需要扼住敌人咽喉的时候，在需要掌握工人全部战斗力的领导权的时候，在需要加入地下党行列的时候，在需要自觉地采取故意怠工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想留在狭隘的小社团里。这就意味着，在这种关键时候，他们打算说：“不行！”这些企图打入工会运动使工会运动具有其他形式的异类，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在这次持续整整一个月的罢工之后，铁路工人在劳动总联合会改良主义领袖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斗争。这次显然能够取得胜利的革命行动竟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革命热情，已经放弃了一切革命活动。 因此我们断言，工会从来就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既然已经证实工会摆脱不了政治，各种政治力量已深入到工会中去从事活动，那么，整个问题就在于要肯定这种力量了。至于法国的情况，同志们，你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工团主义者和其他派别单独地或整个地在那里所代表的力量。法国工会运动有50年历史。它是在政治组织中工作的人们的意志的产物，是社会党人的意志的产物，其目的是同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但是，他们没有组织革命行动，没有培育群众去进行决定性的冲击，没有极力促使劳动者和雇主彻底决裂，没有为劳动者的利益而力求夺取政权，他们仍然搞自己老一套的政治活动——选举运动。这就是各种派别得以产生和各行其是的原因。有人认为，亚眠宪章似乎永恒不变，不可动揺，这种观点是极端荒谬的。我们可以证实，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指出，有些曾鼓吹制定这个宪章的活动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并且日益向我们靠拢。大家不要认为，目前那些看来是回避共产主义行动的分子，都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们只是要求共产党真正按照共产主义方式行事。 当党从自己的队伍中把修正主义分子赶出去的时候，当党从自己身边除掉那些长期以来妨碍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修正主义败类的时候，到那一天，就可以指望那些追求纯粹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目的的工会会员会向共产党靠拢，以求加速这种进步的过程，并使进步的方向更加明确。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这一可能性成为事实，那么，这就可以证实那些真心打算探索战争和俄国革命原因的人的论断是正确的了。党应该给他们提供比定理更多的某种东西。党应该给他们提供比代表大会的号召和决议更多的某种东西。党应该使他们相信，党有能力采取行动，只有党才能引导工人走向自由。 那时，工人们才会知道，不能用一个尺度去衡量所有政治组织和所有政党。他们必定会明白，在某个政党和他们自己的组织之间存在着差别，因而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会回到自已的党内。他们虽然懂得在工会中应该有政治小组，在工会中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还会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正是这个必要政策的代表者。必须深入到工会中去，我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就要看这次代表大会了。第三国际不会说“从明天起，你们不要再同那些分子打交道了”；也不会说“从明天起，你们应该同你们的所有左派朋友决裂”。我们深信，劳动总联合会的左派分子，除少数外，都懂得进步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在策略、立场、联合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那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执行了错误政策。有些社会党人，甚至有些共产党人说：“在工会中只搞工会运动问题就行了。”实际上，我们都在搞政治。我们自己应该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搞政治，我深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达成协议的。 然而，洛佐夫斯基同志过分夸大一个方面。他说：应该使神圣的亚眠宪章失去一切作用，把它踏得粉砕，然后扔掉。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洛佐夫斯基同志原谅，我们认为，最好实行一种能使我们彼此达成协议的明智的灵活政策。我们知道，我们在革命行动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除几个人外，我们几乎全都同意这一点：只有工会本身，即劳动总联合会，才能发起革命行动。我们并不主张分裂。在即将举行的利尔代表大会上，法国工会组织的代表会详细说明我们不希盟分裂的理由。他们会坦率地讲明这一点，因为他们想把劳动总联合会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要立即在我们的组织内，在法国工会运动的所有组织内，实现我们的策略原则。我们应该停止互相攻击，我们应该弄清楚哪些原则和哪些策略问题会使我们分裂。我深信，到那时，红色工会国际会看到在法国已出现革命斗争的统一战线。在我国，根本不存在工会的从属性质问题。但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共产党员以及今天属于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些人，决不会收卷起自己的旗帜。他们将高举自己的旗帜前进，以便在工会中实现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我们要把自己的信念和主张直接向我们的同志摆出来。那时，我们的敌人就没有任何可能再用政治和中立作为借口了。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这一看法：这两种力量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要密切协作。应该做到能日益密切地进行协作。况且，在那些目前还没有固定见解的人当中，并没有人反对这样做的必要性，也没有人企图回避这样做。在极左派或中派的人当中，即在法国少数派当中，没有人考虑要躲避共产党。在由于动员工作而引起严重事件的面前：大家都一致宣称：我们要和共产党一起行动，我们不管共产党是否打算听从我们。要知道，只有弱者才听从别人，决不能使强者受节制。至于以后的事情，那就要靠自命为共产党人但仍然和我们疏远的人们去做了；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详细阐明我们的观点，指出我们确实想在工会中实行合理而又明确的革命政策。因此，对我们关于工会组织的观点以及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种种责难，我一点也不会介意。工人们比对任何公式更为重视的东西是行动。工会中的革命分子决心去采取行动。 在结束我的概要的论述时，我想向大家指出有些不能不算搞工会运动的人的观点。这些人从事工会运动20年，他们在言论和行动上证实了亚眠宪章只是工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它并不能体现整个工会运动。他们懂得这一点，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持有不同的看法。 战争初期，只有我们的五金工人同志支持过梅尔黑姆，你们想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说的吗？那个时候，梅尔黑姆还不是今天这样成了俄国革命的诽谤者；当初，他也曾大力颂扬俄国革命。老实说，俄国同志本身对于梅尔黑姆后来所发生的变化是有责任的。谁叫他们忘记了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再进行革命，忘记了在这个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使我们感到非常羞愧的是，我们认为，对他的敬仰维持得太久了，追随他也太久了。由于对他过分好感，我们也就易于上当受骗了。 现在，五金工人的组织重新恢复了。它在革命工会委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由于矿工工会和铁路员工工会转到我们方面来，所以我们确信，五金工人会重新回到他们曾暂时离开的那条道路。他们必将同我们并肩携手地进行革命活动。请洛佐夫斯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注意一下五金工会革命反对派委员会的下述声明： “依附齐美尔瓦尔德是我们采取和平主义观点的结果，而依附莫斯科则应该是我们采取革命观点的结果。但我们要反复指出：革命工会委员会作为一种组织，在莫斯科不会有自己的地位。在里昂，组织少数派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在里昂所预见到的事，将在奥尔良得到实现。少数派的拥护者将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宣传小组。如果认为革命工会委员会想把工会运动置于共产党的保护下——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决不搞分裂，决不搞依附——我们的口号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何况奥尔良多数派已作出决议，要同每个革命政党一起工作，即在工会运动保持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协同工作。”
我们既要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又要忠于我们的国际主义观点。谁也不会真正认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因为它的领袖在整个战争期间领导过民族主义运动。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在能力的人们的联合体，是一个表面上统一但—遇到战争危险就会分崩离析的联合体。如果说，工团主义者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和一些政党的拥护者有所接触，那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在追求同一的目标。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走上我们所走的道路，同样地，我们也不能阻止某些政治家为了恢复被破坏的领域而和劳动总联合会一道进行工作，我们也不能干预对赫赫有名的国际劳工局大唱赞歌，但应对成千上万工人被解雇负责的劳动总联合会代表诺布勒梅却常驻在这个劳工局中。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地说，虽然观点不同，名称各异，但却存在着两派：一派力图维护目前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派则勇敢地走向革命。不应再有可使一切动摇分子和胆小鬼赖以藏身的中立区。这种动摇必将造成危害。对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立场的时机已经到来。至于我们，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联合会摆脱目前所处的混乱状态，因为这种混乱状态会造成我们党同革命工团主义疏远起来的危险。 我要向那些了解法国工会运动的人，知道法国工会运动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经过多么困难的斗争的人，阐述我们五金工人同志的声明，因为它能使我们详细了解整个事态。那些昨天还大都赞成进行某种协同工作的人，今天也都承认有一个毋庸争论的要点，即退出阿姆斯特丹工会执行局，加入莫斯科国际。 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还有一个要点能使人们大为接近。只要一同意与革命政党进行协同的工作，就会有人说这是赞同它的坏政策。可见，只有这个党实际行动起来，那些今天还反对我们的人才会表示愿意同我们商谈，愿意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 我想请大家注意某个同志的观点，他自称是工团主义代表。他属于那种曾促使革命运动在我国复活的人。我所指的是莫纳特同志。他也是那种说1906年的亚眠宪章具有某种意义的人，但认为后来有两个重要因素显然影响了人类的心情和见解。他认为，由于战争和俄国革命，应当重新审查亚眠宪章，并清除其中一切不符合现代要求的论点。请听莫纳特同志在圣艾蒂安举行的一个工团主义少数派分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毫无根据的指责的活，那就是对中央委员会追求威望和集中制的指责。其实，倒不如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相反的指责，现在人们也正在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的革命工作委员会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不够积极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认为只有中央在说话、在起作用、在发号施令。应该到处开展活动，应该关心一切问题，那时，这种印象就会消失了。至于派赴俄国的代表团，则是由代表各个不同倾向的少数派同志组成的。如果说省里来的同志在代表团中为数不多，那是由于许多原定要来的同志后来不来了。在代表人选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主张采取指派方式，另一些人则主张采取选派方式，使一切派别都能参加这种组织形式的表决，尽管各个派别彼此毫无相似之处，它们除革命精神以外，没有任何共同点……”
法国不是唯一一个要求工会运动独立的国家，因而莫纳特认为，俄国同志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但是，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工会能够在不改变自己性质的情况下加入红色工会国际。 同志们！请想一想，我们还得克服多么大的困难啊！我们面临着来自右派分子的危险，不管怎么说，这确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危险。请不要忘记，法国工人阶级仍然相信胜利是会给损失带来补偿的。四五年来实行的恶劣政策，给我国工人灌输了邪恶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过多的利己主义滲入他们的心灵。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正告那些从1914年起就背叛了工团主义的人：“行了！你们按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吧；我们不会对你们作任何让步。”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我们法国工团主义者，我们整个共产党，请你们相信我们，并允许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同志之间，在各种不同的派别之间，寻找接近的机会。 贝尔（英国）： 我们基本上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这一意见：去年的经验证实了上一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是正确的。这个提纲规定了共产党应该与广大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工会和生产联合会乃是目前国际工人运动中人数最多、最优秀的一个部分，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群众或者其中的大部分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吸引到共产党的行列中来。可是，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却有人提议在工人当中推行“退出工会”的口号。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英国试图实行这个口号所取得的经验。在1905年芝加哥代表会议以后，英国广泛传播了产业工会的思想，其拥护者鼓吹要在实践中实现这种思想。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打算建立一些崭新的工会，即按产业原则，而不像以往那样按职业原则，建立一些工会。当时我们的主张，正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那种思想，即首先要有革命的经济组织，然后才会有政治活动和政治成就。我们在英国曾长期坚持这种想法。但是我们的经验向我们表明，遵循“退出工会”的口号，不能取得丝毫成就。 尽管我们通过散发传单和在工厂及各种社团中作报告来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们并没能动摇旧工会的地位。经验告诉我们，积极斗争才是工人运动最好的学校。我们只是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例如在新的工业部门，在科学用具生产部门，或在发动机生产部门，得以把那些脱离旧工会组织的人吸收为我们的新会员。其次，我要提醒大家，“退出工会”的口号将会极其有利于企业主，因为工会中的反对派所提出的争论问题，将交由旧工会领袖去解决。革命分子最善于搞斗争，他们看清了企业主的全部阴谋诡计，如果他们离开了工会，有力的武器就要由资本家来掌握了。因此，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对，他指出，企业主不仅凭恃自己的力量，而且还竭力采取欺诈和哄骗工人的手法。他们经常利用在英国被叫作“劳动骗子”的那种工人运动领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退出工会”的口号会把整个工会交到“劳动骗子”手里，这只会使企业主的地位得到巩固。 至于工会组织内部的工作原则，我们战前在英国的十年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挽救在我国还残存的那一点产业自由，就必须采用崭新的策略。这就是工人委员会运动或人们现在称之为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产生的由来。它是对企业主要求的一种反映，因为企业主想要剥夺工会所应有的社会一般权利。现在，工人委员会在捍卫工厂中工人组织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运动并不像我们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朋友们所想象的那样，它并不想成立另外的工会。它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它想使工人们理解对企业必须实行工人监督的思想和原则。我们号召开展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是为了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工会中去，推动工会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不让反动领袖阻碍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我们要继续坚持在旧工会中对工会领袖及其方法进行批判；谁也没有想过要退出旧工会，从而使“劳动骗子”得手。 我们要支持工人中的革命情绪，要正确阐述工厂生活中的每一细微事件，使工人了解最通常的日常阶级斗争形式，并要向他们说明我们的观点，争取他们的同情。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列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工厂委员会中的积极宣传和积极活动以及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有力地铲除了分裂的情绪，团结了工会中的优秀分子，使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我还想提出一个值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阐明工会的作用时，你们在这里谈到工会不能叫作共产主义学校的问题。我不大明了这种说法的含义，但我同意工会应有助于共产党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我认为，由此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工会能成为共产主义学校，那我们就应该在这种学校里进行工作。至于是否能取得成就，主要取决于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将在那里以教师身分出现。如果学生不想接近共产党员，那教师应决主动去接近学生。 在这种共产主义学校里，即在这种工人联合会里，应该比通常学校的教育提供更多的知识。不应只是散发一些课本，作一些—般的讲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普通工人不怎么了解经济理论和历史，只习惯于具体概念。如果谈论减少工人工资的问题，他们会清楚地理解一切，他们懂得这是对他们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能清楚地判断自己工厂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共产党员应该很好地组织起来，以便始终能密切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和需要。那时，他们就会找到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最好材料和最好方法，但是，工会不应仅仅是共产主义学校，它们也应该是学习斗争的学校，因为不管你的意愿如何，工会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影响斗争，并按自己的见解来阐述斗争。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会组织的领导权抓到手里，使工人的愿望和观点与共产主义观点相一致，反之亦然。我希望，现在你们已能明白我的意思，即工人委员会在工会中不应只限于援助工人进行日常的斗争，主要的是它应当在工会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消除工会中那种分裂成各种产业小组的旧倾向。我们应该反对各个小组单独行动的企图。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改组，在我们尚未实现“整个产业部门建立一个统一工会”这个口号之前，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改造。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个口号而斗争。共产党员应该学会僅得，工会的职能不只是准备和领导斗争，而且还包括我们大家都力图实现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目前俄国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俄国工人在工业上的组织程度能像他们在政治上的组织程度那样，那么，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早就突飞猛进了。 至于工会不过问政治的问题，我们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目前我国出现的工会运动，不愿使产业问题带有政治性。这是当前我国工会运动的突出弱点。工会不想搞政治活动，对政治行动抱反感，这是很信得注意的。因此，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工人们说明，现在，经济问题不能与政治问题分开，在每一次经济斗争中，迟早总会出现使这种斗争带有政治性的时刻。把这两种斗争结合在一起，乃是共产党员的一项任务。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关系问题，我们英国代表团认为，产业运动，即红色工会运动，是我国共产主义工作的一个补充。 我们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时，希望有组织的工人能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力量，以支持我们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如果我们这种希望是现实的，显而易见，共产党员就应该对红色工会国际产生影响，对它进行领导，并注意监督它的活动。因此，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接触，并以互换代表的方式建立联系。 至于阿姆斯特丹，我们不要忘记，对它盲目崇拜是很危险的。在英国，对这一点并没有争议。我们认为，对批评我们的意见不予介意，乃是最好的反批评。 最好是通过各个全国性组织来抨击这个国际，只有加入了工会，并把反动领袖从工会中排挤出去，我们才有可能使阿姆斯特丹国际失去这些工会的支持。 主席杰纳利： 登记要发言的还有两个人。然后就停止讨论了。报告人在各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后才能发言。 莱奥·皮夫洛（美国芬兰人组织的代表）： 同志们！我不打算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提出异议。首先，我要表态，我完全同意贝尔同志有关对工会关系的论点。但我还要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问题说几句。自从1907年我到美国以后，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并以这种身分经常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我认为，我有责任纠正这里所报道的关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些不确切、有缺陷的材料。我特别要强调指出，这里所宣读的摘自联合会出版物的引文，决不能反映出这个组织的观点。这些摘录大部分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意见。引文中针对第三国际和共产主义的部分，已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收回了，而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桑格伦，已被撤掉《大联合》这一大型月刊编辑的职务。虽然他向几星期前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提出了申诉，但是他一无所获。 因此，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就有其重要意义了。的确，在类似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些组织中，有些人并不赞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立场。他们甚至走得很远，竟背弃了该组织的传统。1917年，在联合会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它的许多成员和积极分子采取了与该组织的传统原则完全不同的观点，从而败坏了它的名声。他们印刷反对苏俄的小册子，撰写反革命文章，出版反革命著作。但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和所属各地的工会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立即表示抗议，要求收回所有这些著作和文章。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毫不拖延地执行了这一要求，因而所有文章不仅收回了，而且甚至全部销毁了。可见，如果你们认为引文中所表明的观点是该组织的观点，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还得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便俄国同志们能够了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情况。在宣读引文时，这里有些同志一边听一边摇头。他们大概在暗想：“嗯，原来是一个反动组织！” 1917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反对战争的大组织；它在西部诸州宣布了总罢工。它使整个西部地区掀起了反对战争、反对威尔逊政府、反对美国整个金融寡头政治的活动。但是，它没有得到社会党以及目前坐在这里的工会代表的任何支持，任凭它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听从命运的摆布，其结果是美国资本家向它发起了联合进攻。报纸工作人员、宣传鼓动员、组织工作者和积极分子，总共3000人被投入监狱、被打死、被驱逐出境。整个组织遭到了破坏。资本家的爪牙闯进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址，焚烧了书籍和文件，捣毁了打字机等等。当然，没过多久，反动势力就激起了顽强不屈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美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暴行前不久，就举行了罢工，而且有些罢工进行得很顺利。无须向俄国同志们解释经济罢工的意义，他们只要想起1896年至1900年期间我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就行了。当时，就连社会党人发出的号召书中也曾说：任何革命者都不应参加工会，因为工会中有大批暗探在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1917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也发生了这种情况。结果，组织被消灭了，它的斗争了十年的全部优秀力量，即它的领导人、组织者、演说家和报纸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监狱。 在这种情势下，还能期待着什么呢？工人们相信经济斗争，因为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某些成果。组织中只剩下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经验，不了解组织的传统和原则。在这里，也和在其他组织中一样，隐藏着大批特务。在芝加哥对我们进行审讯期间，政府声称，从1916年起，它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有86名从事陷害活动的特务。不过我记不清了，是56名，还是86名。 我再说一遍，不能以此来责备这个组织；正相反，同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斗争得如此坚决的组织，显然具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核心，它必然是个强有力的组织。既然资产阶级不得不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战胜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就像1917年所发生过的那种情况，那就显然地表明，该组织曾对资本家进行了勇敢的冲击。不仅如此，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是最早表示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1917年，它为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有力的辩护。美国共产党人只不过是收获了由该联合会播种的庄稼罢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应该谈谈另一个问题，即共产国际与革命工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果在对美国革命工会的关系上采取敌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产业联合主义的观点，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如果美国共产党人犯下美国社会党人所犯过的那种过错，如果他们对美国产业工会的千百万追随者采取敌对的立场，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社会党所遭到的那种命运。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始终将是一个小党，而对美国共产党来说，增加党员人数是极为重要的。现在，与其说它是个政党，不如说它是个流派。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不从积极的革命分子当中征集党员，它到什么地方去征集呢？ 美国有数十万积极的、有阶级觉悟的革命者。他们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具有共产党员的胆略，奉行共产党员的策略，不知疲倦地为革命进行工作。他们从来没有站在资本家方面去维护当前的社会制度。因此，从这几十万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即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及不属于该联合会的各产业组织的积极分子当中征集自己的成员，对美国共产党来说，是很必要的。党应该把所有年轻、坚毅而又有斗争决心的革命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美国党的任务，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它就会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美国共产党不应当向产业联合主义宣战，否则，它将遇到社会党遇到过的情况，即形成一个左派，因而造成分裂。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有数百名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了解所有的芬兰同志，我相信他们个个都是产业工会的成员，同时我也了解有相当多的美国共产党员拥护产业联合主义。如果你们采取敌对的观点，那就只会促使共产党分裂，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工人党那—类空谈的流派。 我还想就人们对海伍德同志的一项指责表示不同的意见。这里有人说，他主张建立“平行工会”一类的东西。我手头有他打算提交红色工会代表大会的提纲，我来摘录其中能说明他的观点〔的〕一段引文： “共产党的革命政治活动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即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分配组织，代之以通过苏维埃制度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服从这个目的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工人联合会来说，是历史上和策略上的必然性。”
对此，我认为，不必再多作解释了。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 同志们！我请求发言是为了驳斥兰德莱尔同志的一个极其轻率的论断。根据速记记录来看，他认为，在工会解散的时刻，兄弟的南斯拉夫党放弃了政治罢工，甚至没有利用这种情势在议会中采取行动。这种论断完全不符合事实，它所依据的资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中派分子报刊上那种含糊不清的资料。 其实，由于反对矿工军事化而宣布的政治罢工，不仅成了解散工会的借口，而且也成了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借口。我们党对此作了什么反应呢？宣布的总罢工，一天、两天、三天地延长下去。尽管面临极端的恐怖，矿工的罢工还是持续了两个星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采取坚决集中力量的方法，扩大和深化了矿工的罢工斗争，从而使南斯拉夫资产阶级遭受了重大损失。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这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要知道，在南斯拉夫相当广阔的地区，矿工的罢工已经发展成为公开的国内斗争；有些地方竟发展到同警察和军队进行流血冲突，结果双方都有一些伤亡。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政府的进攻所作的反应。 至于议会中的行动，我应该作如下声明。目前在南斯拉夫召开的会议不是通常的议会，而是立宪会议，其工作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具有一项专门的任务，即在尽可能的短期内制定出宪法。立宪会议的所有其余工作，几乎完全放下了。我们的议会党团不顾所有这些情形，终于通过强有力的行动，迫使立宪会议就解散工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三次辩论。这三次辩论，在议会中造成了热烈的场面，显示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在议会外，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得到了革命的反响。你们可以看出，情况完全不像兰德莱尔同志有意歪曲的那样，我真不知道他是何居心。 主席杰纳利： 我收到了挪威代表团的声明。让我来宣读一下。 “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挪威运动所说的话，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用他的话说，挪威工会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中派分子手里。实际情况是：在去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有六名共产党员和三名中派分子被选入总委员会。其中一位是总委员会主席。我们没有敢让共产党员占有总委员会中的所有职位，因为这样会给我们整个全国性组织造成烕胁。在许多工会联合组织中，尤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联合组织中，领导权迄今仍然掌握在中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手里。
“再过几个月，将根据参加运动的大批群众的愿望，再次召开代表大会。由于六月大罢工遭到制止，这些群众更加愤怒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将表达出全挪威工会组织的新立场。许多旧的工会组织可能要被解散，从而工会中的官僚主义将不复存在。” 主席杰纳利： 星期日晚7时在季明剧院开始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会议。请全体代表出席它的隆重的开幕式。 下次会议于明晚6时举行。 会议日程：策略委员会的通告；青年团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 （会议于晚12时10分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