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贝克尔（德国）：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对德国党讲了许多溢美之词，然而同志们，我们感到有些不安。我们想到，如果人们现在把我们当作共产国际这个大家庭中的优秀儿子之一，下一次，当我们做了错事，人们也许要加倍打我们的屁股。因此，我们报告的重点是想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我们的缺点。 在德国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我们也遇到了两种阻碍我们执行这个策略的倾向。我们那里的倾向同意大利和法国的不一样，它们不是公开的，不是从观点变成理论的流派，也不是在原则上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我说过，在我们那里只是倾向而已。但是同志们，我认为，对于那些现在正准备实际贯彻统一战线的国家来说，认识这些倾向的本质，同样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国家也估计会出现这些倾向。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那些现在正准备实际贯彻统一战线的国家，认识这些倾向的本质，同样是会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国家也应估计这些倾向的出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这种倾向不仅在上层人物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它的根源还在于，有一部分党员——不是一小部分党员，在无产阶级表现软弱无力、漠不关心的困难局面下，他们不去认识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任务，不去充当积极的因素，不是恰恰在这样的局面下高高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是为了动员群众去做细致的工作，而是表现悲观失望，灰心丧气。一部分群众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失去了自己的积极性，对于与无产阶级的日常困苦相结合的努力不抱任何希望。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没有把自己的希望同无产阶级的日常困苦联系在一起”，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我们一部分党员的情绪在最近几个月，可以说大大地低落了。这种情绪正是对党的上层人物发生影响的那些倾向的基础。这两种倾向虽然正确地估计了政治形势，但是其声调、其作用是在促使消极悲观主义的发展。同志们，这种悲观主义既可以表现在“左”的倾向中，也可以表现在右的倾向中。同志们，此外还有—些其他因素也在领导同志们那里起着作用，一些天然的因素。有少数同志——大多是“左”①倾同志——不完全了解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过分地害怕机会主义的危险，他们的害怕心理往往成了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内部阻碍，他们感到有责任去阻止统一战线的执行。右的倾向在一部分领导同志那里所起的作用无论从何种原因来看都具有消极的性质，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它同样没有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我们在德国的经验是，只要我们着手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社会民主党人也会搞起统一战线来。我们经历过紧急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即③不总是我们首先要求采取团结统一的行动，而是社会民主党人走到我们前面了。这首先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被动态度使得社会民主党人走到我们前面了，使得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权。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不去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它同样没有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 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经历了紧急的情况，事实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我们在德国拉特瑙危机时期采取统一战线行动时，这两种倾向都表现出了不安和恐惧。有右倾的同志在同上层组织谈判时十分恐惧，他们害怕很快同上层组织分手，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发展到党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足够鲜明地①表现自己的形象。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恰如其分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至于说到“左”①的倾向，它也表现出对自己缺乏信心②。我只想提一提柏林的情况。昨天发言的费舍同志也知道，柏林组织在拉特瑙危机时期采取行动时发动了“静默游行”，也就是没有演说的游行。你们完全可以寻找你们想要的借口为之辩护，但是这类事件能够在党的左派分子中出现③，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失去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一起举行游行，我们就应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形象上。费舍同志昨天说，在德国党内可以看到过高估计同上层组织谈判的现象。我必须指出，我在党内没有看到这种倾向。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说的是右倾消极倾向，不仅在谈判中消极，在准备谈判时也表现了缺乏信心的观望态度。我们没有看到乞求谈判的现象，相反，常常有些谈判，我们本来应该举行而没有这样做，如果做了可以更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可以更多地通过群众来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也表现缺乏自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完全可以寻找借口，但是这类事件在党的左派分子中出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费舍同志还说，党在拉特瑙危机中放过了中断谈判的有利时机。这又是所谓“左”①倾分子缺乏信心的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当时根本没有理由中断谈判，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是逼迫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中断谈判，假如他们不愿实现已经提出的要求。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费舍同志说，关于统一战线在党内存在着希望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观点。我不否认，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这种思想倾向，但问题在于，党是不是在助长这种倾向。在这里我必须说，党不仅没有助长这种倾向，而且它是反对这种倾向的。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如同在过去所有活动中的情况以及以后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了一些软弱无力的分子，工厂委员会委员、工会干部，他们由于害怕我们的策略会由于阿姆斯特丹分子的作祟而导致工会的分裂，因而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干脆把他们开除出党了。这些分手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所表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并不能证明党在支持这样的倾向。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你们在所有国家将会见到的现象：机械地理解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一次行动之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统一战线行动中表现出严重的背叛之后，这种倾向就会立即反映到本来是很好的同志身上。他们说，这样的共同行动，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谈判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从下面搞起统一战线。我们在德国一再向抱有这些机械认识的人说；好的，假如你们能够表现出积极性，使我们在两个月内能够说，我们不需要同社会民主党人再进行谈判了，因为他们背后没有群众了，到那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了。但是，只要这些领导人还能够把群众组织在自己身后，我们就必须继续谈判。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我们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同时在群众中组织起了自己的阵线。 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对于德国以外的同志来说也是重要的，这就是工人政府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在法国同志那里引起了错误认识的问题——支持社会党的州政府和德国一些州的工人政府的问题。 同志们，第一、我们从来没有把工人政府——无论是州政府还是全国政府——首先看成是议会形势发展的结果，而是把它看成我们在动员群众争取日常要求的工作中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我们没有急急忙忙地宣传工人政府，这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因为成立工人政府的形势还不存在。 社会民主党的州政府同一个州的工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区别是：一个州的工人政府应该在德国工人阶级争取全国工人政府的斗争中成为最重要的前哨。就是说，它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今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州政府都遵照考茨基的理论，即必须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联合政府，或者说，在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时除了考虑工人利益外，还必须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支持这些政府完全是一个策略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或者尚不成功地说服已经有了这样的政府的德国地区的工人群众，使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是危险的。 我们对于工人政府问题不抱幻想，在这方面并不存在那些从外部观察事物的同志所估计的危险。 拉狄克（俄国）（受到鼓掌欢迎。）： 同志们，在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我们都在暗暗发抖，怕从右的和“左”①的方面掀起反对执行委员会立场的轩然大波。右的方面，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到现在还没有讲话。瓦尔加同志诚心诚意地企图证明，他不属于右派，我们相信他的每句话。因此，我有必要首先谈一谈在这里表现为“左”的攻击，和这些攻击争论一番，虽然我认为，现在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所处的局面，对我们的危险不是来自“左”①的方面，而是来自右的方面。（“非常正确！”）右的危险首先在于，在群众退缩不前时期，推行共产主义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在进攻时期每一个工人本能地感到革命行动之必要，党在这时候不仅是调节器，而且是推进器。我们现在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相互联接的准备阶段，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进行艰苦的党的思想准备工作。一方面，我们各国共产党现在还年轻；另一方面，它们又承袭着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因此要把党的群众性同党的共产主义性质二者结合起来，不仅不容易，而且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拿法国共产党和挪威党这两个最典型的共产国际右翼党的形势进行讨论，这恐怕是我们代表大会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了。我现在只谈一谈两位左派同志的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把“左”①的危险看得过重了，而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右的③代表发言。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了“左”字所加的引号。
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谈一谈作为‘左’的攻击表现出来的攻击”。 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右派”，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就从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代表瓦伊陶尔同志开始。我想先说明，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同费舍同志的讲话是有明显区别的。费舍同志的讲话谈的是党的错误。费舍同志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正确与否，我们且不去说它。但是，听了这篇讲话之后，大概没有人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在这里讲话的同志不是党员。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涉及的是德国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德国党的最坏的那一部分。 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必然会引起另一种印象。党员同志们，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左派，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你们大概对此是有一些了解的，尽管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当纽拉特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时，我的朋友布哈林同志（他绝不是右派）情绪激动得几乎失去知觉，我们真想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这个气得发昏的人扶出会场。（笑声。）尽管如此，如果对这种现象掉以轻心，或者一笑了之，这在政治上也是极不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理应受到更认真的对待，不仅因为在左派里有许多优秀的党的老的无产阶级分子，如什图尔茨同志；而且还因为它发出危险的信号。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有60万失业工人。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如果出现了一个派别并提出纲领：我们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派别——我们就不应该只根据这个派别表达的思想是否清楚，而应该看到，这表现了在处于危急形势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一部分党员对党的态度是不满意的。这部分党员认为，党进行的斗争太少了。尽管这部分人今天人数不多，但是60万失业工人总是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从反对派的小小核心中产生一个可以促使党过早投入斗争的策略。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大概知道一些，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左派，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当然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出于这个原因，因此我说，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事。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反对派已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如果我们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中有幸结识才两年的瓦伊陶尔同志以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派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就是这样自称的——名义，以一个对无产阶级地狱般的生活表示怀疑的反对派的名义出现；如果瓦伊淘尔同志在进行了极其光荣的革命活动之后到这里来说①：什麦拉里和党领导机构的大多数成员同资产阶级和马萨里克搞阴谋活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把瓦伊陶尔的头交出来，我们才愿意结成联盟！如果瓦伊陶尔同志跑来对我们说，当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使得共产国际喜出望外的时候，克拉德诺的情况要困难得多——我们的久经考验的阶级战士穆纳同志，现在正在那里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瓦伊陶尔以反对派的名义说：在克拉德诺，穆纳等党的领导破坏了罢工；如果他用这些事到处游说，然后又跑到我们这里来说：在我和这些叛徒之间，你们作出选择吧；如果他说：我这里所做的，假如说是无政府主义，那好吧，我们宁愿还是继续当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这样说，那我们要说：瓦伊陶尔同志，放谦虚点！我们要说：如果您在这里登上讲台并且说，你们选举我，好，我遵守纪律。如果这样，我们虽然还要同反对派对话，但首先要对反对派说：对不起，如果你们想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你们就让那些虽然不是无产者——并不是每个人有幸作为无产者出生的——但至少有一点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感的人做代表吧。②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如果瓦伊淘尔同志以无产阶级反对派的名义出现，像这一派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所自称的那样，如果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地狱般的生活表示怀疑，如果我们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中有幸结识才两年的瓦伊陶尔同志在进行了极其光荣的革命活动之后到这里来说什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就让其他人做代表吧；这些人虽然不是无产者——并不是每个人有幸作为无产者出生的——，但这些人至少有一点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现在谈谈正题吧！瓦伊陶尔在这里说了些什么呢？他替什麦拉里解梦①，他说什麦拉里想当部长，但他又不肯明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这是同瓦伊陶尔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相吻合的。他没有说，什麦拉里在哪一天说要当部长。因此，容我直言，他大概自己想当部长。他说出了什麦拉里的梦，这也是有原因的。瓦伊陶尔过去从事过科学的解梦①工作，他把这个方法转用到共产国际来了。（笑声。）我们要问：对这些梦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该怎么办呢？只能把它放进梦的历史书中去。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圆梦”，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掌握的是以下几个事实：今年3月前，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今年7月举行了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我们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捷克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伊列克同志同我们签署了决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不存在原则的对立。这是7月的情况。而9月，党处在这样的一种危险中，即瓦伊陶尔同志梦见什麦拉里在出卖自己①，季诺维也夫同志周围的人都是些轻率之辈，因为他们不相信瓦伊陶尔的梦。（叫喊：“特别是国际不相信他的梦！”）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是7月。9月，党处在危机中，根据瓦伊陶尔同志的梦，什麦拉里出卖了自己”，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党员同志们，如果瓦伊陶尔威吓我们，他要把我们这个国际宣布为一个特别的国际，这一点我们早已领教过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们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要奉劝你们读一读哥尔特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工人党分裂后，哥尔特宣布任何一次罢工都是一次反革命行为。他宣称，一切都要向右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站在这里说：除非革命，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哥尔特的声音里又加上了瓦伊陶尔同志的声音，他们两人一起宣布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共产国际，我们会以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勇气来承受这个命运，而且准备冒着也许还有第三者自愿同瓦伊陶尔和哥尔特同志结伙的危险。 如果人们不愿把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视为戏言，那就应该对他进行反驳，使他再也不敢在这样一个①有52个共产党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以同样的方式讲话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在这个讨论阶段彻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个问题要由委员会非常仔细地去研究。同志们对于党的现状的告诫，凡是正确的，代表大会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因为我们愿意公开说明：现在从右的方面来的危险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时期如果有几位真诚的无产者发出他们告诫的声音，人们是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或者嘻嘻哈哈转入其他日程的。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执行委员会应该坚持它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往工作的结论，这个结论粗略地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向高举反抗旗帜的反对派的同志们说过：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愿意轻率地抛弃无产者，甚至在他们以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批评时，我们也试图一再规劝这些同志们，同他们进行辩论。因此我们撤消了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决议。纽拉特同志说：你们毁灭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我要说：如果说我们毁灭了中央的权威，我们就不能使之动摇；如果说我们动摇了中央的救威，我们就不可能毁灭了它。如果经过委员会的工作之后，情况表明，中央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变成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党，那么这样的一种希望是有的，即它的权威通过这次大会得到加强。②捷克党是不是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党了，恐怕谁也不能断言。瓦伊陶尔同志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过，你们看看什麦拉里这个小伙子，这是一个榜样！在他的领导下你们是会胜利的。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我个人对什麦拉里同志的评价是很高的，高于其他许多左派同志。我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他是会贯彻于代表大会决议的。我对什麦拉里同志没有丝毫的怀疑——许多同志把怀疑什麦拉里作为使命③——虽然我曾对什麦拉里非常严厉。但是我知道一点，十全十美的共产党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原因很简单，一个堪称榜样的小伙子总是要经过几年摔打的（笑声），这不仅根据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从俄国革命中学到的道理，而且根据西方自己的革命经验。没有现成的十全十美的共产党，这样的党，人们只有通过无数次革命去创造，必须在内战的烽火中去创造。捷克斯洛伐克党还缺乏这样一些经验。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那就应该严厉对他说，使他不敢第二次在这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纽拉特同志说：你们这样破坏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我要说：如果说我们破坏了中央的权威，我们并不能动摇它；如果说我们动摇了中央的救威，我们并没有破坏它。希望是有的，权威也是可以通过这次大会得到加强的，只要委员会的工作证明，中央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变成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当成本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我来谈一谈费舍同志的讲话。费舍同志在讲话中列举了拉特瑙行动中的许多缺点，在我们得到了有关事件进程的详细消息后，我们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上也立即感到这些缺点的存在。如果党内有呼声说：群众性的行动是不应该对群众保密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按社会民主党人的规定办，我们同他们谈判，应该向我们的同志公开通报谈判的细节！如果党内有呼声说：共产党报纸对任何事件都应坚持共产党的立场，不要跟在拉特瑙僵尸后面高喊什么共和国，共和国！如果是这样的呼声，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这不是反对派的叫喊，而是全党的觉悟。（“非常正确！”） 德国党在拉特瑙事件开始时犯了错误，这件事只有想充当所谓党的领导机关的陪审律师的人才会予以否认。我们在这里读到《红旗》以后，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了好几遍：真见鬼，他们要这个共和国干什么，要这个拉特瑙干什么！他们没有一句话是批评这件事的！——这是我们当时的共同感觉。党由于害怕孤立而过分地依靠社会民主党了。 如果费舍同志的批评仅限于此，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她的批评还包含了其他内容。费舍同志说，她在原则上既不反对又不同意同上层人物进行谈判，不过事情应小心进行。很好，但她的策略，她在这次行动后在中央、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党的批评并不仅限于这些理所当然的一般问题上。她那个反对派太模棱两可了：你们太过于独善其身了①。（“非常正确！”）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太操心你们自己的善德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费舍同志说：我们进行了铁路工人罢工，这是一个没有上层人物参加的光辉行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群众，说了群众想说的话。她还夸大其词地说；只有群众，群众！没有上层人物参加。第二次行动来了上层人物，虽然她原则上不反对，但是灾难降临了。（有人喊道：“俄国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我马上谈这个问题。 同志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每次只要我们碰上同上层人物谈判的倒霉形势，以路特·费舍同志为首的反对派就要急躁起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大会上，我亲自经历了这种情况。只要有一天我们不同其他人破裂，这一天对于费舍同志和反对派来说就好像是失败的一天似的。在拉特瑙危机中，谈判开始时，反对派每天都给中央送一份提案：是最后通牒还是最后决裂？为什么？这正是左派同志全部认识的机械反映。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是按一个模式进行的。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懂得了一点：我们比较弱小。在通往群众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最大的障碍；社会民主党企图把他们的工人同我们隔绝开。如果现在群众的压力大了，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同我们谈判。社会民主党同我们谈判，我们要中断谈判，只能在我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只能在我们有可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或者是在每个人都很清楚群众不希望谈判的时候。过早地中断谈判，或者根本有一种欲望，尽可能不要同这些家伙坐在一起，1小时甚至半小时也不愿意，这只能证明：我们把自己看得过于虚弱了。假如党从第一天起就在报纸上表明立场，从第一天起就在报纸上对群众说：是的，我们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如果你们不行动，社会民主党就要背叛你们，我们就会继续谈判下去，直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完全被证实了。①但是，你们不是要求党向群众表明立场，而是硬拉着党的手不让它去谈判。神经紧张，这对于党是没有益处的。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是的，我们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如果你们不行动，社会民主党就要背叛你们。这样，我们就能继续谈判下去，直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被完全证实。”
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我们去谈判是清醒的。我们知道①，这一次也好，下一次也好，他们实际上是要欺骗我们的。为了不受骗，我们应该向群众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但是决裂的政策，应该在我们有能力单独去做、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再开始。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我们去谈判时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上非正式地议论拉特瑙危机时，我总是问自己——这也是根本考虑所在——：党能够冒风险单枪匹马地去反对君主主义者吗？如果党单独行动，我敢说，这个错误要比所有已经犯过的错误都大。（“非常正确！”）我们在卡普暴动后有了经验，社会民主党总是在等待时机，然后同君主主义者一起向我们扑来。党避免了这一点，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一个贡献。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是一个贡献”，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要让自己头脑里的认识固定不变，以为我们永远是弱小的！（“非常正确！”）我们可以在行动中，通过群众的情绪变得强大起来，因而立即独立地转入进攻。在这样形势下，我们的策略艺术就是谨慎从事，不要过早地决裂，但是对决裂要有准备，而且要通过我们宣传工作的政治路线以及我们对整个事态的处理，使群众对决裂也有所准备。 总的说来，去年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统一战线提纲中也说了，统一战线是同极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危险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通往新革命高潮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广大群众的情绪是：人们又能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呢！这不是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的情绪。在党内也很容易产生一种模糊不清的情绪：我不想自我表现；我们共产党人只能同谢德曼手挽手地在菩提树大街上散步。党的领导、党的报纸在这种情绪下很容易滑到社会民主党政策一边去。危险是存在的，人们在开始一个行动时，不仅要意识到在街上会有挨打的危险①，而且要意识到共产党混同于群众的危险，同社会民主党混成一锅粥的危险。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会挨打的危险”，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至于工人政府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下费舍同志在讲话中的一句非常得体的话。她说，目前存在着把共产主义进行一番西方式美化的危险。我想就这一危险说几句话。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扩大执行委员会上说过，工人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这是迈耶尔同志在这里引用的。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不是一字一字地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正是由于担心如费舍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化”而产生的。这样一来，对许多同志来说工人政府的思想成了一个催人睡觉的软枕头。人们会说：专政，鬼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专政，但在专政口号下进行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还是提工人政府吧，这听起来柔和而且无害。谁也不知道，工人政府是什么，也许会成为什么，不管怎么说，好像不那么危险。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宣传来克服这个危险。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清楚的。它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西方的工人群众不像东方的工人群众那样在政治上不定形，不隶属于什么组织。西方的工人们加入各种党派，他们对自己的党派依依不舍。在东方，在俄国，当革命风暴开始时，工人群众比较容易地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但在你们那里要困难得多。德国、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会很容易地说：不同资产阶级结盟，宁愿同能保证我们八小时工作制的、能多给我们一块面包的工人党结盟，等等。这样，无论是在战斗的准备阶段，还是在议会联合的基础上，都是可以产生工人政府的①。因此，拒绝这种形势的可能性是瞎胡闹，教条主义地拒绝是瞎胡闹。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无“都”字，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躺在枕头上休息，还是努力根据群众的幻想把他们引到为实现工人政府的纲领的斗争中去？ 我们如果把工人政府理解成一个枕头，那么工人政府不仅要破产，我们在政治上也要被打倒；我们会和杜会民主党人在一起被人看成是新的骗子。我们如果让群众保持清醒的认识：工人政府如果没有手持武器的工人作后盾，那它不过是一堆一钱不值的垃圾。如果组织了工厂委员会，推动工人政府前进，不允许政府同右派妥协，这样的工人政府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出发点，才可能代替以后苏维埃政府的地位①，才不会是枕头，而是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一个斗争阶段的开始。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我们让群众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即工人政府如果没有手持武器、组织工厂委员会、推动工人政府前进并且不允许它同右派妥协的工人作后盾，那它不过是一堆一钱不值的垃圾。那样，工人政府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出发点，以后才会让位给苏维埃政府”。
我记得，有一个同志说过：工人政府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可能。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果说人从猴子到人民委员的发展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这个阶段，这也许是完全错误的。（笑声。）但是，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在那里除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外，还有农民运动，或者在那里像在英国一样，工人阶级很强大，资产阶级没有掌握直接的强的统治手段来对付工人。在英国，工党有可能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将不会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但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接着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工人政府是什么样的呢？仅仅是资产阶段—自由主义政府的新的翻版？或者我们可以强加进更多的内容？我认为，奥斯登·张伯伦说得对，他说：如果工人政府在英国掌握了政权，它是以克莱因斯政权开始，以左派政权结束，因为工人政府必须解决失业工人问题。 因此，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对的。执行委员会一方面警告不要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即所谓或者苏维埃政权或者什么也不要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又警告不要存在幻想，仿佛工人政府能变成一个降落伞，确保安然无恙。 党员同志们，我在讨论议程时曾说过，我们在大会其他各项议程上所应决定的问题仅仅是我们战役计划的实施细则。你们什么时候说：好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的统一战线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走的道路。这时候战役计划就产生了。我认为，我们这一年的经验甚至使盲人也会相信，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或者是这条道路，或者是哥尔特道路。哥尔特道路越是独自在星光下漫步，嘴里喊着革命的词句。统一线线的道路比起我们1919年的策略要困难得多，那时我们说：打碎一切！ 把一切打得粉碎，要容易得多，痛快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①，如果这条道路是必要的，我们只有走下去，并且意识到会有危险，来自右面的危险。同时我们坚决相信，这条道路不会给我们而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否则，第二国际就不会这样歇斯底里地拼命企图切断通向我们的桥梁。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想同谢德曼之辈同流合污，而是坚信，我们在互相拥抱时会把他们掐死。（热烈鼓掌。）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没有打碎一切的力量”。
主席： 下一个发言的是迪雷同志，是法国共产党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位代表。这位同志请求我们多给他一些时间，这样他可以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主席团不反对——有反对的吗？好，通过了。主席团准许他发言3刻钟。 迪雷（法国）： 同志们，我在这里代表一种派别讲话，这就是被人称之为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法国反对派。我请求发言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我认为，在国际内人们不大知道①，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在国际内人们并不非常清楚”。
现在，当统一战线策略被提到议程的时候，法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反对这个策略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反对和拒绝这个策略是法国无产阶级的一个健康的举动。①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正常的举动”。
事实上人们不应忘记，法国首先是社会党叛徒的国家，是白里安、米勒兰的国家，是患选举呆小病的国家。因此，法国工人的这一行动，法国工人拒绝和反对统一战线是有益的现象。法国工人没有立即了解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认为，这个策略不过是同改良主义分子的联合，而我们是则则离开这些人的。这个现象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追求革命行动的愿望。①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因此，没有立即了解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把它视为不过是同我们刚刚抛弃的改良主义分子的联合的法国工人的这种行动，这种拒绝，是一个好现象，它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追求革命行动的愿望。”
然而，各种各样嫁接到法国无产阶级这个健康的运动中的思想意识并不总是具备这种性质的。你们想必知道，现在附和绕一战线策略的，堪称党内最大派别的中派，当时是一致反对统一战线的。但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他们列举的原因不是革命的，而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性质。他们——我们姑且这样说——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是因为党已经进行了正确的行动，因此，为了改变现存的形势而改变方法似乎是多余之举了。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他们——我们姑且说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吧①，是因为党进行了所谓正确的行动，因此为了改变现存的形势而改变方法似乎是多余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所属的那部分人当时还非常弱小，我们当时的态度是另一种态度。 我们这些人也反对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反对的原因同中派是针锋相对的。中派说：我们反对统一战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好的共产党。我们说：我们反对统一战线，因为在法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①的共产党。我们党表面上是共产主义的，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原来意义上”，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呢？如果说中派反对统一战线，仅仅因为他们同时也反对为工人阶级的直接要求而进行日常斗争的原则。2月苏蒂夫在《国际》上发表的题为《毫无价值的论据》一文，在谈到执行委员会有关论据时说：“为什么我们要为直接要求，要为改良而斗争？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不会大发慈悲给予我们什么东西。资产阶级会给予我们的只能是我们将从它的手里夺取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强大到足以让资产阶级允许改良，那我们也就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这些话出自中派和党的多数派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成员。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我们在《共产主义公报》上发表的提纲以及我在回答苏蒂夫同志的文章中，表示了我们的反对意见。 我们认为，法国党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赞成共产主义思想，为直接要求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是法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声明，我们在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同时，也要揭露那些借口反对这个策略、实际上推行懒汉政策的人，那些希望靠革命废话来医治革命“哮喘病”的人。 为了说明我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我们在法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得不在这里分析一下统一战线策略，回忆一下季诺维也夫在扩大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口号的主要论证是什么呢？ 季诺维也夫说：整个欧洲经历了某种革命消沉时期。战后群众陷入疲惫状态。他们只有在党提出夺取政权口号时才跟随共产主义旗帜。他们所考虑的也只是得到每天的面包。所以说他们在当时就受到了改良主义组织的影响。由此说明，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广大群众高喊着为了日常要求而斗争和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口号投入了战场。这个口号可以具有两种形式，对于共产党有危险的反革命形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有利的革命形式。季诺维也夫所说的危险形式是要把所有现存的政党组成一个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企图，而革命形式则是把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全部分子联合成一个行动。共产党人必须要求进行以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革命尝试。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为分裂负责，整个责任应该由改良主义分子承担。此外，季诺维也夫还说，群众害怕共产党把他们推进危险的冒险行动。因此，在党提出这个口号时，群众对执行口号是犹豫不决的。如果我们现在要组织统一战线，要走到运动的前面，就必须向群众证明，共产党不是冒险的党。我们必须依靠这个证明把群众引向斗争。 我想，我多少如实地转述了季诺维也夫的论点。 我想试图说明，应该以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才能把这种对形势的分析运用到法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法国的形势，我想把法国形势拿来同德国的形势作一对比。至于德国形势，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多次提到了。 这两个国家形势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是有组织的；而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是没有组织的。 因此可以说，如果说德国群众处在改良主义组织的影响下或者属于这些组织，那么法国群众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他们对待所有政治组织，不论其牌号如何，总是抱着极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完全不同于德国。 在法国没有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甚至可以说，在法国运动的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大的政治性的群众党；只有意识形态的组织，只是围绕一种思想、一个旗帜而聚集在一起的战士组织。 我们在法国当然也能见到追求统一的愿望。季诺维也夫说得对，资本主义攻势的展开是会引起统一的愿望的。但是在法国，这种统一的愿望反映在工会方面，而不反映在政治方面，因为群众并不把政治党派看成他们各部分的代表，而认为只是为了选举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大的选举组织。因此，人们在法国的群众中见不到要求把政治组织联合起来的倾向。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都认为，如果在法国有统一的愿望，有建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联盟的企图，这个联盟不会是只代表工人阶级中的人数日益减少的少数派的政治组织联盟。如果统一战线在法国成为事实①，它会以工厂委员会，或者以工人委员会或者以相似的组织形式出现，联合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反对资本。②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现实”。
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些组织将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联合起来，在它们中集中起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力量”。 在法国，如果群众对共产党抱有合理的不信任的态度①，这说明，共产党从来没有为开展群众行动做出了什么努力，也不能证明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如果在法国群众对共产党怀着合理的不信任的态度”，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那时的形势是有可能开展行动的，但是那些维护统一战线策略的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断言在法国不存在开展革命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在一个国家出现了雇主们向工人的全部要求发动进攻的现象，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无产阶级力量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势力，共产党也可以容易地把所有自发的、相互分离的行动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运动。 人们可以以两种方式理解统一战线策略： 1．可以给改良主义组织一封请帖式的信，上面写着：我们准备开展什么什么行动，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一定的斗争手段，开展群众行动、罢工，等等。你们愿意参加吗？——这一种策略在统一战线口号提出以前很久就得到运用了。这是公开信的策略，在德国是经常运用的； 2．也可以去找改良主义组织，但是口号措词和行动方式不要过于强硬。可以建议采用经过慎重考虑的口号措词，可以建议运用共产党不常用的行动方法。但是在行动过程中，应设法证明已经提出的口号不够革命，因此要努力超出已经采取的行动的界限，把改良主义—和平主义的行动变成革命的行动。 我必须说，这后一种办法只能由坚强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共产党加以运用，那些徒具空名的共产党是不能运用的。 因此，我们反对过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第二种解释。 甚至在德国也出现过令人不快的混乱现象。我想问一下法国代表团，如果人们试图要我们这样一个党执行这个策略，要一个没有能力开展革命行动的党，要一个受各种组织支配的、自己没有能力提出口号、开展行动的党执行这个策略，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想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日常的工作，如果我们想为了他们的要求进行日常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可以使我们同这些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同异端组织、同社会党的组织亦步亦趋。我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人们应该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无组织的广大群众开展行动的意义作出详细的解释。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那里劳动人民的大多数是有组织的。如果一个政党提出口号，是可以吸引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正是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德国共产党去年提出进攻的理论。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组织提出的口号，如果不适应革命的紧张局势，都不会在群众中引起反响。 法国的群众运动必须具有基础性质。①即使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意见一致了，这种具有基础性质的运动也是不易产生的，因为斗争必然由共产党独自进行。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法国的群众运动必须具有一种基础性的运动所具有的性质”。
统一战线策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尽管我花了很大的气力，但对这一方面还未能完全理解，我说的是工人政府问题。 塔尔海默同志出于好意写了五六页同我讨论工人政府问题。但我的脑袋瓜太笨，仍不能领会。拉狄克同志也向我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也没有弄懂。可见我的理解力是很差的。但是我在尽最大的努力想把它搞懂，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工人政府。有人对我们说，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目前状态之间的中间物。 同时又有人告诉我们，工人政府不依靠议会。那么我要问，它依靠什么东西呢？估计你们会解释说，依靠群众。“群众”，这是一个不明确的表达方式，人们必须弄清楚，这后面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人们把它理解成群众组织，如果指的是工人委员会，如果人们说，工人政府必须依靠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那我们完全同意。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政府的口号就意味着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我认为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反，如果工人政府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人政府的口号也就具有另一种政治性质了。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是意味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们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是普遍性的口号，它不适用于一切国家，它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我记得，他也说过，工人政府是同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又应该怎样解释在法国提出的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呢？大家知道，在法国还没有工人委员会。我们党的大部分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工人委员会，更不用说没有组织的群众了。 （拉狄克喊道：“这是党造成的！”） 当然．你们必须公正地对待我们，你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最早在这个意义下进行战斗的。（洛里当喊道：“那么法国统一总工会呢？”）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曾经由一位左派同志、我们塞纳联盟的普兰雄同志探讨过，他建议对弗罗萨尔—苏瓦林提案进行修改。上述提案说：这个适合于动员群众在未来举行起义的口号就是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口号，由于在法国尚不存在工人委员会，用此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在此期间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 我认为，这样来理解工人政府，从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错误的。 有人对我们说，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口号不是具体的、立即能实现的口号，而是适合于引导法国工人群众发起强有力的行动的口号。这真有点像索列尔散布的老社会党的神话了，使人回忆起他提出的“总罢工”的神话。 一个国家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口号的价值应根据它对工人群众的政策和策略的影响来衡量。 用什么方式呢？具体的方式。如果人们在法国提出普兰雄所解释的那种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这必然导致给议会主义以新的支持①，使议会主义重新复活起来。法国没有工人委员会，一个工人政府又必须依靠多敏。于是人们就必须尽一切力量使议会拥有社会党的多数，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多数，而是一般说的人民代表的多数。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如果在法国按照普兰雄的解释提出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必然会给议会主义以新的支持”，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看到，这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这会把我们引向选举呆小病和复活议会主义的地步。因此我们说，在法国党的目前形势下，提出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是危险的，它的结果就是装饰还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徽章。这是我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原因。 统一战线必须是行动的口号。人们必须要清楚，在法国共产党内什么叫行动。行动在法国党内意味着：写文章（好些声音喊道：“非常正确！”）我们在议会中发表演说，但我们不加改变保留的却是统一社会党的一套办法。 压在一大批西欧共产党身上的过去的历史，现在双重地压在法国共产党身上。我们当然不拒绝参加选举。我们也不愿意排斥和平斗争的方法。但是这些斗争方法只有引起群众行动，才有价值，有影响，有力量。我们希望以群众行动的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形式。我们行动的目标必须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必须是深入无产阶级阶层的行动。 在法国党内公开宣布采取群众行动的人还占少数，我们知道，如果统一战线像人们在法国所说的那样，把它看成是选举的策略，那么这矛头将首先是对准法国党内最优秀的革命分子。①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人们把统一战线以它在法国被赋予的那种解释——那里的人把它视为选举策略——公布，那么这矛头将首先是对准法国党内最优秀的革命分子的。”
有人会反驳说：你们要搞群众行动，你们想用这个口号怂恿无产阶级群众走上街头，可是你们知道，改良主义分子是不会跟着干的。他们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可能只是和平的行动，议会的行动，共同举行大会，共同起草请愿书①，如果是群众行动，他们就不干了。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他们可能愿意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只是和平的行动、议会的行动，共同举行的提出共同的请愿书的大会”。
如果我们唠唠叨叨地劝说法国党、这个还不是真正共产党的党采取行动，行动失败了，责任就要落到党的头上，如果我们没有可靠的保证，就宣布统一战线策略，那就意味着给党内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增加新的力量。 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在国际内人数还是很多的。第二半国际的瓦解有好的方面；但是，也有坏的方面。其消极面之一就是一大批第二半国际党员看到第二半国际的失败，于是很快摇身一变，跑到共产党里来了。 我们看到，我们亲爱的塞拉蒂同志已经坐在这个会场上了，暂时还是作为客人，也许不久就会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了。在塞拉蒂之后，其他人也会跟着来的。他们将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也将把他们旧有的成见，旧有的斗争方法，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带到运动中来。因此，我们大概必须懂得，祸害不在左面，而在右面。 拉狄克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左派总在喋喋不休，中派却一言不发，右派也噤若寒蝉；但在实践中，他们都继续玩弄着他们的小把戏，进行着他们的机会主义工作。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对左派进行了批评，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止右派制造混乱。拉狄克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形势发展使人能估计到将发生革命的痉挛时，就会出现一种人们称之为“左”的非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必须克服的。 但是，“左”的非机会主义，只要它还没有使人想到荷兰学派，还没有完全脱离群众，就不会构成危险。 相反，瓦解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的机会主义却非常危险。如果在代表大会上不防止右的机会主义抬头，还留在我们共产国际内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就会增加。 必须弄清楚，我们这方面应该为工人阶级的日常要求做些什么。 我们应以什么方法争取这些要求呢？我认为，国际必须毫不含糊地声明，共产党人在他们为日常要求进行斗争时，没有权利对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放松哪怕是一时一刻的批评。共产党人即使为改良而斗争，也应明白，改良决不会减轻工人阶级的责任。共产党人必须明白，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它的基础不会遭到动摇，也会打起改良的旗号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只停留在为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上，而应该在改良斗争开始的时候，立即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吸引到斗争中来。 党必须把斗争的领导权拿过来，并且把这个斗争变成反对现存社会基础的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在法国，由特伦宣扬的理论，即所谓今天如能获得资产阶级改良的成功，其意义相当于革命，其价值相当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座大厦炸毁——这样的理论，无论从实践的观点还是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对工人运动都是危险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是我掀起一场主张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各国党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由于法国共产党今天的形象不佳，因此我在这里总该变得聪明了些。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共产党正是现在才让你们看到了它的真正形象。你们现在才认识了这个党，现在，在你们知道了巴黎党代会的情况后，你们大概明白了，你们对这个党能抱什么希望了。 形势是清楚的，你们现在也知道了，应该以什么方式对待法国党了。 我认为，巴黎党代表大会并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带来什么损失。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这一派曾反对过统一战线的某些形式。尽管如此，我代表我的朋友在这里声明，我们愿意尊重和执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如果第四次代表大会命令我们在实践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如果第四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指明，我们应以什么形式运用这个策略，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法国共产党内有人接受统一战线策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个策略对于他们意味着实现统一的第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反对这些分子。这些分子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法国党接受统一战线策略，它自己必须把自己清洗一番，它必须把全部改良主义分子和乱七八糟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 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值得共产国际称赞的共产党。（鼓掌。） 博尔迪加（意大利）： 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强调起见——回忆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意大利共产党同意的某些原则。 第一点，关于资本主义形势的说明。现在存在的危机不是暂时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没落，也可以称为最终的危机。 第二点，为了在这种形势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共产党有必要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点，共产党应参加一切为了工人阶级具体利益的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人既不在理论上也不在实际上支持暴动方法，更不幻想一个小的革命党就能够夺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人只是不接受工人阶级“多数”这个不确切、随意性很大的说法。不确切，因为它没有向我们说明，这里只是指无产阶级，还是也包括半无产阶级的阶层以及一切政府或工会组织。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在如下意义上同样具有随意性，即我们虽然处于拥有多数的形势①，但是由于力量的对比，我们并不可能发起革命的攻势；另外也不能排除，我们在取得多数之的就可能发起攻势。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在意义上随意性很大。我们虽然处于拥有多数的形势”，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对于国际的任务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的意见是，国际到现在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重大的策略问题。人们习惯地从他们对革命将在近期内爆发怀有信心，来识别其左的倾向。我在这方面比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要悲观一些。 如果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是革命必要的前提，人们也应指出，强大的共产国际存在的主观前提以及共产国际对群众发生影响的主观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受到危机对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及类似的组织的直接影响的威胁，我们把这些组织叫做工人阶级的“原始”的自然组织，而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这些组织产生直接影响。①争取群众的直接方法是加强工会的工作。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使得这个任务更为困难了。机会主义分子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人们在进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前等待资本主义新繁荣的到来。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由于危机直接影响工人的经济组织、影响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就是我们叫做工人阶级的“原始”和自然组织的那些组织，由于客观形势发展会直接影响这些组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危及着强大的共产国际存在的主观前提以及共产国际对群众发生影响的主观前提。”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是的，如果人们坚持采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应该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为革命党争取尽可能大的影响，以便在危机爆发时把经济组织吸引过来，参加革命行动。机会主义分子一直阻止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不会放弃动员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这个问题目前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不能认为是不可能克服的。我的看法是，现在除某些国家外，一般说来，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工人失业和工会衰落。 由于新战争的危险，不满情绪不仅在无产阶级、而且在半无产阶级中会有所增长。如何把这种混乱的不满情绪变成适合于革命斗争的形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看国际是如何解释资本进攻所造成的条件：统一线线策略就是这样产生的。 总的说来，我们接受这个策略的思想。我们想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我们对国际领导的总的工作所持的保留意见。 诚然，赢得群众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发展过程中强行实现这个目的；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某一时刻强行找到一条出路，以便跨越大的阶段赢得群众。在一定时期人们有可能看不到党的力量增长，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在这时期努力工作，以保证我们能够在以后去掌握群众。季诺维也夫说过，尽管国际成员的数字有所下降，但国际某些部分的影响在不断增长。 赢得群众并不仅仅反映在统计数字的波动上。这是一个辩证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由社会客观条件的演变决定的。我们的策略主动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只能在我们认为是前提的某些条件下，促进这个过程的发展。我们的策略主动性，就是说党在行动中的灵活性，只会对在无产阶级的心理中产生的现象发挥影响①，我在这里使用“心理”这个词，是广义而言的，指的是工人群众的觉悟、精神状态和斗争意志。我们应该在这里回忆一下，从我们全部的革命经验来看，有两个因素起着首要的作用：党内有十分明确的思想，在党的建设和组织中坚持严格和灵活的原则。所以我们说，所谓赢得群众，就是把无产阶级新的阶层吸引到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的党的周围；在真正赢得群众的道路上，如果为了党的表面上的改善而损害了这些条件，那就是把事情办坏了。是否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取决于能否未雨绸缪，而这种准备不可能即兴产生，它存在于我们在上面说的因素之中，即学说上的明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只会对无产阶级心理发展现象产生影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在指出这点之后，我们也要说，我们完全遵循国际的路线，如果这条路线的目的，如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做的那样（也如我们党甚至在自己的代表团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返回之前率先所做的那样），是从资本主义进攻的普遍现象中争取一切有利的条件，以便把还在跟随社会民主党或者分散的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我们在这里不想重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原因和性质的分析了。统治阶级正因为危机是不可避免这个事实而铤而走险的。我们代表大会的一项日程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我们将指出，资产阶级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同时运用它的全部反革命的防御方法的。 企业主们的进攻使工人大众普遍提出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也为共产党提供有利时机，以支持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通过事实证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是没有能力捍卫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的。所有这些，必然会引起双重的革命影响，使得重振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的企图①困难重重，也使得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得到提高。我们说过，我们在运用这个策略时应注意到某些界限，所谓界限，就是不应危及党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以及党员内心的革命准备。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党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的僵死的机械②；我们党是有生命的东西，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它，我们的策略方向也会改变它。因此我们说，由许多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组成常设的领导机构是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相矛盾的。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意图”，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党不是僵死的机械，我们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无论机会主义者是拒绝共同行动，还是接受共同行动，我们当然都应有所准备，但是行动的责任应该由工人群众通过协调①自己的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原则上任何一个党都可以掌握的机构来承担。这样，共产党就可以把这个机构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并且以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最前列的行动作出榜样，而不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承担在无产阶级组织内由非共产主义的多数人强行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责任，因为在争取对群众及其心理产生影响这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到各政党、政治派别和群众所追随的人物的责任和过去的传统。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无“协调”一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补入。
所以，问题不在于从统一战线的许多要求中去掉政治问题，只保留经济问题，也不在于出于原则的考虑，或者出自什么“矜持”情绪，拒绝同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坏的领导人进行暂时的谈判。问题仅仅在于，不要拿无产阶级最广大阶层对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法采取行动——的准备作孤注一掷，结果产生把全体无产阶级引向失败的危险。①问题在于，使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向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完全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去进一步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党在工会和工厂中发起运动的时候，不做组织群众的工作，那统一战线策略就是毫无意义的。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要拿无产阶级最广大阶层对革命形势的准备作孤注一掷，仅仅按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行动，结果很可能产生把全体无产阶级引向失败的危险”，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认为，把统一战线贬低为某种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是存在的，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们不得逾越这些界限。 现在谈一谈工人政府。如果人们像在6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那样向我们重新确认，工人政府“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员”，那么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同意把这个口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的代名词。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反对，除非有人把我们隐藏着真正纲领的需要称之为机会主义了。如果“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这样的印象：（1）不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形势，或者，（2）不是社会力量的暂时对比，而认为工人阶级和国家关系中的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础）可以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行使权力，而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解决，那么我们就拒绝这个策略方法，因为它为了取得那种令人怀疑的受大众欢迎的结果①而危及了无产阶级和党执行革命任务的基本条件。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取得直接普及的令人怀疑的结果”，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有人会说，工人政府并不是我们担心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说明，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解释，什么不是工人政府，我只从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嘴里才知道，工人政府究竟是什么。 如果这里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客观上要考虑实现的一种过渡政权，那么我认为，既然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①，倒不如等待这个过程先经过对反动势力的打击再过渡到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机会主义右派也许会直接参加政府，而中派分子将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因为他们作为同伙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演完了自己的角色。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采取断然的形式”，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例如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在工业危机普遍爆发前夕，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出现了生产监督问题。这里我们看到了同1920年9月的意大利形势某些相似之处，意大利无产阶级以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如果出现相似的革命情况，德国共产党应该毫无例外地认清一切机会主义倾向，拒绝对监督这个口号给予哪怕是最微小的支持。或者共产党从现在起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或者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反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准备组成政府，而在这个政府中德国法西斯会有右派社会民主党叛徒们的支持。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右派社会民主党叛徒们在自己的一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这一切说明，我们既不能完全接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草案，也不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工作指示。这不仅涉及策略，而且涉及建立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工作。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不仅是策略，也指建立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而言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听到，季诺维也夫同志抱怨在我们的国际行动中缺乏集中，缺乏纪律。我们同意最大限度的集中，同意最高中央政权的最大权力。 但是能够保证整个组织系统对中央领导的主动权采取顺从态度的，不仅是对纪律的庄严宣誓，也不是对职责最真诚的允诺。 更不是①在形式上严格运用内部民主和实行组织内的群众监督——这常常会引起混乱。纪律要靠其他办法来保证。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想一想我们的组织是什么形式的组织，它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军队，而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整体，它的发展，第一是历史形势发展的一个结果，第二是历史形势发展的一个因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也不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为了保证纪律，必须划清运用我们行动方法的界限，说明最重要的策略决议和组织措施。俄国革命为国际革命运动提供了重新建立革命思想和革命战斗组织的基础。这是一次无可估量的收益，①以后将成为联结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纽带，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我们批评在组织措施和策略方法上自由过多的倾向，正是因为它使我们离开目的越来越远。采取什么组织措施，运用什么策略方法应该由中央领导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我们重复说一遍——只能由中央而不是由各国组织作出。②有些国家的组织认为，它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它们国家情况的特殊条件。但是，如果对这个权利理解过宽，中央有时又缺乏预见，违反纪律的现象就会灾难性地增加，我们革命的世界组织的建设和威望就会被葬送。我们认为，国际组织的中央机关应少采取联邦制形式；这些机关不能只由各国支部代表、而应由国际代表大会产生。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它……”。
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我们重复说一遍——只能由中央而不是由各国组织作出选择。” 很显然，只有俄国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①但是，为了有把握地领导国际力量的运动，这个总参谋部应该同国际力量协调一致，共同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计划，对于这些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人拒绝服从。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只有俄国革命才能成为我们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在选择斗争方法上，由于过大的灵活性和折衷主义而造成恶劣后果的例子可惜不是不存在，法国党的恶劣状况就是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实，即所有那些自己拥有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的绝大多数支持的党，那些直接起源于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党①，现在都经历着一场危机。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都为我们提供了证明。我们不得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错误，错就错在人们把工人党的国际在其结构上过分地看成近似于国家和军事组织了。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所有那些自己拥有在政治上有组织工人绝大多数的党，那些具有社会民主党直接传统的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为了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人们想不顾一切地找到决定性的手段①，这样做也许能走出一条能使我们度过我们无力阻止爆发的危机的道路，但很难能取得可靠而坚实的结果，也可能发生令我们惊奇的决定性转折，使我们面临困难的问题。我认为，这些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发表一点意见，它不是抽象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党在共同的战线上，坚守岗位，进行战斗的经验总结。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采取断然手段”，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人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国际似乎处在隶属于它的一些政党之外；有时候，这些党或者这些党内的派别同国际进行公开的和侮辱性的论战。于是国际不得不在这些党内制造服从其指示的派别，我看这是荒谬和危险的。 这样我们不得不被迫解决过多的组织和纪律问题，而且正是在我们确定我们的敌人发起反动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所必要的谈判和步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的时刻。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且正是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发起反动行动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所必要的谈判和步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想以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口号来结束我的发言：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国际党，它具有高度的集中并充满革命的战斗精神！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样一个党里，不能因为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的情况不同而改变国际的结构和组织。一个地区的代表，如果他们不同意组织的一般原则，他们不能参加全国的代表大会。 在集中的共产国际内，我们一定会有必不可少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将如同叛变行为一样受到惩处。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我以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的名义在这里发言。我们不想再过多地讨论意大利问题了。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个委员会。我们愿意尽力帮助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定会深入研究我们政治形势的所有特点。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后，如果我们有什么补充意见的话，我们将请求代表大会允许我们发言。 现在我们还是谈谈提纲和代表大会建议的议程问题。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包括两部分。 首先，人们已经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决议的建议意见。我代表少数派声明，我们现在就准备同意这些决议。 至于意大利问题．我们声明，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对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形势的处理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保留谈判解决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未来关系的条件和保证的权利。 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的第二部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它涉及了共产国际策略的根本问题。 我提请大家注意，在策略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建议提纲。去年5月的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个提纲不够具体，必须进行修改。这个意见得到了罗马代表大会少数派的支持。 但是人们事实上没有进行执委会所要求的修改。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但是修改的要求事实上没有进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相反，多数派同志认为——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提纲很好，他们已经两次通过博尔迪加同志向代表大会提出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口号提出1年之后，居然还要长时间地在理论上进行讨论，未免有点可笑。统一战线是争取工人阶级最广泛阶层的手段。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不理解博尔迪尔同志的忧虑，他在以算术的公式研究什么叫多数。多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必须从许多相互补充的角度①进行观察。看一看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了，党是否有力量开始行动，怕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机智。②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观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它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机智，看一看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了，党是否有力量开始行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一般说来，统一战线是在最短时期内争取工人阶级最广泛阶层的工具。 许多同志对于时间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时间对我们不利了。 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什么？请代表大会允许我断言，统一战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共产党努力把曾经属于社会党的、现在靠近共产党或者自认为正靠近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合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我承认，这第一种形式是特别危险的。人们有时企图创造一个表面上比较好的形势，结果反而造成组织状况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的危险。 尽管如此，我们总不能因为策略有危险而摈弃它吧。生活本来就充满了危险。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它不能借口困难放弃战斗的方法。 意大利共产党在提纲中声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只能允许个人参加。博尔迪加同志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提纲中的这一条正是少数派在意大利党的三月代表大会上反对过的。这个提纲如果真的完全为所有国家和一切时代所接受，那么我们将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没有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共产党没有能力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多数。 只要在社会党内还有工人存在，我们就必须抱着把他们争取过来的希望。要争取他们，就必须把他们成批地而不是个别地吸收进来，因为他们曾经参加过另一个党的组织，他们会带来道义上的以及常常是财政上的资本。由于他们的政治的良知，我们已不能要求他们作为个人参加进来。①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就从政治的良知的理由出发，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作为个人参加进来”，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正如1年半以前德国的情况一样，意大利也有过吸收原社会党的一些派别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着。我想问，在德国人们接纳了独立党左派，是不幸呢还是大幸？我想，现在人们可以从总体上说①，德国共产党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人们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必须预防②和克服这一行动的危险。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现在一般可以说”，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曾必须防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在意大利出现了有点类似的形势。意大利共产党奴性十足地声明，意大利社会党本身是绝不会分裂的。共产党一直到最后的时刻都相信这一点，但是意大利社会党还是分裂了。这是毋庸争辩的。 在一个缺乏坚强性格的国家，人们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最高纲领派已经变成共产党人了。我尽量避免胡言乱语。我只想说，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的分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是与党的多数派的前提条件以及他们的愿望相矛盾的。这个事实也是我们面临的统一战线的困难问题之一。 我们来说统一战线的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不愿把过去属于社会党的新工人吸收到共产党里来。尽管共产党拼命想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但也在努力同其他工人党和合作社进行谈判，并且暂时同它们结成联盟，旨在鼓动它们采取共同行动。共产党一直注意到保持自己组织的自由和特性。 即使在这种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中，我看，我们党的多数派也犯了错误。意大利共产党确实真诚地相信，它是接受这个第二种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我还想指出一点，意大利共产党是最先提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的政党之一，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在它成为共产国际的口号之前。①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尽管含义并不完全，但是在它成为共产国际的口号之前，意大利共产党就提出了这个口号。”
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在统一战线提纲中以及在采取第二种形式运用统一战线时的错误在哪里呢？ 无论是统一战线的第一种形式还是第二种形式都存在着困难。生活本身总是给我们带来困难。婚姻大事不是也充满困难吗？（笑声。）但人们还是缔结良缘了。婚姻上有困难，策略上也有困难。博尔迪加以为可以通过机械、人为的途径克服这些困难。他想区别对待。我们不同党派搞统一战线，但是希望同工会搞统一战线，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最自然的产物，因为我们在工会里行动可以更自由一些，在那里少丢面子。但他忘记了，同工会也同党派一样困难重重，在那里同在党派里一样，也有社会民主党人。（鼓掌。） 因此，博尔迪加同志的区别对待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在工会里会出现人们认为在党派里必须克服的困难。 是的，工会和党派存在着当然的区别。但是统一战线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最困难的政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统一战线策略上把工会和党派区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 博尔迪加同志说：我们反对由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组成常设机构。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组成这样的常设机构。恰恰相反，统一战线意味着反反复复的谈判破裂和重新接触。 因此我们不能把统一战线看成一个经常性的联合，就像上次斗争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不得不维持的那种局面那样。这样的联合对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无异于自杀。 然而局限在有共产党人的工会中的那种统一战线策略也是不够的①，即使从工会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有些团体当中没有一个我们的同志，例如在基督教或天主教团体中。这种团体在一些国家、在意大利是大量存在的。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然而在有共产党人的工会中采取限制策略也是不足取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为了同工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统一战线这是必要的——人们必须同工会的政治领导人谈判。 统一战线策略在意大利就是以如此抽象、如此教条的形式宣布的，可以说，目前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不具备具体形式。 让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工人政府的观点。博尔迪加同志和我参加了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后，我们回到了意大利。我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气，为的是要向同志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工人政府。显然错误完全在我这方面，我相信①，同志们根本没听懂我的解释。（笑声。）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但我相信”。
如果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清楚了，试图继续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想①，工人政府的思想现在也有了完全的表达方式。 ①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如果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以致试图继续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我想……”
我从来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看法，开始时他似乎相信，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我高兴地注意到①，他自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正了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里的问题是：在工人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国家，工人政府是统一战线的结果。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想满意地指出”，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事实上，仍在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目前还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促使他们能够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工人政府这个形式。 人们可以承认历史的可能性，工人政府可能是资产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现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府很有可能具有议会的形式。 这个可能性正是许多同志难以理解工人政府的原因之一。在意大利，由于过去社会党反议会派别①在建立和组织我们共产党方面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这样的困难是很典型的。我们许多优秀的同志对工人政府思想之所以感到吃惊，是因为他们害怕议会形式。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反议会党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向我们党的多数派一直是这样说的。 在工人阶级大部分还受到民主—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国家，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工人政府在一定时期一方面依靠工会组织，这个人们应该努力赋予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的组织，另一方面依靠议会形式。我们不能因为工人政府在某些时候具有议会形式而抛弃它。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俄国，共产党在三月革命［注：按俄历通称为1917年二月革命，而按公历，此次革命发生在3月。——译者注］后尽了一切努力，提高苏维埃的政治权力，当时共产党在苏维埃中还是少数，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政府纯粹是社会民主党性质而离开议会。在德国，在推翻了威廉帝国以后曾经有过议会，同时也有过苏维埃。 当然，共产党在工人面前应该永远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只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并且在阶级组织日益加强的监督下，才能组成和巩固。另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人们不及早地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政府也是不能抵御资产阶级进攻的。 我想对博尔迪加同志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再说几句话，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的博尔迪加同志要求共产国际执行越来越严厉的纪律。我们完全赞成博尔迪加同志的这一部分讲话。但是我们认真地请求，我们意大利党多数派同志不要把纪律只看成形式，而应当从共产国际的全部实践出发，把纪律变成党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鼓掌。） 主席： 在我们把格拉齐拉德伊同志的发言翻译出来之前，我想指出，发言者的名单还很长。我们必须更紧张地工作，才能结束讨论。因此，主席团建议，晚7时继续开会，明天这一天由各委员会支配。有反对的吗？（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